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主张马克思哲学应以主体性为根基的逻辑总体性为核心。他认为，这种总体性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即人类作为主体自觉能动地认识与改造世界。逻辑总体性强调将世界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而非孤立存在。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马克思哲学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与发展方向，体现了人的主体性。青年卢卡奇强调，只有站在总体性立场上，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一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解人类历史和社会提供了新视角。
弗洛姆据此认为卢卡奇第一个恢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传统并进一步高扬人的旗帜，欲建立一种人本主义的道统论而宣布一切西方近代思想都是人本主义特别是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重要著作问世以来，弗洛姆所著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更是显著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一种人本主义化的理论。
而张一兵则在其《文本的深度耕梨》一书中指出弗洛姆的这一结论缺乏历史性的理论分析并且由于激愤而遮蔽了理智。张一兵更是指出弗洛姆的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新人本主义不同于青年马克思的以类意识的社会本位为基础的传统人本主义，其原因在于既没有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条截然不同的理论逻辑密切交织：居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为架构的线索展开的逻辑；从现实的工业实践出发的科学理论思路[1]，也没有看到1845年以后，马克思开创的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受到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影响的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明确拒斥以及异化概念中用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合理的分工批判取代了哲学式的异化伦理批判。[2]张一兵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人本主义化的倾向并让我们看到弗洛姆的理论论证的不足，与此同时，弗洛姆在其论证中关于新异化的理论值得我们思考。
2. 张一兵与弗洛姆的两种不同理论态度
弗洛姆在其《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沿着解蔽——重构——异化扩大化的论证思路意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人本主义化，而张一兵则指出其解蔽的不充分不彻底，重构过程中也存在着逻辑悖结，而异化扩大化也没有给我们指出走出迷途的现实出路。
2.1. 解蔽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方式倾向于将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一种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相对忽视了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的经济决定论。
由于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式的人的目的的曲解(物质利益决定人的生存，欲望则是人之目的的观点)，因而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式的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力量作为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力量的历史现象(即物役性现象)，被错误地视作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根据弗洛姆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对经济力量支配一切，导致人物化为对象的非人现象的深刻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旨在对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异化和新型奴役现象提出抗议。在弗洛姆看来，第二国际理论家们错误地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仅仅视作一种衡量历史发展进度的客观工具，从而忽略了其最为关键的现实批判功能。
他主张从真实的个人出发批判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主张实现人的本性的复归。张一兵同意弗洛姆的第一个观点，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经济决定论。但他不同意弗洛姆将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都等同于对于物役性现象的批判。张一兵认为弗洛姆否认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的根本异质[3]，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基础。这两个文本的逻辑起点是不一样的：前者从人的本性或类本质出发，即从抽象的价值悬设引申出的理论逻辑；后者从现实的人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出发，即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
2.2. 重构
重构的第一步首先是对“人的本质”进行重构。弗洛姆指出，马克思认同人的本性存在一般性与变化性之分[4]，并进一步区分了人的“两种类型的内驱力和欲望”。其中，一部分内驱力和欲望具有恒久性与稳定性，例如食欲与性欲，它们不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而始终保持一致。然而，另一部分欲望则呈现出相对性，其并非源于人的本性，而是根植于特定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之中，因此会随这些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动。据此，弗洛姆所阐述的观点为：人的自然属性构成了其恒久且普遍的本质特征，相对而言，人的社会历史属性则表现为非本质且短暂的性质。
但是，弗洛姆将这这种人的自然属性换了一个说法，即人的潜能，也就是说弗洛姆认为人的潜能才是人的本性并且人的潜能具有自我能动性，这种自我能动性表现为他的连续不断的生产性活动，而真正的生产性活动是人的自由性的劳动活动。于是，弗洛姆确证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性的劳动活动。然而，张一兵认为弗洛姆对于人的本质的自然属性的指认与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表述是根本异质的，相较于人类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作为现实个体的核心属性，构成了其更为具体且关键的“本质”。与此同时，传统人本主义所倡导的以类本位为中心的观念，与新人本主义强调个人独特性生存的立场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与张力。
其次，弗洛姆基于“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性的劳动活动”来解释“异化”概念。弗洛姆将异化表述为人的生存失去本真性的生产性；(从心理层面解释异化并得出工人阶级的异化已经发展为一种全人类的异化的结论)并进一步根据社会现实将这种异化扩大化，这种扩大化倾向对于如今的社会具有很强的启发性，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详细叙述。异化观念产生的现实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产生的巨大的现实物质生产力，如此，人日益失去了生产性的本质而变得日益僵化、空虚麻木。弗洛姆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述的异化劳动观为依据，深入剖析了“作为人的共同类本质的本真劳动如何因私有制和分工的产生而逐渐走向异化”的这一过程。
然而，张一兵对弗洛姆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指出，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并非仅仅是一种内在于个人本性中的抽象能动性。相反，它更多地表现为具体的社会物质生产以及人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且弗洛姆的异化逻辑是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主要批判对象，弗洛姆是从一种主观体验或感受出发点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但他不明白“马克思后期的异化史观是一种存在论上的人的一种根本性的颠倒。”[3]
重构的最后一步就是对于异化的扬弃，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完成。在弗洛姆看来，社会主义是由人的概念引导出的主观渴望和伦理要求，是人异化的扬弃。在他的视野中，真正的社会主义具备三大核心特征。首先，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异化的彻底消除，确保了生产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其次，社会主义致力于消除人的消费异化，旨在引导人们追求真正的需求，而非被物质所驱使。最后，社会主义致力于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发展，为每个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以实现其潜能和价值。然而，张一兵则认为社会主义是由科学地确证现代社会发展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必然性，而非伦理要求。[3]
3. 弗洛姆的新异化价值及张一兵的评价
3.1. 异化扩大化
由于资本主义从生产阶段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因而人的异化出现了马克思那个时期所没有的新的异化形式。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关切的工人异化加剧了并产生的新的异化，即经理异化、官僚异化、“资本家异化”还有消费异化和人的理性、文化和思想的异化。这里，我们仅试选取后两者进行叙述。
首先，是消费异化。其一，真实消费异化为虚假的幻想性的消费。[3]消费行为的本质被扭曲，从真实的需求转变为虚假的、幻想性的消费。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选择并非基于自身的真实口味和身体需求，而是受到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与幻想所驱动。这种异化使得消费行为脱离了实际需求，转变为一种不切实际地追求。其二，消费从手段异化为目的。[3]消费只是实现生活需求的一种手段，但现在却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目的性的行为。购买和消费行为变得具有强迫性和非理性，人们往往为了消费而消费，而非出于实际需求。这种异化使得消费行为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和价值，变得空洞而无益。例如现在人们只是为了获得拆快递时的快感而消费而不是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其三，休闲时间的异化[3]——在当下社会，各种异化的消遣形式层出不穷，然而这些形式往往难以触动人们的内心深处。如今的消费行为已经演变为一种隐性的强制性行为，人们在闲暇之余往往处于被动状态，沉迷于各种消遣之中，如娱乐至死的疯狂追星现象，这无疑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其次，是人的理性、文化和思想的异化。[3]其一，关于人的理性异化问题[3]，我们观察到，虽然人类的理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理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退化。由于社会组织和机体的规模日益庞大，我们往往难以窥见社会运转的真实面貌和隐藏在背后的深刻规律。其二，在现代社会中，人类文化亦呈现出异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文化的商业化倾向。[3]将文化视为商品进行交易，不仅削弱了文化与人类真实生存状态之间的联系，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文化的本质。例如，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使得许多人更倾向于相信网络世界所呈现的虚幻景象，而非真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三，人的思想异化现象亦不容忽视。[3]在意识形态的“洗脑”控制下，人们往往容易将自己的思维局限于公众舆论、报纸等媒介所塑造的框架内，从而失去了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判断的能力。这种现象不仅阻碍了个体的精神成长，也对整个社会的思想进步构成了威胁。
面对弗洛姆将异化“扩大化”的倾向，张一兵有着两个方面的态度。一方面，张一兵认为弗洛姆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观变成了“一种极其庸俗的泛异化说明”。[3]张一兵认为弗洛姆是弗洛伊德派的社会心理学家，因而十分擅长以社会心理问题作为分析社会症状的切入点。但是张一兵认为这种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只能浮于社会表层，于是非常容易指称自己发现了比马克思更加“新”的异化观点，然而只是因为弗洛姆没有深入到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去分析而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张一兵看来，如果弗洛姆明白这一点，他就会明白自己只是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异化现场却并未在本质上超出马克思的异化观，只是为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了。另一方面，张一兵肯定了弗洛姆对于20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的揭露并认为其具有参考价值。张一兵认可弗洛姆所说的“现代人面对的是一片异化的汪洋大海，并且其中还泛起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的新的异化之波”[3]的说法，这主要表现在工人异化的加剧，经理异化和官僚异化以及资本家异化等新形式的出现。但张一兵提出这里面应当警惕的是不能将这些新的异化现象完全抽象出来并进行均质化的处理，例如其中的经理异化和资本家的异化仍然和其他异化形式有着异质性的区别：经理和工人能否处于同一“异化”平面？异化了的资本家是否不再是资本家了？[3]这些问题张一兵认为弗洛姆都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在所有的异化形式中，张一兵尤为肯定“消费异化”的价值但却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恐怕是基于现实社会情况的考量。种种的异化形式形成了“异化汪洋”，因而在弗洛姆的指认下，现代人生活在悲苦之中。但是张一兵指出“弗洛姆除了给出浪漫主义的心理学–美学的救赎轮之外，没有指出人们走出黑暗的明途。”[3]
3.2. 生态伦理原则
弗洛姆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后，对其人化自然观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他不仅仅局限于对人的异化的扬弃，更从宏观的角度审视了社会主义与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关系。在弗洛姆看来，社会主义不仅是对个体异化的扬弃，更是对整个社会乃至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扬弃。张一兵一方面认为弗洛姆提出的这一生态伦理原则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另一方面认为弗洛姆所关涉的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一起无法在弗洛姆那里找到答案。
在弗洛姆的理论体系中，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对以牺牲今天的和以后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滥用、浪费自然资源的抗议。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以及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这种破坏不仅影响到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更对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马克思在阐述社会主义理想时，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解放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弗洛姆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和世界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人的解放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层面的解放，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解放。这种解放意味着人类能够摒弃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实现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一观点，弗洛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支撑，而自然环境的恶化也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质量。因此，实现人的解放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同时，弗洛姆还强调了生产性关联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的解放同人的自我实现一样嵌在人跟自然的生产性的相关联、相统一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人类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自然的规律和特点，通过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这种生产性关联不仅有助于实现人的解放，更有助于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世界的解放。
综上所述，弗洛姆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了社会主义与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关系。他提出的生态伦理原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更为我们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在当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重视弗洛姆的观点，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同构建美好的生态环境。
4. 结语
弗洛姆与张一兵的论证核心是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思想的差异。弗洛姆认为只有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企图从心理学出发用人本主义串联起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并发扬人本主义精神，而张一兵则指出弗洛姆是用自己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解释青年马克思的社会本位的传统人本主义，也没有看到马克思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后对于人本主义的批判。
弗洛姆基于新的现实情况分析而将异化扩大化，其中的消费异化和人的理性、文化与思想的异化对于我们更加清晰理性地看点当代社会的种种乱象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如果说，老年马克思是从经济客观规律的宏大视域出发来解释异化的本质是一种存在论上的颠倒，那么弗洛姆则是从社会心理和精神分析的微观视域来说明当代社会出现的新的异化现象。同时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的自然观契合中国新时代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给我们研究生态环境与建设新生态环境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向。
弗洛姆的人本主义化解释固然激励人心但是由于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后期文本的现实力量因而并不关注“如何真实地从现实中找到革命的道路，解放是如何可能的等现实问题。”[3]他的“健全社会”因而只能是描摹理想，而不能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5]同时这也是张一兵对于其只停留于伦理批判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