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典籍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1]。其中，《西游记》的英译历程始于1895年，至20世纪80年代达到巅峰[2]。在现有研究中，《西游记》的英文译本、译者构成以及翻译目的一直是讨论的热点，《西游记》英译版在对外传播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本文以中国文学在西方的英译史为线索，探讨了《西游记》的成功之处，并通过英文译本、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等方面讨论了《西游记》的研究现状；最后，文章分别从儒释道思想、中国文化元素以及中国价值观等角度分析了《西游记》英译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价值，旨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彰显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2. 中国典籍英译史
作为东学西渐的一部分，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英译史已有四百多年。在这四百多年间，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我国著名汉学家王洪涛将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英译史划分为五个阶段：“酝酿期”、“萌发期”、“过渡期”、“发展期”和“成熟期”[1]。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最先是传教事业的产物，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经学、汉学研究的载体。但是，无论处在哪个历史阶段，中国文学的英译过程始终伴随着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与碰撞。
2.1. 酝酿期
中国典籍的翻译外传最早可追溯到北魏时期，标志性事件为汉文佛教典籍的梵文和突厥文翻译，但当时的翻译和流传范围仅限于东方。早在16世纪，中国儒家经典就由欧洲传教士翻译成英文。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认真钻研中国典籍、文化习俗，实现了从“西僧”到“西儒”的身份转变。他将中国的“四书”即《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翻译为拉丁文，成为欧洲儒家典籍最早的诠释者，从而借助中国的语言文字宣传天主教教义[3]。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把“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介绍给西方读者。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本在法国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4]。古莱神父曾强调：“翻译目的不在于把中国智慧带给欧洲学者，而是用来当着工具，使中国人皈依基督”[5]。传教士们试图通过牵强附会的翻译，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由此可见，16、17世纪，西方使者的访华是由传教任务驱动的，同时促进了传教士汉学的兴起，以及中国古代经典英译史的萌芽。
2.2. 萌芽期
19世纪初，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被迫开设通商口岸，在华外国侨民数量增加，为了给在华外国人提供语言学习材料和娱乐性读物，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开始被译为西方语言，译本体现出很强的实用主义特征。与此同时，儒道经典的翻译则走上了更为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中叶起，在华殖民圈出现了许多优秀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在王韬等人的协助下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还编写了《中国经典》的文化著作；著名的汉籍英译大师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的《道德经》《西游记》等著作在西方世界极具影响力，他所翻译的中国儒道经典在世界范围内都赫赫有名[6]。值得一提的是，1895年美国传教士吴板桥(Samuel I. Woodbridge)所翻译的小册子《金角龙王，或称唐皇游地府》是《西游记》最早的片断英译，由北华捷报社刊印，但由于时间过于久远，该版本对后续影响不大[2]。因此，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活动在内容方面仍以儒家文化为主，并且在英国传教士的间接促进下得到进一步发展，走向萌芽阶段。
2.3. 过渡期
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格局，一些西方国家的实力此消彼长。世界局势的改变对中国文化的英译历程也有所影响。在“庚款留学生”的影响下，一批优秀的中国青年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最高处，将许多中国古代典籍带入西方世界[7]。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出版了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并在书中翻译了《西游记》的部分章节，进一步加深了西方读者对《西游记》的了解[8]。1905年，英国汉学韦尔(James Ware)在《亚东杂志》的引言部分对《西游记》进行翻译[2]。韦尔沿用翟理斯的思路，选择书中精彩片段进行翻译，并借助中国学者的研究资料围绕小说的朝圣主题评点人物，突显宗教性的教化意义。1922年，英国汉学家倭纳(Werner)在其著作《中国神话与传说》中延续并强化了韦尔的主张，将《西游记》中的精彩情节进行编译[9]。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从传统儒家典籍逐渐向现代转型。
2.4. 发展期
20世纪中期，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随着更多中国留学生到西方访学，以及西方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一大批中国文化经典带入西方世界。以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为代表的德国传教士将《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中国经典译为德文[10]；华裔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家刘若愚编写《中国诗学》等英文著作，将中国古代诗歌英翻译到西方国家[11]。自20世纪中期起，《西游记》的翻译也驶入新阶段：英美世界开始关注小说的主题、版本、原作者、人物特征、艺术手法等[9]。1946年，美籍华人王际真翻译了《西游记》前七回，这是华人自己推出的第一种《西游记》片断英译，在中国文学英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1966年，杨宪益、戴乃迭摘译的《西游记》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出版。由此可见，在20世纪中期，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不再局限于儒家传统经典，而是更加多元化。各种题材的小说、文学经典、诗歌等都成功引入西方，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译史走向快速发展阶段。
2.5. 成熟期
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自身实力的提高，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主动承担起翻译我国优秀典籍的时代任务。翻译的内容也倾向于比较文学、文学批评等。美国著名汉学家陆大伟就曾编写《如何读中国小说》；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在其著作《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也对文学批评理念进行具体阐述[12]。在《西游记》的英译方面，美国汉学家哈里特·戴伊(Harriet Dye)遵循比较文学的思路，将孙悟空与西方典型原型进行类比，力图揭示中西方文学形象的魅力和异同[9]。因此，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英译历程已走向成熟阶段：完整的翻译体系、系统的翻译方法、广泛的翻译题材、专业的翻译水平。本文就以《西游记》一书为研究对象，分析英译本《西游记》在传播中国价值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3. 《西游记》的成功因素
《西游记》作为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中国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其影响力经久不衰。它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艺术想象和人物塑造两方面进行探讨。
3.1. 独具匠心的艺术想象
《西游记》一书在艺术表现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作者搭建起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人、神、妖突破了世俗的界限，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幻想色彩。小说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诙谐幽默的语言、大胆夸张的想象，将人物动物化。比如，孙悟空原是花果山一块仙石，吸收日精月华后从石中蹦出，被众猴推举为水帘洞主美猴王，拥有七十二变的能力，是唐僧的大徒弟；唐僧的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因蟠桃会上戏弄嫦娥被贬下凡尘，误投成猪形[13]。因此，在《西游记》中，天宫、人间、地府，无处不在；神仙、凡人、妖魔，无时不有；过去、现在、未来无不提及[14]，成为古今中外老少咸宜的文学作品。
3.2. 丰富多彩的人物塑造
在《西游记》中，人物的设计和塑造具有格外鲜明的特色。孙悟空这一形象最具特色，他桀骜不驯、有勇有谋、不畏强权，英勇果敢。第三十三回中，他为了骗取两个小妖的宝贝，竟然要玉皇大帝把天借给他装半个时辰，还威胁说：“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15]。唐僧作为取经集体的领袖，是矛盾体的化身，他具有坚定的取经信念，但在实践过程中却表现的百无一用。按照学者曹炳建的观点，唐僧的形象表现出道德境界的崇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匾乏[16]。此外，猪八戒好吃懒做，但朴实淳朴，为小说增添喜剧色彩。沙僧在作者笔下被塑造为协调者的形象。小说中除了师徒四人性格各异之外，妖怪的形象也各有不同，如此细腻的人物塑造使小说在情节上更加引人入胜。
4. 《西游记》英译版的研究现状
本文将分别从《西游记》的译本分析、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三个维度出发，综述《西游记》英译版的研究现状。
4.1. 译本分析
《西游记》的英译本分为节译本和全译本。节译本约有十几种，目前仅见两个全译本[17]。本文主要介绍其中影响最大的节译本《猴》(Monkey)，改书由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所译。韦利将原书第一至第十五回、第十八至十九回、第二十二回、第三十七至三十九回、第四十四至第四十九回、第九十八至一百回，共三十回进行翻译。韦利的译文基本能传达出了原文的风格，在西方被公认为是水平最高的，被重印多次[9]。此外，韦利的译文还被改编为适合儿童阅读的丛书The Adventures of Monkey，由约翰·戴公司于1944年在纽约出版，以其精彩的内容十分吸引国内外儿童读者[18]。
4.2. 翻译策略分析
在《西游记》的现行译本中，由于译者文化背景不同，造成其对原文理解存在差异，因此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也略有不同。余国藩和詹奈尔翻译就分别从异化和归化两个维度出发，对作品进行翻译[19]。其中，余国藩的英文译本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使文章保留了许多中国元素；詹奈尔的英文译本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带有译入语言文化特点以及译入语言读者的表述习惯来将著作原文内容为读者呈现，有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著作[20]。理查德与韦利则主要采用归化翻译，为《西游记》在西方世界的流行做出很大的贡献[21]。
4.3. 翻译目的分析
前文提到过，《西游记》英译者的身份包含甚广，主要包括传教士、汉学家、留学生、高校学者以及专业人士等。这些译者翻译《西游记》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看中其宗教色彩，有的看中其休闲功能，有的看中其文学价值，有的则是出于传播中华文化的良好愿望[22]。
《西游记》里涉及到的宗教是佛教，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等都是佛教的代名词。李提摩太是大英浸信会的传教士，信仰基督新教。但是在他看来，佛教本质也源于基督教。因此，他翻译《西游记》的目的，本质还是向世界证明基督教的伟大。除此之外，更多译者还是着眼于《西游记》的文化价值，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带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5. 《西游记》英译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西游记》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广大海外读者有机会体验中国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佛家的因果循环、中国传统文化象征、价值观等，这些文化元素与和西方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有着相通之处，都是人类真善美文化，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碰撞进一步促进了人类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5.1. 传播儒释道思想
《西游记》的宗教思想比较复杂，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例如书中出现的皇家宫殿和普通民居都应是沿着一条中心轴线并呈两端对称的，这是中国“中庸平和文化”的表现[22]。而在现代西方文化中，中庸思想在君主立宪制、三权分立制等政治制度上也有所体现；佛教思想中的因果循环论在文中多次体现，唐僧的三个徒弟及白龙马都因犯错或被困、被贬，只能通过“取经”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赎，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中强调人通过承担原罪实现自我救赎有相通之处。此外，道教文化中的“炼丹术”也深受外国学者喜爱与追捧，如戴维斯、李约瑟、席文等学者为此投入大量心血，并取得了系统化的研究成果[9]。因此，《西游记》英文版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宗教思想提供了理想途径。
5.2. 传播中国文化元素
“凡是被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认同的、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并体现中国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或风俗习惯以及所有物质，均可被视为‘中国元素’”[23]。在《西游记》英译版中，孙悟空被塑造为一个爱憎分明、有勇有谋的形象，该形象对西方习语、影视作品等都有影响。随着韦利版译作的广为流传，孙悟空的“猴子”形象具有了一定的隐喻风格。人们常用“Monkey”来形容调皮捣蛋的小孩，孙悟空的行事作风也被称为“Monkey Business”[9]。影视作品方面，卡梅隆当初来北京宣传《阿凡达》时曾表示，影片中关于自然环境的灵感来源于黄山；飞行器的机身有中华民族关于龙的图腾。此外，主人公阿凡达也被塑造成具有“猴子元素”的造型。影片在制作过程中，共有数百名中国设计师参与其中。可以看出，卡梅隆导演深受《西游记》里中国元素的影响。因此，《西游记》英译版在西方国家的盛行，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走进人们生活。
5.3. 传播中国价值观
美国大百科全书曾这样描述《西游记》：该书描写了中国僧人西行取经的故事，被英语世界翻译为《猴》，是一部蕴含着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神话小说。孙悟空敢于反抗天庭，高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15]，把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他敢于硬闯地府，勾划阎王的生死薄；他敢对观音不敬、敢骂如来不公，连俗世的国王也从不放在眼里。书中所传达的不畏权威、挑战传统的理念，向西方读者传递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正如明末清初在我国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正是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宣战，对既定制度的否定。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于女性角色的描述同样传递了反叛意识。相较于以男性为政治权利中心的国度如比丘国、乌鸡国，女儿国在国王的带领下民风淳朴，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映射出明代女性对独立人格的渴望[24]，彰显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勇于突破封建束缚的反叛性特征。
6. 结论
《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向西方读者传递了中华民族多种价值观和观念：待人处事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因果循环的佛教思想、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独具一格的文化元素以及不屈不挠的传统价值观念。《西游记》英译版更是深植中国文化因子，构建起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属性和人文精神。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期待未来在本土或是国际市场上看到更多以《西游记》为文化产权的非文本形式的创作，如采用舞台表演、动漫创作等方式创新《西游记》的呈现形式。顺应现代科技发展的趋势，以人工智能为助力，为这部艺术珍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注入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