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师从柳无忌教授，博士期间专门研究东北作家萧红。自从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葛浩文的名字在中国文学外译的实践和研究中是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被忽略的[1] (p. 2)。原因有二，一是从1974年首次发表译文至今，葛浩文先后翻译朱自清、萧红、杨绛、端木蕻良、张洁、白先勇、贾平凹、莫言、王朔、宏影、苏童、毕飞宇、老舍、刘震云、阿来等近三十位中国作家的五十余部作品[1] (p. 3)。二是因为“葛浩文的翻译不仅是中国文学外译中的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功的个案，更是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背景下引发了国内学界对翻译问题的广泛关注、探讨甚至争议，折射出翻译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如，葛浩文的翻译是否应被定性为‘连译带改’式、有悖于翻译忠实性原则的翻译[1] (p. 5)？“葛浩文式意译”是以原文为中心的，也是以作者为中心的，在再现原文语言风格的过程中，提高了可读性和创造性。这一过程的终极目标是赢得读者[2]。那么，葛浩文对方言的翻译是否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骆驼祥子》，为老舍先生(舒庆春)所著，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车夫祥子的悲惨命运，反映了“一个善良的无产阶级者徒然的挣扎”[3] (p. 126)。以20世纪20年代的旧北京为背景，整部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其中“京腔”更是俏皮生动，清脆快当。老舍先生精湛的语言技术使《骆驼祥子》广泛流传。《骆驼祥子》自出版问世70多年来，目前已被译成了英、俄、日、韩等多种语言，英译本中前前后后主要有4名译者英译了这部长篇小说，包括伊万·金(Evan King)、珍·詹姆斯(Jean James)、施晓菁以及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本篇论文以葛浩文《骆驼祥子》译本为研究对象，对比施晓菁译本，试在比较中探讨葛浩文翻译是否“连译带改”，违背忠实，以及葛浩文对于方言词汇的处理。
2. 葛浩文“忠实”和“重写”之间的关系
“忠实”问题自古以来都是中西译论的核心议题。如贺拉斯在《诗艺》中在谈论诗歌创作时，告诫人们不要“像忠实译者”那样逐字翻译[4] (p. 27)。在我国，“信”字见于翻译文论最早出现在支谦的《法句经序》，支谦引老子所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来阐述自己关于翻译中“忠实”的看法。翻译家葛浩文关于翻译中“忠实”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葛浩文在《文学与翻译家》中借用法国一句俗话来表达自己对散文翻译的看法：“散文的移译工作，比较容易，最低限度，通常能在忠实度上达到较大的效果。译得秒的话，亚洲一篇散文的英译，可以使法国一句俗话不攻自破‘翻译如女人，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又不漂亮’[5] (p. 11)。”由此可见，葛浩文认为美文不忠实。那么，所谓的“忠实”或者也就是常说的“信”是审美？是忠实于一字一句，是支谦所说的“不加文饰”吗？
“翻译家时常误用了‘信’这个词儿：信于什么？词汇吗？形式吗？意义吗？文体吗？影响吗？原作中一些词汇和习语，在外国读者来说了无意义，会对作家以及文学作品所代表的文化，导向完全歪曲的观点。翻译家却不肯把他们用富于创意的同义语来译出[5] (p. 13)。”
由此可见，葛浩文的“忠实”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忠实地“再造”作者的意思，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葛浩文所理解的作者的意思。因为“翻译不可能复制原作”，机械的词词对等、形式对等，是不可能达成的；同时由于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之间差别很大，尤其是乡土文学吸引读者的是他们的乡土色彩，而家乡话是乡土风格的一个重大体现，“家乡话太多”构成了翻译难点，所以葛浩文式“重写”应运而生。忠实是对原作的忠实，也是葛浩文翻译的前提。葛浩文怀着虔诚、敬畏、兴奋，但又有点不安的心态接近文本，同时面对看不懂的方言，时常和作者沟通，讨论细节甚至争论，其目标是为让译作读者对译作的欣赏如同原作读者欣赏原作一样，也是为把作者的声音传递给新的读者群。
原文的意义是多元的也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所以翻译是一种选择性的行为。如何选择，是由翻译目的和主客观因素决定的。葛浩文认为，翻译应以读者为中心，翻译就是妥协。
译者在翻译之前，应该也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为谁翻译？为作者？为自己？还是为读者？葛浩文借用莫言在获奖后的发言来回答这个问题。“目前，越来越多的中文小说被译成外语，远播海外。然而，这就碰到了一个问题——作家的出发点：作家到底为谁写作？是为自己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是为中国读者，还是为外国读者？小说译成外语，要有译者才行。如此说来，我们能不能说作家是为译者写作呢？”“为译者写作，这个倾向是要不得的。虽然文学作品要经过译者的翻译才能走出国门，要经过译者的艺术加工，但是，作家写作时心里想着译者，为了降低难度，他个人的写作风格就要打折扣，作品的语言与深度必然流于表面。因此，作家写作时想谁都行，但是无论如何不要想着译者。他们谁也不要忘记，但是一定要忘掉译者。不如此，作家就写不出自己的风格，也写不出汉语风格[5] (p. 45)。”作家为读者写作，希望读者读懂。同样，译者也应为目的与读者而译，要把作品译成可读、易懂、甚至有市场的英文书籍[6] (p. 47)。所以，译者理想的目标语言应是自己的母语，应该以读者为中心，关注市场。
翻译过程的种种自我选择就是自我妥协。翻译是“忠实”和“重写”之间的妥协，是译者与译者之外的种种因素之间的妥协，但妥协基于读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比如，《狼图腾》中称呼语的翻译，关于称呼那位指挥的蒙古族老汉。蒙古族老汉在小说中被称为“阿爸”，是译为“Aba”还是“Papa”。作者建议用拼音“Aba”，因为中国人就一个父亲(Papa)，同时“Papa”也是家庭用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有一支摇滚乐队，在国外影响较大，名为ABBA，故如翻译成“Aba”，国外读者可能会被迷惑，为何摇滚乐队稍作变化出现在写蒙古族牧民的小说里了[5] (p. 245)。同时，Papa也不只有父亲这一个意思，如在“Papa Hemingway”中“Papa”的用法就类似于《狼图腾》中的“阿爸”。译者除了要考虑“忠实”和“重写”的关系，还需考虑译者之外的种种因素。翻译家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还需考虑编辑和出版商，这也是基于市场的需求。如大删《狼图腾》，使得《狼图腾》在美国书评很好，甚至有人认为其是年度最好的中文小说。葛浩文本想把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译为Daughter of Hunger，却不得不接受出版商的意见，改为Daughter of River [6] (p. 48)。
3. 葛浩文英译忠实性与可读性探析
(一) “忠实”与“重写”之选择
老舍的语言俗白精致，雅俗共赏。“俗”是指老舍对于市井生活的描述，作品具有浓郁的市井风味；“白”是指语言朴实，通俗易懂。语言风格整体基调幽默风趣，葛浩文在翻译中也尽力在语言风格上进行了还原，葛浩文的翻译是建立在忠实性原则基础之上的，忠实于原文的写作风格，例如：
例1：原文：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年，二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7] (p. 4)。
葛译：That was no small accomplishment. Only after a year, then two years, and then as many as three or four years—shedding one drop, two drops, unknown thousands of drops of sweat—did he manage to buy a rickshaw (Goldblatt Howard, [8] p. 4).
施译：But this had certainly not easily come. It had taken him at least three or four years and untold tens of thousands of drops of sweat to acquire that richshaw of his [9] (p. 8).
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原文通过“一年，二年，三四年”以及“一滴汗，两滴汗……”突出强调了拥有自己的一辆车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意义上带来的效果，该表述韵律感较强，也是十分契合小说口语化的语言特点。葛浩文在翻译时保留了原文的韵律感以及强调作用，把“一年，二年，三四年”以及“一滴汗，两滴汗……”都一一对应地翻译了出来，重现了原文的口语化特色；对比之下，虽然施晓菁的翻译同样准确无误，但是对于“一年，两年，一滴汗，两滴汗”的省略有失于原文所体现的口语化、韵律化，原文的韵律感有损。又如：
例2：原文：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7] (p. 5)。
葛译：All in all, he had run-of-the-mill features; the look on his face is what set him apart [8] (p. 6).
施译：Xiangzi was not handsome. What made him engaging was the expression on his face [9] (p. 12).
该例中“没有什么模样”属于口语化的表达，其基本义是为了描写祥子的相貌普通。葛浩文在处理这句话时，使用了“run of the mill”，“run of the mill”是美国习惯用语，符合原文中的口语化表达；而在施晓菁的译文中，用“not handsome”代替“没有什么模样”，缺乏考虑使用口语词汇来展现原文本色。
可见，葛浩文还是尽量做到了尊重原文的艺术特色，并没有违背“忠实性”原则。
同时，对于原文中引用的特色歇后语中的典型意象，葛浩文在处理时也是采取了保留策略，实现了翻译在文化上的忠实，在忠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添加，即他所谓的“重写”。如：
例3：有急等用钱的，有愿意借出去的，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7] (p. 61)！
葛译：Some people need money; others willingly lend it to them. Like Zhou Yu pretending to hit Huang Gai—one ungrudgingly gives; the other cheerfully takes [8] (p. 91).
施译：Some people needed money, and others were willing to lend it to them. The punishment is skillfully given by one side, and gladly accepted by the other [9] (p. 163).
周瑜打黄盖的故事出自我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主要讲述了赤壁战争前，为了打败曹操，黄盖主动要求周瑜使用“苦肉计”，后“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逐渐演变成了歇后语。施晓菁在翻译这一歇后语时，采取了省略策略，直接译出歇后语的后半段，省略了周瑜、黄盖这两个经典人物；而葛浩文更具忠实色彩，选择把歇后语的“引子”以及“后衬”部分都保留了下来，实现了翻译在文化上的忠实。且考虑到外国读者对于三国演义故事的不熟悉，葛浩文在忠实基础之上添加词语“pretend”，还原了典故。总的来说，葛浩文对于该句的翻译，不仅更加忠实于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增词，对于外国读者而言，也增加了可读性。
(二) 京味语言与译者的选择
“‘京味儿’是1980年代兴起的文学概念，其出现、流行与老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有关”[10]。老舍作品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京味儿”浓。在翻译过程中，“北京方言”对译者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那么对于京味语言的翻译，葛浩文是否能准确体会、感悟到老舍的“京味儿”风格并传达出来呢？通过观察《骆驼祥子》中的具体案例，可以发现葛浩文对于北京方言词汇的理解程度较准确。如：
例4：原文：又忍了一会儿，他睁开了眼，肚中响了一阵，觉出点饿来。极慢的立起来，找到了个馄饨挑儿[7] (p. 27)。
葛译：He put up with this the best he could until he managed to open his eyes. His stomach rumbled. Now he was hungry. Moving slowly, he got to his feet and went outside to find a wonton peddler [8] (p. 39).
施译：He bore it stoically, then opened his eyes and heard his stomach rumbling. He felt a little hungry. Slowly he stood up and made his way to a peddler selling dumpling soup from a portable stove [9] (p. 69).
此例中，“馄饨挑儿”属于北京方言，指的是没有店铺，挑着副挑子走街串巷卖馄饨的小贩。葛浩文和施晓菁都选择了“peddler”一词，对方言词汇做到了准确理解。另外，“馄饨”作为民间传统面食，和饺子有所区别，对于“馄饨”一词的翻译，葛浩文译本的“wonton”更加恰当。
另外，葛浩文在翻译方言词汇时，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没有选择直译方言词汇，而是采取转换成西方所熟悉意象的策略，如：
例5：原文：在巡警眼中，祥子是头等的“刺儿头”，可是他们也不敢惹“刺儿头”[7] (p. 175)。
葛译：He was, in the eyes of the police, a hard nut to crack, someone to be provoked at their peril [8] (p. 223).
施译：To the police he was a “prickly pear” of the first water and none of them dared provoked him [9] (p. 467).
在该例子中，葛浩文选择用“坚硬的坚果”这一意象代替“刺儿头”，准确地将祥子的人物特点展现给了西方读者；施晓菁也采取同类替换，用仙人掌这一意象代替“刺儿头”。
但是，仔细研读会发现，有部分方言词汇葛浩文没有选择把他们翻译下来，而是直接省略不译，如：
例6：原文：初上来，大家以为他是向刘四爷献殷勤，狗事巴结人；过了几天，他们看出来他一点没有卖好讨俏的意思，他是那么真诚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7] (p. 31)。
葛译：At first, the others thought he was sucking up to Fourth Master Liu. But it took only a few days for them to realize that that was the furthest thing from his mind. He was sincere, he was artless, and he had nothing to say to anyone [8] (p. 47).
施译：At first, everybody thought he was sucking up to Fourth Master Liu to get into his good books; but after a few days they realized that he had no idea of ingratiating himself, he was so natural and sincere, and they had nothing to say [9] (p. 83).
例7：祥子的叙述只有这么个缝子，可是祥子一点没发毛咕的解释开，老头子放了心[7] (p. 33)。
葛译：There had only been that one hole in Xiangzi’s tale of woe, but his explanation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old man to breathe easy [8] (p. 49).
施译：That had been the only hole he could pick in Xiangzi’s hair. Now that Xiangzi had explained it without turning a hair, the old man was reassured [9] (p. 87).
上述两个例子中，“狗事”和“毛咕”都属于特殊北京方言词汇。“狗事”意指嘲讽人阿谀奉承，“毛咕”指有所疑虑而惊慌。相对于施晓菁的翻译，葛浩文在翻译中没有译出“狗事巴结人”，也没有译出“发毛咕”，但是对于全句的把握并无偏差，这是葛浩文在考虑了外国读者阅读习惯之后所作的权衡之举。“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对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11]。葛浩文认为翻译应以读者为中心，要把作品译成可读的、易懂的。在该翻译动机的驱动之下，省略方言词汇的做法也是合乎情理的。至于语言的生动性方面，施晓菁译文和葛浩文译文哪个更强还有待考量。
4. 结语
研究发现，葛浩文的翻译实践是基于“忠实性”原则的，不仅注重原文内容上的忠实，还注重还原原文风格。其次，葛浩文也十分重视译文的可读性，认为译作要为目的语读者所译。从忠实程度上来看，《骆驼祥子》葛浩文译本不逊色于施晓菁译本，甚至在一些翻译的处理中，更加贴近原文；从方言词汇的可读性角度，葛浩文和施晓菁译本可读性都较强，但是相比于施晓菁译本，葛浩文在其译作中更多地考虑了目标语与源语的语言差异。总的来说，葛浩文呈现了一部完整、忠实、可读的《骆驼祥子》英语译本。
在研究葛浩文的译作时，我们不需拘泥于传统的二分法：忠实与伪忠实，目的语与源语，而应发展、开放地看待翻译家的翻译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