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创造力文献研究综述

A Review of Literature Studies on Malevolent Creativity

摘要: 创造力不仅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也存在阴暗面，即恶意创造力。它是指人们以伤害他人为目的，产生新颖独特产物的能力。研究者们使用恶意创造力量表、恶意创造力任务探索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发现人格、情绪、环境都是影响恶意创造力的重要因子。近年来随着EEG、fMRI、fNIRS等脑成像设备的发展，人们得以了解恶意创造力的一些神经基础。未来对恶意创造力的研究应进一步理清相关概念理论、完善测量方法、扩大研究对象范围并探索其脑神经机制。

Abstract: Not only does creativit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society, but there is also a dark side, namely malevolent creativity. It is the ability of people to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 with the intention of harming others. Researchers have explored the influences of malevolent creativity using the Malevolent Creativity Behavior Scale, the Malevolent Creativity Task, and have found that personality, emotion, and environment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malevoent creativ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rain imaging devices such as EEG, fMRI, and fNIR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of the neural basis of malevolent creativity. Future research on malevolent creativity should further clarify the relevant conceptual theories,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expand the scope of research subjects, and explore its brain neural mechanisms.

1. 引言

“创造力”通常被定义为人们根据一定的目的和任务，产出某种新颖、独特且具有社会和个人价值产品的能力。以往的研究大多将关注点集中在创造力的积极一面，人们认为创造力所带来的新想法、新产品是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和科技发展的重要一环。然而，就像任何事物一样，创造力也具有两面性，当人们以伤害他人或社会为目的，并产生某些独特、新颖的且具有伤害性、恶意性的产物时，就会展现出创造力的阴暗面，即恶意创造力(Malevolent Creativity) (Cropley et al., 2008)。

随着对创造力阴暗面的理解不断加深，人们逐渐意识到恶意创造力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关于恶意创造力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文章将首先介绍恶意创造力的基本概念及研究者使用的测量方法，然后探讨影响恶意创造力的因素，包括人格、情绪、情境和认知神经方面的研究，最后对恶意创造力这一领域提出一些展望。

2. 恶意创造力概念

创造力的产物，不仅会给社会发展带来积极结果，而且还存在着一些消极的、阴暗的方面。1993年Mclaren就曾说过：“很多创造性行为实际上都是为恶意目的服务的”。

最初人们对创造力阴暗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第一种方向是研究创造性思维本身是否能够对个体和社会产生消极影响，以及它的作用方式。这个研究取向的学者认为，个体没有伤害他人的意愿，但他的思维过程存在一些“缺陷”，最终导致创造力的产物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Goncalo et al., 2010; Runco, 2010)。与之不同的是第二种研究取向，该取向下的研究者主要关注人们在恶意想法的驱动下表现出的创造力，这就是恶意创造力(贡喆，刘昌，2016)。Cropley等人(2008)率先系统性地提出了恶意创造力的概念：恶意创造力(Malevolent Creativity)是人们在恶意想法的驱动下，有意地创造出一些独特的产物，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扩大自身的利益，并对他人和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能力。

为更深刻地理解恶意创造力的内涵，就必须提及另一概念——消极创造力(Negative Creativity)：是一种为了利己但却无意中伤害了他人或社会的一种创造力(Clark & James, 1999)。在早期的研究中，就有学者对恶意创造力的概念产生了质疑，认为其与消极创造力的概念接近，James & Drown (2008)认为，引入一个重复的、类似的理论不利于一个学科研究方向的系统化、体系化的整合。但正如Cropley等人(2008)对恶意创造力概念的定义，不同于消极创造力，恶意创造力有着明显的蓄意伤害他人或社会的恶意动机，二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恶意创造力的提出不仅丰富了创造力研究的领域，还警示了人们创造力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因此恶意创造力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支持(贡喆，刘昌，2016)。

恶意创造力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创新性的犯罪活动，如9·11恐怖袭击事件，恐怖组织为达到报复社会的目的，创造出了一个独特且具有极大伤害性的恐怖活动(Harris et al., 2013)。然而，日常生活中恶意创造力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比如恶作剧、撒谎、伤害他人等都是每个人潜在的恶意创造力的表现形式。因此，探索恶意创造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关于恶意创造力的研究也不断得到学者的重视。

3. 恶意创造力的测量方法

3.1. 恶意创造力任务

Clark和James (1999)最早提出了测量恶意创造力的方法，他要求参与者对恶意的问题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例如：在你的潜在客户面前，尽可能多地想出一些新颖的方法，去抹黑你的竞争对手。随后，请专家根据参与者给出的解决方法进行1~10点评分(1 = 一点也不；10 = 非常)，记录每一个观点的逻辑性、新颖性、可理解性以及所产生观点的总数来对恶意创造力进行评价。虽然这种恶意创造力任务在相关研究中被广泛的应用，但它存在一定的缺陷，评分者并没有对参与者所给出的解决方法进行恶意性的评分，因为参与者对恶意问题的解答可能不具有恶意性，而是中性的，甚至有时候还带有善意。

Lee和Dow (2011)尝试基于一般创造力的发散思维测验，使用替代用途任务(Alternative Uses Task, AUT)对恶意创造力进行测量。研究者要求参与者尽可能多地说出一个常见事物不寻常的、独特的用途，例如：要求参与者尽可能多的说出“砖头”的用途。两名评分者对其中的恶意想法进行筛选。恶意创造力由恶意想法个数占总想法个数的百分比表示。使用这种任务测量恶意创造力时，研究者只关注了想法的数量，但并没有对每一个想法的恶意性评分，甚至忽略了这些想法的新颖性。

Harris等人(2013)，在Lee和Dow提出的替代用途任务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了恶意创造力的评价方法，从“恶意性”、“新颖性”两个维度对参与者给出的观点进行0~5点评分。只有“恶意性”和“新颖性”得分均大于等于3分的想法才可以记录到总数中，并最终以筛选后的想法总数来评价参与者的恶意创造力。Hao等人(2016)认为基于这种标准筛选后的恶意创造力想法数量较少，甚至在一个实验试次中都可能不会出现，除此之外这种评分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3.2. 恶意创造力量表

Hao等人(2016)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生态效度，并尽可能纳入所有形式的恶意创造力，同时保证减少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编制了恶意创造力行为量表(Malevolent Creativity Behavior Scale, MCBS)。该量表共包含13个项目，具有三个维度：伤害他人或自我、说谎以及捉弄他人，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越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恶意创造力行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易于管理、评分，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国内外的研究。但该量表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良：首先编制量表时参与者多为女性，已有研究表明男性、女性间恶意创造力的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Lee & Dow, 2011)，因此编制量表时的参与者性别的不平衡可能会对量表的适用范围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次“捉弄他人”这一维度只有3个项目，经过验证后只有中等信度，未来研究中可以增加这一维度的项目数量，以提高内容效度；最后该问卷的信效度可使用其他的标准进行检验，同时也应扩大施测对象的范围，如暴力犯、诈骗犯等。

3.3. 恶意创造力任务的改进

近几年来关于恶意创造力的大多数研究都会将恶意创造力任务与恶意创造力量表结合使用，以更全面的评估参与者的恶意创造力。虽然这两种方法都无法避免社会赞许性效应，但相比于恶意创造力行为量表，恶意创造力任务受到的影响更大，也更值得研究者们的关注。

由于社会赞许效应的存在，参与者希望表现出自己符合社会期望的一面，所以在任务中参与者产出的恶意想法过少，同时又由于恶意创造力各维度的评估过分依赖于评分者的主观判断，这也就导致了许多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比如在很多研究中都会出现恶意创造力的“恶意性”维度分数过低的现象，也有的研究出现了“恶意性”得分过高而“新颖性”得分较低的结果。

为了使恶意创造力的评估更为客观、数据更利于统计分析，许多研究者在原有任务范式的基础上，对评分方式进行了修改。比如对参与者在恶意创造力任务中产出的想法进行分类，然后根据每个想法在实验样本中出现的频率进行新颖性的评分：出现频率低于1%的想法赋值2分、1%至5%的赋值1分、在5%以上的记为0分(Hao et al., 2017; Runco et al., 2016)。也有研究者使用Z分数对恶意创造力进行评价，研究者将参与者产出的想法的流畅性、新颖性、恶意性分别进行Z分数转换后，再求出三个Z分数之和，并用这个Z分数总分来表示参与者的恶意创造力的整体表现(Fu & Zhang, 2022)，使用这种评分方法能很好地体现出参与者的恶意创造力在所属群体中的相对位置，并且使各维度分数具有可比性、可加性，进而得到的恶意创造力总分也更合理，结论也更具代表性。

除了对恶意创造力任务的评分方法进行了修订，研究者们也对恶意创造力任务的范式进行了重新定义和扩展(Perchtold-Stefan et al., 2021)。Perchtold-Stefan等人(2021)认为以往的恶意创造力任务只包含了一个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情境，其所能激发出的恶意创造想法的数量及范围有限，因此Perchtold-Stefan等人设置了四种在生活中会遇到的不公平的、挑衅性的情境以此来更全面的评估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恶意创造力。(情境a：帮邻居装修，却没得到相应的报酬；情境b：同学将咖啡洒在你珍爱的书上并指责你；情境c：在繁忙的考试周，你的室友举办了很吵闹的派对；情境d：遇到了一个四处传播谣言的感情破坏者)同时研究者为了获得更多的恶意创造力想法，也对任务范式的指导语进行了修改。研究者在任务前要告知参与者这些均为假设情境，参与者只需要尽可能多的想出一些奇特新颖的想法，不必担心这些想法在生活中能不能实现。与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还包括任务范式对想法产出的时间进行了限制，每个情境有30秒的阅读时间，以及3分钟的想法作答时间。在Perchtold-Stefan等人看来，对时间上的限制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使恶意创造力任务范式接近一般创造力任务范式，进而使二之间的结论具有可比性，有利于不同研究之间的比较以及进一步的分析。新的恶意创造力任务评分方法是在Harris等人(2013)使用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调整，不仅强调了想法的数量(流畅性)，还强调了质量(恶意性、新颖性)，同时为了充分结合恶意创造力的各个方面，还引入了恶意创造力总分，即那些具有恶意的且很新颖的想法数量。Perchtold-Stefan等人在以往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扩大了假设情境的范围，在指导语中使用了最佳表现法，增加了想法产出的时间限制，并提出了新的评分方式，提升了任务的信效度，使恶意创造力任务更为严谨、客观，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系统化的任务范式。

4. 影响恶意创造力的因素

4.1. 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

Lee和Dow (2011)发现尽责性和身体攻击性可以显著预测恶意创造力的水平。汤梦颖(2016)研究了趋近动机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并发现攻击性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李孝腾(2021)也发现初中生的外显攻击水平与恶意创造力之间存在正相关，且可以通过宽恕干预来降低初中生的恶意创造力表现。王彬鈺，贡喆(2021)进一步探索了攻击性对恶意创造力的内部心理机制，发现了不信任和创造性思维的中介作用。

有研究发现创造力与诚信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不道德之间存在正相关(Beaussart et al., 2013; Storme et al., 2021)，同样Kapoor和Khan (2017)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高欺骗特质的个体会产生更多的恶意创造力想法。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进行创造力的活动时，需要跳出道德规范的框架去思考，做出一些打破规矩的行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撒谎”，是恶意创造力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黑暗三人格(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精神病态)备受研究者们的关注。Jonason等人(2015)研究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对创造力的影响很小。Jia等人(2020)发现黑暗三人格与恶意创造力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同时也证明了黑暗三人格在童年忽视与恶意创造力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一篇元分析的研究发现精神病态与恶意创造力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Lebuda et al., 2021)，但后续也有研究发现精神病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恶意创造力(Batey et al., 2022)。Szabo等人(2022)在囚犯样本中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可以显著的预测以说谎和伤害他人为表现形式的恶意创造力。与黑暗三人格相似，Perchtold-Stefan等人(2021)，还发现了适应不良的人格特征(PID-5，大五人格的对立面)，与恶意创造力任务的表现成正相关。作为黑暗三人格的对立面光明三人格(康德主义、人文主义、人性的信仰)对恶意创造力存在着相反的影响，Malik等人(2020)发现光明三人格特质高的个体更不可能做出恶意创造性行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能够更好的应对挑衅行为以及负性情绪。

4.2. 情绪因素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

Harris等人(2013)最早发现情绪智力越低的个体，越容易做出恶意创造性行为，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消极想法是不恰当的，并且也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因此也就更有可能表达出自己的恶意创造力。李娇娇等人(2022)也发现了相同的结论，情绪智力与恶意创造力呈负相关。杨静(2016)的研究发现高唤醒的消极情绪可促进恶意创造力，当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来调节消极情绪时可有效削弱恶意创造力的新颖性。程瑞等人(2021)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现愤怒会促进恶意创造力的表现，并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不同类型的恶意创造力，研究还发现使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都可以削弱愤怒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张晓晨等人(2023)基于具身视角，进一步发现在诱发愤怒情绪后，蜷缩和扩张的身体姿势会对恶意创造力的流畅性、新颖性、恶意性产生促进作用，且扩张姿势的增强作用要优于蜷缩姿势。

4.3. 情境因素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

Clark和James (1999)的研究发现，在不公平情境下，大学生在有关恶意情境的问题解决任务中会产出更多的伤害他人的创造性想法。Gutworth & Hunter (2017)通过操纵情境中的道德规范发现，模棱两可的道德规范会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并使人们做出更多的越轨行为。方芳(2017)研究了匿名性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发现签名可以通过激发自我认同感，从而有效遏制恶意创造力观点的选择倾向。云强(2021)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依据具身认知理论，发现黑暗环境促进了恶意创造力的表现，并且匿名感和道德感是其中的重要中介变量。Bass等人(2019)使用囚徒困境范式发现，社会威胁增强了人们的恶意创造力。熊文君(2023)通过回忆任务进一步发现，在社会威胁情境下，具有回避动机的个体会展现出更高水平的恶意创造力。赵衍东(2021)的研究发现人们在面对内群体时会表现出更多的善意创造力，而面对外群体时则会展现出较强的恶意创造力。社会排斥也会促进恶意创造力，消极应对方式和攻击性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李娇娇等，2024)，并且可以使用注意分散和认知重评策略来降低人们面对社会排斥时产生的恶意创造力(郝一帆，白佳欣，2022；吴思佳，2021)。

4.4. 认识神经因素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

随着脑成像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恶意创造力的神经机制进行研究。汪宇翔(2018)使用ERP技术研究欺骗行为对脑电的影响，发现在被动条件下低恶意创造力被试欺骗反应相对于诚实反应诱发了更负的MFN波幅(刺激出现后300~500 ms)；高恶意创造力组中，被动欺骗条件诱发的CNV (刺激出现后600~800 ms，额叶出现的波幅)显著小于被动诚实条件。乔熙诺(2019)使用fNRIS发现，人们在生产恶意创造力产品时，加工情绪的脑区(右侧上顶叶，右侧中央后回)会被抑制，且三种不同类型的恶意创造力在神经活动模式上也存在差异：欺骗时，右侧额极会出现更强的神经激活；在伤害他人时，执行控制有关的脑区以及负责情绪感知的脑区之间协同性会降低；而在捉弄他人时，会更多的对受害者被捉弄后所处的状态进行感知和加工。同时他还发现在进行恶意创造力任务时，右侧额极皮层与右侧中枕区的神经耦合程度较弱(Qiao et al., 2022)。Gao等人(2022)使用fMRI发现中背侧躯体运动网络、视觉网络、默认模式网络以及奖赏网络参与了恶意创造力的加工。程铃琳(2022)使用fMRI发现大脑皮层皮下–小脑通路在一般和恶意创造性观念生成的认知过程中表现出类似的互动模式，但与消极情绪和动机冲突过程有关大脑皮层–皮下–小脑通路对恶意创造性观念生成产生特异的影响。高桢妮(2022)使用结构性磁共振及经颅磁刺激技术也发现了恶意创造性观念生成的脑机制与一般创造性观念生成过程有相似脑网络和相似脑区。但参与情绪加工、社会认知及反应抑制相关的脑区和脑网络是恶意创造力活动独有的。此外该研究也发现了抑制中央后回的活动会提高恶意创造性任务的表现。

5. 未来展望

恶意创造力自提出以来，就被广泛研究。经历几十年的不断探索，研究者们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仍有些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关于恶意创造力的理论依然延续了创造力的理论框架，未来应当结合实证研究提出更多关于恶意创造力独有的，且系统的理论。

其次，在恶意创造力的测量方面。虽然Hao等人(2016)编制了恶意创造力量表，但由于“捉弄他人”这一维度的项目数量过少，信度并不是很高，未来研究可以改进该问卷，增加题目数量或维度以提高信效度。对于恶意创造力任务，不同的研究者使用不同的计分方式，并且评分过程带有极强主观评价，所以很难进行研究之间的对比。虽然Perchtold-Stefan等人(2020)改进了恶意创造力任务，但是对恶意创造力的评分过程终究还是因研究者而异。除此之外，无论是量表还是恶意创造力任务，都存在社会赞许效应。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尽量统一评分方式及标准，并且尽可能地减少社会赞许效应。比如使用一些内隐的、投射的测验方式。

再者，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现主要集中在负性情绪和负性人格特征上，未来研究可以从其他角度去思考影响因素，构建不同的理论模型。比如社会情境线索或匿名性在网络社交媒体中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特质焦虑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或可从恶意创造力的不同维度思考可能存在的前因变量等等。

此外，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为大学生群体，以后研究可以分析罪犯、人格障碍患者等特殊群体的恶意创造力，而且对他们的研究有利于避免不良社会现象的发生，更具社会价值。根据恶意创造力的定义，恶意创造力目的是伤害他人或自己，而近年的研究都只关注了恶意创造力对他人或社会的危害，忽略了对自己的伤害，未来研究可以逐渐关注这个方向，比如将自伤与恶意创造力相结合。

最后，近年来脑成像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恶意创造力神经机制的研究。虽然仍在起步阶段但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恶意创造力背后的心理机制一定会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