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黑猫》作为哥特文学的代表之作，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动体现出了作者爱伦·坡所主张的“统一效果论”。爱伦·坡在《评霍桑的“重述的故事”》中这样阐述“统一效果论”：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在提笔写作之前考虑好作品想要呈现的阅读效果或带给读者的情感体验。这种“效果”一经确定，作品中的所有元素都应当服务于“效果”的打造[1]。爱伦坡希望以这种非理性的冲动来揭示现代人面临的精神困顿，呼唤正义和理性，批判冷酷和冲动。对于译者来说，既要在宏观层面最大限度还原作者创造出的效果，又要在细节上把握原文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并且使译文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因此，译者需要在尽量忠实于原文与考虑译文读者的阅读体验之间寻求平衡点。
2.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认为翻译既是一项技巧，还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纽马克在德国功能学家卡尔·布勒的研究基础上将文本的体裁大致归为了三类：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呼唤型文本。在《翻译教程》一书中，纽马克指出：表达功能在于传递原文作者的个性；信息功能的突出特点是陈述客观事实；而呼唤功能则在于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以上三种功能也成为了纽马克文本分类的主要依据[2]。三种文本类型只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但是“怎么做”的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索，因此，他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翻译策略。结合他对文本的分类，纽马克认为，信息和呼唤功能突出的文本应当采取交际翻译，例如教材、备忘录、说明书、广告、通俗文学等。而表述功能突出的文本应当采取语义翻译，例如政府工作报告、自传、私人书信、严肃文学等。
在《翻译问题研究》一书中，纽马克提出，交际翻译试图使译文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效果尽可能地接近原语读者，而语义翻译则试图在符合译入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的前提下，将原文的语境尽可能准确地译出。语义翻译的客观性更强，注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紧随源语文化和原文作者的思维过程，只有当内涵意义阻碍译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时，译者才会帮助读者理解[3]。为忠实于原文，在语义翻译中译者尽可能地遵循原文的句式结构，译文则更加复杂、累赘、详尽，倾向于超额翻译。与语义翻译中将原文及其作者放在首要位置不同的是，交际翻译的重点放在目的语文本的读者身上，用目的语文化代替异质文化。以交际翻译策略为指导的译文，更加流畅简洁，倾向于欠额翻译。纽马克的交际翻译注重译文读者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强调意义应该优于形式，原文信息的表现力而非信息的内容。纽马克还明确指出，一篇文本通常具有复杂多样的功能，而根据文本的不同写作目的，各种功能的重要性不同，因此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运用也没有明确的界限，二者应当是相辅相成而非相对立。
3.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视角下《黑猫》两个汉译本的比较
3.1. 词汇层面
这正如“统一效果论”指出，作品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应该经过精心的设计，并且服务于“效果”。《黑猫》中的词汇也是作者反复斟酌后的结果，此处通过“my reason”和“perverseness”的翻译以小见大，探讨译者的翻译策略。
3.1.1. 关于“My Reason”的翻译
在源语文本中，“my reason”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中，陈良廷译为“我的神智”，第二次则省略不译，第三次则译为“我的理智”。陈良廷译本倾向交际翻译的策略，译文考虑读者感受，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将词汇进行了灵活翻译。曹明伦译本中则通篇译为“我的理性”，译者并在此处选择向原文本和作者靠近，强调“理性”的重要性。结合爱伦坡的创作风格和背景可知，小说《黑猫》的目的在于提醒读者不应该被人性中“为了作恶而作恶”的犯罪欲望所支配，而是应当保持清醒和理性。因此，曹明伦的译文遵循原作者的思维，采用语义翻译的策略更能体现思考的深度。
3.1.2. 关于“Perverseness”的翻译
小说中，主人公将自己虐待动物、杀害妻子等一切残忍暴行都归咎于“the spirit of perverseness”，主人公将它定义为人类心底的一种本能冲动，使人因为想作恶而作恶。主人公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些后悔莫及的行为，全是这种冲动在作祟。陈良廷译本为减轻读者阅读理解上的负担，采取了交际翻译的策略，将“perverseness”译为“邪念”，旨在帮助读者理解，主人公所犯的罪孽完全是出于一念之差，而清醒之后又倍感后悔与愧疚的内心挣扎。陈的译本淡化了“perverseness”的普适性意义，而将其意义局限于故事和主人公本身。相较之下，曹明伦的译本则更加倾向于原文，“反常心态”较为晦涩，容易使读者暂时脱离恐怖氛围，从现实经验中寻求“反常心态”所代表的含义。相较于“邪念”，“反常心态”所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普适性。一个人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挣扎之下，最终让非理性的情感占据了上风，这种反常心态被上升为人类的特性。“明知不可为，却不可自控而为之”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拉扯，在小说中表现为杀人虐猫的犯罪冲动，事实上这种非理性的冲动潜伏在每一个普通人性格深处，这使得读者不寒而栗，恐怖之感也就更甚。正如肖明翰指出，作家在创作时将人物置身于特定环境之中，利用恐惧打破社会对人的桎梏，使人得以从世俗观念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深入人的灵魂，揭示其最隐秘的内心活动[4]。曹明伦的译本正是保留了原文作者的巧妙设计，直击最真实的人性，发人深省。
3.2. 句法层面
英语与汉语之间的句式有着显著的差异，汉语中多流水句，每个小句短小精悍，灵活多变，根据句意需求可断可接，因此汉语也被比做“竹节式”语言。英语中则必须包含明确的主谓结构，句子之间主从关系明确，用并列连词或非谓语连接句子，英语也被比做“树状式”语言。此外，汉语中多使用动词，而英语中则更倾向于静态语言。由于英语与汉语的差异，译者在翻译中也需要相应调整句子顺序。
3.2.1. 句子结构
例1：Pluto, this was the cat’s name, was my favorite pet and playmate [5].
陈译：这猫名叫普路托，原是我心爱的东西和玩伴[6]。
曹译：普鲁托——这是那只猫的名字——是我宠爱的动物和朋友[7]。
以此句为例，陈良廷译本明显更为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将原文中的插入语成分进行了合并，汉语中的小句，读来流畅通顺，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曹明伦的译本则遵循了语义翻译的原则，保留了英文的句式，使译文呈现出异质感。陈的译本中，多选择去掉破折号，转化为地道的中文表达，而曹的译本中在不影响句意表达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这一形式。二者的译文对比反映出了两种翻译策略的差异和不同的阅读体验。
3.2.2. 句子顺序
例2：One night as I sat, half stupefied, in a den of more than infamy, my attention was suddenly drawn to some black object, reposing upon the head of one of the immense hogsheads of Gin, or of Rum, which constituted the chief furniture of the apartment. I had been looking steadily at the top of this hogshead for some minutes, and what now caused me surprise was the fact that I had not sooner perceived the object thereupon. I approached it and touched it with my hand [5].
陈译：有一天晚上，我醉醺醺地坐在一个下等酒寮里，忽然间我注意到一只盛放金酒或朗姆酒的大酒桶，这是屋里主要一件家什，桶上有个黑糊糊的东西。我刚才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酒桶好一会儿，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及早看出上面那东西。我走近它，用手摸摸[6]。
曹译：一天晚上，当我昏昏沉沉地坐在一家臭名昭著的下等酒馆里时，我的注意力忽然被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所吸引。那团黑乎乎的东西在一只装杜松子酒或朗姆酒的大酒桶上，而那只酒桶是那家酒馆里最醒目的摆设。我注意看那只酒桶上方已经有好几分钟，而使我惊奇的是，刚才竟然一直没发现上面有个东西。我走到酒桶跟前，伸手摸了摸那东西[7]。
例2是描写主人公吊死黑猫后，在酒馆中酗酒时偶然遇见了与黑猫极其相似的一只猫的场景。这只猫的出现方式与外貌都充满了诡异，将故事的恐怖之感推向了另一个高潮。曹明伦的译文依旧是紧随原文，在符合汉语的语法的基础上，保留了原文的句子顺序。但是译文在情感的递进上欠缺，读来平淡无奇，。陈良廷的译文则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译，陈良廷的译文对原文的句子顺序做出了大幅的调整，先描写大酒桶然后再写酒桶上方黑乎乎的东西，然后主人公走近细看，神似死去黑猫的另一只猫出场。这样的描写由整体到局部，由模糊到清晰，符合人真实的视觉感受。因此，此例中两种译文分别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策略下，各自具有优点和缺点。
3.3. 篇章层面
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式恐怖融入了传统文化的阴阳、风水、八卦等传统元素，重在渲染诡异感，暗示人们对于未知事物进行猜测和想象，从而达到恐怖的效果[8]。哥特式通常以古堡、废墟或空旷的荒野作为背景，充斥着暴力、复仇、强奸、乱伦等内容。这些作品中常常笼罩着神秘、阴森、恐怖的气氛，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9]。同时，译者在翻译中“显身”，发挥主体性作用，也会对文章的语言风格产生不同的影响。
3.3.1. 文化差异
例3：I had so much of my old heart left [5].
陈译：我毕竟天良未泯[6]。
曹译：我当时旧情尚未完全泯灭[7]。
例4：I was committing a sin—a deadly sin that would so jeopardize my immortal soul as to place it [5].
陈译：犯下该下地狱的大罪，罪大之极，足以害得我那永生的灵魂永世不得超生[6]。
曹译：我知道那样做是在犯罪，一桩甚至会使我不死的灵魂来生转世于猫的滔天大罪[7]。
语义翻译聚焦于源语文化，其目的是准确传达原作的意图，只在原文的内涵意义可能会造成理解上的妨碍时才加以解释，从而保留了文化的异质性。而交际翻译以读者为中心，倾向于不给读者带来任何疑惑或留下晦涩难懂之处。中华文化注重人的美德和品行，强调君子之风，“天良”即人的良心，古人认为良心是天所赋予的人的善性。而“旧性”则遵循了原文，将原文作者的意图完整地传递了出来，但是却显得晦涩难懂。例4中，陈良廷的译文更是呈现出浓厚的中华文化色彩，在中华文化中，“下地狱”是对于死亡之后的猜测，“超生”更是源于民间故事和习俗。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人活着就是在赎罪，轻视肉体，重视灵魂，寄希望于来世。曹明伦的译文中“不死的灵魂转世于猫”则保留了文化的异质感。陈的译文中还有“灵性”、“酒寮”、“脚夫”等多处倾向目的语文化的译法，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更易于读者融入故事。
3.3.2. 语言风格
例5：I grew, day by day, more moody, more irritable, more regardless of the feelings of others [5].
陈译：我一天比一天喜怒无常，动不动就使性子，不顾人家受得了受不了[6]。
曹译：日复一日，我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烦躁不安，无视别人的感情[7]。
例6：When I first beheld this apparition—for I could scarcely regard it as less—my wonder and my terror were extreme [5].
陈译：我一看到这个怪物，简直以为自己活见鬼了，不由惊恐万分[6]。
曹译：当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幻影之时——因为我还不至于把它视为乌有——我的惊讶和恐惧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7]。
陈良廷的译本语言更加质朴，“使性子”、“受得了受不了”、“活见鬼”等翻译呈现出口语化和生活化的特点，感情色彩也更为浓烈。陈的译本流畅清晰，简洁明了，多采用省译的翻译方法，具有欠额翻译的特点。曹明伦的译本则含蓄隽永，多采用“喜怒无常”、“烦躁不安”、“无以复加”等四字词语，感情较为理性克制，文学色彩浓厚。
4. 结论
本文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视角下分析了短篇小说《黑猫》的两个中译本，陈良廷将这篇小说视为通俗小说，即呼唤型文本，主要采用交际翻译，侧重使读者融入故事情节，打造恐怖惊悚的心理体验。曹明伦结合爱伦·坡的创作背景和风格，将这篇小说视为严肃文学体裁，即表达型文本，主要采用语义翻译，表达对于人性中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较量的思考，通过文字来启示读者理性思考。因此，不同的理解决定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不同的翻译策略又会给译文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