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批判和重建。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状态”已经改变。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于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时代，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展现出了巨大的发展积极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国家的干预和科技的进步阶级斗争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滋养环境，丧失了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合法性危机与问题层出不穷，因此，适应于“最初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完全去理解和解释现代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但是，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不等同于新建，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1], p. 3)，因此，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并不是抛弃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其进行新的建构使其更好实现目标。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因此，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哈贝马斯的重建论进行反思、批判和回应。
2. 重建“生产范式”的两重面向
(一) “学习过程决定论”取代“生产力决定论”
哈贝马斯重新阐释“社会进化论”并提出了“学习过程决定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进行了批判和重建。
哈贝马斯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为一种“社会进化论”，并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从动物向人的进化发展为人类纯粹的社会进化。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劳动生产实践依然是其基础性作用的，但是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劳动生产实践不能像在第一种进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样在纯粹的社会进化过程中揭示人类独特的再生产活动方式的发展。他认为在纯粹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相较于劳动生产，文化、知识的因素是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的。
马克思始终坚持劳动生产实践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贯的最基本作用，因而他对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发展是以生产方式为标准进行划分的，历史就是“生产方式不连续的序列”。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发展进步的理论，社会进化可以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建立在原始部落和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原始社会、建立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奴隶社会、建立在封建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哈贝马斯认为从生产方式的角度不足以完整地体现社会进化的过程，例如古代东方和美洲社会中形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没有开出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在同一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也存在着社会的分期。这种以生产方式为标准来判断社会历史进步的方式将社会历史的发展完全依赖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种社会进化的“生产力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就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客观主义倾向。哈贝马斯正是看到了“生产力决定论”的缺陷，因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了新的理解，重新阐释了生产力发展在社会进化、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形成中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 pp. 591-592)因此，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中，生产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引起社会其他层面的变革，生产力的这种决定作用是指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力量发挥着对社会中其他一切方面的决定作用。哈贝马斯肯定了生产力所具有的决定作用，这种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是指社会在发生新的进化时经济结构的发展是处于优先地位的，也就是指生产力发展的领导作用。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只是指出了在社会发生新的进化时，新的生产关系产生的过程中发挥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领导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这种领导作用是指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引起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条件并不是决定性条件。在这里哈贝马斯实际上是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分裂开来，而要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形成决定作用，就必须将“学习能力”纳入进来。
因此，哈贝马斯将社会进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学习过程，而否认了“生产力决定论”。这种学习机制内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既包括技术方面又包括交往方面。在技术领域的学习推动技术不断进步和知识的不断积累，由此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存在与道德–实践意识领域的学习过程则推动了合理化结构的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原则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由此导致了新的制度框架的产生和社会一体化的新形式，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也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源，而是其背后的学习机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尤其是获得的道德–实践性质的知识所推动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源。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人们在技术领域中通过学习获得的可使用的知识，尤其是在道德–实践意识领域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是生产关系变革的核心环节，是实现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新的发展水平的原因。
总之，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进行了批判与重构，用学习过程代替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进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可以用来为现存社会制度进行辩护，但是他认为内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中的学习过程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通过学习过程技术的进步与工具知识的增加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社会形态要实现变革、要实现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就必须建立起新的合理化的结构并且反映在制度上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原则，而这就要求存在于道德–实践意识领域的学习过程所获得的道德–实践性质的知识推动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二) “语言交往范式”代替“物质交往范式”
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基础”是不明确的，因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为其补充“规范基础”，即社会成员所公认的规范与要求。这种社会成员所公认的规范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与沟通所形成的共识上升到制度层面的体现。因而，哈贝马斯试图重新构建“交往范式”来代替以马克思生产范式为基础的“物质交往范式”，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重建。
哈贝马斯是基于波普尔三个世界的理论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以社会化主体参与的“生活世界”为背景，提出了交往行为的概念。哈贝马斯区别了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以及交往行为，认为交往行为是起基础作用的，只有通过交往，主体才能够与世界相互作用([3], pp. 116-122)。于是，哈贝马斯在区分四种行为的基础上，又将交往行为与其他三种行为区分开来，认为其他三种行为属于“目的论”行为，他们都在各自独特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交往行为则强调沟通与理解，他们试图通过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要求的同时理解他人的想法，从而建立起一种共识，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彼此的目的可以在彼此的行为中共同实现。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社会中的这种“目的论”的行为只考虑自己的目的，而忽视了社会中其他方面的要求，这种以目的为导向的工具行为加剧了现代社会对工具理性的推崇。
哈贝马斯批判了现代社会中启蒙理性带来的新的迷信与崇拜，科学技术与资本合谋统治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不断膨胀。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彻底否认理性的作用，现实社会仍然需要理性，他所批判的只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占据的统治地位以及带来的消极后果。于是，哈贝马斯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的概念，即“在世界观、道德领域和同一性形态中表现出来的，在社会运动中实际起作用的并且最终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结构，”([4], p. 346)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沟通以获得统一意见的过程、程序，人们基于语言，相互沟通和交流，形成共识，并将这种共识上升为一种人们都能够信服的社会规范发挥作用。交往合理性要求人们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首先能够保持真诚，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要求，还必须传递正确的信息。只有在这种构建的理想的沟通情景下，人们才能够通过沟通、陈述、论证最终达成共识。
马克思虽然较早地提出了关于交往的思想，但是他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研究使得他最终转向了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考察交往问题。在《穆勒笔记》中马克思阐述了基于货币的交往异化问题，他对物质生产领域的深入研究，最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交往的问题变成了异化劳动理论，因而交往问题始终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在关于“现实的人”的理论时，同样指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的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便是生产关系，交往就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产生的，“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5], p. 520)。因此，哈贝马斯认为虽然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交往的相关内容，但是，他的交往理论始终局限在物质生产领域内，主要考察了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基于货币、私有制等的物质交往，而忽视了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基于语言的、道德的交往。语言在交往行为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无论是陈述还是论证都必须通过语言展开。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对于语言的、道德的交往的忽视，导致了物质领域的交往体系渗透到生活世界中，扭曲着人们之间正常的沟通与交往，因此，必须重构生活世界的语言交往体系。
哈贝马斯通过重构交往理论实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主要体现在对语言和劳动、语言交往和物质交往地位的重新摆放。在哈贝马斯建构的“交往范式”中，语言交往的地位高于物质交往。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发展进化的动力就是人们的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过程是取决于“社会所管辖的个人的能力”，学习能力的获得就依赖于人们之间的语言交往。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只考虑了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的交往，这种物质生产领域的交往是在由动物向人发展的旧的社会规范系统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而他所强调的语言交往则是存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适应于旧的社会规范系统的物质生产领域的交往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中其地位和作用就必然发生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劳动和语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时，强调了劳动实践作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人类生存发展中发挥的最基本的作用，并且认为语言是人们在劳动实践中经过长期的交往所形成的。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是先于语言而存在的，并且劳动实践是语言产生的基础。但是哈贝马斯却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实践的概念只适合于“区分灵长目的生活方式和原始人的生活方式”([1], p. 108)而不适合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他认为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是以家庭关系为纽带，当家庭结构形成时，以语言为基础的新的社会规范系统便取代了动物的旧的社会系统。因而，哈贝马斯认为在纯粹的社会进化中、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中，语言是高于劳动的，语言交往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更能适应人类特有的社会方式的再生产。语言交往在社会进化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哈贝马斯通过重新建构“交往范式”，用语言交往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交往来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危机与冲突。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实体已经失去意义，而受制于技术的支配合理性。在技术发挥统治作用的社会中，技术生产力成为决定性力量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着作用，人们在生活世界中被工具理性所束缚，人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存在的意义被消逝。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构建交往理论，在交往合理性的基础上形成以实现个体自由与解放的交往共同体，在这个交往共同体中，打破彼此理解与沟通的障碍，重新恢复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紧密关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对话与自由交往，形成共同的认可的信念与规范，并且在这个公认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调节冲突、约束工具理性，最终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成为交往理性化的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危机与冲突，为人的自由而全面解放创造条件。
3. 重建“晚期危机”的两重出路
哈贝马斯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重要变化，从而认为适应于革命时代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能用来分析和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新问题，他通过丰富社会进化论，建构交往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之路。
(一) 实现社会变革的学习之路
道德–实践的意识领域的学习过程推进社会变革与社会形态的转变。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国家的干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与冲突日益呈现出缓和的趋势，阶级意识涣散、阶级斗争不再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性环节。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经济领域的各种状况对国家活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产生了国家对“各种弊端的总的管辖权限”以及解决这些弊端的“国家权限”的估计。因此，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逐渐结合在一起，国家负有合法性责任与使命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如周期性经济波动、失业现象、贫富分配不平等、劳资关系矛盾等进行调节和控制。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干预使得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系统(社会保险系统应该缓和同脆弱的市场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危机)得到补救……可以通过生活条件的保障系统(这个系统首先应该在大家有同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上发挥作用)加以预防”([1], p. 214)。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完善交通、医疗等基础设施、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消费主义的蔓延也使人们不断通过消费以期获得符号身份认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失业保障制度最低限度的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改善贫富差距、改革工资制度等来缓和劳资关系，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此外，国家还通过鼓励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与职业技能，为人们提供了公平的机会。在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创建的“景观社会”中，无产阶级逐渐被同化和吸收，“被纳入到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妥协，使(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参与者和当事人”([1], p. 230)。
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当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与副作用的干预不断消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激情与意志时，马克思强调的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变革的观点就不再适用。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实现社会形态变革与进步中真正起着决定作用的是学习过程。技术领域的学习过程推动生产力发展，而道德–实践的意识领域的学习过程则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环节。
(二) 打破科技崇拜的交往之路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方面发挥着统治作用。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造成了工具理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膨胀与扩张。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权力与货币不断代替语言在生活世界发挥着媒介的作用，这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断入侵人们的生活世界，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而生活世界的社会文化系统的作用不断萎缩，对社会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价值规范作用越来越衰退，哈贝马斯认为虽然社会的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存在着可能引发危机的问题，但是他也强调“只有一种僵死的社会文化系统(这种系统无法随意地满足行政系统的需求)才能对合法性的困难激化成为合法性的危机做出解释”([1], p. 237)，这就意味着以语言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系统在被权利和货币扭曲的基础上变成了僵化的规范体系，从而失去了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系统的规范作用，而这种僵化的规范体系便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爆发的引爆器。随着社会文化系统的衰弱，语言交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对工具理性的推崇，科学技术越发展，工具理性越成为一种新的迷信被人们所推崇，从而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与问题层出不穷，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失去了公众的支持，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需要通过交往理论重塑以语言为基础的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来约束工具理性的盲目扩张，使得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等协调发展。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挥着作用。科学技术与资本相结合，代表着资本发挥着异化统治的力量。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机器生产体系的进步不断将劳动者下降为物的附属，甚至于将人从劳动活动中驱逐出去；科学技术同样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产物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水平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展了人们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但另一方面又使人们在各方面都更加依赖科学技术，消解着生活世界中人的主体性，人越来越成为片面的、孤立的、“单向度的”人。“技术统治论”造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道德失范、意义空虚、同一性缺失等问题，由于资本增值逻辑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一切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统治关系。这种权力统治蔓延到人们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与沟通，交往与沟通就处于失真的、扭曲的状态中。当技术与资本合谋发挥着权力统治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便被权力统治下的不平等关系所取代，在不平等的关系下，人们无法正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于处于某种目的在不真诚的情况下进行交往和沟通，因而一种理想的沟通情景就被破坏了。哈贝马斯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由在不受强迫的、强制的条件下进行沟通、论证最终达到共识。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统治”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哈贝马斯提出必须通过构建交往理性、重塑理想的沟通状态来制约工具理性的盲目扩张。“只有那些把在自由人和享有平等权力的人中间取得的一致或达成的协议，同一个偶然的或强制性的共识加以区别的规则和交往前提，才具有合法性力量”([1], p. 208)，人们正是在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中逐渐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因此必须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完善沟通与交流的机制，重视语言交往在人们生活世界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进而引起人们的反思，逐渐从技术的异化统治中走出来，摆脱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得工具理性的发展得到合理的规范，在交往理性的发展中科学技术才能更好地为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服务。
4. 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两重面向的解构，实际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范式”进行了重解，他通过提出学习过程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批判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并用语言交往取代了物质交往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进行了重建，在交往合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交往范式”取代“生产范式”，以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方面，哈贝马斯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与矛盾，力图通过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与时俱进，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武器，因此在这一层面上，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生产范式”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对语言、交往以及劳动、生产等关系的重新摆放也存在一定问题。必须要明确，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范式”是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钥匙，依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
哈贝马斯立足于语言，从语言交往的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分析，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补充了语言交往的内容。因而哈贝马斯观察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前有所忽视的关于语言和交往的内容并加以阐发形成了系统的交往理论，并且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解路径。他对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例如人权问题、公平问题等，揭示了其背后隐含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与时俱进、并能更好地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做出了贡献。但是交往理论并不是哈贝马斯首先开创的，事实上，马克思从未忽视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进一步说，哈贝马斯有关语言、有关交往的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关于语言和交往的论述之上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市民社会进行研究时，尤其是对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逐渐形成了交往理论。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关于交往的论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 p. 501)马克思在论述现实的人的本质时就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最根本的就是生产关系。此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对现实的人的活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现实的人的活动不仅仅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繁殖活动还包括社会关系的生产，也就是说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也在不断创造着社会关系，人始终处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中。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交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同样强调了在交往中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在普遍交往的前提下，一切地域性的才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因此，共产主义就是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条件([5], pp. 538-539)。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稿的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交往始终是论述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内含于人的本质中，在生产力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中交往始终是处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地位而发挥作用，而哈贝马斯则使交往代替了生产力的地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哈贝马斯在阐述自己的交往理论时并没有完全抛弃或者否定马克思的有关交往的理论，他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交往的理论的基础上，提高了语言交往的地位。虽然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对物质交往的过分强调导致其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必须承认哈贝马斯通过交往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因而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时”或者不科学不全面，反而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二)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限度
建立在交往理论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重建的目的，反而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渐行渐远。
哈贝马斯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际上破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歪曲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观点。首先，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不可能独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仍然要受生产力的制约。马克思始终将物质生产放在第一位，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5], p. 533)因此，语言的产生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相互交往而产生，劳动先于语言，物质交往高于语言交往。马克思正是意识到了物质生产劳动或者生产关系对语言的基础性作用，才指出语言中最基本的就是买卖关系，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语言也就成为了资产阶级的语言，为资本主义生产进行辩护。因此，语言作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为其统治者所服务，因而展现出不同的性质。所以语言就不能够超越劳动，语言交往也不能够作为物质交往的基础。
其次，哈贝马斯在阐述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学习过程时，进一步指出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上的学习过程是由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的问题、新的需求所推动的，这种新的问题或者需求的产生是随着生产力或者社会一体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所引起的。他认为技术领域的学习过程以及道德–实践的意识领域的学习过程推动人们学习能力的提高，从而将人们的知识水平与学习能力都推向更高的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到新的阶段或者说社会进化到新的阶段。到了新的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能够解决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也面临着新的社会问题，而这种由生产力发展而带来的新的问题的产生就成为这一发展阶段上学习过程的动力。通过技术进步与新的知识的积累来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新的问题，而提高了的学习能力再次推动社会进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哈贝马斯在论述作为社会进化的学习过程时，一方面将学习过程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将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新的问题作为推动学习过程的动力，因此，哈贝马斯在论证学习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时似乎陷入了自证的逻辑怪圈，仍然摆脱不了生产力的作用。
此外，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人、资本家对劳动者之间的双重统治，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毁灭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上，而是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到了孕育着的新的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马克思在对资本进行研究时不仅仅是看到了资本对劳动的异化统治，而且看到了劳动解放的路径，因此他肯定了资本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从而为劳动解放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只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或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而没有考察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的观点是片面的。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正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正是在人类自觉的劳动实践中人们才逐渐发展出政治、法律、语言、逻辑等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马克思正是在对物质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的基础上，对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进行了设想和展望，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
5. 结语
哈贝马斯虽然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受各种思潮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错误倾向，但不可否认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因而，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是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带给我们的启示。反对教条主义的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而要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反思批判的态度是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主旨，也是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坚持的科学态度。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束之高阁的教条，而是与实践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指导人们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来讲，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剖析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必须与时代和实践发展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推进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