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地区的辽代家具形制探究
Research on Furniture Shape of Liao Dynasty in Hebei Province
DOI: 10.12677/cnc.2024.124096, PDF, HTML, XML, 下载: 10  浏览: 17 
作者: 王 聪:北方工业大学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北京
关键词: 辽代家具形制探究文化特征Liao Dynasty Furniture Form Exploratio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摘要: 公元936年后晋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河北地区从此成为辽国的疆域。这一时间点正处于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各民族间相互学习和借鉴各自的优点。契丹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逐渐向汉族的生活方式靠拢。生活方式的转变也间接导致家具风格与类型的变化,由低矮家具向高足家具转变。自1974年以来,河北地区连续发掘了多座辽代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壁画和实物家具。本文通过这些考古发掘的资料,简要分析辽代家具的基本形制和其所包含的文化特征。
Abstract: After 936 AD, Jin ceded sixteen prefectures to Qidan, and Hebei became the territory of Liao country. This time point is in the period of great ethnic integration, and all ethnic groups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learn from their own advantages. As a minority in the Central Plains, Qidan gradually moved closer to the lifestyl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The change of lifestyle also indirectly leads to the change of furniture style and type, from low furniture to high furniture. Since 1974, a number of Liao tombs have been excavated in Hebei, and a large number of exquisite murals and physical furniture have been unearthed. Based on these archaeological data,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basic shape of furniture in Liao Dynasty and it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文章引用:王聪. 河北地区的辽代家具形制探究[J]. 国学, 2024, 12(4): 627-632.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4096

1. 引言

辽国始于公元907年,于1125年为金所灭。辽是以契丹族为主建立的国家政权[1],在其存在的二百多年间,建立了灿烂多彩的文化。而辽代的考古从上个世纪开始,已经发掘了众多墓葬,清理出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其中河北地区出土了相当一部分数量的家具实物和壁画,它们对于辽代家具的研究至关重要。辽代家具不仅是带有游牧民族风格,它的产生是汉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融的结果,更奠定了明清家具的风格基础。辽代家具的价值不仅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也向世人展现了辽代的家具制造技术和生产工艺。本文通过研读考古资料和相关文献,对辽代家具的形制进行了基本的概括。

2. 家具的形制分类

2.1. 桌案类

高足桌:契丹入主中原之后,由先前游牧式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农耕式的生活方式转变。居住环境由草原转移到平原,开始筑房建屋。桌类家具的形制开始从低足向高足化的趋势发展。有的高桌四周还带有围栏,如宣化韩师训墓后室东南壁壁画中的桌子,桌子四周带围栏,桌面上有壶、碗、盏拖等器物。围栏的功能可能是防止壶碗掉落,对瓷器起到保护的作用。此外,宣化张文藻墓也出土了高足桌实物(见图3),桌子整体形状为长方形,颜色为棕褐色。桌面为榫卯结构,由一对抹头、一对大边、三条穿带和桌面板组合而成。大边和抹头之间用榫卯结合,穿带和桌面板用木钉相结合。四足为圆柱与大边通过榫卯结合,柱腿之间存在横枨,横枨与大边之间由矮老结合。横枨和矮老可紧固整体结构。长度97.7 cm、宽49 cm、高度47 cm。有的桌子还起到了经案的作用,在宣化张世卿墓备经图(见图2)中前面朱色长方桌上放着《金刚般若经》和《常清净经》[2],后面有两位侍者在整理桌子上的东西。

Figure 1. Zhang shiqing’ tomb warm wine map

1. 张世卿墓宴饮图

矮足桌:由于契丹族游牧式的生活习性,决定了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在低矮的毡房和大帐之中,坐姿通常是席地而坐,而适合这样坐姿的家具比较低矮。此类型的桌子大多简约矮小,满足了日常生活的需要。矮桌的作用基本上是放置一些梅瓶和酒坛,且桌面都很长,四根腿足间带有横枨。如宣化张世卿墓宴饮图(见图1)中的矮脚桌,桌上放置酒瓶。宣化韩师训墓弹唱图中放置酒瓶的矮桌也与此形制相同。2人身前为一黄色长条形矮桌,上置3个酒瓮[3]

案类:根据出土的壁画可知,辽代案与长方桌在形制和尺寸上接近,功能上以存放佛经为主,且大多为经案。在河北宣化张文藻墓壁画童嬉图中有一经案的形象,经案面前有一长方桌,案上放置有经书和经盒,此案与长方桌尺寸上相似,但结构稍有不同。

Figure 2. Zhangshiqing tomb Bible preparation map

2. 张世卿墓备经图

2.2. 椅类

靠背椅:根据出土的家具实物可知,辽代的椅子以靠背椅居多,主要的榫卯结构以十字骑马榫为主,并带有游牧和汉族风格元素,在使用上为一桌配两椅。宣化张文藻墓出土了两把靠背椅(见图3),与出土的木桌成一套家具,这两把椅子基本保存完好,但足部已经腐朽。座面近乎正方形,采用十字出头榫组成框架,利用穿带将面板与框架相结合,再用木钉紧固。腿足之间有横枨相连,横枨上放置卡子花,卡子花为雕刻花朵纹的面板。另外左右腿足间有壶门券口相连,此劵口由三根牙条围成。椅子靠背的位置为一根横枨,上方为椅子搭脑。座面尺寸为左右42 cm、前后35.5 cm、背高78 cm、腿高32.5 cm。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椅子,形制和尺寸与宣化下巴里张文藻墓出土的木椅近似。椅面由十字出头榫构成,椅子卡子花的位置做桃形雕刻装饰。搭脑的位置为弧形向后弯曲,椅腿下方带两根枨子。靠背板的位置有两根横枨,比张文藻墓中的椅子多一根。

扶手椅:辽代出土的扶手椅数量较为稀少,仅有北京房山开天塔地宫出土的一把扶手椅。该椅子靠背和扶手均为弧形,靠背双横枨镶嵌两竖枨,中间带有一卡子花,双腿间带双横枨,上置矮老相连接,侧面也带有弧形枨。结构上并未采用十字骑马榫,偏向汉族与佛教风格。

2.3. 架类

盆架:辽代的盆架与巾架是分开的,整体造型以圆形为主,风格简约。

宣化张文藻墓出土的木盆架(见图3),保存完好,做工精致,顶部为圆形,由四块弧木拼接而成。弧木之间通过榫卯相连。下有四根圆柱形腿足,腿足中间以十字榫相连。四周又用弧形木紧固。整体直径34 cm、高度24.5 cm。

衣架:衣架在古代社会是一件很重要的家具,古人崇尚礼制,讲究衣冠楚楚,最早的衣架是用来悬挂衣服,与现代衣架不尽相同。根据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当中的观点,衣架用来搭衣服的,将衣服悬挂在衣架上可以减少叠衣服的次数,并保持衣服的整洁美观。宣化张文藻出土的木衣架(见图3),其顶部为一长横木,两端稍稍翘起以挂衣物。通过方形立柱与底座相连,长横木与立柱之间有斜柱相连。底座由十字榫连接而成,并通过四根斜柱与立柱相连。斜柱的作用为支撑紧固。横木长58 cm、底座长与宽均为31.5 cm、立柱高75 cm。

镜架:镜架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早期的镜架仅是拿在手里使用,辽宋之后,镜架的使用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放置在桌子上,使镜子倚靠在架子上。如宣化张文藻墓出土的木镜架(见图3),结构为交椅式,两腿足通过十字榫卯连接。腿足与横木用榫卯组合,顶部带有一花瓣形装饰。腿足框架内置两块横木,用以支撑镜子。方框横木宽41.5 cm、左右距离21.5 cm、高为46 cm。

Figure 3. Wood unearthed from Zhangwenzao’s tomb in Xuanhua

3. 宣化张文藻墓出土木器

2.4. 床榻类

根据出土的实物可知,辽代床榻的形制多为三面围屏罗汉床,且经常与炕桌一起结合使用,床围采用栏杆式的结构,这种结构从五代一直沿用到辽代。如廊坊市馨钻界小区辽墓群出土的木床榻,床的三面带围屏,均用榫卯结构与床板连接,床腿的造型为如意云头状,腿足间有横枨相连,枨上带有数根立柱与床板相接。整体的尺寸为长140 cm、宽80 cm、高30 cm。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床榻左、后、右三面有围栏,与庭院栏杆类似,床身和床座可以自由挪动,且不用榫卯连接。正面床沿镶有八个桃形装饰图案,内涂朱红[4]。高72 cm、宽112 cm、长237 cm。整体的形制应为罗汉床,但与明清罗汉床不同,其底座为长方形,腿的痕迹并不明显。虽然此床是一副葬具,但是依然可以对辽代床榻类家具的研究起到作用。

辽代家具的种类比较齐全,涵盖桌案类、椅类、架类、床榻类,同时形制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低矮的形制向高足化的趋势发展,风格上同样受到了汉族因素和佛教因素的影响,家具整体风格朴素简约,没有复杂的装饰构件,与明式家具的设计风格相仿。

3. 家具所包含的文化特征

家具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社会风俗的集合,而辽代家具风格的形成是多种文化因素所用的结果。辽代是由游牧民族契丹族为主建立的多民族国家,辽朝境内,除契丹外,还有奚、渤海、汉族、女真等民族[5]。契丹对于这些民族的统治方式采用了一府两院制,南方用汉制,北方沿用之前的制度。所以,其他民族的文化得以保存下来,构成了辽代社会文化的基础。同时,辽代的统治者对佛教也大力推崇,通过兴建佛寺,学习佛经,组织邑社等方式,使佛教在辽国境内广泛流传。

3.1. 游牧文化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其历史可追溯到魏晋时期,根据《魏书》记载,契丹出自鲜卑族的一支,经过一系列战争,又从其分离出来。隋唐时期逐渐崛起,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在契丹的初期,契丹族大多居住在可拆卸与便携的穹庐毯帐之中,交通工具则为毯车,流动性很强。这种游牧式的生活与居住方式也影响到了家具的形制,低矮风格的家具也是适应这种环境的体现。

据实物考证和史料记载,以十字出头榫为结构的家具属辽代居多,这种结构在椅子上有更多的体现,这种结构也体现了契丹游牧风格。

3.2. 佛教文化

佛教起初创建于印度,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境内。辽代的佛教则继承于唐五代与渤海国。辽代初期通过一系列的领土扩张,将燕云十六州和渤海国纳入版图当中。当地的佛教也开始传入辽国,佛教的习俗也开始被接受。在生活当中,辽代信奉佛教的信徒开始吃斋念佛,诵读经书。根据《王泽墓志》记载,墓主人王泽向来看重佛法,与僧人频繁结交,间年看法华经千三百部,每日都手持经书诵读。他的妻子平时也是焚香诵经,不亚于王泽。这些宗教活动需要与之配套的家具才能进行,如诵经打坐需要的床榻、经案、椅子、经几等。辽代的葬制与葬具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如宣化张文藻墓出土的木棺,木棺出土时保存比较好,棺体外表不加修饰,四面和盖顶均墨书佛经[6]。经文有汉文和梵文两种,主要内容为祈福和超生的符咒。墓主人的尸骨也采用了佛教常用的火化葬制。

3.3. 汉文化

汉族的生活方式属于农耕定居式生活,居住的房屋是汉式板筑土屋。在契丹入主中原,夺取燕云十六之后,采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对待汉人。辽灭亡后晋之后,又将一大批中原汉族工匠迁移到北方地区。据辽史记载:壬寅,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7]。北宋建立之后,宋辽边境也逐渐固定下来,一些契丹人也开始学习汉族人构筑土屋,进行耕种生活,开始使用高足式的家具,家具的种类也变得齐全,室内陈设也转向一桌两椅式布局。

4. 结语

辽代河北地区出土的家具时期属于辽代的中后期,受到汉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较深,造型和装饰上趋向于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的家具继承于唐五代时期的风格样式,同时也将游牧文化的特点融入其中。在形式表现上,家具的种类开始丰富起来,比例变得协调,走向高足化。这些变化体现了文化的交流与进步。

总而言之,辽代家具形制与风格特征反映了中国家具由低矮家具向高足家具普及的情况,这一时期也是明清家具成型前的过渡时期,也存在少量低坐具和不高不低的过渡性质的家具[8]。辽代家具的完善与发展也为中国古典家具的繁荣奠定了造型与风格的基础。

注释

图1图2来源:作者自绘。

参考文献

[1] 刘亚萍, 朱毅. 从辽墓壁画看辽代东北地区的家具形式[J]. 大众文艺, 2010(24): 66-67.
[2] 郑绍宗. 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75(8): 31-39+95-101.
[3] 刘海文, 颜诚. 河北宣化下巴里韩师训墓[J]. 文物, 1992(6): 1-11+98-101.
[4] 项春松. 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J]. 考古, 1979(4): 330-334+390-391.
[5] 张国庆, 朴忠国. 辽代契丹风俗史[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7: 46.
[6] 郑绍宗. 河北宣化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96(9): 14-48+99.
[7] 脱脱(元). 辽史. 卷4本纪第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8] 曾分良. 金代家具的形制研究[J]. 艺术研究, 2013(2): 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