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前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了科技发展基础，社会生产技术与劳动者素质、技能得到不断提升，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今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科技领域又一次取得重大飞跃，人类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社会面临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正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工作与生存方式。我国自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摆在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地位[1]。特别是在2022年2月，《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3]。
数字化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而我国高等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也需要与时俱进推行数字化改革。同时，高等教育的数字化改革并不是一般性的策略性问题[4]，即不仅会涉及到高校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而且也会对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强国目标造成影响。为此高等教育作为教育金字塔的“塔尖”要抓住新一轮信息技术红利，“在数字化转型赛道上做到人与技术、技术与教育之间的平衡”[5]。然而，数字化转型并非一帆风顺，在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我们也必须要正视可能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问题。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引出部分高校典型案例，来分析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存在的技术优势，进而从技术角度来分析当前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以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现。
2.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功能
高等教育数字化是指通过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创新，推动教育理念重塑、组织架构重组、内容重构和模式创新，形成教育教学新方法、新途径、新模式，进而改善教育供给，优化教育教学过程和体验，提高教育发展质量。因此，从超越技术范式方面理解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有利于掌握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2.1. 强化高等教育主体的多元参与
数字化技术丰富了多元主体参与高等教育数字化建设的模式、范围与渠道。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社会各主体可以广泛参与高等教育数字化建设之中。通过大数据技术，学校、院系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学术表现和需求，构建相应的统计预测模型，助力重点院系、导师预警与帮扶。复旦大学从“一网通办”走向“一网统管”，通过各种数字化新技术，为广大师生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服务，如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教职员工进离校的全周期管理，构建生活服务一体化预约平台[6]；通过物联网技术，连接校园各类物联网终端，构建危机识别、防护、研判和应对的全链条智慧化管理。同时数字化技术不仅使得校内师生和工作人员可以更加方便地参与教学和技术创新活动，还可以吸引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参与其中。社会部门、企业单位和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微博、知乎、豆瓣等平台来了解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与功能，并通过发表评论和评价、网络舆情等方式对大学的教学、科研等活动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这不仅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和受益人群，而且也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准入门槛，使得高等教育与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真正实现了高等教育数字化的全面性与全民化。
2.2. 促进高等教育内容的个性化呈现
传统教育模式下师生之间容易建立紧密关系，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但与数字化教育相比教学模式有些陈旧，知识容量相对较小，不利于学生知识面的拓宽。而智能媒介技术则打破了这种限制，通过视频、在线课堂、游戏化学习等各种形式，丰富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体验，学生可以与老师以及其他学生进行互动和交流，将教育内容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在“AI + 高等教育”方面，如华为的“盘古大模型”、“百度人工智能人才发展计划”、谷歌的PaLM API大语言模型等，这种虚拟性、仿真性与情景互动，不仅使教育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效率，而且还可以使学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满足了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例如浙江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学生的学习水平、兴趣爱好以及学习风格等因素，通过模块化的资源整合，完成了“微积分”“现代教育技术”等学科知识图谱的建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利用技术调取全环节的学习数据，结合学生能力画像，开发学生能力的证书系统[7]。此外，各类信息技术不仅能够根据学习者的个人兴趣和搜索历史进行个性化的内容推荐之外，还可以结合学习者的特点和发展规划，主动供给和推送相关的学习资源。
2.3. 提升高等教育效果的整合效能
信息技术的融合式、集成性等特征应用到高等教育中，可以实现不同职能之间的优化整合与组织协调，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和质量。这些技术这并不只是简单地将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职能汇总或叠加，而是了解并遵循教育基本规律，促进各种职能之间的深度整合。这种优势不仅可以帮助高等教育机构实现各种功能的整合，提高整体的教育效果，而且还可以推动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媒介融合发展。一方面，传统教育模式可以借助数字化教育提供的学习资源和在线学习平台，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提高教学效率和价值。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与微软合作，借助Microsoft 365和Microsoft Teams Phone开启线上教学方式，开设远程教学课程，在一周内成功地将每周1000多堂的线下课程转变为面向3万名学生的线上课程[8]。另一方面，数字化教育也可以借鉴传统教育模式的优点，如教师的引导和监督作用、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等，进一步完善数字化教育的功能和效果。同时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混合式学习的方式将两种教学模式结合起来，既包括传统的面对面教学，也包括数字化在线学习，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华中师范大学自主研发智能教学平台“小雅”，并借助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动态采集教学过程数据，实时构建学情精准画像，形成数据驱动的“APCT教学”、翻转课堂、元宇宙课堂等新教学模式[6]。
3.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现实困境
尽管各类信息技术在高等教育中展现出更高效地管理教学资源，推动科研创新等优势，为高等教育带来更多可能性。但与此同时，技术本身也存在着如算法风险、技术黑箱、“信息茧房”、媒介焦虑等复杂性与不可控性的弊端。因此，在将数字技术应用于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明确技术的边界和尺度，避免技术滥用和负面影响。
3.1. 技术黑箱引发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数据伦理风险
算法的隐蔽性和不透明性，使得人们难以对数字化内容进行情感表达和价值认同。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推进，大量的个人信息被收集和处理。如果数据隐私缺乏保护或存在伦理风险，这就可能会导致个人隐私泄露、数据滥用等问题。并且技术的机械性和算法的局限性也可能将教育内容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文化排除在外，从而削弱了高等教育的人文性和人本性，进一步引发人们对数字化教育内容的抵触和反感。另一方面，算法和技术存在复杂性，其内部运作机制往往不为人所知，这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可乘之机，隐匿地传播其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霸权主义等理念。这种隐匿传播的方式对于我国教育具有极大的风险和挑战。算法和技术的黑箱性质，使人们很难发现和防范这种隐匿的入侵和干预。同时，智能媒介和算法的普遍应用也使得这种隐匿传播的影响范围更加广泛。如果西方国家借此传播其价值意识形态，可能会对高等教育的主流价值观产生冲击，导致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和认同度下降。
3.2. “信息茧房”导致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视野狭窄危机
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在获取和筛选信息时，只选择符合自己观点和兴趣的信息，而忽视或排斥其他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信息的现象，这种现象会导致人们的信息环境逐渐狭窄，对自身认知和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数字化技术容易使学习者的思维认知、观念视野、信息渠道受限，陷入“信息茧房”的危机，影响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人们在使用信息媒介时，往往只是进行表面的信息搜集、浏览与阅读，缺乏深度的信息加工处理和深度理解，这种浅尝辄止的信息处理方式，导致大脑长期停留在肤浅的表层，直接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深度信息感知和理解。那么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视野中，这种现象可能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此外，在闲暇之余，人们总是通过信息推送、短视频等方式来获取时事，这种表面阅读、快速浏览、个性推送的方式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思考能力，自愿陷入“信息茧房”的短暂快乐。从长期来看，这种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的教育内容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甚至可能使大学生对教育知识产生误解或反感。
3.3. 网络无边界传播导致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媒介焦虑
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信息茧房”的片面性容易导致“反向自身”的媒介焦虑。无论是教育者、学习者或是企业乃至家庭个人，囿于信息泄露、内容同质化等弊端，容易产生对媒介技术的担忧或抵触情绪。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与媒介焦虑呈正相关。正是因为高等教育的迅速普及和数字化的同时发展，使得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助推着焦虑的发展。人们对学历、学位的需要，将会进一步放大媒介焦虑的影响，使其不仅仅局限于高等教育领域，而是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然而，人们对新技术的担忧和不信任，以及技术先天性不足与缺陷，如隐私泄露、数据安全、技术伦理等，这些问题很容易导致教育主体对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产生一些偏差和误解。信息开放、数据共享使得使用者的个人信息和行为被广泛收集和利用，个人隐私或秘密被窥视，这种技术监视不仅侵犯了个人隐私权，还可能导致受教育者的心理压力和不适感增加。这种状况最终导致高等教育数字化面临“既要发展、又不能完全数字化”的两难取舍困境[9]。
4.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优化路径
4.1. 建立技术实施的保障体系，完善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应用机制
智能媒介在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会涉及到学生的隐私和数据安全等问题。同时基于人工智能的决策和判断，也可能会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产生影响。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在利用智能媒介技术的同时，也要关注其伦理和道德问题，避免技术滥用和技术伦理的缺失。一方面，建立数字化技术实施的保障体系并规范流程，确保技术合理适用于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南京大学通过顶层设计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和服务引领，以提高管理效率和信息化建设的质量。为此，其他高校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在技术设计中，要充分考虑技术发展的前瞻性、可持续性，明确技术伦理和隐私保护的要求，确保技术应用符合道德规范和实践标准；在监督评估中，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如借助社会第三方的力量，对智能媒介技术供应方和使用方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估和认证。另一方面，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平台，加强监管组织、技术供应方、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促进各方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形成合力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与此同时也需要通过课程、讲座、研讨会等形式，提高师生对隐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鼓励师生关注并遵守技术伦理规范，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4.2. 提升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增强高等教育媒介系统的认知能力
尽管在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技术红利，但其价值的实现必须基于人的理性选择，为此，高等教育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数字素养，要不断适应与掌握数字化技术，树立正确的技术理念，避免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首先，制定合理的培养机制，这是提升高等教育主体数字素养的关键。通过邀请专家、学者来举办提升数字素养讲座的方式，为教育者提供相关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数字化技术。其次，扩展信息来源，培养师生批判性思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聚焦跨学科技能和全球性挑战，面向本科生精心打造了《面向未来世界的职业与创业发展》《引领数字世界》《可持续性：社会、经济与环境》等7门跨学科核心必修课程，由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联合讲授[10]。NTU这种以跨学科教育为抓手，鼓励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培养面向未来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除此之外，师生也不能仅依赖单一的平台或渠道获取信息，注重培养师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提供信息处理和深度学习的培训，提高师生对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分析和整合的能力。
4.3. 注重智能媒介的信息保护，增强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安全性
在数据海量爆发和日益聚集的背景下，如何管好数据、用好数据尤为重要。在推行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过程中，应将人的需求和体验放在首位，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防止信息泄露和其他安全风险，以确保数字化发展能够真正地服务于教育主体，并实现高等教育的价值和目标。为此，一方面需要规范智能媒介系统并加强信息保护，确保高等教育数字化顺利发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利用数据中心对各类数据进行采集、归类和存储，为科学决策、高效管理、创新服务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例如，NTU在哈佛大学开源软件Dataverse的基础上开发了DR-NTU 科研数据存储与管理平台，对科研项目启动之前、进行之中和完成之后的数据进行集成管理，并在一定范围内将数据开放[11]，使数据的价值在流动中得到提升，打造开放共享、协同创新的科研氛围。另一方面需要制定关于媒介系统的详细使用指南和技术规范。这将涉及到智能媒介系统的日常运行、维护和技术支持等方面。首先，强化智能媒介系统与配套工具，包括深入挖掘教育领域的数据、有针对性的信息分析和预测、资源的共享和协作、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等。其次，在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时，还需要深入挖掘隐藏其中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同时优化技术的推送机制，为教育主体提供个性化教育。
5. 结语
数字化所引发的并非仅是一次单纯的技术变革，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国家治理革命[12]。目前，教育数字化是助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高等教育必须要抓住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效果等方面的信息技术红利，推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但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也面临着技术黑箱引发的数据伦理风险、“信息茧房”导致的视野狭窄危机、网络无边界传播导致的媒介焦虑等挑战，为此我们可以从建立技术实施的保障体系、提升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注重智能媒介的信息保护等方面努力。未来，高等教育应结合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等数字化技术，坚持伦理道德原则，创新教育教学范式、组织结构、人才培养，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质量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