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傅东华先生(1893~1971)，著名文学翻译家，一生出版翻译作品近40部，涉及文学流派、民族作家和文学形式，翻译《乱世佳人》(《飘》)和《格哈德·珍妮姑娘》至今仍被广泛阅读[1]。傅东华的翻译生涯始于二十世纪初，结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13年，傅东华的译本开始在《中国小说世界》上发表，这是他对翻译的第一次实践和理解，也是他真正从事翻译事业的初级阶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傅东华离开中国出版社，以教书为生，他的翻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业余时间，他继续努力翻译。1923年，傅东华翻译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文学理论著作，顺应了1919年五四运动推动的新白话文学运动的需要，拓宽了我国理论家和他本人的视野，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他赢得了文学界的一席之地。
国内外学界不乏对译者傅东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但从“翻译立场”和“翻译冲动”视角进行具体阐释的研究较少，笔者浏览文献发现傅东华的翻译立场与他在实际翻译《红字》时的翻译冲动的矛盾，引发了笔者对傅东华译者主体性的建立展开深入探究的兴趣。
2. 译者主体性
国内学者杨武能认为，作家–原著–翻译家–译本–读者是构成整个文学翻译的链条[2]。如图1所示，对于作者和原著而言，翻译家发挥的是读者身份的主体性；对于读者和译本而言，翻译家发挥的是作者的主体性。换言之，翻译家首先充当作者的物质产物——原著的读者，在产出译本后又转变为作者身份。这一转换过程是翻译家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桥梁作用的关键所在，翻译家的角色转换不仅彰显了其在翻译活动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领域经历了文化转向，其研究焦点逐渐从翻译文本转移到译者本身。法国学者贝尔曼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中进一步强调了翻译批评应当以译者的主体性为核心，并提出“走向译者”的口号[3]。这一转变标志着译者从幕后走向前台，其主体性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议题。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已经从多个维度展开，不仅限于文学翻译领域，而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
Figure 1.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ranslators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图1.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从“翻译立场”和“翻译冲动”视角探析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较少，笔者浏览文献发现傅东华的翻译立场与他在实际翻译《红字》时的翻译冲动的矛盾，引发了笔者对傅东华译者主体性的建立展开深入探究的兴趣。
3. 傅东华的翻译立场与翻译冲动
“翻译立场”和“翻译冲动”是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在《翻译批评论》中提出的概念。“翻译立场”指的是“译者面对翻译时的自我定位”[3]，即“译者在语言形式上离哪种语言更近(译出语还是译入语)”[4]。“翻译冲动”指译者“翻译的‘欲望’”，特指译者“视他语高于母语……意欲改造母语”的心理，可理解为驱使译者从事翻译的原始动力[3]。
“翻译立场”与“翻译冲动”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翻译立场是译者个人的翻译冲动与外部规范性话语之间的一种平衡和妥协。这种平衡和妥协的过程激活了翻译主体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从而使得译者的主体性得以明确地展现。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在个人的翻译冲动(即对原文的个人理解和表达欲望)与外部的规范性话语(如翻译标准、目标语言的语境、读者的期待等)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这种平衡点的寻找和实现，不仅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也反映了译者如何在个人创作自由与社会文化规范之间进行调和和适应。通过这种动态的互动，译者能够创造出既忠实于原文又适应目标语言和文化的翻译作品。
本研究将基于翻译立场与翻译冲动的理论框架，对翻译家傅东华的公开言论与他在翻译作品《红字》中的实际操作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通过深入分析傅东华在翻译实践中的选择和决策，本研究将揭示其如何在个人翻译冲动与外部规范性话语之间寻求平衡，以及译者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的形成和确立，从而为理解译者主体性的构建提供新的视角。
3.1. 傅东华的翻译立场
傅东华翻译立场在他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中显现。傅东华的翻译生涯始于《中国小说世界》的翻译编辑，如前所述，他习惯于对原文进行改编，以迎合当时中国读者的口味。在题为《翻译与谁应该做翻译》的文章中，他曾声称：翻译涉及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协调，以保持生产和营销之间的平衡。翻译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应该翻译什么，谁有资格做翻译，如何做翻译等等，决不是少数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推论就能解决的。相反，决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广大读者[5]。
傅东华显然认识到翻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审美偏好和接受度。这种认识促使他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努力降低译作在读者理解和接受上的障碍。德国阐释学家施莱尔马赫曾将翻译策略分为更贴近原文与更贴近译文两种，前者即“译者尽量不打扰作者，带领读者走向作者”的“异化”，后者为“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带领作者走向读者”的“归化”[6]。傅东华在翻译《飘》时采取的翻译策略正是“带领作者走向读者”的“归化”。他将人名和地名翻译成中国风格的名字，例如，“Scarlet O’Hara”被翻译成“郝思嘉”，“Atlanta”译为“饿狼陀”，“Charleston”译为“曹氏屯”等。此外，他在翻译中强调语言的流利性和地道性，如用中国成语代替外国成语，“when elephants roost in trees”被翻译成“等雄鸡生蛋”。在表达方式选择上，傅东华也会选择语法和文化上熟悉的表达方式，这样读者在阅读他的翻译时会感到宾至如归，这进一步阐释了他“意译”或“归化”的立场。
傅东华《翻译是中学的艺术》的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译者应该记住不要逐字逐句地翻译，而是要把思想翻译成思想[7]。据他说，只要意思没有改变，就没有必要非常严格地遵循语序或句子结构，因为重要的是翻译的语气或句子结构应该与原文相似。
贝尔曼认为，译者的翻译立场不易说清……但也可以被记录和表现出来，转化为“表述”[3]。从以上公开的“表述”似乎可以得出，傅东华的主要立场是既保存了原文之“思想”，又与译入语表达习惯相似的归化译法。
“翻译立场”强调译者做出选择的主动性以及受动性：“翻译立场”除开“个体因素”，亦包含“历史、社会、文学、意识形态等话语在译者身上的烙印”[3]。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通俗文学地位的提升，文学家们开始积极挖掘和利用各种语言资源。在文学翻译的领域内，讨论的焦点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从早期对纯粹外语输入的“死译”和“直译”的强调，转向了对文本语言的创造性重构，以及由此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审美和思想价值的探讨。这一转变体现了对翻译过程中译文流畅性以及目标语言读者的适应性的重视，以实现文本在新语境中的自然融入和有效传达。
因此，译者在文本处理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傅东华在翻译《飘》时，为再现原著中美国黑人方言的混杂效果，创造性地融合了北方方言和上海方言[8]。中国传统文化对异文化有强大的归化功能，而这种归化功能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场域中产生不同的效果。傅东华的译本融合了浓厚的“中国风味”，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强大归化能力。这种归化能力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展现出不同的效果。傅东华摒弃了传统译法中译者的隐身角色，转而采取了译者积极参与语言结构重组的策略，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流畅地阅读译文，同时也体现了傅东华在翻译中采取的归化立场。
3.2. 傅东华的翻译冲动
“翻译冲动”是贝尔曼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冲动”(pulsion)概念探测译者深层心理的术语，被形容为“译者将母语与其他非母语对峙时，那种改造母语的欲望”[9]。
这一论述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20世纪初的中国翻译实践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性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中，白话文学的胜利标志着对母语书写方式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在母语与外语的相互作用中，翻译者们感到自己在书面白话文表达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新文体时期，使用纯白话文进行说理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名词的匮乏。因此，梁启超从日语中大量引入外来语，以丰富白话文的表达力。这一时期，翻译者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以适应新的文化需求和语言表达的挑战。
傅东华在人名翻译过程中即是采用了音译法，创造出新的人名表达方式。例如，他将“Mistress Hibbins”译为“喜宾司夫人”，“Elizabeth”被翻译为“依利萨伯”，“Hester Prynne”、“Roger Chilling worth”分别被译为“赫丝脱·普林”以及“罗泽尔·乞林渥斯”。正如傅东华在1933年秋的一篇题为《翻译的理想与现实》的文章所说，“我们只能使我们的习惯适应非习惯的文体，而不能反过来(作者注：这里所说的‘文体’是指异化文体)。”[10]傅东华在翻译《红字》中人名时更加贴近作者，表现出“异化”的翻译冲动，使读者需要“适应”此种“非习惯的文体”，这与《飘》中译出的中国风格名字是截然不同的。
五四时期，译者受西方翻译规范影响，逐步摆脱文言的束缚，但仍有文言残留，于是译出具有欧化特征的句子。傅斯年认为，理想的白话文应是“欧化的白话文”，提倡采用西方的“直用西洋词法”[11]。胡适对此给予了客观的肯定：“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学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
处在这一时期中的傅东华也不例外。从他对译本细节的处理中，笔者发现傅东华虽然提倡注重读者的感受，但在《红字》的翻译过程中更倾向于“欧化的白话文”。
例1：The eloquent voice, on which the souls of the listening audience had been borne aloft as on the swelling waves of the sea, at length came to a pause. [12]
傅东华译本：那好像激涨的/浪潮似的/拥着倾听着的/听众的/心灵升腾而上的/雄辩的/声音，终于停止了。[13]
由例1看出，傅东华在翻译以“voice”为中心语的复杂定语中，将后置定语从句等修饰成分用“的”字连接，力求字句对应、最大限度地贴近英文原文的语序与结构，在句法层面上做出了与汉语截然不同的异化渲染，构成了以“声音”为中心语的六项式复杂定语，偏离读者所熟悉的汉语语法，表现出异化的翻译冲动。
例2：Heart-smitten at this bewildering and baffling spell, that so often came between herself and her sole treasure, whom she had bought so dear, and who was all her world, Hester sometimes burst into passionate tears. [12]
傅东华译本：这种令人惶惑难堪的把戏，常常要发生在赫丝脱和她出了那么高的/代价买来的/而且构成她的/整个世界的/那件唯一的/宝贝之间，使得她的心像挨了痛打，有时不免要迸出热烈的眼泪来。[13]
侍桁译本：而这个宝贝是她出了最高的代价买来的，同时也就是她全部的世界，因此海丝特对这种魔咒颇为痛心，时常会放声大哭。[14]
例2中傅译将原文译为以“treasure”为中心语的五项式复杂定语，杨译本则是拆分成为两个二项式复杂定语，而韩译本则是调整为现代汉语语序译出。这使得傅东华译句与1954年出版的侍桁译句相比，其欧化程度显得更为明显。
傅东华在翻译实践中所体现的翻译理念，强调了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忠实的重要性。为了准确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译者有时需要牺牲译文语言的自然流畅性。这种做法体现了译者对读者舒适度的关注，即在不牺牲原文忠实性的前提下，译者应努力使译文易于读者理解。译文的不自然或不习惯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读者的适应，最终会成为读者接受和欣赏的习惯。因此，傅东华有时会采取异化甚至音译的翻译策略，以保持原文的特色和传达原作的精髓。这种翻译“冲动”打破了传统翻译立场的平衡，突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原文内容和目标读者群体的需要，主动选择和调整翻译策略，以实现翻译的最佳效果。
4. 结语
正如孙至立在翻译过程中所说，“译者始终面临着异化归化的抉择，面临着作者与读者平衡点的选择，翻译立场由此体现[15]”。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同的翻译情境和目标读者群体的需求，展现出不同的翻译冲动。傅东华的翻译实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翻译过程中既表现出将原文融入中国文化的归化倾向，又在其他时刻展现出保持原文特色和音韵的异化冲动。这种在异化与归化之间的摇摆，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动态决策和主体性。
在翻译实践中，无论是采取异化策略还是归化策略，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完成翻译任务。归化与异化之间的选择并非绝对，而是一个程度问题。傅东华在翻译立场和翻译冲动之间的矛盾，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孙先生所强调的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重要性。尽管傅东华的归化立场与异化冲动之间存在矛盾，但译者的主体性在个人选择与历史发展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确立[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