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标志着新一轮高考改革的正式启动。近年来，各省市相继颁布了相应的实施方案，以全面实施新高考改革制度。此轮改革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培养学生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求、促进素质教育以及促进教育公平等(秦川，2021)。在这一轮高考改革中选科环节成为全社会备受关注的焦点，因为它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方向和未来发展(边新灿等，2017；方淦等，2022；竺丽英等，2019)。
已有研究表明，高中生在确定选科组合时受到多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科目兴趣和科目成绩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隋丽君，2020；张湘一等，2022)。张雨强等(2018)对浙江省五所高中的学生选科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高中生在学科兴趣和学科成绩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冲突。那么，在面临科目兴趣与科目难度之间的冲突时，个体将倾向于选择哪种类型的科目？
在新高考改革选科决策中，有关个体为自我选科的研究相对较多。但是，相对较少的研究关注个体为他人做选科决策，尤其是关于个体向他人提供选科建议的研究极为匮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学生在选科时常常受到家人、老师、朋友等多方建议的影响，并且也可能向他人提供选科建议。研究者将同一决策情境下个体为自我决策、为他人决策和向他人建议之间的选择偏差现象统称为自我–他人决策差异(Polman & Wu, 2020; Liu et al., 2018)。在新高考改革选科中，一项近期的研究发现当科目兴趣与科目难度存在冲突时，个体为自己选科时偏好于选择低难度低兴趣的科目，而为他人选科时偏好于选择高难度高兴趣的科目(张湘一等，2022)。那么，新高考改革选科中为自我选科与向他人建议选科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呢？
调节聚焦理论从个体动机的视角为高中生选科中可能存在自我决策与向他人建议的差异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撑。该理论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人们会表现出防御聚焦或促进聚焦两种不同的动机取向(Higgins, 1997)。当个体采用防御聚焦策略时以“责任我”为目标，对消极结果尤为敏感，更关注决策所产生的潜在风险或损失，为了避免失败而偏好于风险规避。然而，当个体采用促进聚焦策略时以“理想我”为目标，对积极结果尤为敏感，更关注决策所产生的潜在价值或获益，为了追逐成功而偏好于风险寻求(Higgins, 1997)。而且，已有研究表明人们为自己做决定时更倾向于采取防御聚焦，更加关注负面结果；然而为他人做决定时更倾向于采取促进聚焦，更加关注积极结果(何伊丽，2015；Liu et al., 2017; Polman, 2012; Woltin & Yzerbyt, 2015)。因此，基于前人相关研究及调节聚焦理论，我们推测：个体为自我选科时由于采用防御聚焦而偏好于选择难度较低的科目；然而，为他人选科时由于采用促进聚焦而偏好于选择兴趣较高的科目。而且，建构水平理论认为心理距离是心理建构的关键决定因素，且心理建构影响了个体的决策偏好。个体与决策对象的心理距离越近，越偏好于采用低水平的心理建构，低水平的心理建构使得个体在决策时更关注可行性；相反，个体与决策对象的心理距离越远，越偏好于采用高水平的心理建构，高水平的心理建构使得个体决策时更关注渴望性。个体向朋友建议时由于心理距离较近，可能采用与自我决策时相似的低水平建构，即个体向朋友建议时也可能更关注一个选择结果的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假设1：高中生选科中存在自我决策与向他人建议的差异，个体为自我选科与向朋友建议时可能都更偏好于选择低难度–低兴趣的科目，而向陌生人建议时则更偏好于选择高兴趣–高难度的科目。
此外，已有研究表明责任感可能对个体的选择偏好会产生重要影响(Lu et al., 2018; Nordbye et al., 2017)。Pahlke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发现，当面对中到高概率的收益以及较小概率的损失情况时，如果个体需要对决策结果负责时他们更倾向于采取风险规避的行动。此外，Bolton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个体感知到的社会责任感越大在群体决策中则表现出越多的风险规避行为。而且，已有研究表明与向陌生人建议相比，个体向朋友建议和为自己决策时感知到的责任感更大(Lu et al., 2018)。因而，为自己决策和向朋友建议时可能由于感知到较大的责任感而更偏好于选择低难度的科目；而向陌生人建议时由于感知到的责任感相对较小而更偏好于选择高兴趣的科目。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责任感在自我–他人高考选科差异中起着中介作用，个体为自我选科和向朋友建议时责任感相对较大，更倾向于选择低难度–低兴趣科目；而向陌生人建议选科时责任感相对较小，更倾向于选择高兴趣–高难度科目。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在湖南省和重庆市的6所普通高中随机选取876名高一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回收了774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88.4%。因此，最终纳入统计分析的样本数量为774名(其中女生450名，平均年龄为15.53岁，标准差为0.57)。在774名被试中，有247人为自己选科，264人向朋友建议，263人向他人建议。
2.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决策者角色：自我选科、向朋友建议、向陌生人建议)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对两种科目类型(高兴趣–高难度和低兴趣–低难度)的选择偏好评分。本研究只选择这两种难度与兴趣相冲突的科目类型是因为前人研究发现，高难度、低兴趣的科目和低难度、高兴趣的科目都不存在难度和兴趣的冲突，即个体无论为谁决策或向谁建议选择高难度、低兴趣科目的可能性都非常低，而选择低难度、高兴趣科目的可能性都非常高(张湘一等，2022)。
2.3. 研究程序
被试随机被分配到为自我决策、向朋友建议或向陌生人建议条件下。首先，要求被试想象正在为自己进行高考选科。然后，向被试分别介绍两类科目：低难度–低兴趣科目，科目A对你来说难度较低，考试时该科目的成绩很占优势；但你对科目A的内容本身不感兴趣，你并不喜欢该科目。高难度–高兴趣科目则恰好相反。随后，要求被试依据自己的兴趣偏好，在一个9点量表上对科目的选择偏好进行评分，评分从“+4表示完全偏好科目A”到“+4表示完全偏好科目B”，0表示既不偏好科目A也不偏好科目B。最后，被试需要在一个9点量表上表明为自己选科时感觉到多大程度的责任感，1表示“一点也不负责”，9表示“非常负责”。
在向朋友建议条件下，受试者首先需要写出一位同性别同年级朋友的名字并想象自己正在为该朋友给予选科建议，然后完成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IOS量表，Aron et al., 1992)表明自己与朋友关系的亲密程度。IOS量表通过重叠程度不同的两个圆来表示两个人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重叠部分越多，得分越高，表示自己与朋友间关系的亲密度越高。后续的研究程序同为自我决策条件。在向陌生人建议条件下，受试者首先需要想象自己正在向一位同性别同年级的陌生同学S给予高考选科建议，受试者同样需要完成IOS量表以表明自己与陌生同学S之间的关系亲密度。之后的程序与为自我决策条件下相同。
3. 结果
3.1. 社会距离操纵检验
对向朋友建议条件下的264名有效被试与向陌生人建议条件下的263名有效被试在IOS量表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个体与朋友之间的亲密度得分(M = 5.10, SD = 1.61)显著高于与陌生人之间的亲密度得分(M = 2.65, SD = 1.65)、t (525) = 17.25、p < 0.001、Cohen’s d = 1.63。表明本研究中对社会距离的操纵是有效的。
3.2. 科目类型选择偏好方差分析
Figure 1. Subject type selection preference scores for different decision maker roles, error line indicate standard error means
图1. 不同决策者角色的科目类型选择偏好分数，误差线表示标准误均值
首先，将自我决策、向朋友建议和向陌生人建议三种条件下被试的科目选择偏好评分转换成1~9分，得分越低表明越偏向于高兴趣–高难度的科目，得分越高则表明越偏向于低难度–低兴趣的科目。然后，对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决策者角色的主效应显著，F (2, 771) = 12.96，p < 0.001，ηp2 = 0.03。事后多重比较结果发现，个体为自己选科的偏好分数(M = 6.46, SD = 2.39)显著高于向陌生人建议选科的偏好分数(M = 5.46, SD = 2.45, p < 0.001)；同时，向朋友建议选科的偏好分数(M = 6.33, SD = 2.47) 也显著高于向陌生人建议选科的偏好分数(M = 5.46, SD = 2.45, p < 0.001)；然而，为自己决策与向朋友建议选科的偏好分数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530。见图1。上述结果表明，个体为自己选科和向朋友建议选科时更倾向于选择难度较小、兴趣较低的科目；而向陌生人建议选科时则更偏好于难度较大、兴趣较高的科目。
3.3. 责任感的方差分析
对三种条件下被试的责任感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三种条件下被试的责任感存在显著差异，F (2, 771) = 33.28，p < 0.001，ηp2 = 0.08。向陌生人建议选科时的责任感(M = 5.67, SD = 2.27)显著低于向朋友建议选科时的责任感(M = 6.83, SD = 1.83, p < 0.001)；同时，向陌生人建议选科时的责任感也显著低于个体为自己选科的责任感(M = 6.95, SD = 1.78，p < 0.001)；然而，个体为自己选科的责任感与向朋友建议选科时的责任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515。
3.4. 责任感的方差分析
首先，将决策者角色进行虚拟编码：对于D1变量，自我选科标记为0，向朋友建议选科标记为1；对于D2变量，自我选科标记为0，向陌生人建议选科标记为1。然后，以责任感为潜在中介变量，科目的选择偏好为因变量，采用Bootstrap法(重抽样5000次)进行多类别自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杰等，2017)。整体中介分析结果显示：总效应显著，F (2, 771) = 12.96，p < 0.001；直接效应显著，F (2, 770) = 7.86，p < 0.001。中介效应分析的95% CI = [0.004, 0.019]，不包括0，因此需要做进一步的相对中介分析。
注：***p < 0.001。
Figure 2. Responsibility mediated path model
图2. 责任感中介路径模型
以自我决策为参照水平，向朋友建议选科相对于自我选科的相对中介的95% CI = [−0.03, 0.01]，包括0，说明相对中介效应是不显著的(a1 = −0.06, b = 0.12, a1b = −0.007)，相对直接效应不显著(c'1 = −0.05, p = 0.580)；相对总效应不显著(c1 = −0.05, p = 0.530)。同理，以自我决策为参照水平，向陌生人建议选科相对于自我选科的相对中介的95% CI = [−0.14, −0.03]，不包括0，表明相对中介效应显著(a2 = −0.62, b = 0.12, a2b = −0.074)，即相较于为自己选科，向陌生人建议选科时感知到更小的责任感(a2 = −0.62, p < 0.001)，从而促使其向陌生人建议选科时更偏好于高难度高兴趣的科目(b = 0.12, p < 0.001)。相对直接效应显著(c'2 = −0.33, p < 0.001)；相对总效应显著(c2 = −0.41, p < 0.001)，相对中介效应a2b的效果量为18.05%。完整路径模型如图2所示。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考察高中生选科中自我决策与向他人建议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责任感在这一差异中所起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个体为自我选科和向朋友建议选科时都更偏好于选择低难度–低兴趣的科目，而向陌生人建议选科时更偏好于选择高兴趣–高难度的科目。而且，责任感在决策者角色和科目选择偏好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个体为自我选科和向朋友建议时体验到更大的责任感，因而为自我选科和向朋友建议选科时更偏好于低难度–低兴趣的科目；而向陌生人建议时体验到更小的责任感，因而向陌生人建议选科时更偏好于高兴趣–高难度的科目。
首先，本研究发现高中生选科中存在自我决策与向他人建议的差异现象，即个体为自我选科时更偏好于低难度–低兴趣的科目，而向陌生他人建议选科时则更偏好于高兴趣–高难度的科目。已有研究也发现为自我决策与向他人建议之间存在差异(Danziger et al., 2012; Polman & Ruttan, 2022)。例如，Danziger等人(2012)让被试想象这样一个情境：作为课程要求的一部分，被试必须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准备一份占期末成绩40%的作业，被试必须在两个搭档之间做出选择，一个搭档通常会按时完成他的任务，但并不会创造一个让你感到舒适地表达自己观点和意见的积极氛围；另一个搭档通常会创造一个让你感到舒适地表达自己观点和意见的积极氛围，但他并不总是按时完成任务。要求被试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搭档或者向一个陌生同学给予选择搭档的建议。研究结果发现，个体为自我决策时更关注搭档的实效属性(按时完成任务)，而向陌生同学给予建议时更关注搭档的理想化属性(创造一个积极氛围)。Danziger等人认为相较于为自我决策，向他人建议时个体与决策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较远，采用了一种更高水平的建构，因而更多地考虑选项的理想属性；相反，为自我决策时个体与决策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较近，采用了一种更低水平的建构，更多地考虑选项的实用属性。因此，建构水平理论为本研究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即为自我选科时个体采用低水平的心理建构，更关注决策的可行性，因而更偏好于难度较低的科目；相反，向陌生人建议选科时个体采用高水平的心理建构，更关注决策的渴望性，因而更偏好于兴趣较高的科目。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社会距离对自我选科与向他人建议选科差异的调节效应，即与向陌生人建议选科相比，个体为自我选科和向朋友建议选科时都更偏好于选择低难度–低兴趣的科目，且为自我选科与向朋友建议选科之间不存在选择偏好差异。一项近期的研究也发现了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程度效应。张湘一等人(2022)的研究发现，个体为自我选科和为朋友选科时都更倾向于选择低难度–低兴趣的科目，而为陌生人选科时更倾向于选择高兴趣–高难度的科目，而且为自己选科和为朋友选科之间不存在自我–他人决策差异。此外，来自经济决策的研究结果也为本研究的发现提供了证据支持。例如，已有研究发现在经济决策中获益情境下个体为自我决策与为朋友决策之间不存在风险偏好差异，均表现出更加风险规避；然而为陌生人决策时则表现出更多的风险寻求(Batteux et al., 2017; Ruessmann & Topolinski, 2019; Zhang et al., 2017)。因此，社会距离不仅调节了高中生选科的自我–他人决策差异，也调节了高中生选科中自我决策与向他人建议的差异。而且，社会距离的调节效应还可以拓展至经济决策等其他情境下的自我–他人决策差异中。
其次，本研究还发现了责任感在决策者角色和科目选择偏好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个体为自我选科和向朋友建议时体验到更大的责任感，因而为自我选科和向朋友建议选科时更偏好于低难度–低兴趣的科目；而向陌生人建议时体验到更小的责任感，因而向陌生人建议选科时更偏好于高兴趣–高难度的科目。已有研究表明，责任感影响了个体的选择偏好(Bolton et al., 2015; Losecaat Vermeer et al., 2020; Pahlke et al., 2015)。例如，Losecaat Vermeer等人(2020)让被试首先在一项独立的、不相关的任务中收益或损失，然后让被试完成一个中等概率的混合赌博任务，这种混合赌博可以使被试的收益或损失翻倍或消除，考察被试为自己决策、仅对结果问责条件下代表另一位被试做决策以及对过程和结果全部问责条件下代表另一位被试做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变化。结果发现，无论是自我决策还是为他人决策，在遭受损失都比获益后表现出更多的风险寻求。然而，与自我决策相比，为他人决策时在遭受损失比获益后表现出的风险寻求倾向相对更弱，尤其是当问责减少时，个体风险偏好的改变更小。Pahlke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在经济决策情境中当面临中等概率和大概率获益以及小概率损失时，如果决策者需要为选择结果承担责任时其偏好于选择更加风险规避的选项。类似地，Bolton等人(2015)的研究也发现，个体感受到的社会责任感越大越倾向于在群体决策中做出风险规避的选择。因此，个体为自我选科或向朋友建议选科时可能由于担心考试成绩不理想或学习困难等负面结果，更偏好于为自己选择或建议朋友选择低难度–低兴趣的科目；然而，向陌生人建议选科时体验到较小的责任感，因而更关注学习内容的兴趣性等正面结果，偏好于建议陌生人选择高兴趣–高难度的科目。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第一，本研究仅仅关注了科目兴趣和科目难度这两个关于高中生选科的重要影响因子，然而还存在影响高中生选科中自我决策与向他人建议差异的其他因素。已有研究发现，学科的平时成绩、理想志向、大学选考要求也是影响选科的主要参考因素(苏红，2018；邹筱清，2019)。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这些因素对高中生选科中自我决策与向他人建议之间差异的影响。第二，本研究仅仅考察了高中生选科中个体为自我选科与向他人建议选科之间的选择偏好差异，而现实生活中也时常面临个体为他人选科，例如，父母为子女选科、老师为学生选科等。更重要的是，已有研究表明为他人决策与向他人建议之间由于心理距离的差异导致建构水平的不同从而最终影响了选择偏好(Danziger et al., 2012)。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考察高中生选科中为自我决策、向他人建议与为他人决策之间的选科偏好差异。最后，本研究仅仅考察了湖南省和重庆市的6所普通高中的高一年级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或可推广性。未来研究可以扩大取样范围，采用大样本验证本研究结果的稳定性。
5. 结论
综上，本研究发现高中生选科中存在自我决策与向他人建议的差异，且社会距离对这一差异具有调节作用。而且，责任感在决策者角色和科目选择偏好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些发现不仅为调节聚焦理论和建构水平理论提供了实证证据，而且深化了人们对高级社会决策的理解。另一方面，本研究结果也对新高考改革选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对于学生为自我选科时偏好于选择低难度–低兴趣科目的畏难心理，社会各界应该要深入了解学生选科的现状，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科兴趣，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帮助学生避免盲目关注难度而忽视兴趣，寻求科目兴趣与难度的最佳平衡点。其次，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选科责任感，尽量避免学生因责任感过大而导致非理性的选科。最后，鉴于自我选科与向他人建议选科之间存在差异，可以引导学生从建议者的视角思考自我选科，不盲目听从或全盘否定重要他人的选科建议。这不仅有助于缓解个体与他人由于选科意见的分歧所可能产生的人际矛盾，而且有助于个体做出更优化的选科决策。
致 谢
特别感谢吴志辉博士在论文数据分析过程中所给予的极大帮助！
基金项目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重点课题“新高考改革选科的自我–他人决策差异及其教育启示”(XJK19AXL001)的研究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