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纵观中外，涌现出了无数翻译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应用广泛的翻译理论大多诞生于西方国家，而创造于本土的翻译理论少之又少。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有功能对等理论、翻译转换理论、生态翻译理论、交际翻译理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文本类型理论、三美原则等等。知识翻译学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传统文化热，如京剧热、秦腔热等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为我们提供了文化定力。从而为每一个现代中国人构筑起一座来自几千年历史积淀，却始终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内可以成为我们万众一心、战胜艰难险阻的巨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也可以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掌握话语主动权，产生“以理服人”的作用，坚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相对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来说，文化虽然是一种软实力，但它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自信，缺乏对文化强国战略地位的清醒认识，就不会有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定力和责任担当，也就不可能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将国家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红楼梦》[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名著的有力代表，其英译对比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
知识翻译学理论是由杨枫教授提出，该理论认为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3]。一个译出的语义单位有两部分，一是原意、本质，即各种类型的知识，其余成分则是意识形态操控产生的文化成分[4]。知识翻译学理论提出了“真”、“善”、“美”的翻译标准，用这三大翻译原则来翻译会解决很多翻译问题。以知识翻译学的“真善美”翻译标准对《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译英文版[5]和霍克斯、闵福德译英文版[6]英译本(节选)内容进行分析，试图发现现有英译本用词表达的优缺点，并以知识翻译学为支点，期望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提供新的思路。
2. 知识翻译学概述与研究现状
2021年，杨枫教授发表了《翻译是文化还是知识？》和《知识翻译学宣言》，宣告着知识翻译学理论的诞生，知识翻译学理论是诞生于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并非是单纯的由一种语言向另外一种语言的转换，也不是两种文字之间简单的信息交流，而是不同语言承载的不同知识的选择、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即本质上的知识建构[7]。知识翻译学提出了“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的三大翻译标准。翻译终于从技术走向学术，从艺术走向科学[8]。真，即所有待翻译的内容都是知识。真，即译出真正的意义，提倡翻译求真务实，传递纯知识，主张知识之真。善，即知识翻译之良善，主张译心宜善。即表现在翻译时心存善念，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不对一些有争议的词条进行恶译，或带有歧视色彩，以此显示知识之善。其次，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应该具备连接原作与译作的善心。美，善与美同根同源，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人可以主观的去选择美的表达翻译之美则为翻译之善[9]。知识翻译学理论打破传统的基于视角主义的翻译观，秉持客观意义上的认识论以及建构主义的认知观，既关注知识的翻译，又关注翻译的知识，强调以知识迁移为核心，基于知识的“地方性”和“世界性”互动，经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实现知识在新的语境下的“真”“善”“美”三大翻译生产原则和翻译批评标准的(再)生产、话语重构以及价值再创造的终极目标。知识翻译学的提出，意味着“知识”这个术语，以“新的论域”登场，让“知识开始从古老的认识论哲学走出，走入翻译学理论体系当中”；意味着翻译研究秉持知识全在的观点，把知识看作是涉及所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文化产物；意味着中国学界自此开始尝试从崭新角度来阐释人类翻译行为，把翻译过程中译出的语义单位看作是作为原意或本原的各种类型的知识以及在意识形态操控下所产生的文化成分，但该文化成分的本原仍然是知识，由此揭示出：翻译就是知识的翻译过程、行为以及最终结果。
知识翻译学的研究一经问世就引来无数学者的关注。其中李瑞林、庞秀成、覃江华、张生祥、岳峰与陈泽宇、蓝红军、陈大亮等一批学者都对其进行思考研究。作为理论，知识翻译学从人类知识行为的角度来认识翻译，是对翻译本质论的而一次革新，它将引发学界对翻译与人类自身思想性存在之关系的思考。作为方法，知识翻译学在认识翻译现象、解决翻译实践问题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10]。知识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在场，但在翻译研究中长期缺席。知识翻译的提出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翻译知识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知识翻译学中需从知识在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定方面进行元反思，为其合法性寻找可靠的科学依据。知识翻译学在翻译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是联通其他翻译元素的关键要素[11]。从知识论或认知起点出发，厘清翻译概念，接近翻译活动本质，是构建知识翻译学的一个可行路径。依照知识增殖链条上的信息、知识、智慧三个关键点，可以将翻译领域的知识转化简约为仿造、改造和创造三种模式，将韦努蒂提出的异化/归化策略加以改进和细化，不仅能降翻译研究聚合化，而且有助于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12]。翻译研究纳入知识论阐释空间，分析融合不同翻译观念的学术前提和逻辑理路，对照翻译的本体事实、逻辑事实和话语事实，解蔽翻译蕴含的跨语言知识转移本性，揭示知识翻译学之于汇通翻译观念、解释翻译现象、改善翻译生活的潜在价值，以此推动本研究方向的深度探索，提升翻译研究的学术品质，促进翻译知识的自治性建构[13]。翻译是知识生产、管理和转化[14]。知识翻译学在知识论的观照下将翻译主体性规约到科学性、客观性和实证性的轨道，重新审视或者反思翻译的本质、对象、文本、标准、过程、主客关系等问题，同时发现并开启新的论域[15]。
3. 《红楼梦》英译本研究现状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首，其文学造诣极其之高，可见一斑。《红楼梦》的外译对传播中华文化，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重要意义。《红楼梦》英译历史久远，自程伟元梓行程甲本和程乙本后，进入19世纪，《红楼梦》的英文翻译就开始了。先是一些传教士翻译了《红楼梦》的片段，作为学习汉语的辅助教材。如一位叫马礼逊的英国神父就把《红楼梦》第四回的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以满足传教士汉语学习的需要。1830年，英国科学院院士约翰·戴维斯选译了《红楼梦》第三回中的两首词。1842年，英国驻中国宁波领事馆的领事罗伯特·汤姆翻译印刷了《红楼之梦》，他选译了《红楼梦》中的几段文字，目的也是供外国人学习汉语之用。1868年，英国人波拉从《红楼梦》前八回中译出了一些片段故事，在上海发行的《中国》杂志上发表。这段时间《红楼梦》一书虽然被少数西方人喜欢并了解其价值，但他们只是做了一些零星的翻译。他们从《红楼梦》中挑选的内容都是一些非常情景化、口语化的片段，一般的西方读者不需要具备有关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也可以理解和欣赏。1892年，曾任英国驻澳门领馆副领事的裘利翻译出版了《红楼梦》前五十六回，在香港别发洋行和澳门商务排印局先后出版了一、二卷，书名为《中国小说红楼梦》。裘利是第一个把《红楼梦》翻译后正式出版书籍的欧洲人。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杨宪益、戴乃迭译英文版《红楼梦》和霍克斯、闵福德译英文版《红楼梦》。《红楼梦》的有关英译本研究也数不胜数，比如体认语言学视域下的英译版本分析，语料库的翻译美学下的英译版本分析，功能对等视角下的英译本分析，许渊冲“三美论”指导下的英译本分析等等。本文将从知识翻译学角度对比分析杨宪益、戴乃迭译英文版和霍克斯、闵福德译英文版，试图为同类文学作品提供新的翻译思路。
4. 知识翻译学视角下的《红楼梦》英译本翻译策略对比分析
杨宪益、戴乃迭译英文版和霍克斯、闵福德译英文版《红楼梦》是当今学术界研究分析最广泛的，最为频繁的。下文将选取两个英译版本中的片段从知识翻译学的视角进行对比分析。知识翻译学三大翻译标准：“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真，即译出真正的意义，提倡翻译求真务实，传递纯知识，主张知识之真。要做到“真”这一原则，这就要求我们要准确无误的理解原文，关注自然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知识、技能和能力[16]。要做到还原原文的基本叙事方式和原文的伦理关系[17]。虽然中外两国文化背景不同，但文字所表达的基本含义有相同之处，要努力寻求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案例1：红楼梦第一回标题：甄士隠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杨宪益、戴乃迭译本：
Zhen Shiyin in a Dream Sees the Jade of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Jia Yucun in His Obscurity Is Charmed by a Maid
霍克斯、闵福德译本：
Zhen Shi-yin makes the Stone’s acquaintance in a dream
And Jia Yu-cun finds that poverty is not incompatible with romantic feeling
根据知识翻译学“真”的原则，要求我们译出原文真正的意义，“通灵”意思是通于神灵，在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中译为“Spiritual Understanding”，而霍克斯、闵福德译本中译为“acquaintance”中文意思为“熟知，认识”与原文本意不太相符，而“Spiritual Understanding”中文意思中正有通晓理解魂魄之意，与原文含义相同。从知识翻译学“以真求知”的原则来看，霍克斯、闵福德译本并未能翻译出《红楼梦》原文之意。由此可见，翻译文本时首先要理解原文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并非自己胡乱修改意思。
案例2：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杨宪益、戴乃迭译本：
She made thirty-six ach a hundred and twenty feet high and two hundred and forty feet square.
霍克斯、闵福德译本：
She moulded the amalgam into thirty-six thousand, five hundred and one large building blocks, each measuring seventy-two feet by a hundred and forty-four feet square.
根据知识翻译学“以真求知”的翻译原则，要做到对原文含义的绝对忠实。本句话中长度单位“丈”与“feet”的换算标准为“一丈 = 10 feet”。在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中，十二丈，二十四丈译为了a hundred and twenty feet，two hundred and forty feet，与原文内容相对应，而在霍克斯、闵福德译本中，将十二丈，二十四丈译为了seventy-two feet by a hundred and forty-four feet，与原文含义不符，属于原文理解不透彻。这恰恰反映了知识翻译学“真”的翻译原则。
知识翻译学中“以善立意”就要求我们要忠实于翻译目的，传输知识，帮助受众了解知识本原，为助力沟通做充分准备，翻译方法应有利于传递知识，如对知识体系进行恰当的解释说明，做到为受众充分考虑。还要求我们要尽量做到翻译之良善，在翻译时要心存善念，不对一些词条进行恶译，或带有歧视色彩。
案例3：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期间拨乱，亦如居中之小丑然。
杨宪益、戴乃迭译本：
The author invents stereotyped heroes and heroines with the inevitable low character to make trouble between them like a clown in a play.
霍克斯、闵福德译本：
And invariably adding a third character, a servant or the like, to make mischief between them, like the chou in a comedy.
在本句的翻译中，“小丑”被翻译成了两种不同的表达。在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中，采用了归化译法，为满足读者的感受，将其翻译为“the clown”，而在霍克斯、闵福德译本中，采用了异化译法，翻译成“chou”，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没有做到为读者认真考虑，综上分析可看，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较符合知识翻译学“以善立意”的标准，值得我们去学习。
案例4：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
杨宪益、戴乃迭译本：
I’m going to slip this silly thing in among them to give it the experience it wants.
霍克斯、闵福德译本：
I inten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slip our little friend in amongst them and let him have a taste of human life along with the rest.
从案例4我们可看出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中将“蠢物”二字译为“silly thing”，虽贴合原意，但似乎有些刻薄，不尽人情，没有体现出翻译之良善，心存善念的方面。反而是带有歧视色彩，不与人为善。在霍克斯、闵福德译本中，将“蠢物”译为了“little friend”，此种译法非常人性化，带有善意，让人感觉到“蠢物”是可爱的，是有灵魂的，这就将知识翻译学中“以善立意”原则体现出来了。
知识翻译学中“以美行文”要求译者要先细致地阅读原文，先尽力做与原作者心灵相通的读者，而后再译介出达美的翻译经典，使得读者有可能切身体会到原文的艺术美感；再就是，切磋琢磨，打磨译文的表达方式与呈现形式，赋予受众以美的历程；最后一点，就是要在翻译实践中追求达美，通过学习、调研、反思目的语知识体系与文化审美，与目的语受众进行真实、有效的沟通，使得译文最终呈现出求美于行文的伦理关系[18]。
案例5：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
杨宪益、戴乃迭译本：
Even worse are those 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 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nd filth.
霍克斯、闵福德译本：
Still worse is the “erotic novel”, by those filthy obscenities our young folk are too easily corrupted.
我们看见，在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中，将“风月笔墨”译为“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而在霍克斯、闵福德译本中，将其译为“erotic novel”，两者相比较而言，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译法具有文学画面感，更有利于读者与原文进行沟通，翻译的更具文学美感。
案例6：现如今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案，尚未投胎入世。
杨宪益、戴乃迭译本：
A love drama is about to be enacted, but not all its actors have yet been incarnated.
霍克斯、闵福德译本：
There is a batch of lovesick souls awaiting incarnation in the world below whose fate is due to be decided this very day.
在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中，风流公案被译为“love drama”其中文含义是“爱情戏剧”，而风流公案指复杂的男女情感纠葛。在霍克斯、闵福德译本中，其被翻译为a batch of lovesick souls，两者相比较，霍克斯、闵福德译本更具备文学审美，将冷冰冰的公案转译成有生命力的灵魂，做到充分为读者考虑，体现了知识翻译学“以美行文”的原则。
5. 结论
综上分析，从知识翻译学角度来看，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斯、闵福德译本各有优势和不足之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较遵守知识翻译学的翻译原则，翻译出来的译文更能体现“以真求知”、“以善立意”、“以美行文”三原则，这样的译文更有利于读者理解。我们可以从中细细体会并借鉴其中的精华部分，为其它文学作品的翻译提出新视角。
中国文化要走出国门，需要一个诞生于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与中国知识相结合。知识翻译学的出现恰逢其时。知识翻译学为作品的英译提供了新的翻译思路，以知识翻译学为基点探究《红楼梦》等文学作品英译，不仅传播了《红楼梦》等文学作品的知识之真，使知识传播以翻译善心成就《红楼梦》翻译之美。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要先理解好其意，不懂之处要多番查阅，反复咀嚼。我们要树立起一种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意识，要深层次思考原文的深意，从知识翻译学的角度，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而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