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中庸”与亚里士多德“中道”对比探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fucius’s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Aristotle's “Golden Mean”
DOI: 10.12677/acpp.2024.137234, PDF, HTML, XML, 下载: 3  浏览: 9 
作者: 吴光美:贵州大学哲学学院,贵州 贵阳
关键词: 中庸思想中道观异同Doctrine of the Mean Golden Mea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摘要: “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从古到今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之一。“中庸”萌芽于中国历史悠久的尧舜禹时期,确立于先秦时期。“中庸”的相关概念最早由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来,“中庸”思想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最高准则,更是我们不断追求的自身最高修身境界。被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中道理论,中道观是伦理德性,是实践产生,是一种阶级的政治理论。孔子的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有相似之处,也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了解两者的异同,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将对孔子中庸之道和亚里士多德中道观的内涵进行基本阐释,然后比较分析两者的异同。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doctrine of the mea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fucian thought and has also been an important thought in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The concept of “doctrine of the mean” originated in the long historical period of Yao, Shun and Yu in China, and was established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doctrine of the mean” were first put forward by the founder of Confucianism, Confucius. The concept of “doctrine of the mean” is not only the highest ethical standard for Chinese people in their daily lives, but also the highest level of self-cultivation that we constantly strive for.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Aristotle, who was hailed as “the greatest philosopher of ancient times,” also proposed the well-known golden mean, which is an ethical virtue, arises from practice, and is a hierarchical political theory.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nfucius’ concept of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Aristotle’s golden mean,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 basic explan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Confucius’ concept of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Aristotle’s golden mean, and then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文章引用:吴光美. 孔子“中庸”与亚里士多德“中道”对比探究[J]. 哲学进展, 2024, 13(7): 1574-1578.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7234

1. 引言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孔子是中国先秦时期中国哲学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他们都是生活在同一时期不同地方的古代先哲。孔子中庸思想、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是古老的哲学命题,是人类历史上优秀的哲学思想,在东方和西方的伦理思想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几千年来,中国的统治者和理论家的大力发展和推行,其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中国人的血脉中,深入到我们的心中。作为社会生活和人的德性标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不断发展,在古希腊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种思想既有共同之处,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值得我们深思。

2. 孔子中庸之道

据记载,“中”字最早起源于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它原本的意思是旗帜、中央。许慎《说文解字》:“中,内也。”([1], p. 8)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逐步的发展和演变,到夏商周三代,“中”字又被赋予了“中德”、“中行”的意思。对于“庸”字的含义,孔子以前没有太多次地出现这个字,后来的儒学家对它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庸”不同于“中”字,“庸”字在古老的甲骨文中并没有被发现,所以对庸字的含义解释都是引申和不断发展而来,是引申义和发展义。“庸”字最早出现于西周的金文中,代表一种钟类乐器,因经常使用这种乐器。于是引申和发展出“用”、“常”和“平常”这几种含义。

“中庸”最早由孔子提出,孔子同样也是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庸”一词最早出现于儒家经典《论语》中,在《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 p. 72)孔子把“中庸”看作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其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智慧,孔子极为推崇中庸,不管是为人处事上,还是治理国家上,中庸思想都可以运用其中。对个人,社会,国家的发展都极为重要。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让我们十分重视自我修养,自我修养是一个人的终身任务,最终是为了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为人处世上体现中庸思想。“中庸”思想正是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子曰:“忠恕近仁,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 p. 72)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同样不能强求他人去做,向我们阐明了推己及人,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重要道德准则。君子的修养,人格的完善,还需要慎独,慎独一词,最早在《中庸》中出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2], p. 288)用来劝诫君子要学会慎独,反省自己,克服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具有完满的人格,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孔子的中庸思想很重视德政,更偏向于政治。主张“为政应取中庸”,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 p. 198)社会动荡不安,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是由于贫富差异所导致,要想国家安定,人民安居,就要施行中庸之道。《论语·为政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2], p. 15)孔子把施行德政的人比作了北极星,受到民众的爱戴和拥护。在孔子看来施行德政就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 p. 16)教化百姓离不开道德,民众不仅会有羞耻心,而且能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

3. 亚里士多德中道观

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三贤之一,是西方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他对中道思想的相关思考和论述,且探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不能离开其中道思想,它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和理论基础。他把中道看作最高的善或至德,“美德乃是中庸之道,”“德性就是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 。”([3], p. 20)所谓“中道”就是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一种中间的状态,强调适度、适中意思。亚里士多德认为过犹不及,过度和不及的状态是恶,只有适度,适中的状态才是美德。在书中,他不仅对中道阐释说明,而且他还列举了一些具体的示例,经过仔细分析,对适度、过和不及三种状态进行解释说明,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该观点。例如,如果我们将勇敢看作中道的一种,那过度的勇敢就是莽撞,不及的勇敢是懦弱。至于人们应该采用什么方法获得中道,他认为人们要形成和掌握“中道”,就需要靠后天的不断实践,通过实践的训练掌握相关的道德行为,标准。它不是人们天生就有的,是人们通过不断实践不断训练获得,是“由于训练而产生和增长的”,或是由于“习惯”而收获的“结果”。

在伦理观上亚里士多德把中庸称之为一种善,一种美德。中道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理想状态,是最高的善和至德。他认为“美德实质是中庸之道”、“德性就是中道作为最高的善,极端的美”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个人的品格和行为是否是符合德性,是否是道德的,用亚里士多德中道观的阐释就可以看出来,核心就看他的品格是否符合中庸之道,是否符合他提出的适度、过和不及三种状态中的适度状态。过和不及不是德性,是一种恶,适中才是德性,是美德。在他的书中认为“运动过多和过少,同样地损伤体力,饮食过多与过少,同样地损伤健康;惟有适度可以产生、增进、保持体力和健康。”([4], p. 293)所以过度与不及都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只有适度才是最好的状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是“相对”的中道观点。他的观点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事物,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有人烧杀抢掠,违法犯罪,对于这些丑恶的行为,就没有适度的说法,行为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不存在适中的说法。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并不是万事万物都可以用,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4. 孔子“中庸”与亚里士多德“中道”的异同

4.1. 德性的一致性:至善的美德

中庸是至善的美德。不管是中国的孔子还是西方的亚里士多德,这两个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无论是中庸还是中道都是一种至善的美德,是一种崇高道德境界。就孔子而言,他把中庸看作是一种道德的准则,人们想要成为一个有道德有德性的人,要达到最大的至善,就必须要使自己的情感、行为都符合中庸之道,就要以中庸之道去践行去实践。人们必须用中庸的道德准则作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停留在理论上,还必须践行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在具体践行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避免“过”和“不及”,把握好适度的分寸与尺度,以达到恰到好处的善为理想。亚里士多德在德性上和孔子不谋而合,认为美德是最高的善,只有中道才能达到最高的善。他认为合乎理性的实质就是合乎中道,人们做事时必须以理性,中道为标准,要求自己学会适度适中,学会不偏不倚,达到至善。所以亚里士多德同样赞同德性就是中道,就是适中,中道是德性表现在外的特征,是最高的善。因此,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把中庸、中道看作至善的美德。

4.2. 思想方法的一致性:时中与致中

中庸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中庸与中道的“中”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而是相对的,有所变化的。至圣先师孔子认为“中庸”的“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中”会伴随时间、环境等的变化而变化。《论语》中,孔子论述了达到中庸的最好方式,即执中和时中是最好方式。执中是“叩其两端而竭之”,即认识事物、分析问题要全面,不能片面的去认识、分析。时中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不是一成不变,是要根据时间、人物、环境等条件的变化而做出变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众多的事情中,将中庸作为最高的标准,做到真正的中庸。所以说中庸的核心是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在事物条件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收获中庸智慧。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中道观上也有一些关于时中的类似论述,即相对中道的思想。他认为中道不是僵化刻板的模式,不能用固化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中道会随人随事、因地因时不断变化而变化。然而对于执中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将中道分为了两种,一种是相对中道,一种是绝对中道,即要求人们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要避免过度与不及,不管是过度还是不及,都是极端,实质是“恶”,都不能向这两端去靠近,而应该向中道靠近,最终得以实现至善。中庸与中道都具有时中的思想,所以二者重点强调的是相对而非绝对,即在注重原则、规矩的同时也关注灵活、学会变通,并非只强调其中一点,需将二者统一起来。孔子的中庸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不是固定统一的模式,不是僵化的思想理念和方法论,二者会随事物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用以追求最高的美德——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实际,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实际的变化而做出改变,不能只知道固守僵化的模式,学会变通,采用恰当的方式和合适的态度去解决。所以说二者思想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4.3. 治国方略的不同:德治与法治

在政治伦理观上两人不同。孔子提倡以德治国,亚里士多德则提倡以法治国。他把中庸看作是伦理的“礼”,道德的“仁”,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争频发,社会动荡,百姓陷入战争的泥潭。为了社会稳定,百姓安居,国家昌盛,孔子提出恢复西周礼乐制度,提倡宗法等级制度,要求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要遵循“君臣父子”的礼法关系,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体系。“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提出仁者爱人,用中庸的原则和方法,养成高尚的品德。所以孔子的中庸是伦理之礼,在治理国家上,需为政以德,提倡以德治人。尽管,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相似,同样都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但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德不同,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提出法治。亚里士多德倡导建立中产阶级执政的社会,只有中产阶级掌握一定的权力和财富,社会才会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他与孔子在政治上都希望恢复以往的政治制度,以此为目标。他认为恢复以前的政治制度就应该扩大中产阶级的权力,增加中产阶级的收入和财富,而巩固政治制度关键在于以法治国和以法治人。法律是政治制度,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没有法律公正无从谈起,公正就是中道的一种。因此,亚里士多德在中道思想中提倡的是法治,即用法律来治理我们的国家和民众。

4.4. 实现途径的不同:先天与后天

在德性论上思想内涵的不同。中国古代十分注重天人关系,孔子中庸同样离不开“天人合一”,是基于天人关系提出。([5], pp. 40-42)孔子认为“中”是一种德行且由上天赋予给人们,人们只有不断加强对自己的道德修养,这种由上天赋予的德行才能转换成现实中一种可塑的德性。在中庸中孔子强调人性与天性,以及将人性和天性结合起来,提醒人们要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进而才能在实践中实现中庸的理想。亚里士多德认为其不是上天赋予,而是后天的不断学习与培养,学习极其重要,经过不断学习,人们才能形成中道的至善。因此,中道并非一蹴而就,接受教育、学会学习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形成中道,在他的思想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关人性的相关内容,他强调的是一种后天德性,是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地实践从而得到的德性,即“学习的德性”。亚里士多德更多强调的是对中道这种作为德性的知识的寻求。([6], pp. 60-62)因此,二者的思想内涵是不同的,一种是上天赋予,一种是后天习得。

5. 结语

两者思想的产生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当时社会都处在一个急剧转型发展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古代希腊开始从城邦制向中央集权奴隶制逐步过渡,王国权力被削弱,在政治军事上尤甚,开始走向衰败,整个希腊社会同样处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中。在相似的背景下,两个伟大的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庸。中庸思想和中道观都讲求适度、适中原则,做人做事恰到好处,否则过犹不及,并且追求道德上的至善,认为中庸至高至美。他们的思想有相似之处,但也各具特点,孔子的中庸追求社会整体的“天人合一”,提倡以德治国,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追求公民个人的幸福,将法制和治国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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