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翻译诗学是对文学语言进行翻译研究的理论。具体来说，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表达特征，不同语言的使用人群有着不一样的文学审美，在翻译的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学语言相互转化时要想尽可能做到“保值”，就必须积极探索这两种文学语言的文学特征，并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此进行准确的识别、鉴赏和再现，这正是翻译诗学旨在达成的目标。中日两国的文学语言和审美意识既有共通点，也有明显的差别，对两国语言的文学特征进行探究，找出两种文学语言的可迁移方面和不可迁移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可迁移策略研究，这个过程就是适用于日汉互译的翻译诗学理论的构建过程。
目前，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翻译诗学的研究需要结合语言学或文学理论等方面的知识，其研究内容也不再局限于节奏、韵律等外在形式，而是逐渐聚焦于更全面，更具综合性的文学性研究。“文学性”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意识形态、审美观念、语言结构等多个方面，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必须结合专业的语言学或者文学理论知识。本文结合中国文学理论，以丰富的中日文实例对这些文学性质进行说明和总结，以尝试弄清楚中日文学语言的文学性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
2. 诗学与翻译诗学简述
诗学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希腊，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初期是对诗歌进行研究的美学理论，后发展成为文学领域的学术概念，旨在探究文学语言的艺术手法和审美理念。正因该学说对语言艺术性和审美性的探索，结合翻译的异文化交流本质，该学说又被逐渐引入翻译学领域，形成了主要适用于文学翻译的翻译理论——翻译诗学。法国学者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最先提出翻译诗学的概念，其相关论著是分别于1973年和1999年出版的《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和《翻译诗学》。
诗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模仿诗学到客观诗学的转变，翻译诗学也经历了从注重单一形式到注重整体效果的转变。梅肖尼克把研究聚焦于诗歌翻译的节奏，之后，美国学者又提出了解构主义思想，并结合认知语言学，不断丰富了翻译诗学的内容。总之，无论是诗学的发展，还是翻译诗学的发展，都开始逐渐倾向于追求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也就是追求所谓的“文学性”。什么样的文学语言是具有文学性的，译者能否准确地识别和鉴赏这种文学性，并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其这一文学性，这就是翻译诗学的研究任务和目标。也就是说，在当代翻译诗学的观点下，文学翻译要实现的是对作品“文学性”的翻译，既不仅仅是准确再现源语言的内容信息，也不是盲目追求结构、节奏与韵律的完全对应，而是追求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文学审美。对此，中山大学的王东风(2023)教授在《翻译诗学与诗学翻译》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1]。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文学性”是不可迁移的，也就是不可译的，不仅因为源语言与译入语语言的不完全对应，还因为源语语言系统与译入语语言系统之间的审美与文化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2] (孙艺风 2022)。但语言学或是哲学理论层面上的“不可译”，在翻译实践中也不得不变得“可译”，且很多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不断被提出，就是为了弥补翻译中的这种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笔者认为，实践层面的翻译诗学的研究，应该对源语言和译入语两种文学语言的语言特性和文学表现进行具体研究，分析两者的异同，对特性相同的方面做可迁移处理，对特性不同的方面，做可迁移策略研究。这种研究过程其实就是文本层面的翻译诗学的理论构建过程，系统的理论构建能帮助译者从对文学语言的纯粹感性认识转变为更加理性的认识，让界定模糊的“文学性”成为更大程度上可供理性研究的学说。
3. 关于文学特征的识别和鉴赏
翻译诗学本质上从属于语言学，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系统的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知识必然不可或缺。基于客观诗学以及目前翻译诗学的理论成果，其指导下的文学翻译实践是对源语言的文学性进行识别和鉴赏，并用目标语再现其文学性。那么，深入探究源语言和目标语的文学性特征，就成了翻译诗学的研究重点。根据国内的文学理论，文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四个方面，意识形态、审美艺术、言语艺术和结构艺术[3] (《文学理论》编写组2020: 23-49)。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和中日例文说明如下。
3.1. 意识形态
现阶段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4] (童庆炳2008：52-53)。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对其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审美意识的理解是再现其文学性的前提。举例来说，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揭露了人在当时恶劣极端的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揭示了旧制度的中国深刻的社会矛盾和陈腐观念，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希望。这就是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无论是创作内容还是创作目的，以及创作手法均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形态。再说审美意识，《罗生门》中对主人公心理变化的描写是其最出彩的地方，《呐喊》则以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细节描写见长。译者在对一篇文学作品行进翻译时，首先应该关注这篇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并尝试感受其中的意识形态，其次才是识别和鉴赏其中的审美意识和言语艺术。
3.2. 审美的艺术
文学的审美艺术主要体现在文学的感情性、形象性和超越性上[3] (《文学理论》编写组2020: 35)。但笔者在这里不得不强调，这三种特性在作品中不完全是单一体现的，更多时候这三种特性，或者其中两种特性是融合在一起的。而且，三种特性既会体现在对文章的全篇感受上，也会着重体现在某一段落或某几句话中。且这三种特性及其表现形式均适用于中日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具体说明如下。
3.2.1. 文学的感情性
感情性是文学审美活动的基本特征，文学感情性的具体表现形态多样，可以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赞美，也可以是对丑恶现象的暴露和批判，可以是对往事的怀念和追忆，也可以是对不屈精神的崇敬和赞美。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要发乎真情实感，引发读者共鸣[3] (《文学理论》编写组2020: 37)。例如，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无论是细节描写还是全篇的感情气氛，都让人感受到深沉质朴的父爱。“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面没人’。等他的背影混进来来往往的人里，再也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又如日本作家辻邦夫的散文「海の中に母がいる」中有一句“終戦まもなく、不忍池のほとりを通りかかると、池端に、母が照れたような顔で立ち上がり「ちょっと海が見たくなって」と言って笑った。”这也是一个细节描写的句子，且言语中透露出对母亲的怀念之情。这种既是细节描写，又满含深情的句子在中日文学作品中极为常见，这也是文学特征中的重要方面。
3.2.2. 文学的形象性
文学的形象性是指刻画具体的、感性的、生动的艺术形象来反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它不像哲学、科学、工学等学科，是用概念、定理、公式、数据等抽象地描述世界。文学的形象性是具体可感的，来源于我们对生活的体验[3] (《文学理论》编写组2020: 39)。如鲁迅的《阿Q正传》中对阿Q人物形象的塑造。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夏目漱石的《吾輩は猫である》对猫拟人化的描写，志賀直哉的「城の崎にて」中对蜜蜂、老鼠和蝾螈的描写，都是文学的形象性的典型代表。文学的形象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有生命物的描述，还包括对抽象事物和各种场景的描述，如朱自清的《匆匆》中对时间的描述，“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再例如，日本文学作品《刺青》中对几处对夜景的描写也十分令人印象深刻，“日はうららかに川面を射て、八畳の座敷は燃えるように照った。水面から反射する光線が、無心に眠る娘の顔や障子の紙に金色の波紋を描いてふるえていた。”，另外，《伊豆の踊子》中开头对山雨将至的描写也极为出彩，“道がつづら折りになつて、いよいよ天城峠に近つづいたと思ふ頃、雨脚が杉の密林を白く染めながら、すさまじい早さで麓から私を追つて来た。”总之，文学的形象性会使读者在阅读文字时，脑海中不自觉地呈现出一幅幅画面，使人如临其境。在翻译此类文字时，若是使目标语的读者在阅读译文时失去了形象性的感受，便是没有再现源语言文学性的翻译，即是不符合翻译诗学理论要求的翻译。
3.2.3. 文学的超越性
文学的超越性是指文学通过艺术想象和审美理想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获得心灵自由的特性。这种超越既有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超越，也有对人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超越，更有对人自身的超越[3] (《文学理论》编写组2020: 41-45)。这种超越性在中国的古诗词中最为常见，例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便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超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对人和社会关系的超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则是对自我精神的超越。日语的俳句中也会出现出这种超越，但表达形式上更加隐晦，如正冈子规的“我庭の小草萌えいでぬ限りなき天地今やよみがへるらし”，还有小林一茶的“露の世は 露の世ながら さりながら。”译者在翻译此类带有超越性的句子或段落时，应当在充分理解其超越性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方能达到隽永、意味深长的效果。
3.3. 语言的艺术
若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赏析文学，我们便开始关注到文学作品的语言特征，更准确的说，是关注到具有文学性的语言的特征，这样说是因为，并非整篇文学作品中的每句话都是具有文学性的。根据现代文学理论，文学语言具有间接性、精神性和蕴藉性。笔者认为，这其中的间接性和精神性实际上并非是文学语言的特征，而是语言作品的特征，就是相较于其他艺术创作所具有的非直观性与深刻性。也就是说，这两种特征均适用于不同语言的所有文学作品，且在翻译中大多无需考虑这种普遍的语言特征，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具有文学性的语言的特征，因此，这两种特征在此不做论述。在此主要说明文学语言的蕴藉性，另外增加一个反常性进行说明。
3.3.1. 文学语言的蕴藉性
文学语言的蕴藉性是指文本内部由于话语的特殊组合而生成蕴蓄深厚而又余味深长的表达效果。文学理论认为，这种蕴藉性分为整体的话语蕴藉和具体文本的话语蕴藉，但同时指出二者相互包含，相互支撑[4] (童庆炳 2008：64-73)。具体到翻译实践中来说，翻译整体的话语蕴藉，首先要识别蕴藉意象，对于相同的意象，要做到统一前后用词，对于相反的蕴藉意象，则要使用相互对立的用词。如辻邦夫「海の中に母がいる」一文中，文首的“山好きの血が父から流れているとすると、海好きは間違いなく母から伝わっている。”与文末的“海よ、僕らの使う文字では、お前の中に母がいる。そして母よ、仏蘭西人の言葉では、あなたの中に海がある。”前后呼应，其中的蕴藉性意象是“海”和“母”，译者在翻译时应该把握住文章整体的蕴藉性，对其蕴藉意象的翻译做到前后呼应。再如，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其中的“黑色”和“光明”是一组意义对立的蕴藉意象，译者翻译时显然要处理好用词，突出其中的对立性，才能还原出原文的蕴藉效果。芥川龙之介有一篇名为《蜜柑》的散文，文末“私はこの時初めて、言いようのない疲労と倦怠とを、そうしてまた不可解な、下等な、退屈な人生をわずかに忘れる事ができたのである。”这一表述充满了蕴藉性，但这需要联系前文作者对女孩和某些社会现象充满排斥和厌恶的情节，才能理解文章最后作者心理变化的含义，这就是文章整体的话语蕴藉。总览全文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在对立语境中产生的蕴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再现这种强烈的前后对比，才能在译文中再现这种文学语言的蕴藉性。
3.3.2. 文学语言的反常性
笔者在此处不得不说明，“反常性”并非是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内容，而是客观诗学提出的观点，原文单词是defamiliarization，译为“反常化”或者“陌生化”。该理论认为文学性的重要表征就是语言表达方式的反常化，即不符合标准言语规范的表达形式[1] (王东风2023: 6)。这一特性主要体现在短句的表达上。如《刺青》中，“芳烈な、或は絢爛な、線と色とがその頃の人々の肌に踊った。”线条和色彩怎么会跃动呢，这里的跃动就是一种反常化的表达。再如，渡辺武信的散文《庭》中，“それがかえって四季折々の移り変わりを鋭敏に映し出すことになって好ましく感じられ、春先にヒョロリとした梅が思いもかけぬ片隅を小さく彩ったり、枯木立が冬の入り陽を千々に裂いたりするのを眺めやることで、ささくれ立った気分が和む思いをすることが多い。”“小さく彩ったり”和“千々に裂いたり”两处也表现出反常化的特征。现代诗中常出现这种反常化的表达，例如《再别康桥》中，“那榆阴下的一谭，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揉碎在浮躁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天上的虹如何能揉碎的浮藻间呢，这就是一种反常化的表达。另外，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四十周年形象片《我是恩施》的文案中写到：“我的故事很长，藏在山的褶皱里，写在水的碧波里，长在岩石的空隙里，连接着日月与天地。”这句中的反常化表达也十分明显，故事怎么能藏在山的褶皱里呢，其他几句也都是一种违反语言学规范的表达。无论日语还是中文，反常化的表达总是伴随着拟人、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出现。这种表达总能让人细细品味和揣摩，让人感受到文字之美，文学之妙。有学者认为，译者在翻译这类反常化的表达时，唯有直译方能再现原文的文学性，若是意译或者释译，其反常化的文学特性就会不复存在，是不符合翻译诗学理论要求的翻译。
3.4. 结构的艺术
前文已经说过，文学是一种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艺术审美，如果说内容是文学的灵魂，那么形式就是文学的骨架，文学作品的美感与形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作为译者，学会审视文学作品的形式之美，是我们做好文学翻译的重要保证。文学的形式包括结构、韵律、节奏、停顿、连续等。在长篇文学中，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倒叙、插叙等叙事手法上，短篇文学主要体现在句与句的衔接上，而诗歌作品，特别是中国的唐诗宋词可谓是韵律和节奏的极致美学。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在形式的审美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重要差别，对其差异性进行识别，并做可迁移策略研究是汉日文学翻译中的重要内容。
4. 结语
翻译诗学的理论研究应在“诗学”的研究基础上，再融入翻译学的理论和实践。而且，结合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知识，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势在必行。具体来说，对两国文学语言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文学特征的异同，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就是翻译诗学的理论构建过程。本文结合文学理论的知识，尝试分析了文学作品的特征和文学语言的特征，并列举了中日例文对文学特征进行了初步说明。
在笔者的初步研究中，中日文学特征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通之处，这为汉日翻译者提供了诸多便利。但也存在着诸多差异，特别集中在文学的语言艺术和结构艺术另两个方面。总的来说，文学语言的形象性、蕴藉性和反常性，以及文学语言的结构是中日文学特征的重要方面，也是两者具有重要区别的部分。结合日本的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知识，细致地分析这些区别，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