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物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质量的文物翻译不仅能提高外国游客的参观体验，还有助于增强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由于文物的命名蕴含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且文物说明牌受空间字符限制，又加大了其翻译难度。博物馆文物说明牌的翻译在国内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且对于各省的文化地域针对性强。然而，辽宁省内有关于博物馆文物翻译的研究却比较少。因此，本文以辽宁大连旅顺博物馆为例，收集了其对应文物说明牌的英译文共90个，以生态翻译学视角，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对这些语料进行分类研究，分析了如何灵活运用翻译策略更好地传达和阐释文物内涵、更好地在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
Abstract:
Cultural relic translation, an important bridg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High-quality cultural relic translation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visiting experience of foreign tourists, but also help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Given that the names of cultural relics conta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the restriction of character on the explanatory signs,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translate them. There has been a certain research foundation in China on the translation of museum cultural relics explanatory signs and strong pertinence to the cultural regions of each province.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museum relics in Liaoning Province. Therefore, taking Lvshun Museum in Dalian, Liaoni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mpiles a total of 90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corresponding cultural relics explanatory sig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translatology, the writer categorizes these corpu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nd analyzes how to flexibly appl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better convey and interpret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artifacts, and to effectively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博物馆数字文物库的建立以及众多文博类节目的推出，人们对中华传统文物的关注不断提高，社会掀起了“文物热”风潮[1]。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各地文物皆有其地域特色，文物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辽宁省作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地区之一，其文物资源丰富，历史跨度长，涵盖了自旧石器时期到明清时期的文物遗存。且辽宁地区游牧和农耕交汇，汉文化与多种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包括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因此，辽宁文物具有多民族文化特色[2]。旅顺博物馆坐落于辽宁省大连市，是中国首批一级博物馆之一，建馆历史悠久、藏品别具特色。而由于文物的命名蕴含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文物汉英名称对应是有一定困难的[3]，高质量的文物翻译能提高外国游客的参观体验，增强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
博物馆文物牌的翻译，在国内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博物馆记录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路径，是当地文化的缩影，因此大部分的现有研究是基于各地展览特点、文化特点。目前，已有学者对云南、陕西、湖北地区博物馆文物翻译进行研究，结合各地特点探讨了各地博物馆文物的翻译策略，如何让西方读者更简单地了解中国文物及其蕴含的文化。其中，有学者认为云南作为民族文化强省，在云南省博物馆青铜文化展文物说明牌翻译时，除了精准传递文物语言信息，还要突出文化特性和胸怀目标群体[4]；在进行陕西博物馆文物翻译时，有学者认为要通过添词语、引申词义、调整语句结构等手段，以达到最大程度重视原文的目的[5]；在汉阳陵遗址博物馆文物翻译中，还有学者认为需要译者充分了解历史史实，创造性运用语言，产出规范的译文[6]。
然而，辽宁省内有关于博物馆文物说明牌研究比较少，因此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以旅顺博物馆(辽宁大连)文物翻译为例，分别从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三个维度，探讨译者如何在文物翻译中灵活使用翻译策略，促进辽宁文物外译。
2. 文物翻译的研究现状
目前的文物翻译集中在博物馆解说词翻译、文物翻译发展策略方面。关于博物馆解说词翻译研究，陈君(2020)对大英博物馆等国际文博机构的展品解说词所涉及的中华传统文化概念公示语翻译进行分析，面对大面积的文化空缺，译者除了使用约定俗成的翻译策略外，还需要灵活创译，才能有效实现文物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7]；郦青，张生祥，俞愉(2013)以中国丝绸博物馆和都锦生织锦博物馆的丝绸展品解说词英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存在的错译、误译、译名不统一等问题，提出丝绸文物解说词英译应遵循“用语专业”、“译名统一”、“行文简练”和“读者中心”四原则，使译文更具规范性、准确性，更好地在文化交流中发挥其应有作用[8]；顾毅(2012)对中国港台及内地博物馆书画展览解说词中书画家的“字”与“号”两个文化负载词翻译进行研究，发现博物馆内、博物馆间关于文物翻译中涉及字与号的翻译不统一，应增强馆际间的合作，在文物翻译方面统一规范[9]。关于译者在进行文物翻译时，王瑞雪，王颖(2016)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视角进行文物翻译梳理，提出需要提高文物翻译的对外文化传播意识、提升和培养文物翻译者的文化素养还有加强文物翻译规范化研究[10]；王建荣，司显柱(2015)认为文博译者在文物翻译时应自觉维护国家立场，了解国家的文化对外传播方针，对信息进行科学筛选、过滤和加工，在政治、文化和传播方面把好关[11]。
3.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传统文化研究
博物馆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博物馆的翻译更是将各地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目前，生态翻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外译中主要应用于典籍翻译和民族文化翻译方面。关于中国典籍翻译，罗迪江，林沛阳(2024)运用“语形结构–语义表征–语用建构”的整体性的研究视角，通过《三字经》的生态翻译学反思，指出典籍翻译的本质是“至简之道”：以经译经，大道至简；以诗译诗，大美天成[12]；闵玲(2020)对国内外译者出版的10个《黄帝内经》英译本以及各个国内外各组织对《黄帝内经》的英译进行统计比较，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黄帝”“内”“经”的英译分别进行评价，从而汰弱留强解决一个中医术语对应多个译法的问题[13]；任运忠，周晓琴(2020)提出译者在翻译《易经》时，需要重构原文语言和文化生态环境，同时，还需采用深度翻译、增量翻译的策略适应西方读者的需求，以实现文化交流[14]。在民族文化翻译中，王文彬(2016)对满族民俗文化英译策略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运用“多维转换”的生态理念和方法及时、准确地译介和传播满族民俗文化，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15]；孙洁菡(2015)分析了我国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的生态适应现状，提出了在民族涉外关系维护中为了消除翻译方式中存在的“对抗性”与“排他性”，要从“整体性”和“和谐关系”的角度去构建认同，在表达历史真实和突显文化和谐中找到平衡[16]。
综上所述，目前文物翻译的研究关注于博物馆解说词翻译、文物翻译发展策略方面，但是较少有学者关注博物馆文物说明牌的翻译，且大部分的研究是从交际翻译理论、文化翻译观视角出发，较少学者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进行文物翻译研究，因此本文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从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三个维度，探讨旅顺博物馆的文物翻译策略，促进辽宁文物外译和传统文化传播。
4. 英译旅顺博物馆文物的三维转换
博物馆文物说明牌属于信息型文本，内容包括展品名称、用途、涵义等信息，译者在翻译说明牌时，应让译文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从而有效传递展品信息及其文化内涵[4]。三维转换是生态翻译学的翻译方法，要求译者在适应原文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层面实现适应性选择转换[17]。
本次共收集旅顺博物馆指示牌语料共90条，经过语料的清洁，即排除重复和相似较高的语料，后将语料按照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分为三类。源文的版本缩写为ST (source text)，译后目标与的版本缩写为TT (target text)。
4.1. 语言维
由于英汉语言本身在语言形式和语言习惯方面存在差异，语言维主要从词汇、语义、语言表达形式等层面对原文文本的翻译进行选择，使译文符合英语读者的语言特点和习惯，其中包括的翻译策略如音译、音译加注、直译等。
例1：
ST：黑灰陶豆
TT：Gray Pottery Dou (food vessel)
该黑灰陶豆距今约5000年，出土于旅顺口区铁山街道，是中国古代陶制食器，形似高足盘，用于盛食物。在词汇选择上，如果将“豆”翻译成“plate, bowl, jar”等都不能准确描述其外形，所以使用音译加注的翻译策略，用“food vessel”对其功能进行界定，向外国游客传递文物“豆”的信息。
例2：
ST：六耳铜釜
TT：Bronze Pan with Six Handle
六耳铜釜是金代时期的炊具，“六耳”中的耳指的是安置于器物的装饰物，类似于把手，便于移动放置，且使器物整体趋于均衡、协调。通过观察该文物，发现六耳铜釜中的把手外形与耳朵形状相差甚远，且直译为“six ears”略显生硬怪异，因此，此处的翻译在语言表达上选择了“handle”一词。
4.2. 文化维
由于汉英两种文化内涵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译者应该科学合理的筛选文化信息，适当的取舍翻译内容[18]，为达到传达和阐释中国文化内涵的目的，可采用的翻译策略有补充翻译和创造性翻译等。
例3：
ST：青玉福寿三果纹如意
TT：Gray Jade Ruyi with Peach, Chocho, and Pomegranate
“如意”作为古代工艺品，象征着顺心如意，其上的图案“三果纹”是中国传统装饰中的吉祥图案。在中国民间传统中，以佛手瓜与福字谐音而寓意福，以桃子寓意寿，以石榴多子寓意子孙众多。鉴于外国人可能并不了解三果的民俗，三种水果的翻译也较为简短，因此，在翻译时采用增译法，并不直译出“three fruits”，而是补充了“peach, chocho, and pomegranate”即桃、佛手瓜、石榴三种水果。
例4：
ST：粉彩八宝纹贲巴壶
TT：Famille-rose Ewer with Design of Eight Auspicious Symbols
“八宝纹”，一种典型的含有宗教意义的瓷器装饰纹样，以八吉祥图案为题材，包括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是佛家常用的象征吉祥的八件器物[19]。考虑到外国游客不了解八宝纹是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且分别补充解释八件器物会使译文过于冗长，不符合博物馆说明牌简洁明了的特点。因此，此处采用了省译法，直接将八宝纹简化为八个吉祥图案“eight auspicious symbols”。
例5：
ST：万字围栏火盆
TT：Bronze Basin with “卍” Design
万字围栏火盆是辽代的遗物，出土于甘井子区营城子镇，用于烤火取暖。这件火盆用“卍”字纹做镂空的装饰。“卍”是一种佛教符号，广泛见于西起希腊爱琴海诸岛、埃及、小亚细亚，东到中国，北自北欧、北亚，南抵印度次大陆等地[20]。武则天为其定音同“万”，中文说明牌使用“万”字便于中国游客阅读记忆，然而，外国游客并不能理解“卍”与“万”的联系，增译补充又会使翻译复杂化，且容易给外国游客带来装饰形同“万”字的误解，因此，使用外国人更了解的“卍”符号更简洁妥当，是更好的选择。
4.3. 交际维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交际维以传递信息和促进交流为中心，注重交际意图的综合实现，也强调目的语受众的理解和反应[21]。除此之外，译者还要将源语在语言和文化层面上的交际意图向目标语读者体现出来[22]。
例如，旅顺博物馆中有多个文物“洗”，翻译却并不相同。由于中文说明牌中用了“洗”字表示，外国游客难以区分不同文物的用途，因此在说明牌英译时要跟据文物功能进行合适的翻译。
例6：
ST：铜洗
TT：Bronze Wash Basin
铜洗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主要由青铜铸造而成，汉代最为流行，而出土于旅顺口区北海镇的“铜洗”正是西汉时期的文物。《仪礼》有“设洗直于东荣”“设洗于阼阶东南”的记载。郑玄注:“承盥洗者，弃水器也。”洗是古人生活中常见的盥洗器具，相当于盆[23]。因此，“洗”在此处的翻译为“wash basin”。
例7：
ST：玛瑙龙纹洗
TT：Agate Stationery with Dragon Lines
笔洗是古代文人墨客常用的文房用具之一，其主要功能是用来盛水洗笔。明清笔洗是我国笔洗工艺文化的集大成者，其材质多样、纹饰精美、工艺精湛[24]。玛瑙龙纹洗是清代的笔洗文物，将此处的“洗”译为文具“stationery”更简洁且更易于外国游客理解，达到了交际的目的。
5. 结语
博物馆文物说明牌翻译是对外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在生态翻译学理论指导下，在语言维度上，译者应关注指示牌的功能和作用，选择合适的术语，确保翻译准确易懂；在文化维度上，译者需要在传达信息的同时适度补充和创造性转换，省略过度冗长的描述；在交际维度上，译者应综合考虑目标受众的语言背景和文化认知，以简明扼要的方式有效传递信息。综上所述，博物馆说明牌翻译需要在保持准确性的基础上，注重适应受众需求，以确保交际的有效性和文化内涵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