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从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到分工合作的工场手工业，从市民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生产工具的日新月异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更加严峻的社会矛盾。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发现了资本增值与人的贬值的相悖关系，随之相应地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说。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家用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研究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包括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要素，而政治经济学家们却将这四个要素割裂开来。他认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1]，即人所具有的社会性质说明人从事的生产活动必定不会是单独的、孤立的。另外，马克思还批判黑格尔把历史作为一种绝对精神的显现，从而推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而这一开端也拉开了他对“历史之谜”解答的序幕。
2. “历史之谜”的问题根源
何为“历史之谜”呢？马克思认为，“历史之谜”是一个涵盖了人的异化现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的谜。
2.1. 异化问题
“异化”概念的提出并非始于马克思，马克思也是受其他哲学家的影响后才开始发展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概念，比如卢梭、黑格尔，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
黑格尔是第一个将“异化”作为哲学概念使用的哲学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思辨异化理论，认为世界是观念异化产物的同时也将异化理论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同意黑格尔的一些观点，如国家与市民社会是相对立的，但他认为黑格尔此种对立将现实生活分隔开来。两者对异化的不同见解表现在他们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未区分对象化和异化的基础上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相区分。他认为，对象化不需要消除而异化需要被消除——因为前者是人通过客观对象性关系表现出自身本质力量的实践类本质，在此过程中，人不但能创造出新的对象，且能将自身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后者与人相对立的同时又支配着人。因此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2]。在对象化下，生产劳动的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此时劳动产品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创造且是为己所用的产品；异化下，生产劳动的目的是价值，劳动产品是一种具有被动性的创造且是为别人所用的，并以此使人自己得以获得生存资料的产品。
马克思在批判和继承了黑格尔异化理论后，对异化作出四种规定性：人类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生产出的物品越多越便宜；人与其生产活动的异化——生产活动不再是一种快乐且肯定的劳动；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生产劳动成为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手段；人与人相异化——工人与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与自己的生产活动、与类本质相异化的最终结果——人与自己、与他人相异化。想要弄清楚异化的根本原因就必须弄清楚私有财产的运行规律，这也是解决“历史之谜”问题的重点所在。而在马克思看来：“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3]。换句话说，私有财产并不像它所显示的那样是异化的原因，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关系：私有财产经由异化劳动而生成，私有财产在推动异化劳动发展的同时又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因此，在《资本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说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联，那么异化劳动根源何在？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是私有制的过程，而私有制是分工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分工催生私有制，而私有制最终走向异化，即，分工——异化的根源。马克思揭示异化根源后，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人与这种不平等的、畸形的劳动状态相分离，并实现人的解放。
2.2. “人的解放”问题
马克思提出“人的解放”，其目的就是要把人从被资本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以达到自由的状态，这一自由的状态即共产主义状态。在这种从前一状态进入新状态的过程中，人会同时受到自然力量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必然伴随着异化。因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同自然界以及人同人之间矛盾的现实解决”，也就是说“人的解放”问题首先要以解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矛盾两个问题为前提，从而逐渐步入共产主义。
2.2.1. 人与人的矛盾及其解决
如前所说，马克思认为异化表现在四个方面，因此，所有的异化问题最终都是人同人之间的异化问题。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但社会问题只存在于社会之中，即类本质与个体本质不统一的情况之中。马克思说：“动物和他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 [4]。按马克思的说法：动物的本质在其出生时已经被规定为其生命活动，动物的生命与其本质是同一的，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天生的、自然的、生物本能的活动；因此能形成社会的只有充满意识、能将类本质与个体本质相区别的人。人的本质是人有目的地、主动地从不同的个体本质向阶级本质回归的结果，这个个体本质到阶级本质的中介便是社会。因此马克思说：“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 [5]。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的细化使得工人的劳动只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生产活动变得单一，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无法感到幸福，反而感到不幸。这种社会关系虽然由人的生产劳动产生，但同时也制约着生产活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付出的越多，他获得的就越少，因此，人与社会间也充满矛盾、相异化。
2.2.2. 人与人矛盾的解决：人与人是自由的联合
从马克思对分工及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分析中可以得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是分工的演变，尤其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决定着人们的交往形式和内容，起初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基本相适合，即人们的生产与其生活条件之间没有对立关系，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获得相应生活条件、可以满足基本需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能力。生产力是由主客观意志所决定的，而人的活动又受生产力制约着，因此，人的交往形式必然会随着人们交往形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上的交往形式的变革。马克思指出只有以现有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为基础，唯有发展“个人联合所有制”以替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下存在的内在矛盾才能得到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使自己的劳动得到充分的自由和自主。
2.2.3. 人与自然的矛盾
人与自然的矛盾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人对自然有依赖性：人的生产生活资料都来自自然，并且，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势必被外部对象、外部自然界所规定，离开自然界人的生命本质便无法表现；另一方面，人对自然具有主动性：人与动物不同，人是有意识且主动地追求自由，虽然人与动物都会受到外在自然的规定和束缚，但与动物不同的是人在被规定的过程中能通过自身主动性的发挥把外部对象作为自己认识、改造的对象。
首先，自然对人进行制约时，人也依赖于自然：人产生于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远古的类人猿到如今的人，从肢体语言到符号语言，从手与生活资料的直接接触到生产工具作为手的延伸与生产资料接触，人的生活、生产都无法离开自然进行。
其次，人对自然也具有主动性。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还体现在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通过主客体的确证关系来获得自身本质的——人把人本身当作主体存在，把自然中的一切视为客体对象加以认识和改造。人不同于动物那般通过种属来适应自然规律，人是发挥主动性来改造自然，使最初来自于自然的最纯粹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得更加满足于人的需要。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6]。人与动物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人是有思维且是理性的，具体体现在动物活动仅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而人的实践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人通过劳动实践改造着客观对象世界，在基础上进一步掌握规律并把握事物本质，以此不断满足人的生产生活需要。
2.2.4. 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论》被描述为三种：原始和谐关系、斗争关系和和谐统一关系。原始和谐关系是由于自然对处于原始社会时的人类来说是未知的，对于自然的一切都致以敬畏和崇高，且此时的人还疏于主观能动性的运用；斗争关系的产生是人对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的觉醒所导致，人认识能力的提升和科学技术的出现使得自然对人来说不再是神一般的存在，而是人获取生存和发展资料的场所，人通过劳动和实践不断积累经验，逐渐摆脱那种一切听命于自然规律且受自然压迫的奴隶身份，开始成为与自然相抗争的存在，且慢慢变成自然的主导；最后，和谐关系的产生意味着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及渴望与自然共生的愿景。
要实现人从自然中解放、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并非单行独断的只发展人的被动性，也不是将人的主动性发展到极致，而是两者兼程并进。既要使得人在自然面前的被动性有所改变，同时也要使得人的主动性有所增加。马克思认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每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产生于自然也依赖于自然，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人一方面要按照自己的本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自然改造为人化自然，又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一味追求发展对自然肆意妄为。
马克思把人从自然解放的正确道路描述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即人通过实践不断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并用这种规律约束自己的行为，再对自然进行合规律性的改造使其符合自身目的——这也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
3. 历史之谜的解答——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7]。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及人的自我异化的一种积极的扬弃，共产主义就是并且其自也深知它本身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3.1. 真正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社会制度发展进步和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 [8] ”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就是共产主义的发展，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最终结果，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是社会客观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马克思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是无法脱离于私有财产的经济活动过程的，共产主义应该做的是使私有财产回归其本色。
此外，马克思也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生活的唯一目的是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财产，他们追求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同样，他们希望通过工业家的全面统治达到普遍化从而改善工人状况，由此工人成为每一个人的身份。在这样的形态中，绝对的公有就是绝对的私有、绝对的肯定就是绝对的否定，表面上对私有财产占有状况的消除，实则是把社会变成了最大的资本家，统治社会的仍然是物，且人们仍然处于一种被剥削的状态。马克思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是从对立的角度看待历史发展的，是消灭事物而不是扬弃事物。尽管其力图将自身包装为“积极共同体”，尽管其承认这是人类向自身的复归与人类自我扬弃相疏离，但是这种共产主义仍不了解“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实质，未能彻底扬弃私有财产而不足以实现其“粗野共产主义”。
那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8]。真正的共产主义强调完全自由自觉的复归，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斗争的真正解决”主要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解决意味着对立的消失，也意味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主导地位之争矛盾的解决、人与社会价值之争矛盾的解决，不再有物质和精神的界限，不再有自我意识和客体的矛盾。所有这些对立面都消失了，实现了统一，共产主义就是这种统一，它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觉悟状态。
对于资产阶级担心共产主义会消除私有制“私有制的消灭意味着一切活动的停止，随之带来懒惰之风”的说法，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努力工作却一无所获的资产阶级社会都不因懒惰而灭亡，那么资产阶级的顾虑就可以消除。因为共产主义并不是希望私有财产消失，而是要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随着我们走向共产主义，工资劳动将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他说：“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9]。并且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将之前的所有阶级都废除，共产主义要消灭的是与当时的生产力不相符的剥削资产阶级，要消灭阶级差异和阶级对立。成为“自由人的结合体”，意味着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3.2. 共产主义的实现
共产主义是一个从个体解放到群体解放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漫长过程。
马克思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阐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10] ”，说明了他认为在共产主义时代，随着分工逐渐被取消，生产资料也逐渐从资本家手中转向联合起来的个体手中，再加之共同计划、联合经营等生产方式的采用，商品与商品之间不再有竞争的关系，人也不再是孤立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1]，个体之间的关系将是互助的，个体的发展将得到其他个体的帮助，从而实现真正的结合。因此，它具有马克思意义上的真正社会性。
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节制压榨和生产分工给工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个人利益无法转化为社会利益，个人生活和社会之间物质生产的矛盾是无法调节的。马克思本人对于如何帮助贫苦劳动者早日得到自由劳动和解放自由有着十分深切透彻的认识。他还指出，要想达到资产阶级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自由劳动的解放，就必须彻底消除封建资产阶级私有制;在《资本论》的著作中，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和社会资本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运动，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走向消亡的道路和社会主义有可能逐步取代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客观规律。而要实现共产主义则要靠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完成，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区别于其它阶级来说，是一个最进步，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和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唯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承担起实现人类解放并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任务。
此外，马克思认为，摆脱物的控制是实现人真正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所在，但宗教的出现和异化意味着人的精神领域被支配，经济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则意味着现实生活的被支配。因此，想要摆脱物的控制实现人的解放首先必须创造出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其中物质条件包括脑力劳动者和纯体力劳动的矛盾关系逐渐消失、生产力技术和先进生产工具技术的相对高度的发达、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等等;精神条件主要含义是指使人们逐步摆脱了自私和自利而达到具有共产主义精神条件的状态。马克思曾提出将文化体育劳动和科学智育劳动相结合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指导下实现人的全面和谐自由健康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的措施，把文化生产和劳动生产与科学文化和教育活动紧密地结合，让每个人都有了自由地选择从事脑力劳动工作或从事体力性劳动工作的机会，脱离了生产力发展谈教育或脱离教育谈生产力都会导致人的片面的发展。
同时，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必须通过实现人自身的价值来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是说，劳动是一种自主的生产活动，而不是在资本家强制性的分工下被局限在某一劳动领域而进行谋生的手段，人的生命活动同样应该是自己生命本质的确证。人们可以通过创造性活动即实践来超越自己，从而成为一个全面的、自由的、充满主体性的人，并将这一过程提升到精神层面，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劳动所带来的精神愉悦。
总的来说，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历史本身的进程，而且取决于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蓬勃发展，取决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和扬弃，取决于人的全面自由的解放，这才是对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
4. “历史之谜”之解答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升华。”虽然马克思的思想距离我们已经数百年，但他的思想对当代中国来说并未失去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和壮大生产力，创造了充分的物质、精神财富使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的面貌日新月异，不断实现远大理想的伟大实践，正是将马克思的思想用在了当代中国。
4.1.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道路的构建
马克思在其《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也曾专门对像中国这种直接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规定，认为这种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经历了“长久阵痛”才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出来，势必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保有着旧时的模样，在发展方式上也与“高级阶段”相迥异，要想跳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地走向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是可望不可及的。在马克思思想学说的积极作用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形成新认识。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12]。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当代中国的发展务必要认清现实，不论是在长远规划还是日常规划中都要牢记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因此，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将理论与国情相结合，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不可一蹴而就，这一阶段是“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13]，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同时认识到只有对当下的发展阶段有足够正确的认识，才能进一步确定发展的道路和途径，才能矢志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此外，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的深刻领悟。马克思在描述真正的共产主义时提到了“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把平等视作经济建设中唯一重要的因素，因此马克思将这种共产主义描述为“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可见，马克思是反对这种均等化的追求的，他认为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把物质问题解决好，才能提高人的素质，促使社会的进步。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也反复重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14]。由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便成为了“硬道理”，计划经济体制也朝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向，党和国家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之间找到平衡点，“我对西方国家一些来访的人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1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保证人民(且不是少数人)是最大受惠者，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着力解决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16]。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根本在于“授之以渔”——一是在教育方面进行强化，提高低收入人群的自主发展能力；第二，在健康方面进行保障，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要促进再就业，对特殊群体制定专门的就业救助制度 [17]。虽然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仍然呈现巨大差距，但只要我们对收入差距两极分化的原因进行客观分析且准确把握低收入人群的特点，就一定能够如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一样取得显著成效。
只有在经济建设得到充分发展、物质条件能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人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但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从内容和途径上看同马克思的论述存在着差异，从促进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人的个性三方面看，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一是在促进人的劳动能力全面发展中能够确保人民实现体面劳动；二是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整体发展中破解了城乡差距过大、贫富差距过大等难题；三是在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上，要求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辅的收入分配机制，在推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融合上，强调共同富裕；最后，在全面发展人的个性方面发挥了教育的导向与塑造功能，社会主义的教育在发展人的个性能力、自由表达等方面进行了更大的改革，在形塑人的全面素养、道德品格等方面做出了更大的努力，且在培养人们审美趣味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突破。
4.2. 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新道路
党和国家除了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认识到了“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精神文化的充实、文化权益的满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必须完成的任务，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群众主体地位，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当代中国把群众作为精神文明的起点和终点，充分认识到群众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成果的享用者，并积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了充实人们精神文明之路。此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入侵突显了马克思所揭示出的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们深陷在物质主义的泥潭中不可自拔。可见，如此的价值观需要重新建构，在重建过程中首先要直面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价值冲突，但也正因存在差异才使得价值重构成为可能，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上建立起新的精神文化标尺，从而为当代价值、信仰建立起基本价值体系，同时引领精神文明的重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坚持就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重新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上必须坚守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自信。只有增强文化自信，才能对新时代的精神文明产生正确的引领作用，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精神中的引领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就是“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18]。同时，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重塑不仅是重塑一种能接受民主、法治、自由的包容思想，其中的和谐、敬业、诚信也是一种能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的先进观念的重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思想领域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势必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拓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加强党对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并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二是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引领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的同时发挥文化引领作用；三是要从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完善文化产业及文化市场体系，从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等方面来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型现代文化产业。
以上，可看出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中蕴含着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到达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状态，但在他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在物质和精神上对当代中国来说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