1.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社区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延伸 [1]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这要求完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众参与体制，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完善群众参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此，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是实现“共治”的重中之重 [2] 。乡村振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是破解城乡发展失衡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且在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也提出完善农民参与和长效管护机制 [3] 。可见，一方面，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居民参与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和基本保障，因此，提高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参与度刻不容缓 [4] 。
尽管农村社区治理主体逐渐实现单一向多元的转变，治理方式也更加融入服务理念，但农村社区治理仍面临自治程度较低、治理人才匮乏、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居民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5] 。尤其农村居民在自身、社区治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下，“无意”“无力”和“无路”参与社区治理现象明显 [6] ，使居民参与意愿强、参与行为少更突出 [7] ，不利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广大的农村居民作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是决定农村社区治理成败的关键因素 [8]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农村社区的居民参与遇到了很多阻碍，还难以满足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既有研究主要从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探讨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因素与机制。首先，个体层面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社区情感、行为主动性等因素。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教育年限、政治身份、经济水平等)对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具有显著的影响 [9] ；也有学者认为，社区情感(社区认同、社区归属感等)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前提和内在动力，社区居民在线参与行为都受到时间、兴趣、动员网络、社区情感承诺的积极影响，影响居民自发参与的动力 [10] ；更有学者认为，居民的行为动机、行为能力以及行为触发与其强互惠者、合作者主动参与行为亦有显著的正相关 [11] ，因此需要构建强互惠者认可机制，增强合作者责任感，提升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高度等措施。对于社区层面的因素，一些学者发现社区信息公开透明化、制度合理性、教育普惠性对居民的社区参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提高个人参与技能和集体行动力 [12] ；另一些学者发现，社会组织介入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社区参与，并对社区社会资本和社区工作满意度产生强化作用间接促进城乡居民社区参与 [13] 。
当前学界围绕影响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往往从整体层面予以分析影响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而较少研究影响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行为选择的因素。而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不仅是显性和刚性的制度构建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集体心理和情感塑造过程 [14] 。基于此，可以将研究视角扩展至剖析居民行为动机和选择。因此，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剖析计划行为理论的要素并结合研究对象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分析影响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为选择的因素，从而为基层政府及社区管理者提供引导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向和思考。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来源于Martin Fishbein提出的多属性态度理论，他提出行为的态度主要由自我认知和从众心理两个要素组成，并主张个人意向受态度驱动 [15] 。Ajzen Icek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行为理论，他认为可以从个体意向推断出个体行为，且态度和主观规范可以决定意向 [16] 。然而，该理论假定个体具备全面掌控本身行为的能力，这和实际生活中行为的出现一般受到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论是矛盾的。基于此，Ajzen Icek做出了改进并引进了一种最新的估测变量，将其命名为计划行为理论 [17] ，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五个要素。
因此，本研究选择该理论对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为选择进行探析，并根据研究内容的确定，把参与社区治理的意向直接转化为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
2.2. 研究假设
1) 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是否会影响农其实际参与行为？由计划行为理论可知，第一，行为态度代表农村居民对社区参与行为的认知和评价，即表示农村居民对于参与社区治理的看法。一般而言，农村居民对参与社区治理越接受，自身参与的意愿就会越强烈。第二，主观规范是指外界因素对个人行为意愿的影响，包括基层政府和社区管理者号召、社区精英和邻里带动等外界压力与规范。第三，知觉行为控制表示农村居民响应参与社区治理行动的实际控制力，诸如资源、机遇与个体技能等。一般而言，农村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实际控制力越强，越容易进行社区参与。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态度正向作用于其参与行为。
H2：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主观规范正向作用于其参与行为。
H3：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知觉行为控制正向作用于其参与行为。
2) 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行为态度是否会受到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农村居民对社区参与行为的认知和评价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包括参与途径获取、响应动员激励等(主观规范)，个人技能发挥程度、参与教育培训、公共空间使用等(知觉行为控制)，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其行为态度。
H5：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其行为态度。
因此，本文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及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构建如下图1所示的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图1. 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治理调查(China Social Governance Survey，简称CSGS)，该项目通过连续的长期抽样调查来获取有关中国社会治理的数据资料，从而为国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详实、准确的信息。且每年调查一次，采用定额抽样的入户(或线上)调查方式，分别调查中国城市、农村每年的社会治理现状及公众对当前社会治理现状的态度和看法，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以及较高的科学性和较强的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选择该项目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内容的确定等，经过对各相关变量的处理，剔除缺失值后最终剩下566个有效样本。
3.2. 变量选择与测量
3.2.1. 样本描述性统计
Table 1. Samp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在本研究样本中，男、女农村居民比例差不多，但在年龄结构上，18~40岁的青年农村居民较多，达到了64.00%。在教育水平上，受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农村居民共312人，所占比例55.10%，而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居民仅占1.10%。在婚姻状况方面，无配偶比例稍高于有配偶，所占比例为51.90%。在政治面貌上，农村居民中非党员有468人，所占比例高达82.7%。在身体健康状况方面，农村居民身体健康有365人，占比64.5%。在月均收入水平上，超过一半的农村居民月均收入在3000元以下。总的来说，该数据样本具有代表性。样本描述性性统计如上表1所示。
3.2.2. 变量构成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将行为态度潜变量操作化为“参与社区的选举活动能获得满足感”“选民的投票会对村选举结果产生影响”“如果我有需要，村委会能够提供帮助”，并根据统计描述可知，农村居民对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态度还较为满意，均值均为3以上。将主观规范潜变量操作化为“网格员是否经常与您沟通或者走访？”“您主动向网格员反映过问题吗？”“您所在地区的网格化管理效果如何？”，用以查看社区是否宣传并引导居民进行社区参与，且农村居民们是否因为得到指导并被带动从而参与社区治理，但从表2的描述性分析可知，农村居民们对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满意度还不是很高。将知觉行为控制潜变量操作化为“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时，您的参与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程度是？”“村务公开程度高”“村民的民主选举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村民个体在乡村事务处理中参与度高”，用以探究在农村居民在社区资源充足、参与社区治理机会多等情况的社区治理行为，从表2也可知，农村居民对社区提供的资源和机会都比较满意，均值都在3以上。将参与行为操作化为是否“参加村委会民主选举”“向村委会提建议或意见”“参加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参加社区内的公共服务、公益活动”，从表2可知，农村居民主要通过民主选举和社区内的公共服务参与社区治理。
Table 2. Structure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2. 变量构成与描述性统计
3.3.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来检验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实际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假设，设定如下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
(1)
(2)
(3)
式(1) (2)分别为自变量和因变量测量模型，ζi和ηi分别为外生和内生潜变量向量，x和y是它们的观测向量，λi(x)和λi(y)为待估参数，δi和εi为测量方程的测量误差。式(3)是结构方程，γi是反映外生潜变量ζi对内生潜变量ηi影响的待估参数，ζi是结构方程的测量误差向量 [18] 。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信度检验
在定量研究中，一般会存在抽样误差、测量误差和偏差，因此需要对测量数据进行信度检验。本研究通过SPSS 26.0软件，采用克隆巴赫系数信度检验方法分析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具体如下表3所示。一般认为，克隆巴赫系数在0.6以上则为可信，结果值越接近于1，则信度越高，而本研究中克隆巴赫系数均大于0.6，这说明各维度的信度符合要求，内部一致性较好，进一步说明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
4.2. 效度检验
4.2.1. CFA模型适配度检验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之前，需要进行CFA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如下表4所示，CMIN/DF (卡方自由度比) = 4.345，较为良好，RMSEA (误差均方根) = 0.077，在<0.08的良好范围内。且IFI、TLI、CFI的检验结果均达到了0.8以上的良好水平。因此，综合本次的分析结果可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实际参与行为的CFA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4.2.2. 收敛效度和组合效度检验
Table5. Convergence validity and combination reliability test
表5. 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检验
结合以上CFA模型具有良好适配度的前提下，检验各维度的收敛效度(AVE)和组合信度(CR)。一般认为，标准因子载荷值大于0.5、收敛效度值达到0.36、CR值达到0.7时，说明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较好。
由上表5可知，各个维度的收敛效度值均达到0.36以上，组合信度值也大都达到0.7以上，因此可以说明各个维度均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
4.3. 假说检验
本研究以AMOS 28.0软件为工具，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566份样本数据进行了拟合，并大多数指标达到了良好的标准，可见，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结构方程模型与样本数据之间的适配度较好。并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得出如下图2所示的路径估计图。
Figure 2. Estimate of the influence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on rural resident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ath
图2. 计划行为理论影响农村居民社区参与路径估计图
Table 6. SEM path relationship test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表6. 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影响因素SEM路径关系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计划行为理论影响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路径假设关系检验结果，如上表6所示。
首先，在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农村居民参与行为的关系上，行为态度对于实际的参与行为并不显著(β = 0.072, p > 0.05)，因此假设H1不成立。这与当前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无力”的现象相对照，尽管农村社区居民有意参与社区治理，但是受制有限于的自身水平，使得参与能力与参与期望不匹配，导致参与积极的动机也逐渐消退，进一步加剧参与低下的问题。但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都正向显著作用于农村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农村居民受限的相关知识都可以通过主观规范中基层政府和社区管理者的宣传和引导加以输入，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参与知识水平，并且在社区精英和邻里的带动下，引起农村居民之间的相互模仿，增加易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概率。而通过社区的支持，农村居民逐渐掌握了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并且在社区资源的辐射下，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更加得心应手，逐渐提高社区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因此，假设H2、H3成立，也就是说，当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每提升一单位，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分别提高1.002和0.254个单位。说明社区提供和输入资源越好，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越积极。
其次，在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的关系上，主观规范对农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态度没有显著影响(β = 0.094, p > 0.05)，因此假设H4不成立。这也与农村居民自身条件相关，即使基层政府和社区管理者把各类政策都贯彻落实，但是由于农村居民自身条件受限，很难接收到政策的目的，难以把要求与号召内化于心又外化于行，致使对基层政府和社区管理的宣传和引导不予理睬，导致社区参与度低。而知觉行为控制又可以通过提供各类参与和学习机会，让农村居民置身于把握中，渐渐对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有了信心，提高社区参与度，因此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行为态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β = 0.254, p < 0.001)，假设H5成立，即知觉行为每提升一单位，农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态度就提高0.721个单位。综上分析，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为的选择正向作用更明显。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实际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受到其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程度的正向作用，即当农村居民对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观规范响应程度越高、对知觉行为掌控的程度越好，农村居民越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其中，知觉行为控制不仅直接作用于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实际行为，还间接正向影响了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
因此，为了提高农村居民参与社区的意愿以及提升参与能力，助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发展党员队伍，并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党员与政府双向沟通机制，充分发挥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带头参与作用，进一步强化农村社区党组织服务能力，完善基层社区党建运行机制 [19] ，以党建引领农村居民进行社区参与。其次，要发挥“五社联动”的作用，以农村居民需求为导向，积极向社区输入各类资源，并在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服务社区居民的基础上，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效能，增强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知觉行为控制程度。最后，强化农村居民参与意识，营造社区文化，多开展公共活动，提升农村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提高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的关键。
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综合性数据，辐射范围广，而其中包含的“居民参与”主题并不集中，并且与理论相契合的题项不是很明显，这导致了本研究结论并没有用专门的量表测量的数据结果准确。第二，尽管本研究从计划行为理论出发，基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探究影响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因素，但是直接将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等同于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实际行为，并不能尽最大化地展出各个内容，精确度还不足。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使用专门的量表并严格按照计划行为理论的要求，从行为动机层面探讨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村居民参与度，破除“无意”“无力”“无路”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