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学习贯彻中央‘枫桥经验’纪念大会精神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枫桥经验’与社会工作交流会”上，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强调要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六化”，实现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彰显社会工作专业作用，补齐社会治理短板[1]。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坚持中发展，被赋予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时代内涵[2]。重庆市H街道以“枫桥经验”为指导，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建立了街道联席会、社区评议会、网格邻里会“三会”议事体系，着力解决“公事”“共事”“家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方法，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巴渝大地开花结果。“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典型经验，与社区治理在范围、目标、功能上都存在耦合性。如今，“枫桥经验”在重庆开花结果，为重庆社区基层治理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提供了新经验。同时，社会工作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体，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尝试深度剖析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重庆社区治理领域的成功实践，为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时提供启发，或将新时代“枫桥经验”引入到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中，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提供经验指导。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外关于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形成了社区自治、社区共治、社区服务等理论框架。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是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王思斌教授认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是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他强调社会工作在提供专业服务、缓解社会冲突、增进社区和谐等方面的作用[3]。顾东辉教授提出了“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强调社会工作应当扎根社区，以社区为本，通过参与式、发展性和综合性的方法，推动社区的整体进步[4]。陈昭衡认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需要建立合作关系、有效整合资源、建构社会资本等方式，实现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介入路径[5]。徐勇认为社区治理需要政府、社会和居民的共同努力，他提出了“政社互动”理论，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互动与合作[6]。
在实践方面，我国各地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社区治理模式。例如，上海的“三驾马车”模式，通过政府、居委会、业委会的协同合作，提高了社区管理的效率和居民的参与度；北京的“吹哨报到”模式，通过信息化手段整合社区资源，实现了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理社区问题；广州的“邻里守望”模式，通过居民自发组织和参与社区活动，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多元治理、参与式治理、网络治理等理论框架。这些理论强调政府、市场、社区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合作，以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福祉的最大化。R.E. Parker和E.W. Burgess重视文化认同、情感维系和邻里关系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人文区位论，强调社区的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Robert Dahl认为社区治理的权力是多元的，应该由多个组织或个体共同分享，他提出多元权力论，强调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和平等参与。
在实践方面，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社区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美国的社区自治模式，通过居民参与社区决策和管理，提高了社区治理的效率和居民的满意度；英国的社区发展信托模式，通过政府资金支持和社区组织的参与，推动了社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日本的社区营造模式，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社区环境的改善，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2.2.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重庆基层治理的应用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川渝大地开花结果，取得了显著成果。如江津区鼎山街道创新“三会’解决‘三事’”工作法，以厘清政府、社区、群众的权责边界，解决“公事”、“共事”、“家事”；江北区观音桥街道的马善祥以“老马带小马”工作机制带出“千军万马”，让“老马工作法”遍地开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创新“贵和工作法”，用一杯“贵和茶”化解数不清的“恩怨情”；武隆区沧沟乡创新土地林地纠纷“证据储存”工作法，依法化解产权纠纷；长寿区江南街道的“网格化+三社联动”模式，江南街道引入专业社工机构，为居民提供老年维权、儿童成长、残疾人服务等多元化服务。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重庆社区治理方面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矛盾纠纷化解效果显著、居民满意度和参与度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得到加强，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7]。
2.3. 现有研究的不足
学术界关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路径探索研究，另一类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及路径研究。目前学术界尚未将新时代“枫桥经验”、社会工作、社区治理三者结合起来，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本研究将尝试深度剖析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重庆的成果实践案例，试图将其成功经验运用到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当中，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引入新的理论指导，为社会工作者在进行社区治理时提供新的方法指导或经验指导。
3. 重庆市H街道的“枫桥经验”实践
3.1. H街道的基本情况
H街道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的中部，下辖11个社区，常住人口达到了123,819人1。城市社区6个、涉农社区7个，共包含128个物业小区。H街道鼎山街道东邻支坪街道，南接先锋镇，西连几江街道，北望九龙坡区西彭镇。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长江航运常年畅通，并有多条高速公路和铁路穿境而过，如重庆绕城高速公路、渝滇高速公路、渝泸铁路等。H街道在社区治理方面积极创新，借鉴并应用了“枫桥经验”。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基层组织和群众的力量，实现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H街道还注重科技支撑，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同时，H街道还引入专业社工机构，提供多元化的社会服务，如老年维权、儿童成长、残疾人服务等，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
3.2.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H街道的实施
3.2.1. “三事”分流：矛盾纠纷分类
为了找到推进基层治理的办法，基层工作人员深入各个小区蹲点调研，开展“三访三问三提升”活动2，派蹲点干部、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等走访辖区居民，收集各类问题，全面收集群众诉求。H街道将基层矛盾纠纷和群众诉求进行科学分类，蹲点干部对调研收集到的问题逐一进行归纳总结，按照事情责权、大小、类别等划分为“家事”、“共事”、“公事”。“家事”是指居民个人事务，“共事”是本治理单元内居民之间的共同事务，“公事”则是政府管理事项和基本公共服务[8]。H街道结合实际情况拟定了“三事分流”责任清单指导目录，对本社区或居民小区“公事”、“共事”、“家事”的具体类别或事项进行梳理，形成社区“公事、共事、家事”分类细则24条，并利用院坝会、融媒体平台等广泛宣传，促进H街道的居民形成“三事分流”的意识。
3.2.2. 建立“三会”：建立议事体系
“三会”议事体系即网格邻里会、社区评议会、街道联席会。网格邻里会由网格党组织牵头，解决属于“家事”的群众诉求；社区评议会由社区党组织牵头，解决网格解决不了、属于本社区居民之间的“共事”；街道联席会由街道党工委牵头，解决社区难以解决的“公事”。“三会”议事体系紧紧围绕“议什么”、“与谁议”、“怎么议”等问题，从制度机制层面保障了民主议事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2022年以来，H街道共召开网格邻里会710次、社区评议会117次、街道联席会4次，居民自主协商解决矛盾纠纷1124件3。“三会”的建立推动了群众参与民主协商、参与社区治理。
3.2.3. 规范“三步”：规范议事程序
所谓“三步”议事程序，第一步是召开邻里网格会，倾听居民的意见建议。第二步是召开社区评议会，由居民自己提出解决方案，社区党组织牵头评议方案是否可行；第三步是召开街道联席会，街道党工委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三步”议事程序每个环节都有居民参与，按程序协商、解决问题，及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也提升了解决社区问题的效率。
3.2.4. 建立监督机制
为了让“三会”解决“三事”具有生命力，形成闭环，H街道专门选聘300名区人大代表和居民代表为民主监督员，对问题解决过程进行动态监督。
通过“三会”解决“三事”，社区实务的权责更加清晰，强化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使其对小区的公共事务更热心、更主动，产生了群众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效能。
3.3.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H街道的成功经验
3.3.1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全过程
H街道通过网格邻里会、社区评议会、街道联席会等民主协商平台4，让居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参与民主决策确保社区决策能够真正反映居民的意愿。公开社区治理的相关信息，如项目进展、资金使用情况等，选聘居民代表作为民主监督员，让居民了解、参与并监督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参与民主监督。
3.3.2. 各个治理主体之间权责清晰
“三事”分流责任清单将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科学分类，确定了不同事务的责任主体，权责清晰。“三会”议事体系自下而上的三级议事平台，使社区实务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街道、社区组织、居民等各个治理主体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避免了职能重叠和推诿扯皮的现象。
3.3.3. 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
从一开始的调研走访，再到制定“三事”分流的责任清单、建立“三会”议事平台、制定“三步”走议事制度，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制度指导。社区问题一经发现，便由责任清单指导分类，移交对应的议事体系；进入议事体系之后便按照“三步”走的程序开始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和结束后，还有相应的过程监督与效果监督。如此完善的制度体系囊括了问题发现、问题分类、问题解决、过程监督、结果监督的全过程，形成一个完美闭环，保证了居民的需求的切实得到解决。
4. 新时代“枫桥经验”对社会工作者进行社区治理的启发
社会工作在参与社区治理时，常常会面临参与社区治理权限不足、群众基础薄弱、社会工作者影响力低等问题，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能够有效指导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时所面临的困境并提供指导，对于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社会工作。
4.1. 坚持居民参与
H街道通过“三会”机制，为居民提供了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这与“枫桥经验”中强调的“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理念相契合，有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这与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时的“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相契合。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基础和核心方法[9]，该方法在进行社区治理时强调共建、共治、共享。共治理念强调社区居民的参与和自治，社会工作者通过与居民充分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共同制定和执行管理措施，从而实现社区的良好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点上，新时代“枫桥经验”和社会工作的社区治理理念是耦合的。
4.2. 增强社区凝聚力
“三会”机制为居民提供了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的平台，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这种民主参与的方式有助于形成和谐、稳定的社区氛围。新时代“枫桥经验”中也蕴含了关于“增强社区凝聚力”的内涵。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居民的全程参与，让居民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种参与式治理方式不仅提高了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还增强了他们对社区事务的责任感和关注度。居民在参与过程中，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从而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增强社区凝聚力是社会工作进行社区治理时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工作者会积极组织各种社区活动，鼓励居民参与其中。社会工作可以通过促进社区内部的互动和交流来增强社区凝聚力。社会工作者组织各种社区活动，如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为居民提供交流和互动的平台。这些活动不仅能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还能促进居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从而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增强社区凝聚力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和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同目标。
4.3. 创新社区治理理念
“三会解决三事”工作法作为一种创新的社会治理方式，为其他社区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这种以居民为中心、注重民主参与和制度建设的治理模式，有助于推动社会工作的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从“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再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从一地破题、全省实践再到全国推广，不断发展创新。社会工作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应对社会变迁和新的挑战，通过专业的方法和实践，推动社区治理的持续进步和发展。社会工作者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工作，探索新的治理理念和方法，为社区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与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一致的。
5. 结论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原则、目标、理念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所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可以作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经验指导。广大社会工作者可以学习新时代“枫桥经验”并将其优秀内涵融入到社会工作实务当中，探索、创新社区治理新方法，充分发挥党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引领功能，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和助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金项目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学科项目(SISU2024XK019)。
NOTES
1重庆市江津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地区常住人口情况。
2“三访三问三提升”活动：即访民生，问需于民，提升基层治理支持率；访民情，问计与民，提升基层治理参与率；访民意，问效于民，提升基层治理满意率。
3重庆江津鼎山街道：四大行动创新“1 + 3”基层治理体系–社会工作–中国公益新闻网。
4江津鼎山街道群众满意度99.78%的背后——27人“蹲点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今日重庆——华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