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因阐释空间的模糊性以及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古诗词翻译往往是文学翻译的一大难点。诗词英译本的标准、好坏历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宋词不同于唐诗，有着较为自由的创作空间。因而在形式、音韵及意义三个方面上，各家译者在不同的认知背景下，译文很大程度上都会表现出不一样的关联效果。《声声慢》是李清照南渡以后的一首震动词坛的名作，此篇有好几种英译本，本文尝试在关联理论视域下，从最佳关联的角度对林语堂和许渊冲的《声声慢》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着重考察关联理论下最佳关联在宋词英译中的实际运用和呈现效果。
2. 《声声慢》的创作背景及作者简介
李清照是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小就饱读诗书，博古通今。早期生活优裕，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靖康之变后，李清照国破，家亡，夫死，伤于人事。这时期她的作品从当年那种清新可人的浅斟低唱转为沉郁凄婉的时代悲歌，主要抒写她对亡夫的怀念和自己孤单凄凉的景况。《声声慢》便是写于这一时期，此词通过描写残秋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因国破家亡、天涯沦落而产生的孤寂落寞、悲凉愁苦的心绪，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声声慢》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叠音绝唱”，开头连下十四个叠字，无一愁字，却写得字字含愁，声声是愁，营造了一种如泣如诉的音韵效果，抒发了自己孤寂落寞、悲凉愁苦的心绪。全词一字一泪，风格深沉凝重，哀婉凄苦，极富艺术感染力。
3. 关联理论与翻译
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是近年来给西方语用学界带来较大影响的认知语用学理论。Grice研究的会话含意理论模式以说话人为出发点提出意向交际的观点，设想说话人说话时应遵守合作原则，而在违反合作原则下听话人要推导出话语的含意[1]。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的专著中提出与交际、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以关联性概念与关联原则为基础分析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意义。Sperber和Wilson认为，交际模式有代码模式(Code Model)和推理模式(Inferential Model)。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推理模式是代码模式的基础。要使谈话意图会被对方识别，需要交际双方“互明”话语意图，交际双方的话语和认知要具有关联性。
关联理论把交际看作是个明示——推理的过程，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原则是：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2]。关联性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即语境效果和为处理信息所付出的努力。二者的关系可表述为：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越强；推理努力越小，关联性越强。由此，Sperber和Wilson提出“最大关联性”与“最佳关联性”。最大关联性就是话语理解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而最佳关联性就是话语理解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所获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对于交际者来说，交际要想成功，根据关联的交际原则，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3]。
1991年Gutt在中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关联理论从能力而不是从行为角度看待交际，它试图具体说明人们大脑中的信息处理机制在人际交流中所起作用。因此，其范畴是大脑机制而不是语段本身或语段产生的过程[4]。其理论基础为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5]。话语都是在交际中产生的，而交际全过程都是一个交际双方信息编码、解码的过程[6]。根据关联理论，关联性取决于语境效果和付出的努力。语境是解释话语的前提，听者的推理努力是话语交际成功的必要条件。在双方的认识语境下，听者需要为推导出交际话语的隐含意义做出最佳的关联选择。
关联理论作为认知语用学理论，虽不是翻译理论，却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活动，指导翻译活动以及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7]。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对原文进行解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翻译作为一种交际活动，交际双方追求的是最佳关联性。通过译者的阐释，译文中的交际意图并不是直接显示出来的，读者需要在自身的认知环境下进行一定的推理努力，达到与原文适当的交际效果。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根据原文作者的认知语境，对原文所明示的意图进行推理，再将其以符合译文读者认知语境的方式传递给读者。译文这种既符合原作者意图又符合读者期待的关联，就是最佳关联。换言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达到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实现最佳关联[8]。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对译者的翻译行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而也可参照此原则对其翻译作品进行分析批评。本文就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和林语堂对于一代才女李清照的晚年作品《声声慢》的英译本进行关联理论下的研究，从最佳关联原则分析两个译本的得失。
4. 从最佳关联角度对比分析林语堂及许渊冲的译文
古诗词翻译因其阐释空间的模糊性以及其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往往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为了成功再现诗歌文本中的各种诗学要素，就需要译者对诗歌的形式、音韵及意义方面等尽量保持与原诗相似的移植或替换，以实现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和推理过程，进而达到关联翻译理论所说的译文和原文阐释性相似的效果，实现最佳关联。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好的译文并不是要向读者提供最大的关联性，而是追求在文本话语和读者认知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性[9]。以下，从形式、音韵及意义三个层面对《声声慢》的两个英译本进行分析探讨。
1) 形式层面的译本对比
《声声慢》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晚年名作，也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作。不同于工整对仗的唐诗，宋词的句子有长有短，方便吟唱。全调九十七字，是一首长调词。三美论中的“形美”是针对译诗的行数、分节以及字(词)数而言，主要指译诗的行数与原诗的行数是否一致、分节是否相当。笔者认为，译文在形式上的最佳关联性，是要在原文允许的语境范围下实现与原文的适当关联。
对于词牌名《声声慢》的英译，林译为“Forlorn”，许译为“Slow, Slow, Song”。林的译本避开了词牌名的形式，转而译出了题目蕴含的深层意义。“Forlorn”有“孤苦伶仃”之意，明示了全词悲凉的感情基调。外国读者即使是在对原文完全陌生的情况下读到译文，或者对本词的语境完全陌生，也能以较小的努力推测出李清照的情感。许的译本在形式上，沿用了原文AAB句式。“Slow Song”有“慢歌”之意，进而可引申出消极的情绪；加之宋词又可以当作唱词吟唱出来，许的译本可谓是一语双关。原文3个汉字对应译文的3个单词，从形式上看，许对题目的翻译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形式关联。
纵观全词，分为上下两片。上片描写词人思绪惆怅，借酒消愁；下片转而描写身边景物，借物达情，字字不言愁，又字里行间都是愁。上下两片的字数分布大致均匀，林的译本首尾比例协调，许的译本或许会让读者产生“头轻脚重”之感。总体上，林的译文更为工整，较为符合诗歌的行文风格，进而作为交际双方的译者和译入语读者就处于一定程度上相同的认知语境里，在形式上实现了最佳关联。
2) 音韵层间的译本对比
中国古代诗词通常遵循押韵和对仗的原则，即：尾字押韵，其中又分为了平声韵和仄声韵。英语诗歌中常见的有头韵和尾韵，若几行诗句结尾的单词使用了相同的元音则可以把它看成是诗歌的尾韵相同。例如，原作前两句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词尾的“戚戚”和“将息”中，“戚(qi)”和“息(xi)”押平声韵，是全词的韵脚，符合古汉语诗词工整、对仗、押韵的特点，读起来使人感到音韵回旋之美。
《声声慢》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十四字叠词作为开篇，成为叠词之绝唱。林语堂将其译为“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原词句的声母为“xxmm”、“llqq”、“qqccqq”，具有重复的音韵对仗美感，感情色彩也随着声母的重复越来越浓烈。林译本分别用7个“so”和“d”开头的单词来保持原有的重复押韵，此版追求的是头韵的一致性。从“dim”到“dead”，程度由浅到深，愁绪由蜻蜓点水到挥之不去。许渊冲的译文为“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可以看出，此译文与林译本一样考虑到重复的句型，但许译本追求的是尾韵的对仗工整。许采用了“AABB”的韵脚，分别为/s/，/s/，/r/，/r/，与原文“觅”、“清”、“戚”实现了关联性。
诗歌译作要实现音韵关联，译者一是要熟悉原文的文体的特点，二是要熟悉译入语的诗歌特征，找到与读者的共同认知语境，追求译文既熟悉又有可推理的内容，达到节奏和韵式上与原作的最佳关联。
3) 意义层间的译本对比
《声声慢》是沉郁凄婉的时代悲歌，主要抒写李清照对亡夫的怀念和自己孤单凄凉的景况，表达国破家亡，愁闷孤单的心境便是全词的意义所在。意义总是依附某种东西而存在，意象的翻译属于跨文化交流，对文化传播有着重要意义[10]。本词中，词人通过开篇叠词，全篇平声韵以及各类意象，共同营造出《声声慢》的独特意义。上文，我们已对形式和音韵做了某种意义分析。下面，笔者将从本词的意象分析两个译本在意义上的最佳关联。意象是指文学作品中熔铸了作者主管感情的客观物象。译者对意象的处理，直接关系到读者对原文情感和原作者意图的把握。《声声慢》中，笔者选择了“淡酒”、“旧雁”、“黄花”三个意象，对其英译本进行关联性分析。
对于“淡酒”，词人写到“三杯两盏淡酒”。林译为“How can a few cups of thin wine”，许译本为“Hardly warmed up, by cup on cup of wine so dry”。中国诗词的酒大多与愁绪挂钩，比如“举杯消愁愁更愁”，文人墨客大多喜欢以酒言自己的郁郁寡欢和壮志难酬。林的“thin wine”确有淡味酒的意思，采用直译法将其译出，读者可以最小的努力推理出原文的意义，获得与原文一致的语境效果。许则将“淡酒”省译为“wine”，译者只说了酒，并未明示是什么酒？什么度数的酒？词人为何要一杯接一杯地饮酒？为何数杯酒下肚，还是抵挡不过晚风的清凉？以上种种问题，译者没有铺陈解释出来，而是留下“wine”一词作为线索，供读者揣摩。根据量词“三杯两盏”，读者经过推理努力，并不难获得“淡酒”的意义。
孤雁自古就是离愁别绪的具象表达。“旧雁”所在的原词为：“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词人正满脸愁容的时候，看见从北方南飞的大雁，和自己一样，原本生活在北方，现如今却身处异乡。大雁南飞终有回去的一天，但自己却再也回不去了。身处他乡，又遇“故人”，难免愁上加愁。林译为“I recognize the geese flying overhead: My old friends, Bring not the old memories back”；许译为“It breaks my heart, alas! To see the wild gees pass. For they are my acquaintances of old”。林译出“geese”，并与“old friends”和“old memories”作呼应，明示出词人伤心的原因是因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读者能以最小的努力和推理获得词人伤感发愁的心境，以此把握整篇的感情基调。许译出“wild gees”，与“acquaintances of old”形成鲜明对比。野外生存的大雁，自生自灭，无依无靠。正如词人当下的处境，孤苦伶仃，漂泊在外。看见南飞的大雁，想起家乡的故友，不禁心生唏嘘。读者看到“wild gees”时的奇怪之余，细细推敲，却也能理解词人的无奈与愁苦。
词人多用“黄花”这个意象来表示自己的凄苦忧愁。“黄花”一词的英译，两位译者的译法也是各具特色。“满地黄花堆积”，林译为“Let fallen flowers lie where they fall”，许译为“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yellow flowers”。“黄花”表示女子憔悴的容颜，也指词人如今孤独寂寞，没有人欣赏、没有人守护。林的“fallen flowers”，没有明示出花的颜色，但译出了“黄花”是枯萎、凋落的，采用了意译的方法表达出花儿凋谢，词人郁闷的语境。许的“yellow flowers”则采用了直译法，原词的字面意思一目了然。但在这一句中，许的译法或许并没有给读者表达出李清照为何要用“黄花”来衬托自己的心境，结合“满地堆积”，读者或许不难推测到“黄花”背后的意义。
5. 结语
本文从关联理论的视角对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的许译本和林译本作了比较分析，探讨了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诗歌文本因其形式、音韵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而使其翻译产生了特殊性和复杂性。通过从宏观到微观的对比分析，在形式上，林语堂的译文更为工整，较为符合译入语诗歌的行文风格，进而作为交际双方的译者和译入语读者就处于一定程度上相同的认知语境里，在形式上实现了最佳关联。在音韵和意义层面，本文认为许渊冲的译本再现了诗歌的韵律节奏，使得译语保留了一定的宋词特征；许通过保留译语意象与原语意象，加之适当的解释和明示，体现出与原词意义上的最佳关联，读者也更容易获得最佳读感体验。关联理论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译者将译文和原文关联起来进行相似阐释的过程。关联理论要求译者追求译文与原文的最佳关联性，既要传递出原文的语境，又要保留原文值得细想的含蓄，才能让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一样，获得品读、推敲词句的文化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