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的一条基本原理，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系统而漫长的文献基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形成的标志，马克思第一次同时使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术语，阐释二者的含义，并指出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文献考察，将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和发展阶段，阐述这一原理的形成过程。
Abstract: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determines the superstructure is one of Marx’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its formation was not a sudden event, but had a systematic and long-lasting documentary basis. Marx’s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 marks the formation of the principle that economic foundation determines the superstructure. Marx used the terms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uperstructure” togeth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work, explaining the meanings of both and pointing out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in determining the superstructure. This paper uses a documentary research method to examine Marx and Engels’ work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 into three stages: the germination stage, the formation s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stage, explaining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1. 引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构建的整个思想大厦中最具特征的思想之一。马克思借用“基础”与“上层建筑”二词，用来阐明社会中经济与政治文化等的关系。它告诉我们在特定的一个时代与社会中，经济为代表的物质生产及关系、物质利益处于基础地位，而文化与政治等为代表的社会意识形式则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产生矛盾运动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在这对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处于决定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形成的标志[2]，马克思第一次同时使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术语，阐释二者的含义，并指出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形成主要具有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和发展阶段。
2.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萌芽阶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形成具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萌芽阶段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著作中。
马克思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最初是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中的，马克思作出“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论断，批判黑格尔想使‘自在自为的普遍物’——政治国家——不为市民社会所决定，而相反地使它决定市民社会[3]的观点，指出“国家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中以无意识的任意的方式产生的。家庭和市民社会仿佛是黑暗的自然基础，从这一基础上燃起国家之光。”“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3]。此时，马克思虽然还未完全脱离黑格尔范畴，但是已经接近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内涵，则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中提出的。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基础概念并比较明确地指出后面使用的“上层建筑”内涵。马克思指出，“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3]，马克思将经济的运动描述为经验与理论的基础，具有初步的“经济基础”概念，紧接着，马克思又说，“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3]指出宗教家庭等都是生产的特殊方式，受到生产规律支配，丰富了上层建筑概念，并且指出二者的支配关系。
之后在《神圣家族》(1844)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更加接近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其首先提出与经济基础类似的概念，“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产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4]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处明确表示生产方式(即经济基础)是认识历史时期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次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空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基础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天空的云雾”，而是物质生产中，“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4]，其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生产方式(即经济基础)对于历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单纯的思想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4]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多方面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内容，渐渐接近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毕竟他们没有尚未明确提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基本概念，因此这个阶段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萌芽阶段。
3.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形成阶段
学界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形成的标志，这部著作也标志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初步形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内容，“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它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5]此处市民社会的概念就是生产关系，也即相当于经济基础的内容，其是历史的发源地，而后更加明晰地指出这样的关系，“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5]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将市民社会作为历史的基础，即经济基础决定了宗教、哲学和道德等，决定了国家和意识形态。指出物质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思想的社会关系，“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5]，这说明思想不过是物质关系的外化，论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使用上层建筑名词，指出市民社会(生产关系)是全部历史的真正的发源地和舞台，是整个历史的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市民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而引起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以及宗教、哲学、道德等意识形态(思想上层建筑)的全部的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
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中，马克思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再一次使用了“上层建筑”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6]马克思在此明晰上层建筑的概念，并同样表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直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最终形成，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经济基础概念与上层建筑概念同时出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最终形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指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明确了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革，并且说明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概念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最终提出理论。
4.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发展阶段
在马克思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后，恩格斯作为“第二提琴手”对马克思的思想不断进行发展，直到晚年恩格斯都一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就当年，恩格斯就写了《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其中也出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概念，恩格斯提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6]，并且引用了马克思“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一基本思想。
而后在《反杜林论》(1878)中，恩格斯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做出系统的论述，主要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和它们的联系，并论证了为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非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杜林认为“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结果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次等的事实”，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恩格斯对于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批判，“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7]恩格斯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并将其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7]。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向世人赞扬马克思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伟大功绩，《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提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7]恩格斯高度赞扬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发现上的伟大贡献。在恩格斯晚年的几篇书信中也能看出他一直坚守并发扬马克思的理论。《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中，论述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诸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如果这里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8]对于将经济因素确定为唯一性因素的思想进行批判，指出上层建筑也有重要影响，“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历史发展过程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将其想得简单化，将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8]，但恩格斯同样坚持，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恩格斯坚持基本原理，对歪曲理论进行辩驳。《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更是着重描述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包括国家权力、法、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其指出，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家这种新的社会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该尾随生产运动。但它已经产生，就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力量有相对独立性，并且反作用于生产，对生产的条件发生影响。可以说在《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中，恩格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础上，论述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原理，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补充和更新。在《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1893)中，恩格斯同样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指出要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在《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中，恩格斯论述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是经济、政治、思想等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统一结果，但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是以经济的发展为中轴线，“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8]同样强调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向世人宣扬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上的功绩，同时在晚年的书信中对这一原理进行了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
5. 结语
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具有一个丰富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其中呈现马克思的探索性和恩格斯的发展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是这一原理的萌芽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其形成阶段，此后，恩格斯对此思想更是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发展和论述，《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恩格斯致弗·梅林》《恩格斯致博尔吉乌斯》等经典文本中都有相关思想的体现和发展，从中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随着时代发展得到不断地发展。通过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原理的考察，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