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对技术座架(Ge-Stell)的严厉批判，构成了晚期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话题。尽管这一批判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鲜明的进步强制特征，反映了现代人类在日趋异化的技术发展中陷入的驱迫境地，展现出海德格尔彻底消解主体形而上学、回归存在本真的宏阔哲学理想；但是，海德格尔为此提出的解决方案，即返回到技术本质中“用于真理之本质的守护”的那一面，却呈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明显的虚弱性。理解这一虚弱性，需要溯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构境比较、返回到他们对人的“前理论”生存情态的探讨当中。
2. 从“此在”境域到技术批判：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勾连
晚期海德格尔所开展的技术批判思想，是对其早期由《存在与时间》阐发的“此在”生存论分析所作出的、合乎现代世界发展状况的延申。在《存在与时间》当中，海德格尔指认“操心”(一译为“烦”)为人这种敞开的“此在”所具有的基本生存方式。此“操心”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操劳”于上手事物，二是“操持”于“与他人的在世内照面的共同此在共在”([1], p. 222)。区别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以主客二元的、高度理性化和概念化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基本态度，海德格尔突出地强调“此在”的敞开性，将“此在”置放在与物、与人所共在的关系性生存境域中，以此来观察其生存情态的开显方式。
其中，对“上手事物”的“操劳”主要关涉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在被使用的用具中，‘自然’通过使用被共同揭示着，这是处在自然产品的光照中的‘自然’”([1], p. 83)，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载体的工件，不仅承载了人类利用它的方式、合用性，而且指向了它被用于的对象(“承用者”)；随着工件的“上到手头”，人类借其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逐渐被完整地揭示出来。为此，我们会想起海德格尔那个关于“锤子”的著名比喻：当锤子充分合用、如臂使指时，我们沉浸于对锤子的使用中，以“前反思”的方式开显我们关于锤子和被锤对象的存在；当锤子不再合用而被作为一件现成的东西摆在手头的时候，我们关于锤子的性质和功能的反思才开始以概念化的形式浮现。当然，这并非“先有鸡，后有蛋”的因果论描述，而是指向人的具体生存不断辩证演进的开展历程。
这种“上手状态”对自然的揭示，构成了海德格尔生存论分析的重要环节。事实上，此时的海德格尔已经充分关注到了这一境域中所开显的“自然”状态。在对《存在与时间》第一部第三篇的写作计划中，他提出了包括“为什么世内存在者首先在‘自然’中被发现”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认为“只有凭借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才能对世界问题的提法有积极的领会”([1], p.117)。尽管这一计划并未付现，但很显然的是，海德格尔对于自然关系在“此在”生存中的本原性地位已经产生了相当的重视；这种重视极大地影响了海德格尔此后的学思与日常生活，并且构成了其开展技术批判的基本立场。
在写于1950年的《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海德格尔初步阐发了他的技术批判思想。如其研究的一贯风格，海德格尔在文中对“技术”一词进行了希腊语词源上的追溯，指出“希腊文Technicon (技术)意味着Techne (技艺)所包含的东西”，而“技艺”又是与创作、产生乃至“美的产出”直接相关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Techne一词与Episteme (认识)一词交织在一起”，它们共同指涉“对某物的精通”，是一种在使用与精通的过程中不断理解和创造的过程化显现，是“把真理带入闪现者之光辉中而产生出来的解蔽”([2], pp. 931+952)；这就将我们直接引向了其早期对“上手状态”的生存论分析当中。
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区分了手工技术和现代技术，认为前者才是希腊意义上的原初技艺类型；后者尽管依然包含产出和创作，但其技艺中所包含的艺术一面已被遮蔽，因而“变为了一种强逼性的、压平生产者和产出者(除了它自己)的发生构架或座架(Ge-Stell, Enframing)”，逐渐脱离了人类的掌控。对此，海德格尔并未流俗地将其归因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而是将二者共同指认为源自古希腊的“数学因素”(Das Mathematische，the Mathematical；希腊语为Mathemata)在当代的形而上学显现，指认为“此因素在现代形而上学中的主体/客体化”([3], p. 57)。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笛卡尔在“我思”中实现了对数学研究的主体化，使得“其它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这使得掌握数学规律的人类实际上成为了世界的“最高原理及其‘主体’”([2], p. 882)，成为了作为“客体”的一切物得以说明自身的必由中介；客体因而被贬为了依主体而存在的“表象”。
正是在这“表象”状况中，现代技术呈现出不同于手工技术的同质化、现成化特征；它以支离破碎的现成工艺流程肢解了传统技艺“将物中潜藏的可能性以合乎生活内在尺度的方式开启出来”的开展方式，用表象化的数学因素来“冲压出产品”，从而将整个现代人类社会摆置了在技术的座架(Ge-Stell)之上——在这种作为现成性和确定性之显现的“座架”中，人类逐渐丧失了对世界进行创造性感知的可能。诚然，海德格尔对这一现状并不抱有彻底的悲观态度：他援引荷尔德林的诗句“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指出在现代技术之硬性的、座架化的一面背后，同样包含着“柔性艺术创作(产出)化、隐显交织地解蔽化”([3], p. 59)的一面，认为破局的关键即在于着力发掘现代技术的后一方面特质、返回“诗意的栖居”当中。但是，这种看似“辩证扬弃”的方法，实则是以个体的能动性直接面对那已然高度异化于人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技术“巨像”，从而呈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明显的虚弱性。为此，溯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构境比较、返回到他们对人的“前理论”生存情态的探讨当中，有助于理解这种“虚弱性”的根源。
3. 感性驱迫下的现实生存：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本体论构境的同异之辨
在对海德格尔的研究中，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同其开展比较互鉴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研究者(如马尔库塞等)试图融通二者思想、激活他们在批判形而上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方面的种种理论共鸣；切近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围绕海德格尔思想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不乏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与马克思的本体论哲学革命进行比较互释、在发现二者后形而上学思想共性的基础上清理苏联教科书体系残余的有益尝试。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二者的本体论关联、进而对其观点开展深入比较提供了扎实的思想地基。就其共同面对着“绝对精神的瓦解”([4], p. 142)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筹划自身理论出路而言，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诚然具有“同时代人”般的极大思想关联：在海德格尔那里，事情首要地表现为对概念化、现成化的形而上学世界的抨击，以及借此回溯“前反思”世界、以“此在”之敞开的可能性来开展自身筹划和存在建构的建设性努力；在马克思那里，情况则首先呈现为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和作为其概念化、神圣化表征的国民经济学体系所开展的激烈批判，以及进一步溯及“感性–对象性”活动本身、对人类社会如何实现历史性生成及其内在扬弃所作的历史唯物主义阐发。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同样面临着如何突破近代形而上学二元论藩篱的历史任务，并且同样将对象性的活动(“共在”)作为实现本体论变革的基础方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表达了自己对这一方案的初步构想：“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人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这种“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不是内在地存在于人类主体当中，而是根本地存在于人类与自然界、与其他人之间所开展的对象性活动当中，是这种包含对象双方以及整个活动境域在内对象性活动在“主体这一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的呈现。因此，人类并不是在这种“纯粹的活动”中“创造”了什么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5], p. 209)，证实了这个对象性活动本身所开显的境域本身。
进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对象性活动作为历史的(非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开显出人类社会进程的基本方式：人类在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中实现自身生存需要的满足，并以这种对象性活动的成果(“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为根据引起新的需要、开展新的活动(“第一个历史活动”([5], p. 531))；在此过程中，人类逐渐结成分工的关系，开始以“类”的方式同自然相对待；从而，人以类的方式一方面构成面向自然的劳动共同体，一方面在代际生命再生产中构成面向人类本身的伦理共同体，在实践(“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代际传承中实现了人类历史的涌流。同海德格尔相似地，马克思也将“世界”的展开方式内化于人的“对象性”活动境域中，强调这种活动本身对于人类存在的本原的、“前概念”的地位；此外，马克思也在这种构境过程中充分指认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作用，认为这种关系不仅以结成经济结构的方式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而且成为了人类创造力和艺术修养的重要来源(“劳动生产了美”“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 pp. 159, 163))。
但是，尽管存在诸多共通点，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构境依然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别将在二者以个体生存推及社会历史整体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分歧。差别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历史本体的前提当中：“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换言之，人类之所以必然地出现在与自然界的“对象关系”当中，不是因为某种神意的命令或是浪漫的自由选择，而首先是因为人类是动物，这种与生俱来生物性要求其必须解决保存自身性命所必须的“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人类之与自然相对待的关系之所以显得原始而朴素，毋宁说是由于人类总已被“先行放置在”驱迫着向自然讨要生活的境地当中；人类通过劳动和生殖分工形成的初步社会集结，毋宁说是以集体的力量对待自然界、反抗“外部必然性”强制的最初尝试。
因此，“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5], p. 531)，这从某种意义上恰恰回答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提出的那个“为什么世内存在者首先在‘自然’中被发现”的问题：自然，作为自始至终地驱迫着人类不断开展生存斗争的外部必然，以一种近乎“挤压”的方式确保着它同人类之间的必然关联；因而，以对待自然为基本生存情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自然的规律性、判断性理解，也就不仅是自然本身强制力的理论显现，而且是人类在面对这一强制时所必然采取的斗争手段(尽管就海德格尔的语境而言，将现象把握为超感性规律同样受到西方哲学的“数学因素”等传统的重大影响)。
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的说法来声明以上观点：感性不是“轻飘飘地”挨在人的周边，而是带着无孔不入的驱迫力“压在”人的身上。正是这种驱迫力，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生存压力，裹挟着一切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无论知识性的还是美学的)，紧紧地挤压着人的历史性存在。因此，海德格尔将人与自然的对待视作存在的基本方式，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海德格尔显然并未批判地对待这种方式赖以存在的前提，因为当他向前一步时就会发现，在他眼中最富创造力的“手工技艺”，所面临的恰恰是最为严苛的自然环境，最为强烈的“外部挤压”。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创造力伴生于求生欲(当然，并非所有创造活动都与求生欲紧密相关；但在海德格尔所谓“手工技艺”的原始语境中，情况大体是不错的)。
4. 驯服资本–技术逻辑：对海德格尔技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发展
海德格尔以“数学因素”为现代技术的思想源头，通过“手工技艺”与“现代技术”的对比来凸显后者同质化、凝固化为“座架”，从而根本地局限了人类在“诗意的栖居”中焕发创造力的可能性，这从思想上来说固然切中肯綮，触及了作为现代社会重要支柱之一的“现代形而上学”，提供了极为深刻的批判视野。但是，这种批判之所以同时显示出强烈的虚弱性，恰恰是因为他没有对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背后所蕴含的强大驱迫力作出充分的估计；换言之，他仅仅停留于生活世界本身，而没有能够撬动这个生活世界的“地基”。这也就使得他的所谓“发掘现代技术的‘柔性创作化’的一面”的解决方案散发着十足的浪漫主义，因为这种对于生存压力的轻慢态度，是不足以使他彻底地成为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同时代人”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就此声明，海德格尔这位以体认“此在”之绽出、守护存在为己任的思想家，却恰恰是在“此在”之最切近的生存压力上犯了糊涂呢？恐怕我们也无法简单地下此断言。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及其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一些线索。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这样评价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它主张一切都只是质料，而倒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按照这种规定，一切存在者都表现为劳动的材料。……唯物主义的本质隐蔽于技术的本质中。”([6], p. 404)这个评价的意思是清楚的：唯物主义(包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内)作为一种以劳动为其本质规定的观念形态，事实上并没有能够超出近代主体中心主义背景下的、将万物(乃至他人)当作自己的“客体”或“材料”的观点，因而依然停留在近代理性的主体内在性疆域之中。正是在这种征服和利用之思的无限膨胀下，技术得以在现代凝固为宰制社会发展趋向、驱策恒久进步强制的“座架”，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肯定人类需要的满足或许并不为错，但对其报以过度的重视、乃至于在技术的异化驱使下不断“制造”新的需要，则正是现代社会饱受技术之苦的根源所在。
基于这种对“劳动–技术形而上学”的批判理路，我们或许可以对海德格尔努力回避人的生存压力及其满足这一话题的行为寻得更深的理解。限于主题及篇幅，此处无法就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主义资本–技术观的理解偏差进行充分回应，但是只要对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及其共产主义思想有所了解者就不能不意识到，海德格尔一力拒斥的技术“座架”及其无序生长，正是马克思在“资本–技术”合谋这一现代社会情状的堪破中试图着力批判的对象。然而，对马克思来说，这种批判和扬弃却是不得不以承认技术对于人类生存压力之缓和所起到的巨大历史性作用为前提的：如若不然，那么从根本上理解现代社会、进而以对资本–技术逻辑的限制来超越现代社会也就因而失去了可能。现代技术，以及与其合谋统治现代世界的资本逻辑，之所以具有历史性的合法地位，不是由于它们在理性演绎中率先占领了某种“地上神物”，而根本地是由于它们所创造的强大物质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 p. 405)，这种生产力所带来的成果绝不仅仅是某种沉浸在同质化和自我僵化当中的凝固“座架”，而且至为根本地是时至今日依然在继续荫及全世界的生活资料极大满足，是协助人类抵御生存困难和感性驱迫力的强大物质力量。理解这种技术力量的强大现实作用，同时也就意味着理解了试图通过浪漫主义的态度来“开历史的倒车”所面临的不可能性。
但是，正是在这种强大的、乃至于不以一切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统摄力量中，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这倒应了海德格尔援引的那句箴言：“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或者用更“黑格尔–马克思”的方式来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5], p. 182))。感性是社会权力的直接场域。资本及其技术生产方式不是将作用于人的感性驱迫力毫无代价地抹去，而是通过雇佣劳动的方式将它们收归己有，为自身的无限增殖服务。因此，资本主义大生产逐步确保了工人的基本生活，但也仅限于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将工人维持在温饱线和劳动力蓄水池的边缘，逼迫他们不得不为生活的延续而不断投入到雇佣劳动的支配关系当中，才是最符合资本增殖利益的选择。正是这一结构，决定了资本必然在生活资料生产的有限开拓的同时，不断通过科学创新和技术发展来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制造”新的需求；然而，被他们置于温饱线边缘的工人终究难以充分地满足这些需求，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贯彻资本主义始终的“诅咒”。
所以，技术批判的出路的确正在这种“危险当中”，但其释放创造力和可能性的方式却并非对现代技术的创造性方面进行深入发掘，而是对资本逻辑及其技术发展取向本身进行结构性的限制与协调。最符合资本增殖利益的方式，绝非最适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式；只有使得资本的技术发展取向朝着人类基本生存的方向充分倾斜，而非仅仅依靠“涓滴”式的生活保障来促逼工人不断“一无所有”地投入资本增殖逻辑当中、将来自于自然界的感性驱迫力仅仅转化为来自资本这种社会权力的感性驱迫力，并且在这种结构调整中不断改善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海德格尔式的“诗意栖居”才能在摆脱了虚幻的浪漫色彩中真正寻找到标识着其实现可能性的“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同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