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80年代以来，汉语学界开始普遍关注认知和语言文字的关系。从语言的发生发展来看，人类的认知活动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不同的新词义，同时更涉及到认知活动对汉字孳乳产生的影响。而汉字在孳乳分化过程中也表现出不同的认知心理现象，本文试图从人的隐喻认知心理、思维特征等因素去考察字的孳生运动，阐述汉字分化发生过程中的认知问题。
2. 汉字分化中的认知理论
隐喻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又可创造相似性的过程，那么事物间的相似性就是认知隐喻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1]。事物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相似性或在某种意义上几类事物属于同一范畴时，人们就会利用已感知到的相似性将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事物间的相似性可以通过原型范畴来联系。
(一) 原型范畴理论
原型范畴理论指出范畴是具有相似特征成员的组合，其基础是自然范畴下的家族相似性；且各成员之间地位并不相同，作为群体代表且用例频率较高的成员往往是典型的，或者说是“原型”成员。其他成员则根据典型性的差异围绕该中心成员与其他成员组成有序序列[2]。认知隐喻正是基于这种内部的相似性，将不同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人类认识事物的内部心理机制，在语言上又外化为词语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人们通过典型将许多类似事物分为一类，基于对事物的理解和想象，提炼出词语的“意义”，并赋之以“音”，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原生词。这样的词在诞生之初或许只存在一个基本意义或核心意义，随着人们对事物认知的增加，会出现一些派生义，而在诸多词义争夺原字形的情况下，总是实力强大的词驱逐实力弱小的词；也就是使用频率较高的词占据原字形，使用率相对较低的词则另造新字[3]。由这种词语的派生组成的序列，我们可以将它看作同源词。也就是同一语源引申或分化出来的音近义通的一组词。声符“布”的词源意义是“铺开、分布”，它参构的形声字在此义上互通。布、抪、佈。这组词音近义通，有相通之义，又“布”的使用频率较高，因而它是此范畴的“原型”。下面以词源意义“铺开、分布”为基点，“布”声符及其所参构的形声字进行说明。
布，《说文解字》：“布，枲织也。从巾父声。”布的本义指麻葛制成的纺织品，后为棉、麻、葛等纺织品的通称。后引申为散布、分布。段玉裁注：“古者无今之木棉布，但有麻布及葛布而已。引申之凡散之曰布。”《周礼·夏观·训方氏》：“正岁则步而训四方。”郑玄注：“布告以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恶。”《玉篇》：“陈列也。”“布”又有陈列义。
抪，《说文通训定声》：“抪，〈汉书·中山靖王胜传〉：‘尘埃抪覆。’注：‘亦布散也’。”《农政全书·卷四十七》：“茎干似艾，其叶细长锯齿，页抪茎而生。”可知“抪”有周遍、分布的意义。
佈，《广韵·暮韵》：“博故切，去暮帮，父生鱼部。佈，布遍也。”“佈”可解释为分布、周遍意。“佈”始见于《广韵》，推测约产生于隋唐时期。《正字通·人部》：“佈，通作布。遍；散满。”《诗薮·古体中》：“得其意，则信手拈来；纵横佈置，靡不合节，正禅家所谓悟也。”《喻世明言》第二一卷：“钟明、钟亮各引一百人左右埋伏，准备策应。馀兵散佈山谷，扬旗呐喊，以助兵势。”《红楼梦》第九回：“诟谇淫议，布满书房内外。”
综上，这组词都有分布、周遍义，“抪、佈”作为声符“布”的参构字，上古音均为帮纽鱼部，音近义通，属于声符“布”在核心词源意义“周遍、分布”方面的衍生孳乳形成的同源字，后来随着孳乳字被普遍接受而使源字与孳乳字明确分工，汉字分化就是其各司其职的重要途径。那么就可以说“布、抪、佈”出生于同一家族，“布”是原型母字，“抪、佈”属同胞兄弟，是分化字。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隐喻机制来讨论原型范畴下的汉字是如何分化的。
(二) 隐喻理论
讨论某个现象的性质首先要明确该现象是如何发生的，汉字分化过程种所蕴含的认知心理因素比之一般语义更为丰富，因此分化字的意义关系又可以按心理现象去描写。认知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机制，是人类不可避免的思维过程，语言中大概有70%的表达方式来源于人们的认知方式[4]。隐喻的实质是通过具体概念来理解抽象概念的一种认知方式。也就是说隐喻就是把对具体事物的认知模式投射到抽象事物上的过程。在隐喻过程中，一个指称具体概念的义项被用来表示一个抽象概念，这一过程可以被看作是转换概念域的过程。在原义项语境中并不存在新的义项，而是基于类推机制的概念结构的象似性发生的[5]。而世界万事万物，纷繁复杂，层出不穷。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解释和表述又是循序渐进、逐步深入、互相关联的。由于受到后天的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导致隐喻认知的原始域和投射的目标域不同及联想方式不同，就会造成一定的差异。汉字的产生就是这种认知活动的结果，我们将汉字与主客体密切联系起来，得到这种认知的产物。
例如“易”字，其甲骨文作“
”，象将一个容器的水注入到另一个容器，这个过程投射到社会生活中，就得到了“易”字的如下义项：1) 对第一个容器来说，水是从有到无，作为支付的一方而有了“赐予”之意；2) 对第二个容器来说，得到了水是从无到有，有“得益”之意；3) 对水而言，是“更易变动”。后来这三个义项分别由“赐”“益”和“易”三个字承担。因此可以说，“赐”和“益”是为了分担“易”职能的分化字。
又如“合”字，其甲骨文作“
”。上像盖子，下像器物相扣合之形，本义是相合。这个过程投射到社会生活可以得到“合”字的义项：1) 将散开的动作围拢起来叫“合”；2) 将散开的东西围拢收起来后就得到一个盛物的器具。后来这两个义项分别由“合”与加“皿”旁分化出的“盒”两个字记录。因此可以说，“盒”是为了分担“合”职能的加旁分化字。
3. 汉字分化发生机制的隐喻视角阐释
古汉语以单音词占绝大多数为主要特征，这使得汉字具有一字多义性，因语言中词义的渐次丰富和明确，字形中隐含的多项义素就随之分化，于是它便由最初的一个字发展为承担不同职能的多个形体。然而文字是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仅限于字形上的分析研究显然还是不够的，原有的对于汉字的认识也不能说是完全彻底的。为分析之便，我们将汉字分化发生过程中所蕴含的隐喻类型归纳成以下几种：
(一) 词义引申与隐喻
隐喻有一个重要认知功能是可以创造新意义表达新思想。这样一来，隐喻无疑可以被看作是汉字范畴扩展的一种途径，从而成为语义引申机制的手段。而词义的引申往往会促使汉字通过孳乳分化来满足记词的需要，以达到“一音义对应一字形”的理想状态[6]。而词义的引申有两种结果，一是产生新义项；二是分化出新字。汉字分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分化字的产生仅代表汉字分化开始。汉字分化过程中，词义引申出的新义项孳乳出相应的新字，且新字与本原字有明确分工并分别记录新义与本义。然而，由于过去长期的习惯，新字形没有被完全习用，仍与本原字通用，这类字叫同源通用字，这是汉字分化的一个过渡阶段[7]。这种现象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未能成功分化本原字记词职能，称作汉字分化未果。二是成功通过字形分化实现职能分化。词义引申结果见图1：
Figure 1. Lexical derivation results chart
图1. 词义引申结果图
1) 产生新义项而未分化(一词多义)
人们在认识世界的新事物并为之命名时，往往首先抓住作用于人感官的视觉形象，并将其处理为类化义项，而后通过隐喻或其他手段把它们编入语言世界中。因此一个词语表达意义时就可能具有高度概括性，在词义演变过程中，原来的词义就可能出现分化产生新的义项，而一个词有了新义项后，旧义可能消亡也可能保留，新旧词义共存就产生了一词多义。具体引申过程见图2：
Figure 2. Deriv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the words “yuan” and “yi”
图2. “元”“逸”词义引申图
“元”，利用人的“头顶”的功能来联想引申，“头顶”是人的开始，因此又有“开始、初始”之义；“头顶”是人身体部位的最上端，因而引申出“第一、首次”义；同时“头”是人的根本，“元”又有了“根本、主要”的意思。“逸”，利用逃跑这一动作来联想引申，善跑才不容易被抓到，因此从逃跑引申出“奔跑”义；不停奔跑又以后可能会偏离原来的道路而亡失，因此又引伸出“丢失”义；丢失犹如脱离现实、远离人群，又引申出“隐逸、安逸”的意思。但过于安乐则容易放纵，因此又引申出新的义项。
2) 分化成功
词义引申产生新义项后，字形孳乳后新的字形成功分担了本原字的职能，那么就属于成功的分化。由此可知，汉字分化在逻辑上应该有三个必要的前提和过程：一是原字形兼职(一词多义)，二是新字形产生，三是新字形分担原有字形的职能。
例如禽–擒。禽，《说文·禸部》：“禽，走兽总名。从厹，象形，今声。禽、离、兕头相似。”甲骨文作“
”(《甲》620)，像捕猎用的有柄的网，卜辞用此字来表示擒获，是“擒”的初文。“禽”字本义为动词捕获。《合集》10308：“禽鹿五十又六。”《尔雅补注·卷四》：“《周书》记武王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禽”的本义“擒获”可以反映出两个语义：“得到”和“被捕”，通过隐喻作用就可获得新义项：“被捕获之物”，也就是“禽兽”。“禽”字通过“擒获”这一具体动作的结果域，后经隐喻被结构性地映射到相对的另一领域，从而引申出新的义项。而捕获猎物当然离不开双手，因此后来增加手旁分化出“擒”字专门记录禽的本义“捕获”。《古文字诂林·第11册》：“甲文此字约只十数文，皆当为擒字。”字作“
”。西汉《马·老乙前》作“
”。《韩非子·存韩》：“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故此，“擒”则为承担“禽”字“擒获”义的加旁分化字并成功流传下来。
再如牙–芽。牙，《说文·牙部》：“牡齿也。象上下相错之形。”金文作“
”，象牙齿上下交错之形。“牙”字本义为“牙齿”，特指猛兽之利齿。《诗·召南·行露》：“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牙齿初长露尖通过隐喻作用得到泛化可引申出万事万物的“初生露尖”。《说文解字注笺·卷三·牙部》：“引申之则凡物尖锐者日牙，如草木萌牙是也。”张籍《春日行》：“春日融融池上暖，竹牙出土兰心短。”“竹牙”即刚出土的嫩笋。万物的“初生”就意味着开始，因此“牙”又可引申出“萌生、开始”。《抱朴子·吴失》：“飞龙翔而不集，渊虬蟠而不跃，驺虞翳於冥昧，朱华牙而未秀。”从认知上看，牙的、本义“牙齿”引申出比较抽象的“万物露尖”和“开始”，这是通过“牙齿”义的产生过程开始联想隐喻出的新义项。
3) 分化未果
汉语词语的派生使原本只记录一词的字形兼职过多的词义，这些义项的产生过程就是把事物再次进行范畴化或概念化，由一个中心结构转化为多中心结构。但这种情况打破了汉语字词之间原有的对应关系，语言的精确性就会要求汉字不断发展以此满足交际的需要。此时汉字的孳乳分化就对此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汉字分化通过字形的孳乳分化来实现汉字职能的分化，但这一过程并不一定都是成功的，有些分化字始终没有通行，有些分化字后来又并入了本原字[8]。如前例所举之“布、抪”就属于汉字分化未果。“布–抪”，“抪”是为了承担“布”字引申义“周遍、分布”之职能增形而成的分化字，在后来的使用中又与本原字双向通用，但这种混用的时间持续的太长，后分化字又重新并入了本原字，汉字分化并未实现。
如赞–讚。赞，《说文·贝部》：“赞，见也。从贝从兟。”本义是辅佐、辅助。段玉裁注：“此以叠韵为训，疑当作所以见也。谓彼此相见必资赞者。”《士冠礼》赞冠者、《士昏礼》赞者，注皆曰：“赞，佐也。”辅助的动作需要借助某种载体才能发生，因此引申出“赞礼”之义，即典礼时在旁宣告程序的仪式。而在仪式典礼上必少不了引导仪式的人，故而又引申出“赞者”。如《仪礼·士冠礼》：“宾如主人服，赞者玄端从之，立于外门之外。”又由引导仪式的人引申出“引导”这一动作。《国语·周语》：“太史赞王，王敬从之。”韦昭注：“赞，导也。”引导仪式成功后必然受到奖赏和夸奖，因此又引申出“称颂赞美”之义。《北齐书·元文遥传》：“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可见“赞”的引申关系都是通过“辅助”这一动作域经隐喻被结构性地映射到其他概念域，从而引申出不同的义项。后因“赞”字形兼职过多，后加“言”旁分化出“讚”字以承担赞美、称赞之义。《玉篇·言部》：“讚，发扬美德也。”《广韵·翰韵》：“讚，称人之美。”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这种分化并没有持续下来，在现代汉语中，“赞”的用法完全可以涵盖“讚”。这种情况就叫做分化未果。
又如道–噵。道，《说文·辵部》：“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甲骨文作“
”(《合集28800》)。《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其本义为道路，该义项可以被识解为空间位移上的载体，那么非空间抽象的意义就引申出“途径、方式”，表示人通过不同的道路达到不同目的。万事万物都有规律，人们要实现某种目的就要遵循规律，“道”由此引申出一个新的概念义：规律。《礼记·中庸》：“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有了“规律”万事万物即有道理可讲，因此又由此引申出一个抽象义“正道、道理”。《中山王鼎》：“亡(无)不顺道”。讲道理意味着有自己的见解和主意，因此又引申出“主张”义。而“主张”或“学说”需要从口中讲出来告诉别人，因此“道”就有了“言说”义。《诗·鄘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朱熹集传：“道，言也。”“道”字通过“道路”这一具体的义项，经隐喻结构性地映射到方式域及其他非空间域，从而引申出不同的义项。后因“道”字形兼职过多，后加“口”分化出“噵”专门记录“道”的“言说”义。《毛经·鄘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朱熹集传：“道，言也。”《集韵·晧韵》：“噵，说也。通作道。”然而此字自始至终都没有确立它在记录“言说”义时的地位，后二字功能逐渐合并，因而属于分化未果现象。
(二) 字形类化与隐喻
隐喻创造新意义，表达新思想的认知功能，还可以被看作是字形类化的手段。而字形的类化也是汉字孳乳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汉字的形体类化是汉字在使用过程中形体发生分化的一种重要现象。文字受自身形体影响或相邻文字结构的影响，在思维类推的作用下产生的形体类推，增减或改换构件以分担它的记词负担，发生字形耦合并与上下字在写法上趋同，形成文字形体的同类性，这也是新字产生的一种重要途径。王宁先生指出：“形声字的格局形成后，有些本来不是形声字的字，受同类字的影响也加上了义符。”[9]一般认为造成文字类化的根本原因是思维的过度类推[10]。以认知隐喻的思维方式来看，即把对具体事物的认知向不同概念域映射、拓展，但此过程中受到了语境或头脑中其他字形的影响，产生了变易。
例如搢–缙。搢，《说文新附·手部》：“插也。从手，晋声。”篆作“
”，像手将箭插入箭筒。本义指“插”。陆游《牧羊歌》：“小童但搢竹一枝，岂必习诗知考牧。”《庄子汇校考订·天下第三十三》：“五经文字：‘搢，插也。或以缙为此字。’”“绅”，《说文·糸部》：“大带也。从糸申声。”本义是古代士大夫束于腰间，一头下垂的大带。《苏辙诗编年笺注·刘莘老》：“子张书诸绅。”邢昺疏：“此带束腰，垂其余以为饰，谓之绅。”后与“搢”经常放在一起使用，古代君臣朝见时皆会执笏，用以记事备忘。《聊斋志异·三生》：“搢绅，插笏于带间。”也可转用为官宦的代称。《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东晋》：“皆造门结友，声名著搢绅间”。由于“搢绅”使用频率的增加，且在这个词语中，感知到的语义重点明显是表示“大带”的“绅”，因此后来“搢”被“绅”类化换形作“缙”，以表示插笏于带(旧时官宦的装束)，或官宦的代称。《续高僧传·卷第七》：“搢绅学者必兼文义。”宫本“搢”作“榗”。(搢 = 缙)《赈纪·赈备款议》：“即过客缙绅，亦以清奉相及。”可见“缙”是由于受到“绅”字影响隐喻类推而产生的分化字。
再如伐–阀。伐，《说文·人部》：“击也。从人持戈。一曰败也。”甲骨文作“
”，像戈援加于人颈，表示击杀之义。将此义联想，击杀最有可能发生在战争中，因此引申出“杀伐征伐”义。《屯2293》：“大乙伐十羌又五”。将“杀伐”义的结果域进行隐喻映射，即可引申出“攻伐所得的战功、战绩”义。《汉书·高帝纪》：“非有功伐”，颜师古注：“积功曰伐。”“阅”，《说文·门部》：“具数于门中也。”本义指逐一点数。联想本义发生的过程，从开始数到结尾即可引申出“历”“经历”义。《史记·孝文本纪》：“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裴骃集解引如淳曰：“阅，犹言多所更历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首次将“伐”与“阅”连在一起解释：“古者人臣功有五品……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由此，“伐”表示功的等级，“阅”指供职的时间。“伐阅”经常放在一起表示功绩和经历。功绩很大程度上受资历和经历的影响，所以后来“伐”被“阅”类化加旁作“阀”，进而构成词语“阀阅”。《说文解字注笺·门部》：“阀字从门者，盖因阅而增之。”《楞严经摸象记》第九卷：“大心而丧其成功，如阀阅之门籍没。”可见“阀”是由于受到“阅”字影响隐喻类推而产生的分化字。
4. 结语
作为汉字分化重要原因之一的词义引申，其新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义领域的意义和特征。在隐喻理解的过程中，本义的结构特征被大规模、系统地转移到新的领域中，并和整个系统中的意义发生某种联系。同时，词义引申词义的引申常是将人们熟悉的事物进行重新分析，根据一定的结构和意义进行联想，引申出陌生(或限于认识尚未发现)的结构和意义。隐喻引申成为了当时认识或记录新事物的一种重要方式。
此外，在汉字分化中隐喻思维推动产生的字形类化均趋向相同的偏旁，且很大程度趋向语义“影响”高的一方。不难窥见形符系联同义类文字具有强大“引力”，并体现了一定的类观念与分类意识。这也说明隐喻思维在汉字孳乳产生的重要作用，形义统一的观点使人们在思想上不自觉从字形上直接感知词义，因此人们往往会选择形和义最为和谐的形符进行类化，以达到形义统一的局面。且中华文明向来以偶俪对称为美，类化后的偏旁使汉字形体更为整齐对称，更易认记和书写。
综上，认知机制促动下的隐喻思维在分化字产生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运用以事物象似性为基础的隐喻思维模式不仅是人类对世界进行概念化有力的认知工具，通过隐喻我们还可以将认知和语言联系在一起，这是两种本质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起的联系。同时，隐喻作为一种创造新词的理据，不是简单的语言使用现象，而是将具体和抽象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产生的一种智慧碰撞。总之，隐喻不仅仅适应了语言经济性原则的需要，更是认知的产物，体现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隐喻思维模式催化下的汉字分化无疑对我们认识汉字、理解汉字分化的本质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