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漆艺作为中国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漆器的制作不仅展示了精湛的工艺技术，也反映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追求。随着社会的发展，漆艺经历了由实用到艺术，再到现代创新的多重转变，不断丰富着人类的文化生活。本文试图通过探讨中国漆艺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及其文化内涵，通过具体的历史阶段的漆器实例，展示了漆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和艺术形式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从新石器时代发现的最早漆器，到汉代漆艺的繁荣，再到唐宋时期的转型，以及明清时期漆艺的辉煌，文章详细考察了漆艺在各个时期的技术革新、审美特征及社会文化意义。同时，探讨了现代漆艺的发展方向，包括现代漆画的兴起和漆艺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漆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本次研究基于漆艺的技术和审美的演变，强调漆艺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文化价值。
Abstract:
As one of the ancient art forms in China, lacquer ar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Neolithic Age. The production of lacquerware not only demonstrates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but also reflects people’s aesthetic taste and cultural pursui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lacquer art has experienced multiple transformations from practicality to art to modern innovation, constantly enriching human cultural lif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 lacquer ar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and through examples of lacquerware in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s, to show how lacquer art, as a unique culture and art form, has evolved over time. From the earliest lacquerware discovered in the Neolithic Age, to the prosperity of lacquer art in the Han Dynasty, to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glory of lacquer ar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article examines in detail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culture significance of lacquer art in each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odern lacquer art is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rise of modern lacquer painting and how lacquer art adapts to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spread and exchange of lacquer art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technical and aesthetic evolution of lacquer art,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cultural value of lacquer art in Chinese culture.
1. 引言
《易经·系辞》中讲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通常的理解是，大道无形，故旧形而上，器用之物为有形，是为形而下。“形而上”这一术语常被解释为“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强调从宏观的、抽象的理念出发，追求思辨性的知识探索。相对应的，“形而下”或“自下而上”则侧重于实证的研究路径，从细致的、具体的现象出发，逐步抽象化以求理论的构建。在这样的视角下，每一件器物不仅仅是一个有形的实体，更是一片由创造力与对生活质量追求构成的精神疆域，它们超越了物质本身，成为人们彼此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互相尊重、尊敬与珍视的媒介，为日常生活增添美感与希望。笔者将采用形而下的思路，以漆器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基础，与器物层面相结合，对器物的审美特征进行具体分析，尝试解析出漆艺文化的精神内涵。
2. 漆艺的起源——以漆弓为例
《韩非子》是中国漆使用的最早记载关于“舜做食器”“禹作祭器”的文字记载使我们可以将漆文化的起源追溯到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代它揭开了中华漆文化史的光辉一页为探索漆器的起源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1] 。
在杭州萧山区湘湖跨湖桥遗址的一处古墓中，考古学家挖掘出一件漆弓，这件发现被认为是迄今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漆器。此外，该漆弓也成为跨湖桥文化的象征性遗物。通过对该漆弓进行的碳-14年代测定，确认了它距今大约有8000年的历史，这一结果不仅打破了之前由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漆碗所持的历史纪录，而且还将中国古代漆器使用历史向前推进了整整一千年。这件漆弓无疑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漆器发展史中的一件珍贵实物证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兼跨湖桥遗址的第二和第三期挖掘员蒋乐平，对于在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提供了详细介绍。这件漆弓出土自与跨湖桥文化遗址相同的地层中，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总长约为17厘米，截面呈扁圆形。特别的是，在扁侧方向上，弓身的一个部分略呈偏斜，这个部位被认定为是抓手(柎手)的位置，宽度约3.2厘米，厚度约2.2厘米。除了柎手的位置外，弓的其余部分都覆盖有漆皮。这些漆皮表面带有皱痕，局部有脱落现象。弓材为桑木之心材。弓身多处残断，截面为扁圆形，中间略粗，两端略细，弓柎保存完整，漆弓上附着的漆皮呈雀色，表面光洁，无杂质。从其漆膜色泽判断，所饰物质材料为原始生漆，未经过加工或仅作粗加工(如图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兼跨湖桥遗址的第二和第三期挖掘员蒋乐平，对于在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提供了详细介绍。这件漆弓出土自与跨湖桥文化遗址相同的地层中，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总长约为17厘米，截面呈扁圆形。特别的是，在扁侧方向上，弓身的一个部分略呈偏斜，这个部位被认定为是抓手(柎手)的位置，宽度约3.2厘米，厚度约2.2厘米。除了柎手的位置外，弓的其余部分都覆盖有漆皮。这些漆皮表面带有皱痕，局部有脱落现象。弓材为桑木之心材。弓身多处残断，截面为扁圆形，中间略粗，两端略细，弓柎保存完整，漆弓上附着的漆皮呈雀色，表面光洁，无杂质。从其漆膜色泽判断，所饰物质材料为原始生漆，未经过加工或仅作粗加工。
光润的漆层不仅在审美上为漆器赋予了美丽的光泽和舒适的手感，也在实用功能上提供了重要的保护。这一层漆能有效地防止风霜雨露对漆器的侵蚀，从而延长了漆器的使用寿命。这一现象充分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古人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对自然资源的精湛加工技术，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审美观念的高度发展，展示了古代人类在与自然和谐相处、利用和美化自然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漆器在实用的需求下产生，展现出原始时期的质朴、自然的审美特征。远古时期的人类社会各个方面都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的行为都出自于动物生存的本能，但当智人开始思考和使用工具与开发身边材料的功能时就是人类文化开始萌芽的起点，可以把这一时期也就是漆艺文化的起源。
3. 漆艺的第一个高峰——以汉马王堆出土漆器为例
漆艺经过历史的发展，在技艺、造型、内涵上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汉代时期迎来第一个高峰，其中以马王堆汉墓漆器出土最具有代表性。马王堆汉墓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700多件漆器，不仅数量惊人，其艺术水平之高也令人赞叹。这些漆器涵盖了从日常生活用品到仪式用具等多个方面，展现了西汉时期漆器制作技艺的精据《盐铁论》记载：漆器乃汉代人“养生送终之具也”，汉代人在生活中和死后都要享用漆器，对漆器的普遍追捧造就了产业的兴盛，并从根本上推动了工艺技法的成熟与革新。而汉马王堆漆器所在的楚地从春秋战国时期，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随着中原地区战乱的不断加剧，许多未能成为胜者的小诸侯国和部落纷纷向南迁移，以躲避战争的灾祸并寻找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环境。这一大规模的南迁不仅带来了人口的流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手工艺技术。楚地以其特有的气候条件——冬季寒冷、夏季酷热、湿度较大，以及丘陵、山林和水系发达的自然环境，为漆树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野生漆树和人工种植的漆树开始大规模种植，逐渐形成了以漆树种植、漆料加工到漆器制作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这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漆艺技术的进步和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而后汉代一统江山，进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对政局稳定，经济富足的发展时期，汉代漆艺所呈现的是物质充裕下大气疏朗、质朴浪漫的文化特征(如图2)。
秦汉漆器的造型比战国更为丰富，就耳杯为例，不仅生产数量多，而且双耳造型有变化，早期为椭圆形，晚期为菱形。漆盒的造型更是丰富多彩，有圆形、方形、椭圆形、马蹄形，双菱形等 [2] 。在审美特征上，楚汉文化在漆器的器型，图文，色彩上得以充分施展，漆器上多以呈现神怪形象、升仙场景、祥云瑞兽等装饰内容，显现出汉人多幻想成仙圆满的飘渺愿景，所以汉代漆艺整体上凸显出奇幻浪漫、瑰丽神秘的文化内涵。
4. 漆艺的转折——以唐代漆器为例
在唐代出现漆艺的第一个明显转折，相比汉代漆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局动乱社会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流行的薄葬风气到隋唐时期更是颁布禁止漆器随葬的条例，导致这一时期挖掘出土的漆器文物都很少。随着我国瓷器技术的日渐成熟，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价值逐步超越了传统漆器，这一变化对漆器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面对瓷器制作技术的兴起，漆器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其发展面临了一定的挑战。面对制瓷技术进步对漆艺使用范围造成的影响和限制，漆艺从业者们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旨在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不断提高的需求。他们将漆艺品的发展重点转向了具有更高欣赏价值和装饰性的工艺品方向，强化了漆艺在装饰领域的应用，逐步使之被贵族阶级接受。
在审美特征上，在这个阶段，漆艺工艺经历了迅速的发展，不仅图案设计日益多样化，而且造型更加丰富立体，色彩绚丽夺目。工艺技法达到了熟练的水平，涌现出众多精致的艺术作品。唐代漆器的主要成就可以通过琴和铜镜这两类物品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九霄环佩”紫漆琴和“大圣遗音”琴，以及日本正仓院所藏的金银平脱花鸟镜和花鸟人物金银平脱琴，都是杰出代表。当时流行的漆器工艺技法包括螺钿镶嵌、金银平脱、夹苎造像、平脱和雕漆等，其中螺钿和金银平脱尤为盛行，这些工艺品展现了盛唐时期的雍容华贵审美和自信开放的漆艺文化内涵(如图3)。
5. 漆艺的新生——以宋代漆器为例
宋代见证了都市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士大夫阶层开始宽容地接纳市井文化。同时，他们自己也致力于创作融合雅俗的作品。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呈现出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态势。这意味着漆艺文化的终于从封建统治者中的贵族阶级垄断中挣脱出来，走向了平民百姓家。
宋代的漆器产业不仅在官方层面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监管生产，民间的漆器制作也相当普遍，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体系。在宋代，漆器行业的商业化水平显著提高后形成了行业内部的专业细分，具体体现为不同的“行”和“铺”。文献如《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记录了城市中漆行和漆店的存在，而《清明上河图》则通过绘画生动地展示了当时漆器业的繁荣场景。在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以及温州等地，漆器作坊广泛分布，这些地区的成品漆器上常标注有“温州造”、“杭州造”等产地标识，反映了当时漆器制作的地域特色和商业化程度。
此外，民间漆器上还常带有商铺的名称，如“辛大郎祖铺”、“杭州元本胡七郎”等，展示了漆器行业商业化的另一面。在巨鹿出土的一些漆盘上，甚至刻有“货真上牢”等字样及价格标记，这种做法可视为一种商品宣传广告语，反映出宋代漆器不仅是市场上的常见商品，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宋代的民间制漆业已经相当发达，漆器产业的繁荣不仅体现在技艺上，更在于其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文化特征上，宋代三百二十年的统治期间，科举制度越发完善，不少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了仕途，从此建立了以文人为核心的话语权，促进了士大夫阶级的迅速成长。加上市民经济的诞生，于是雅俗兼备的精致与俚俗互通文化特征以此形成了。
宋代漆器图案追求简约、质朴，以一色漆最为代表性，反映出该时期漆艺的美学趋向。从江苏宝应出土的一系列宋代漆器中可以看出，包括盒、碗、盘、盂、钵、盆、罐、豆、梳子等器物均通体髹素漆，有圆、方、莲瓣、葵瓣、葵口、折肩、倭角等造型；漆色则以深沉见长，其中黑、褐两色为主，而朱色较少 [3] 。时下流行的风格是花瓣状的口沿，其中莲瓣形最受推崇，它的形状简洁而轻盈，花瓣极其轻薄，线条流畅雅致。整体上采用黑漆，内壁则涂以朱漆，展现了一种素雅而简淡的美感。文人阶级追求高雅脱俗的审美观念，导致宋代美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追求简约、回归本源。因此宋代漆艺展现了一种典雅而平和的艺术风格，以其优雅的造型和纯净的色泽著称，摒弃了多余的装饰，展现了一种内敛而朴素的美。这种艺术风格以实用性为本，体现了一种清新雅致的文化内涵(如图4)。
6. 漆艺的再创辉煌——以明清漆器为例
在明清时期，手工艺界整体呈现出极度繁荣的景象，漆工艺亦然。明朝初期，为了恢复和促进农业及手工业生产，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曾在元朝时期沦为工奴的匠人重获自由。这些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官营和民营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对漆器生产的关注表现在政府扩大漆树种植的规模，并且皇家对漆器的需求持续增加。到了永乐时期，甚至设立了专门负责生产御用漆器的“果园厂”，进一步推动了漆器工艺的发展。明代漆器有菱花式、葵瓣式、梅花式、海棠式、葫芦式、荷叶式、蔗段式、瓜棱式、茨菰叶式等，这类造型的漆器又多为雕漆器 [4] 。
清代对漆工艺的发展继承了明朝的传统，并在康雍乾三朝达到了顶峰。康熙年间，宫内特别设有养心殿造办处“漆作”，专门从事漆器的生产工作，乾隆时期，这一传统得以继续，维持有“油漆作”的设立。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使得民间制漆业也随之蓬勃发展，官方与民间的漆器生产同步进行，促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制漆中心，比如北京以其精细的雕漆闻名，而福建则以脱胎漆工艺而著称。
总体来说，明清漆艺的辉煌与封建统治阶级的集权者的喜好是密不可分的，明成祖朱棣对雕漆制品有着特别的偏好，在永乐元年、永乐四年和永乐五年，朱棣曾三次将剔红和俄金漆器赠送给他国领主，其中一次赠送的就包括了九十余件的剔红盘和盒。到了清代，皇帝对漆器的喜爱甚至超越了明代，他们不仅喜欢漆器，有时还亲自参与漆器的选制。雍正帝尽管以俭朴著称，但他仍然对漆器却情有独钟。
在审美特征上，这一时期的漆艺工艺中央集权的推动下得到迅猛的发展，并且逐渐往着奇工淫技的方向发展，所以皇家等贵族阶级的使用的漆器多为精巧繁复的风格，明代漆艺整体是由朴实大方向繁缛纤细发展，入清以后更是日趋纤巧精细，技法多样，制作精良，装饰细密繁复，功能上更侧重陈设赏玩。而民间漆器仍以简洁实用为主(如图5)。
7. 漆艺的挣扎求生——以现代漆画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漆艺的发展经历了多个不同的阶段，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党和政府对于传统漆艺的振兴与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为漆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种全面复苏和发展的背景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四川美术学院漆器专业的师生们，在沈福文的领导下，对漆器工艺和漆画的创作进行了系列的实验性改革，开启了漆艺发展的新篇章。这些改革不仅丰富了漆艺的表现手法，也为现代漆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尽管现代漆艺在技法、材料等方面取得了发展，但多数漆器生产厂家仍旧沿用传统的宫廷玩物概念进行造型设计，创新力度不足，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实用需求联系不够紧密。这导致漆艺品在市场上受到相对冷遇，公众对漆艺的认知和兴趣也相对较低。这种现象反映出漆艺行业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创新，使传统漆艺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提升其市场活力和公众认知度。漆画作为画种的历史还很短漆画从装饰艺术到纯艺术，对传统还要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比如漆画技法的自由度还应该更大；漆画题材的包容量还应该更宽；漆画的精神内涵还应该更深；漆画的形式风格还应该更加多样 [5] 。
现代工业革命后有大量的新型材料诞生，致使漆器因工艺较繁复和较高的价格等原因逐渐淡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脱离生活用具的实用功能后的漆艺发展逐渐偏向观赏的工艺品、纯艺术类作品的方向，例如漆画和漆塑等。漆画语言丰富，思维不受限制。漆画主要是以大漆为主要媒介材料进行的绘画创作，其作品展现了装饰性强、形式感十足的气质，当然也不乏贴近现实、写实主义的作品。近年来，我国传统漆器工艺和日本、韩国等国漆艺的交流，漆塑这一艺术形态逐渐兴起。漆塑艺术家在尊重传统漆艺经典技法的同时，结合现代艺术形式和多种材料的运用，表达了当代艺术家对于时代、社会和文化的思考与见解。
在现代社会的文化演进中，个性化、多元化和技术的综合性成为了主流发展的基本特征，经历了百年的迅猛变化。在审美观念上，更加强调以人的内在文化意识和精神追求为度量标准，审视和欣赏各种美学形态。这种以人文主义精神为本，追求自由和包容的审美特点，成为了现代漆艺文化的显著特征。
8. 总结
漆艺文化的实践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它同样代表了一系列技术和规范的体系，这些在漆艺制作过程中得以体现和传承的技艺，构成了漆艺在制度层面的持续。在每件漆艺作品中，不仅反映出精湛的工艺技能，更承载着深厚的审美理念和文化价值，是一种集体记忆和精神传承的象征。从史前时代至今，随着制作技术的演进，漆艺不断地通过雕刻、镶嵌、彩绘等复合技艺进行创新，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地域和时代特征的文化表现形式。每一时期的漆艺，都是那个时代文化特征的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审美取向和物质文明的结合。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漆艺所传达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的进程，它是历史文化的延续，也是创新发展的结果，漆艺的每一次变革和发展都富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意涵。在全球化的今天，漆艺不仅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桥梁，也为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语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