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阶层流动预期与消费意愿——基于CGSS2018的实证分析

Subjective Class Mobility Expectation and Consumption Inten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 2018

摘要: 研究利用CGSS2018调查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逐步将收入、社会保障、主观阶层流动预期等变量纳入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发现：在控制收入、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影响后，居民主观阶层流动预期越正向，其当下的消费意愿越强。因此，推动社会结构朝着更加公平、开放的方向发展，促使产生正向的社会流动预期，这有助于消除居民正向消费施行的结构性障碍，提高其消费意愿。

Abstract: Using the survey data from CGSS2018,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aking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as control variables. Gradually, variables such as income, social security, and subjective class mobility expectation are included i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after controlling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social security, and other factors, the more positive the residents’ 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class mobility is, the stronger their current consumption intention will be.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tructure towards a more fair and open direction, and fostering positive social mobility expectations, will help eliminate structural barriers to residents’ positive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enhance their consumption intention.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是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关键举措，而要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就要了解居民是如何消费的、哪些因素会影响居民的消费意愿。对此，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的消费是一种理性选择，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体的需求，收入是影响消费意愿的主要因素。例如，凯恩斯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该假说认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稳定的函数关系，收入增减，消费也随着增减[2]。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且呈现边际递减的效应。但是，该假说将个体的消费视为一种孤立的个体行为，忽视了个体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居民的消费行为还与对未来宏观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期有关，而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即期收入，因而该假说无法从动态、长期的视角来探究消费行为。在此基础上，消费者行为学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未来收入预期、社会保障等因素纳入了消费行为分析框架，且普遍认为社会结构性因素是通过塑造消费者的对未来宏观社会发展的预期来改变消费预期进而增强或减弱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最终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学者江林(2004)指出：消费预期反映了消费者根据自身掌握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变量等信息，对未来变化及自身利益得失进行预测、估计、判断和臆想，并由此制约着消费者参与商品交换、投资等经济活动和消费行为[3]。学者石文典(2001)对消费预期进行了维度划分，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形势预期、收入预期、政府经济政策预期、物价走势预期和突发事件等五个维度[4]。这一学科虽然将结构性因素纳入消费行为分析框架，但仍然没有跳出“经济决定论”的范畴，同时，过分强调宏观结构性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会忽视了个体作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带给本文带来新的灵感。布迪厄(1984)在其著作《区隔》中指出：消费是分化的手段，是用来建立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惯习”后，具有提前标记等级的功能[5]。消费惯习，是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位置所连带的物质、社会和文化资源在该消费者心理上的内化和沉淀的结果，并支配了个体的消费行为[6]。然而，消费惯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处在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当消费者所处社会结构和宏观环境发生变化时，其消费惯习也会发生改变，新消费惯习建立和旧消费惯习被抛弃之间存在一个“空窗期”，在这一阶段，个体的能动性和反思性能够充分介入。王宁(2023)将“施行”概念引入扩大居民消费的分析中，并提出了消费施行的分析范式，其认为：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不仅取决于足够的收入，而且还与社会流动率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期密切相关[7]。谭旭运和吕邈(2023)指出：社会流动涉及个体阶层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伴随个体收入、机会和社会声望等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获得与损失，对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很大影响[8]。盛智明(2013)认为：与客观社会流动相比，主观社会流动预期更能反映个体决策时的参照信息，能涉及客观社会流动无法涵盖的细微的质性变化，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更大[9]。在一定程度上，本文对未来具有怎么样的预期，就会导致怎么样的未来。把预期付诸行动，预期就得以实现或物质化[10]。对未来的预期，构成当下和未来行动的动力。也就是说，个体对社会阶层流动有积极的预期，有助于消费者采取正向的去常规化的消费规划和策略，提高其当下的消费意愿，从而扩大消费。综上，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将收入、社会保障、社会流动预期等因素纳入居民消费意愿的分析框架中，以期为提振消费信心、扩大居民消费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考。

2. 居民消费意愿的分析框架

2.1. 消费意愿与收入

意愿是一个心理学范畴的概念，Eagly和Chaiken (1993)指出：意愿是一种不同于态度的心理概念，代表了人们为实施一项行为而付出努力的、有意识的个人动机[11]。Newberry等(2003)也指出：消费行为与消费意愿直接相关，消费意愿是衡量消费者是否会产生购买行为的重要指标[12]。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作为一般规律和平均来说，人们存在一种倾向，随着其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他们的消费[2]。国内学者在对居民消费意愿的研究中，普遍将收入作为自变量纳入实证模型，均认为收入的增加会对居民的消费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13] [14]。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的理论假设：

H1：居民的收入越多，居民当下的消费意愿越强。

2.2. 消费意愿与社会保障

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未来风险越大，消费者的储蓄动机就越强，消费意愿越低；消费者不仅在生命周期配置其资源，还要为未来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事件进行预防性储蓄。居民不确定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但其最主要的来源应该是来自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其次则是来源于未来支出的不可预期[15]。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社会保障能消除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意愿起促进作用，社会保障能够分散社会成员所面临的社会风险。例如：养老社会保险弱化了居民生命周期中的寿命不确定风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起到了特殊情况下的收入保障作用；而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社会救助以及公共教育、住房保障等则将为居民未来的预期外的大额支出提供了后援。因此，社会保障可以通过降低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感受，增强居民应对未来事件的能力，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尹华北(2011)认为：社会保障覆盖率是当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意愿的关键因素[16]。张清郎(2013)也指出：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能够提高居民消费信心，从而扩大消费内需[17]。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的理论假设：

H2：与未享有医疗保险的居民相比，享有医疗保险的居民具有更强的消费意愿。

H3：与未享有养老保险的居民相比，享有养老保险的居民具有更强的消费意愿。

2.3. 消费意愿与主观阶层流动预期

主观阶层流动预期是指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对自己未来阶层地位发展变化做出的积极或消极的心理预期。社会流动预期是人们对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一个主观心理反映，当整个社会结构弹性良好，现有社会流动通道顺畅时，人们对其未来向上流动的期望就会提高，而当社会结构趋于刚性，社会流动渠道不畅通，人们就会丧失向上流动的信心[18]。对社会阶层上升的预期也代表了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更加乐观的评估。一旦消费者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保持乐观，对未来的收入有良好的预期，他们就会倾向于增加现有支出，甚至举债消费[19]。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能动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宏观社会结构所提供的机会空间。王宁(2023)把宏观趋势预期的乐观维度、悲观维度和社会流动率的高与低进行交互组合，形成了与消费相关的四种宏观预期施行的理想类型：扩张型消费施行性、收缩型消费施行性、内卷型消费施行性和放弃型消费施行。社会流动预期同时指涉社会宏观预期和社会流动两个维度，盛智明(2013)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大量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这进一步促进民众对社会流动产生正向的预期[9]。但社会流动不仅仅与经济增长有关，还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有关，陈云松(2019)认为：社会流动反映了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状况，其常被看作社会开放和机会公平程度的指标。它强调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并改变自身处境[20]。在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中，个体更容易产生阶层向上流动的预期，因此居民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也放映了社会结构的开放程度。因此，本文认为：居民对社会流动的预期越正向，表明居民对宏观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期越乐观，同时也表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越开放。消费施行的结构性障碍也就越低，消费者越容易形成扩张型消费施行[7]。其当下的消费意愿也就越强。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的理论假设：

H4：居民的主观阶层流动预期越正向，居民当下的消费意愿越强。

3. 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201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该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学术机构共同执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调查涉及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根据研究需要，删除相关变量中存在系统性缺失值后，有效样本个数为10,854。变量详细情况描述见表1。

3.2. 变量定义

3.2.1. 自变量

本文将阶层流动预期、是否参加居民医疗/养老保险、收入等作为自变量。在CGSS2018问卷中：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您认为您10年后将会在哪个等级上？两个题项分别测量了个体对于自身目前在社会所处位置的认知和十年后所处社会位置的预期。用后者减去前者，本文便得到了一个新的变量：主观阶层流动预期。值越大表明个体对未来阶层流动的预期越正向，这一变量的构造方法是目前学界普遍认同且采用的方法之一[21]。该问卷中：是否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是否享受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两个题项描述了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情况。在调查中也直接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为了方便后续的回归分析，使分析结果更加简洁明了，本文对收入进行取对数处理。

3.2.2. 因变量

本文将居民的消费意愿作为因变量。在CGSS2018问卷中，有一组关于居民在空闲时间是否经常从事某事的测量题项。本文选取了出去看电影、逛街购物、参加文化活动(比如音乐会、看演出和展览)、现场观看体育比赛、与朋友聚会、与不住在一起的朋友聚会共6个与居民消费相关的题项来测量居民的消费意愿，对相关问题的回答设定为5个等级，根据研究需要对其分值进行重新编码1~5，得分由低到高分别为从不、一年数次或更少、一月数次、一周数次、每天。本文将六个题项的得分均值作为因变量，将其命名为居民消费意愿[22]。经检验，该变量值符合正态分布假定，可以作为后续回归分析的因变量。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将性别、居住社区类型、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期使研究结论更具有说服力，更好地厘清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有研究指出，消费意愿与年龄呈现倒U型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年龄的平方作为控制变量。

3.3. 实证模型假定

因居民消费意愿为连续型变量，本文选取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来探究收入、社会保障、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在具体的回归分析中，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首先将性别、居住社区类型、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其次逐步加入收入、社会保障、社会流动预期等变量，探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模型假定如下：

$\text{WTC}={\alpha }_1{x}_1+{\alpha }_2{x}_2\cdots \cdots {\alpha }_i{x}_i+a+\phi$ (1)

其中，WTC表示居民消费意愿，a为常数项，$x_i$ 表示为各个自变量，${\alpha }_i$ 为回归系数，i的取值为1至N，$\phi$ 表示为随机误差项。

Table 1.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误	有效样本量
因变量	Y1：居民消费意愿	值越大，表明消费意愿越强。	1	5	1.861910	0.512565	10,854
自变量	X1：社会流动预期	值越大，表明对未来社会阶层流动的预期越乐观。	−9	9	0.711535	1.256250	10,854
	X21：是否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	0 = 否，1 = 是	0	1	1.925097	0.263247	10,854
	X22：是否享受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	0 = 否，1 = 是	0	1	1.752994	0.431290	10,854
	X3：收入(Lg对数)	连续型变量	0	7	3.670371	1.662101	10,854
控制 变量	K1：性别	男 = 0，女 = 1	0	1	0.529851	0.499131	10,854
	K2：年龄的平方	2018-出生日期年份	324	13,924	2982.046250	1736.426937	10,854
	K3：居住社区类型	农村社区 = 1，城镇社区 = 2	1	2	0.713378	0.452204	10,854
	K4：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中专、高职、技校 = 3，大学及以上 = 4	1	4	2.189608	1.113721	10,854
	K5：婚姻状况	未婚/丧偶 = 0，已婚/再婚/同居 = 1	0	1	0.783490	0.411885	10,854

3.4.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由表2可知，在模型1中，性别对于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学界普遍认为：女性的消费意愿比男性的消费意愿更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在购物过程中更注重细节和情感化因素，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而产生购买欲望。相比之下，男性消费者的需求比较狭窄，购物目的更明确，决策也比较理性。一些学者认为：女性在社会中通常扮演更多的家庭角色，负责家庭日常开支和购物。这种长期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对女性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使她们更注重消费的质量和数量。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女性更注重时尚和外表，容易受到广告、社交媒体和流行文化的影响。商家也倾向于针对女性消费者推出更多的时尚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推动女性的购买欲望。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come,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mobility expectation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tention

表2. 收入、社会保障、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消费意愿影响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性别	0.051^*** (0.009)	0.063^*** (0.009)	0.051^*** (0.009)	0.051^*** (0.009)	0.063^*** (0.009)	0.051^*** (0.009)
年龄的平方	−0.180^*** (0.000)	−0.183^*** (0.000)	−0.188^*** (0.000)	−0.173^*** (0.000)	−0.181^*** (0.000)	−0.181^*** (0.000)
居住社区类型	0.174^*** (0.010)	0.166^*** (0.010)	0.175^*** (0.010)	0.175^*** (0.010)	0.168^*** (0.010)	0.175^*** (0.010)
受教育程度	0.315^*** (0.010)	0.301^*** (0.005)	0.309^*** (0.005)	0.316^*** (0.005)	0.297^*** (0.005)	0.309^*** (0.005)
婚姻状况	−0.029^*** (0.005)	−0.036^*** (0.010)	−0.034^*** (0.010)	−0.028^*** (0.010)	−0.038^*** (0.010)	−0.032^*** (0.010)
收入的对数		0.063^*** (0.003)			0.062^*** (0.003)
居民养老保险			0.018^** (0.011)		0.012 (0.011)	0.032^** (0.011)
居民医疗保险			0.033^*** (0.017)		0.033^*** (0.017)	0.019^*** (0.017)
社会流动预期				0.021^** (0.004)	0.024^*** (0.01)	0.022^** (0.004)
样本量	10,854	10,854	10,854	10,854	10,854	10,854
常量	82.307716	75.244510	40.357153	77.675668	37.684739	39.246
F值	760.047578	644.706177	547.667335	634.562662	433.995733	480.189156
R方值	0.259	0.262	0.261	0.259	0.264	0.26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p < 0.1，^**p < 0.05，^***p < 0.01。

同时，本文发现：居住社区的类型对居民的消费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居民比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居民具有更强的消费意愿。有学者指出：这是由于消费主义文化在城市社区更为盛行，城市居民受到更多消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对于新事物、新品牌、新潮流的接受度更高。这也使得城市居民更愿意尝试新的消费体验和购买更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可能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通常高于农村居民，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23]。此外，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更为多元化，消费选择也更多。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到娱乐休闲，城市居民都有更多的选择。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也使得城市居民对消费的需求和意愿更高[24]。在实际的消费环境中，城市居民所处的消费环境也更为便利和多样化。无论是实体店还是电商平台，城市居民都能够方便地购买到各种商品和服务。这种便利的消费环境也使得城市居民更愿意消费[25]。

在模型2中，收入变量对居民消费的意愿是显著的，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当居民的收入增加时，他们的经济状况会得到改善，从而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使他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H1假设得到验证。

在模型3中，是否参加居民医疗保险、是否享受居民养老保险两个变量均对消费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享受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居民有更强的消费意愿。本文认为：社会保障制度通过为居民提供各种形式的保障，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增加了居民的间接收入。这些保障可以减轻居民在患病或老年期间的经济负担，使得他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日常消费。例如，医疗保险可以覆盖居民的医疗费用，减轻了居民看病就医的负担，使他们能够更愿意消费[26]。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可以使居民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更加有信心。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居民在面对意外或养老等需求时可以更加从容，从而更愿意进行当前的消费。例如，社会保险制度提供的养老金可以让居民在退休后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的收入，这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最后，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提供稳定的保障，有助于促使居民产生对未来乐观的预期，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强消费意愿。当居民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更好的预期时，他们更有可能增加消费支出。因此，H2和H3的假设得到验证。

在模型4中，人们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对居民的消费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居民对社会流动的预期越乐观，其当下的消费意愿越强。社会流动预期是指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对自己未来阶层地位发展变化做出的积极或消极的心理预期，主要是指个人主观预期的社会阶层变化[19]。居民对社会流动预期不仅与对未来社会发展宏观趋势的预判有关，还与其所处社会结构的开放程度和社会流动的通道是否畅通有关，如果居民对未来的社会经济状况持乐观态度，认为未来社会经济会持续增长，那么他们的消费意愿就会增强。相反，如果居民对未来的社会经济状况持悲观态度，认为未来社会经济会下滑或停滞不前，那么他们的消费意愿就会减弱[24]。同时，社会流动预期还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即社会流动的通道是否畅通和各个阶层成员的权利是否平等。只有在社会流动通道畅通和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结构条件下，居民才更有可能对社会流动产生正向的预期，而这种正向的预期，则有助于消费者采取正向的去常规化的消费规划和策略。这是一种社会结构所促进的消费施行。它是扩大消费的社会结构基础[7]。因此，H4的假设得到验证。

在模型5中，本文将收入、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社会流动预期等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型中时，发现是否享受居民医疗保险对消费意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这一结果与现有的研究结果不符，但在模型3中，是否享受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这表明某些变量的加入导致该变量对消费意愿的影响减弱。在模型6中，本文将收入变量剔除，这时，是否享受居民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又开始变得显著。这是因为，高收入消费者和低收入消费者在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方面存在差异，在加入收入变量后，可能会削弱该变量对消费意愿的影响，养老保险对低收入消费者的保障作用可能更为显著，但在高收入消费者中，其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养老保险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为退休后的居民提供经济保障。享受养老保险的人在退休后可以获得一定的养老金，这可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从而增加消费意愿。然而，本文所探讨的消费意愿更多是居民当下的消费意愿，养老保险是一种未来的预期收入，其并未直接增加居民当下的可支配收入，居民在达到领取养老金的规定年限之前，缴纳养老保险的相关费用会导致其当下的可支配收入减少，造成消费挤压，反而减弱其当下的消费意愿[27]。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CGSS2018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逐步将收入、社会保障等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发现居民的主观阶层流动预期会对其当下的消费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个人对自身未来状况的预期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当下的消费规划和策略，居民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宏观预期，不仅只有单一的经济维度，还包含社会结构的维度。只有在社会流动通道畅通和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结构条件下，居民才更有可能对未来社会流动有乐观的预期。而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则有助于消费者采取正向的去常规化的消费规划和策略，这是一种社会结构促进的消费。居民的消费固然受到阶层位置以及相关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但个体的能动性在社会结构提供的机会空间内，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宁(2023)认为：消费施行性既是对自身当下的消费状况和自身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状况之间的差距的反身性调整，也是基于对未来宏观趋势的预期而作出的应对性结果。施行概念的反身意识不但体现在对过往或当下状况的反思和相应的应对措施，而且也体现为对未来的想象和期待，并据此来安排当下的行动[28]。而社会流动预期概念同时指涉宏观社会发展预期和社会结构两个维度，能够综合反映居民对当下及未来社会发展的评价和预期，是考察和分析社会发展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居民的社会流动预期还不是客观事实，它只是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和预判，但是，如果人们都依据这种预期来安排自己的消费规划，就可能让预期转变为“现实”。

4.2. 政策启示

综上，本文对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扩大内需提供如下几点政策参考：

第一，保就业促收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保障就业可以让居民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和安全感，从而促进消费增长。政府应加大对职业培训和教育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水平，增强其适应性和竞争力，以增加就业机会。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创新创业，降低创业门槛，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同时为创业者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政府应加强就业服务，建立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提供就业信息、职业介绍、就业指导等公共服务，帮助居民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消费的后顾之忧。政府应加大社会保障投入，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质量，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其次，针对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制度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为居民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靠的社会保障。最后，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等方式，鼓励企业参与社会保障，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支持，从而化解居民对未来风险的担忧，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其消费意愿。

第三，推动社会结构更加公平、开放，促使居民对社会发展形成乐观的宏观预期。由上述分析可知，居民对未来社会流动具有乐观的预期会增强其当下的消费意愿。因此，政府应着力推动社会结构向更加公平、开放的方向发展。从纵向来看，要畅通阶层流动的通道，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筛选功能，为较低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从横向来看，要进一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不同阶层提供充分的互动平台和机会，促进社会融合，同时，要注重社会再分配的公平性，缩减社会贫富差距，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社会成员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的社会环境，使社会成员对未来充满信心，消除其消费的社会结构障碍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Z世代青年旅游消费文化研究(项目编号：KYCX24_42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