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中华文化典籍英译史研究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th Century

摘要: 19世纪中后期是中西翻译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鸦片战争后，国内“西学东渐”浪潮不断的同时，“东学西渐”之风也在逐渐兴起。本文依据英国人翻译中国文化典籍这段历史，运用社会史观研究方法分析这一翻译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原因，并按时间顺序依次梳理中期和后期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英译汉语典籍的具体情况。该研究能完善翻译史学科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最终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对外传播。

Abstract: The mid-to-late 19th century w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Sino-Western translation. After the Opium War, while the domestic wave of “Western learning going eastward” continued, the trend of “Eastern learning going westward” was also gradually rising.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translating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this paper appli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social history to analyze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translation phenomenon, and combs through the specifics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exts by British missionaries and diplomat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This study can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translation history,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1. 引言

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学科的客观历史之根，对翻译学学科的建设起到关键作用[1]。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研究，曾经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的璀璨群星及其译论得以重回人间，广为人知。但在欣喜于翻译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斐然成果时，笔者也发现，国内外对翻译史的研究仍不够系统全面。关于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的研究较为稀缺，鲜有学者涉猎于此。其中，尤以19世纪中后期这一阶段最为突出。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于鸦片战争之后，即1840年~1900年这一时期，运用社会史研究方法进行宏观梳理，其研究价值不可小觑。从翻译史学科发展来看，19世纪中后期作为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发轫期，是梳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至关重要的一环。从典籍文化传承来看，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亡国危机而深陷历史的泥沼中，以中华文化典籍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因为无法指引人们找到救亡图存的出路，于是被弃之如敝履。本研究的开展能让更多的学者关注到中国文化典籍外译这一重大国家战略性工程，促进中华文化典籍的深入挖掘和经典重译，让中华典籍重焕生机与活力，同时也能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意识和民族自豪情感，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从中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对典籍英译这段历史展开研究，既坚守了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又做到了古为今用，使得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有了文化典籍作为载体支撑，让“典籍里的中国”这一可信、可爱、可敬的大国形象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站稳了脚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2. 研究方法概述

历史就是叙事，方法建构故事[2]。研究方法是研究顺利开展的关键。翻译史研究专家皮姆曾言，“翻译史中缺少真正的‘历史’”[3]；我国翻译界专家许钧也表示，追求“历史感”，寻求研究对象深度与广度的拓展，进而与翻译史所跨之学科展开真正的交流、对话，是翻译史学者当下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4]。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要还原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中华典籍英译的本来原貌，回到翻译现场，就需要搭建与之相对应的历史语境。而社会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叙事策略，该研究方法“主要将文本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后的情境”[2]。采用社会史来进行研究，能让翻译活动回归到真正的历史当中，探究和揭示翻译与各个历史时代发生的各种复杂关系。因此，本文将采用社会史方法展开研究，回溯当时出现中华文化典籍英译这一活动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史实。

3. 社会史观视角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成因

翻译应解释为什么译作会出现在那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即翻译史应解答翻译的社会成因问题[5]。基于这一基本论断，笔者在研读相关史料后，认为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末(即1840~1899年)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批中华典籍英译作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鸦片战争为英国接触中国文化提供了便利。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一直维持着一个落后封闭的状态。而与此同时，西方却经历着另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剧变：传统王朝一个个倒台，民族国家纷纷建立[6]。在众多完成蜕变的西方国家当中，尤以英国最为出众，它一跃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建立了号称“日不落”的殖民帝国。而尚未被其踏足的中国也成为了它海外扩张最主要的目标。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特使马戛尔尼率领使团访华，希望能打开中国市场，但却遭到了乾隆皇帝的拒绝。而后因其遭遇了两次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的民间贸易又一直处于入超状态，为扭转局势和摆脱危机，英国于1840年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英国也得以派军队和传教士进入内地，深入接触到中国文化。

第二，为了传播基督教和从事文化殖民活动。自16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就来到中国，通过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寻找与基督教相吻合的东西来传教，借此取悦皇室并巴结士大夫，进而在中国站稳了脚跟[7]。但是后来，耶稣会与多明我会的“礼仪之争”引入了罗马教廷的介入，多次派遣特使来华，企图说服中国方面接受教廷对于中国礼仪的判断，因而引起中国皇帝的强烈反感，致使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7]，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因此停滞不前。而鸦片战争后，英国有机会派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为了避免中国人对基督教文化产生排斥心理，英国传教士只能从中国的传统儒学入手。从事中华文化典籍作品的英译就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通过对比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发现与基督教教义的异同，拉近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从而说服中国文人皈依基督教，在潜移默化之下使西方宗教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扩大传播效果。

另一方面，英国新教作为脱离罗马教廷掌控的天主教分支，受国王派遣来华传教，传播福音的同时肩负着维护本国利益的责任，因此，他们研究中国文化典籍，能全面了解中国人的心性品格和信仰追求，而通过翻译就能把这些信息较为全面透彻得传回英国国内，为其进一步制定中国的侵略和殖民扩张政策奠定文化基础。

4. 社会史观下英国人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概述

4.1. 社会史观下英国传教士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概述

根据时间顺序来看，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是最早来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之一[8]。1843年上海开放商埠后，他被派遣到上海传教。初步了解当地民情后，麦都思认识到，只有通过沪上文人和精英阶层，才能把西方文化传播到中国人当中去，于是便把巴达维亚的印刷所迁来上海，创设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在墨海书馆，他同一批精通西学的中国学者译介了诸多关于西方科技文化的书籍，同时他也不忘钻研中国文化典籍以促进传教。在众多儒学经典著作中，他选择了《尚书》进行英译。《书经》是中国最古老、深奥的典籍，囊括中国道德和哲学的根本原则。据刘立壹博士的分析，麦都思在《五经》中唯独选中《书经》进行翻译，可能是受到了米怜等人的影响，认为《尚书》这种上古之书中，“传统的启示之光还未被偶像崇拜和迷信所遮蔽”其中很可能存有上帝的启示[9]。1846年，麦都思所译《尚书》由墨海书馆出版，该译本为便于中文学习而采取中英混杂的字对字直译，虽有瑕疵，但也独具特色，是英语世界第一个《尚书》译本。

同一时期，伦敦会还派了理雅各(Legge James)来传教。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理雅各自1838年加入伦敦会就主动申请到中国传教，但因当时中国仍处于海禁时期，伦敦教会只准他去马六甲附近给海外华人传教[10]。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被英国占有，理雅各借机提出到香港传教。与其他传教士企图用传教入侵中国不同，理雅各反对英国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在这样的初衷与理念之下，他专心致志对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进行探索钻研，香港这个架通中西的桥头堡也见证了理雅各在中学西渐上的卓越贡献。1861年起，他翻译的四书五经陆续在香港出版。1861~1872年间，理雅各把《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的英文译本收人了《中国经典著作集》(英文标题为The Chinese Classics)，共5卷8册，后来又出版了增订版，于1893~1895年间出版。1873年，理雅各返回英国，号召英国国内开展汉学研究，牛津大学专门开设汉学讲座并聘任他为教授。任教期间，他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经典。适逢穆勒教授(Fredrich Max Muller)正在编辑大型译著丛书《东方圣书》，邀请他参与编译，于是他将在此期间翻译的《易经》《礼记》和道家学说中的《老子》《道德经》《庄子》(1890年出版了英译本)、《太上感应篇》等译作都收录在《东方圣书》中。除此之外，他翻译了法显的《佛国记》和《西安府的景教碑》，直到谢世的前两年仍在翻译屈原的《离骚》。理雅各为中国的典籍英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系统译介中国古代文献，翻译风格非常严谨，重视忠实于原著。翻译态度上不偏不倚，并未因自己传教士的身份而对中国文化进行主观评判。翻译思想主张“以意逆志”，即既不拘泥于个别术语而误解句意，也不拘泥句意而误解原作大意，努力以作者的想法去推测原意，这样才能领会原作[11]。因此，他对译作总是反复修订甚至多次重译，出版的译作质量极高，为西方人全面认识中国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46年理雅各因病回国后，受麦都思的委托寻找上海墨海书馆的负责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毛遂自荐，面试成功，于1847年来到上海，开始其传教和译学生涯。他广泛搜集和阅读中国各类文化典籍，于1867完成了《中国文献录》的编译。该书按中国传统目录学“四分法”，同时又结合了西方学术的背景和特点对其进行了改造，以《四库全书总目》内容为底本，对2000多部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分类解说，撰写了较为详细的提要，为西方学者准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典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是19世纪以来西人研究中国典籍最实用的参考书之一[12]。1874~1875年间，西方学界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情况，于是他翻译了《汉书》《后汉书》中匈奴有关的篇章，增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继伦敦会传教士之后，19世纪中期也有其他传教士来华，但却鲜少有人英译中国典籍作品。直到1852年，毕尔(Beal Samuel)的来华才又重启典籍英译的进程。毕尔潜心研究佛教，在中国博览汉译佛教典籍，186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佛教文献译作《法显传》，之后又翻译出版了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1884年，毕尔又将《大唐西域记》这部巨著翻译出来[13]。他的这些成果极大填补了汉语佛典英译历史的空白，也为基督教的传播汲取了重要经验。

4.2. 社会史观下英国外交官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概述

到了19世纪后期，接过中国典籍英译火炬的不再是传教士，而变成了外交官。1863年，英国领事馆阿连壁(Clement F. R. Allen)来华，辗转厦门、镇江多地担任领事翻译。特殊的身份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这种意识也映射到了其1891年的译作《诗经》当中。尽管阿连壁是参考着理雅各的译本进行翻译，但他的版本却与理氏译本截然不同。他不仅否认《诗经》“经”的神圣地位，而且反对原作的艺术手法，以叙事诗形式对《诗经》的抒情诗特质进行转换，将碎片化场景重新剪辑、填充成叙事结构完整的故事，从而迎合西方读者的欣赏趣味。尽管他的译作带来了《诗经》由“经学”向“文学”的根本性转变，但却因为在形式和内容上误译并未在西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14]。

1867年，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作为英国驻华使馆翻译生来到北京，他通过博览群书来学习中文，因此汉语基本功十分扎实。1873年，由于一位传教士朋友说《三字经》和《千字文》是不可译成英语的，他的第一部译著《两首中国诗》就翻译了这两部作品。评论对他的第一部译作褒贬不一，之后他又在1900年推出了《三字经》和《千字文》的重译本。也正是因为这部译著，开启了他翻译家的生涯。1874年，翟里斯在《中国评论》上相继发表了《闺训千字文》和《洗冤录》的英译文，其中《洗冤录》的译文被西方医学史家誉为“伟大的文化里程碑”。1877年，他又翻译出版了《佛国记》，并选译了164篇“最具代表性”的聊斋故事于1880年交付出版。他的译笔优美典雅，最大限度上保存了蒲氏原本的文风，译本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者和评论家的赞扬。《聊斋志异选》出版之后，翟理斯又把目光投向浩如烟海的诗文领域。1883年，他编译的《古文选珍》第一次向英语读者展示了中国古典诗词和三位的巨大魅力[15]。1885年，翻译的《红楼梦》部分章节发表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1898年，他又出版了一部《古今诗选》，选译了大量中国古诗。除了翻译小说、散文和诗歌，翟理斯还踏进了哲学的领域。1889年，他翻译的《庄子：神秘主义者、伦理学家、社会改革家》出版，译本文笔流畅，语辞典雅，将庄子思想的精华传递给了英语读者[16]。翟里斯勤奋多产，他的译作是对中国文学整体状况的系统介绍，具有开拓性贡献。

继翟里斯之后，第三位从事典籍英译的外交官是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69年庄延龄来到北京，两年后便因其出色的外交能力，破格提拔为外交官。受其职业身份影响，他格外关注中国地方特色文化以及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译语风格多以归化为主，注重准确传递原意。1888年，庄延龄翻译的《关于鸦片战争的汉文记载：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译文》在上海出版，翌年又翻译出版了夏燮的《中西纪事》[17]。此外，他还在《中国评论》上英译多篇中国经典诗词和有关早期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典籍，其具体译著见下表1：中国经典诗词英译在《中国评论》上的汇总[18]：

Table 1. A Summar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lassic Chinese poems in the China Review

表1. 中国经典诗词英译在《中国评论》上的汇总

刊物	年份	卷期	题目	主要内容
中国评论	1879	V7-5	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 or Li Sao	《离骚》
中国评论	1884	V12-6	Hakka Songs	《客家山歌》
中国评论	1884	V13-1	Hakka Songs	《客家山歌》
中国评论	1885	V13-5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Topography and Ethnology of Central Asia	《佩文韵府》
中国评论	1885	V13-6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Topography and Ethnology of Central Asia	《佩文韵府》
中国评论	1885	V14-1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Topography and Ethnology of Central Asia	《佩文韵府》
中国评论	1887	V15-4	Chinese Poetry	魏征《横吹曲辞出关》、 杜甫《佳人》等
中国评论	1887	V16-1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游子吟》等四首诗
中国评论	1887	V16-3	Chinese Poetry	三首诗
中国评论	1888	V16-5	Ancient Poems	古诗
中国评论	1888	V16-5	Contributions to the Topography	《佩文韵府》
中国评论	1890	V18-6	The Published Letters of the Senior Marquess Tseng	曾纪泽的一封信
中国评论	1892	V20-1	The Turko-Scythian Tribes	《史记匈奴列传》未完

续表

中国评论	1892	V20-2	The History of the Wu-wall or Wu-hwan Tunguses of the First Kinsmen the Sien-pi	《三国志》
中国评论	1892	V20-2	The Turko-Scythian Tribes	《史记》匈奴列传续完
中国评论	1894	V21-2	The Turko-Scythian Tribes (Continued from page 125, Vol. XX)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下未完
中国评论	1894	V21-3	The Turko-Scythian Tribes (Continued from page 119, Vo1. XXI)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下续完
中国评论	1895	V21-4	Turko-Scythian Tribes-After Han Dynasty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 奴列传未完
中国评论	1895	v21-5	Turko-Scythian Tribes-After Han Dynasty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 奴列传续完
中国评论	1896	v22-1	Memorial Stone to the Late Teghin Kush	《故阙特勤碑》
中国评论	1900	V24-4	The Early Turks. (From the PEH SHI and SUI SHU)	早期突厥人(翻译《北史》 和《隋书》里有关突厥人部分)
中国评论	1900	V24-5	The Early Turks. (From the TANG SHU)	早期突厥人翻译《唐书》里 有关突厥人部分
中国评论	1900	V25-1	The Early Turks, Part II. (From the PEP SHI and SUI SHU, Continued)	早期突厥人(2) (翻译《北史》 和《隋书》里有关突厥人部分)
中国评论	1900	V25-2	The Early Turks, Parts III. (From the PEH SHI and SHUI SHU. Continued)	早期突厥人(3) (翻译《北史》和 《隋书》里有关突厥人部分)

5. 结语

中华文化辉煌灿烂，而汉语典籍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自新航路开辟后，中华文明与西方各国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从未停止过，而这也是翻译史发展的动因。运用社会史观系统梳理19世纪中后期中华典籍英译史，可以发现，不同的译者对汉语典籍的英译选择以及对同一作品呈现出的不同译语内容和风格，都与译者在华的职业身份和社会经历息息相关。此外，这一时期他们从事汉语典籍英译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展到了小说诗歌传记等独具特色的古典文学，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认识也愈加深刻。尽管英国人翻译汉语典籍有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利益考量，但最终都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也唤醒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意识，是中华典籍英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更多人去挖掘这段译史背后的多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