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富民阶层开始崛起。入元以后，唐宋以来富民阶层的发展态势不仅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相反，由于其“政令疏阔，赋税宽简”而得以赓续和壮大[1]。元人文集中便出现了很多与富民相关的记载。随着元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也开始关注富民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苏力、杨振东、杨蕊、李娟娟、杭素婧、杨晓春、宗子言、杜慧芳、吴小红等先生的相关论著。上述诸先生的研究内容或从富民阶层群体出发论述其在元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或从某个富民或是某几个富民家族出发论述他们在当时的社会角色及生存状况。学界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地曾触及到富民阶层家庭教育的问题，但对此并未展开系统的论述。本文试图对元代江南地区富民家庭教育的形式及内容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富民家庭本身及地方社会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创立，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人们进入仕途，实现身份跨越的主要途径，“学而优则仕”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但是在蒙元时期，科举制度却长期中断，整个元代仅有45年举行了科考。而且科举所录取的进士数量根本无法与前代相比，平均每年只能录取进士23名，仅为宋金时期的一小部分[2]。但据《元史》的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全国各地建学已达两万四千多所，这是士大夫政治主宰之下的宋代也没有出现过的盛况[3]。从中不难得出，在元代虽然学校教育与入仕做官联系淡化，但由于朝廷的重视及人们由儒入仕思想的固化，元代尚学的风气依然比较浓厚，尤其是拥有丰厚财富的富民家庭。富民阶层对家庭教育往往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是为了由此入仕提高和扩大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建立家族的交际网络，扩大自己的社会资源。与此同时富民阶层对文化教育的积极参与也间接地促进了当时乡村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与繁荣。
2. 教育形式
2.1. 父母平日教育及临终嘱托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是孩子的破蒙入世之师。因此，父母平日的言传身教对子弟价值观及道德观念的树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富民非常重视其子弟的日常教育。如四明沈明大“其子源将从禄藩阃，明大斥之曰：‘吾家以诗礼相传，弃儒而即吏，非吾志也’立止之，惟教之勤俭艰苦”[4]又如天台顾可范“性端恪，子姓有不善，面折不恕。”([5]: p. 704)杭之新城田贞“尤笃于训子，昼夜淬厉，必欲其亢宗。”([5]: p. 801)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在临终前对子弟进行嘱托，以希望其铭记他们的教诲。如南雄钟柔“濒卒，无佗言，唯嘱子力学厉行，毋坠家声而已。”([5]: p. 591)又如兰溪姜泽，一旦有疾，度不能以生，因泣谓二子曰：“吾非女兄，不克至于是，誓将奉窀穸之事，庶几少尽心焉，奈何今且先之？尔等他日当有以慊吾志。”([5]: p. 640)
2.2. 延请儒士任教及办学
为了子弟的向学，富民一般以重金延请儒生来家任教。更有甚者，为了给子弟提供便利，他们会选择建立义塾。除了富民的子弟外，其家族内部成员，乡党邻里及从其他州郡县而来的求学之士均可入内就学。如金溪王善“自欺早废学，力迪其子以经术，筑精舍一区，聘硕士居之，朝夕策励，若斯须不忘去者。”([5]: p. 415)又如华亭县朱仲明“不愿子孙富，愿读书而贤，仲明又喜聚书，不远千里，聘硕师教二子，虽尽倾橐金，弗以计其心。”[6]丽水俞元瑞“其于教子尤刻意，岁求良师儒，不远数百里迎至家塾，躬承事之，使为子师。以故诸子皆克肖，而坚遂以文学有名缙绅间。”[7]温之平阳人周守思“日惟事教子，既为之求师，又为之求贤大夫士，使承其下风。”[7]杭之新城田贞“建义塾一所，聘文行儒为师，集乡子弟教之。”([5]: p. 801)湖州德清陈嗣乃“人不可以无教，不教，恶足以明彝伦？乃建义塾，聘致名师，州里子弟愿从者，悉听其人，材多有成。”([5]: p. 1339)
2.3. 游学
有元一代，游学之风盛行。富民子弟为了增长自己的学识和开阔自己的视野往往自觉出游。如金溪王善其子王经“从师二千里外，膏粱之馈，络经道途，曾不以为烦。”([5]: p. 415)又如温之平阳人王文琰“春秋寒暑不辍，遂通一经，清苦之操，寒畯有所不及，极为士林推许，既而出游西浙，将遂如齐、鲁、燕、赵、幽、冀求天下之奇闻壮观以自广。”[7]抚之金溪吴仪，世称东吴先生“时建昌江公存礼、谢公升孙皆前进士，先生负笈从之游，继登乡先达虞文靖公集之门，于是博极群书，其学绝出于四方。”([5]: p. 416)此外，富民家庭也常常鼓励其子弟跟从有识之士游学。如抚州临川陈天锡“府君读书务通大义，不事辞章浮藻。……而远近名士，若同郡孙君辙、危君素、葛君元哲，番阳李君存、祝君蕃，豫章杨君镒，皆使诸子执贽往从之游，期学必成乃已([5]: p. 1126)。又如鄱阳朱明普“乡先生吴君仲迂、程君时登、吴君存，并以所学教授，君俾诸孙從之游，而往来叩撃焉。”[8]
2.4. 宗族规约
宗族的内部管理是宗族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稳定，富民往往会制定严格的规约，使宗族内部的管理规范化和制度化。具体表现如台之临海人朱嗣寿“春秋祭其先，仪文并循家礼，升降跪拜如将见闻其容声，人取以为法。治家甚严，子孙朝夕冠带，承候颜色，拱听训饰，不命之退不敢退也。”([5]: p. 736)又如处州祝大昌“公荣孳孳以同爨为政，请于公亮，建家范数十则，令子姓分任诸事，视其勤惰而惩劝之。每旦序食堂上，气象雍肃，若不闻人声，三世之间愉愉如也。”([5]: p. 1990)华亭夏宗显“旦则冠带坐堂上，子孙盛服入揖，立两序，俯首听教命。君各授以事，会食遣去。至夕，取古今事可为法戒者辨析讲说，勉以为善。子孙恭谨愿慤，不敢嬉邀哗纵。”([5]: p. 1740)
由上可知，富民家庭教育的形式日趋多样化。父母平日的言传身教、临终嘱托及宗族规约主要是从家庭内部对富民子弟的行为举止予以教导和规劝。而延请儒生任教、办学及游学则在提升富民子弟文化素养的基础上，增进了其与儒士的交往。再加上学緣关系具有一定的衍生性，因此也推动了富民家庭学缘网络的构建。
3. 教育内容
3.1. 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是富民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也是富民在地方社会获得认可的重要因素。元人文集记载了众多富民对其子弟道德教育的内容，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3.1.1. 忠孝之道
忠孝之道是处理人伦关系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元代江南富民不仅要求自己做到忠孝节义，而且还教导子孙后辈要严格践行，并时常劝诫已入仕的子弟为官正直，积极报国。如温之平阳人周守思临终惟属其子骥曰：“尔祖训我孝弟忠信，我遵之尺寸不敢违，获为寡过之人，则职此也。尔克率尔弟，遵尔祖之训，又克勤于学，孝于母，无贻祖父羞，则我虽死无憾矣。”[7]又如徽州歙县罗旦谓诸子曰：“国家养育汝曹久矣！今大盗攻城邑，正赤心报上时也。汝曹毋以老身为念，当思为破盗计。”([5]: p. 1236)台之临海人朱嗣寿召子若孙训之曰：“吾昼夜兢兢业业，以克至于今日，非为仰不愧、俯不怍，抑且可以见祖宗于地下，汝等守尔孝弟，笃尔忠信，蹈尔礼义，厉尔廉耻，庶几不陷于有过之域，吾虽死将含笑人地矣。”([5]: p. 736)定海吴友文“吾其老矣，尔三子者，宜及时自厉，出为国家致分寸力。”[4]
3.1.2. 勤俭节约
勤俭节约不仅是一种良好的品德修养，更是生财之道，致富之途，是维护家庭地位不败的重要方式。因此，富民经常告诫其子弟要克勤克俭，不要太过奢侈华丽。如深溪王澄呼家人谓曰：“吾将逝矣。尔等当法我俭勤，吾瞑目泉下矣。”([5]: p. 1605)又如温之平阳人周守思父公雅，常语君曰：“我勤俭立业，尔克守以遗子孙，衣食自可有余，慎勿使外慕也。”[7]东阳陈樵“家虽素饶于资，痛惩膏粱之习，恶衣菲食以终其身。”([5]: p. 400)台之临海人朱嗣寿“教诸子力田孝弟，不许事纷华靡丽。”([5]: p. 736)吴之金伯荣“性俭约，雅不尚华采，子孙服稍丽，则熟视而变容，后易以朴素乃喜。”[4]
3.1.3. 扶弱济困
作为财富的主要占有者，富民们不仅自己积极参加地方社会的公共生活，扶助贫弱，救济急困之人，还时常教导子弟应增强社会责任感，尽自己所能，多做有利他人之事。如平江高翥常教其子曰：“我家近于海滨，以弓马植门户，田桑供衣食，虽不多读书，家法素谨，至今弗敢坠。尔曹益务力善，毋为祖考羞，使他人称汝为善士，我死目亦瞑。不然，虽日宰百羊马响吾，吾将不食而吐之矣。”([5]: p. 413)又如诸暨州吴宗元益坚为善之志，制家教一篇，训饰剀切，洪纤无不及，而惠利邻族之事居多且召子孙示之曰：“天之界矜吾者厚矣！脱有余财，可坐视颠连而弗之恤乎？吾就地之日近，故惓惓为尔辈言之。”([5]: p. 1227)永康胡嘉佑“凶年，乡人粉草根木实以为食，诫诸子曰：‘人皆饥饿，我与若独饱安乎？’亟发廪赈之，其他存恤族婣乡党之孤者、寡者、疾病者未易以一二数，此其重义。”[7]
高尚的道德品质不仅是富民阶层自身的追求，也是他们教导子孙的重要内容。富民家庭普遍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这不仅有益于提升他们的道德修养，还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2. 文化教育
元代的富民普遍拥有“先富后教”、“望子成龙”的心理。因为，培养子弟向学入仕不仅可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及政治地位，还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加强其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如吉水刘时明“其督子以学也，汲汲若追奔而逐逃；其勗子以仕也，切切若食饥而饮渴。子自为儒官以至于膺朝命，一而再，再而三，欲留养，辄不许。曰：‘汝养吾志，欲迎养亦不许。’曰‘汝毋以养吾口体为也。’子顺命不敢违。”[9]又如进贤朱志同“惊于训子，辟馆舍，聘名师，使其子涣就学，族渊子弟贫而无资者悉听。已而涣学大进，如水涌山出，复使裹粮远游，以充其学识。束脯装钱之费，虽鬻産给之无倦色。不幸涣早世，府君呜呜而泣，复召诸孙梦炎训之如训涣。梦炎昼夜奋励，虽寐不敢忘。学既成，登至正辛卯进士第，奉触为寿，府君喜曰：尔不负吾所属矣！”([5]: p. 1156)吴之金宏道“遇夜则课诸子以学，且喻之曰，吾世儒家，汝等当绍承先志，毋堕其业。”[4]常熟州瞿嗣兴戒其二子懋、庄曰：“我少不学，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5]: p. 1226)
3.3. 治生教育
在入仕艰难的背景下，元人大都被迫流向地方，职业选择也更趋多元化。除了从事传统的农业外，他们开始经营商业，手工业，甚至是高利贷等金融行业，通过自身实践获得了大量财富，拥有丰富的治生经验。为了维持家业不败，他们往往热衷于将这些经验传授给子孙后辈。如婺源吴克属二子：“米盐靡密，悉不以经意，尔等治生产，勿过营也，凡博学在力行，毋为滔擢肝肾，务竞纤巧，惠逆之施，各以类应，吾慎守以老，若等其勗之。”[10]又如建业李汝成，人以田宅来粥，其直视物倍。问故，则曰：“欲子孙久守之也。”([5]: p. 1559)华亭卫德嘉每戒其子曰：“汝不躬耒以耕，佃人者及汝藉之食者，宜予之以恩。汝从父缚佃以督逋，予解而去之，逋亦终不负，汝识之。”[6]
3.4. 宗族教育
在元代，南人政治地位低下且入仕艰难，这使他们更加注重子弟的宗族教育。但相比于南宋关注较多的家族成员人身、家族财产的安全问题，元代不仅考虑本家族的问题，还开始考虑宗族凝聚力的问题。[11]试图以此提高他们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建立他们在地方社会的权威。如浦江张天锡，九族有弗振者，时恤其匮乏。复惧族远情疏，筑堂于南山麓，为序拜旅饮之所，长幼之节，灿然不紊。其于敦爱广顺之道，有所赖焉！然不自以为足，寒食、十月朔，汛扫先世祖莹，必历告嗣人曰：“此为某府君某府君，其名行若何，支系若何，本末若连珠。”已而泣曰：“吾髪种种矣，苟不言，尔等当不知土中为何人。慎识之，弗使牛羊履其上。”([5]: p. 683)又如诸暨州吴宗元“自念父母殁，唯教子孙毋析居，乃可以继先志。闻浦阳郑顺卿家十世同爨，特往谒焉。顺卿示以《家范》数千言，府君如获宝珞而归，力遵行之，十有余年，家政蔚然可观，户庭之间穆如春风，人无间言者。”([5]: p. 1227)浦阳深溪王子觉与王子麟合谋，召子姓谓曰：“一体之分，散为九族，痒痾疾痛，举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谓惇本，离宗而自矜，是谓乖义，古之道也。今吾家相传四叶矣！和孺之乐虽殷，管摄之计未建，庸非关欤？况吾父有遗言，欲法郑氏。郑氏于吾有连，其成规具在，吾将损益而行之何如？”([5]: p. 1275)婺州蒋玄“府君以礼齐其家，奉先祠谒拜祀奠，取朱子所修仪文行之。岁时，率族人祭始迁祖墓，祭毕，序长幼列坐，告之亲睦之道。属之近者，朔望必会，贫者岁周以两月之粟。”([5]: p. 1741)
综上所述，富民家庭教育的内容包括了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治生教育以及宗族教育四个方面。这不仅寄托了富民希望通过家庭教育使子孙后辈树立起良好的道德观以及价值观，而且希望他们提升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读书应举，维持财富地位及加强宗族凝聚力。
4. 结语
在科举多年未兴的元代，江南地区经济繁荣发展，加之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及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人们的尚学之风依然比较兴盛。尤其是富民阶层，他们深知，要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只靠占有财富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其教育形式更趋多元化，在平日里他们注重言传身教，制定严格的家族规约；到了子弟上学的年龄，他们往往会选择延请儒士为子弟讲学，财力比较雄厚的富户甚至会建立既为本家族的子弟提供方便，同时也向其他求学之士开放的义塾；而有的富民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己的见闻或实现自身的价值，往往选择出门游学。在教学内容上，他们依然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但不再拘泥于以往科举考试的章程，而是更趋于世俗化。如他们更加重视培养子弟的社会责任感，不仅自己主动参加地方社会的慈善工作，还积极教导子孙后辈要扶弱济困，仗义疏财；他们也非常重视子孙的谋生教育，将自己致富、守富的经验传授给子弟，使其维持财富不败，稳固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除此之外，元代富民还非常重视家族凝聚力的教育，除了平日里对宗族成员的主动赈济外，他们还会建立祠堂举行定期的祖先祭祀及制定严格的宗族管理规约。延聘饱学之士任教、对向学之士开放的义塾的建立及蔚然成风的游学，游宦都不同程度地增进了富民家庭与士人社会的交往，极大地推动了富民家族学缘网的构建。对子弟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勤俭节约的教导、治生经验的传授及对宗族凝聚力的重视也都反映出富民家庭与地方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无疑，二者都大大增强了富民家庭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元朝入仕的艰难意味着并非所有重视子弟教育的富民家庭都能顺利进入官场，未能成功入仕者反而居多。他们有的因为有司认为其议论奇异或是持论太高而不予录用。如温之平阳郑采“科举法行，公自度其学可用，投牒试场屋，司文衡者见其持论太高，黜去之。”([5]: p. 1334)有的则因父母年迈，自己主动放弃。如诸暨州吴宗元“辟为奏差，受事仅数月，叹曰：‘我母年已耄，苟力田以为养，不翅足矣，何以仕为！’竟拂衣而归。”([5]: p. 1227)还有的则因其它原因而选择不仕，如婺之张大同每夸其子曰：“丈夫非无志，难遂尘蒙际。藏器待明时，大行终有期。”([5]: p. 2250)又如吴郡倪维德，人器其才，劝之仕，府君则曰：“爵禄乃资之以泽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幸致。曷若纂承医学以济吾事乎？”([5]: p. 1343)但正是元代这样特殊的环境，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不啻是一种解脱。士人可以不必身为形役，顾虑与科举考试是否合范，可以自由地研究学问，自由地吟诗作文，总之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3]如诸暨郑仲涵“屡践场屋，皆不合有司绳尺，乃弃去。益潜心秦汉以来诸文章大家，无所不窥，亦无所不办。”([5]: p. 748)又如处州黄许“读书攻举子业，试弗利，弃不复视。慨然慕圣贤之学，习《五经》约知其说。尤深于《易》，旁通诸家言，目别汇分，咸得其统续。”([5]: p. 1562)这些都是人们在科考失利后，选择自由展开研究学问的事例。还有更多的士人，在对科举不抱希望后选择在地方社会下帷讲授或担任地方学校的讲师，这极大地推动了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如新昌杨居“常以《春秋》学应书乡闱不利，遂掩关不出，下帷而讲授，四方学子趋之者如云。府君日据高座，随其性资而开导之，如蒙大雾而行，不自知其沾濡之至，学成而去，多著名于时。人问之，则曰：“我杨先生弟子也。恩义隆洽，不敢更名他师。”([5]: p. 1241)又如新喻周自力“从兄自强为广西宣慰司都事，以书来征会，欲白上官荐为廉州文学掾，君笑曰：‘吾母老矣，焉用是为哉！’即别归，下帷讲授，相从者多以文行知名。”([5]: p. 1258)总之，元代科举的停废，虽说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同样有其进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