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女性生育观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Young Women’s Fertility Views

摘要: 我国生育水平的下降已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生育观作为生育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各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及不同程度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探讨。鉴于此，本研究从青年女性生育观的概念及其现代化转变、与生育政策变迁的关系、相关理论、研究方法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发现青年女性生育观逐渐走向现代化，但对影响因素的分析需进一步深化，理论架构及研究工具方面有待丰富完善。

Abstract: The decline in fertility levels in China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rominent social issue that has drawn the attentio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Fertility views, as an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of fertility behavior, have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by scholar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and to varying degre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issue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Given this background,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concept of young women’s fertility views and their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anges in fertility policies, relevant theories, research method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t is found that young women’s fertility views are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modernization, but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needs to be further deepened,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tools need to be enriched and improved.

1. 引言

生育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生命的传承，二是对于未来的期许和希望。数据显示，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根据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上持平(Bongaarts, 2002)，而截止到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7年下降，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低生育的时代已经悄悄来临(王军，刘军强，2019)。从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我国逐渐开放生育限制以缓解日渐低迷的生育率，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生育的改善措施，但结果却不尽人意。对于育龄群体而言，生育不再是简单的“生与育”，而是会与其他外在因素相互作用，例如个人发展、子女教育、经济需求等。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也侧面反映出生育从简单发展为混合多元。

回顾过去数年，青年人群不断演化和变迁的生育观是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重要驱动机制之一(李婷，2023)，也是人们基于生育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态度的体现(杨宝琰，吴霜，2021)。自“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国民的生育观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开始信奉“少生优生”的观点，这虽然缓解了当时人口过多的负担，但也为后续的社会发展留下了隐患，直到今日我国居民仍深受此观点的影响，并进而演变为“不生”。研究表明，生育观影响到生育率水平，当育龄群体总体生育率呈现出明显下滑趋势，将导致未来我国年轻人口的减少，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劳动力短缺现象、家庭结构面临挑战等(郭凯明等，2016)，而在我国，低生育水平不再是未来时，已处于进行时态。另一方面，负向的生育状态对于宏观经济社会的影响具有较长的滞后性，势必会为我国现代化推进带来弊端，且在短期内感觉不到任何变化，等真正感受到变化时将为时已晚。因此，生育观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各领域学者从生育观现状、影响机制、变迁进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探索，试图扭转我国当前的生育状况。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育龄群体基数大，随之而来其生育需求也繁多。因此，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浮现众多问题，被视为生育“主力军”的青年群体变得更谨慎，也更加广泛深入的评估生育带给自身的意义与价值。青年女性作为生育主体以及生育的中坚力量，她们将面对更多关乎自身、家庭与事业的艰难抉择。因此，本文拟通过总结梳理生育观问题的相关内容、发展脉络、理论框架、影响因素等，呈现出当前生育观的研究现状及问题，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未来探索方向和建议。希望能够提高育龄群体的生育状况，进而落实到生育行为，解决所面临的生育水平下降情况，打破由生育率降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境，这对推动我国发展是重要且必要的。

2. 青年女性生育观的概念及其现代化转变

2.1. 青年女性生育观的概念

生育观是个体产生并执行生育计划的重要决定因素。当前学界对于生育观大致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进行界定，前者涉及生育中所有相关问题的思想、态度及一般性看法(潘贵玉，2001；徐俊，2008)；后者则更明确的将生育议题进行了维度划分(李婷，2023；罗天莹，2008)，包括生育意愿，是个体对自身生育行为的主观期望，即人们在生育上的愿望与追求，是出于个人或家庭对子女的偏好、考虑到各种限制条件后的生育愿望表达，包括性别偏好与理想子女数，前者具体表现为偏好男性、女性、儿女双全或无性别偏好；后者则是对生育孩子数量的期望(徐天琪，叶振东，1994；罗天莹，2008；郑真真，2011)；生育动机，即人们对于为什么要生育子女以及子女价值的看法或观念(盛禾，李建新，2023)，可以定义为“推动行动的特质(traits that provide the push to action) (Miller & Pasta, 1988)；生育时间是指生育年龄的早或晚、生育间隔的密或稀、婚育之间的长或短(李婷，2023；徐俊，2008)；以及生育质量，即对子女质量的期望，也就是对子女未来成长的设想，期望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朱国宏，1992；邹禧乾，赖凯声，2024)。另外，也有其他研究者认为生育观仅包括生育动机、生育意愿以及生育质量三个维度(杨巧，2010；张良驯，赵丹丹，2024)，或是将生育意愿中的性别偏好与理想子女数拆分出来(徐俊，2008)，以及将生育认知与生育态度等因素纳入生育观的维度范围中。可见，在生育观这一概念之下具有精密复杂的体系架构，不能单一的去看待某一因素在整体生育观中的影响，而是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于个体生育观的作用。

综上，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生育观，只是侧重于不同角度对于生育观的探讨，都围绕着一个本质问题，即对生育的态度和看法(杨宝琰，吴霜，2021；徐俊，2008；杨巧，2010；邱晨曦，2003)。此外，生育观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反映了在社会发展背景下生育文化的发展程度，会受到文化传统、经济水平、技术生产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进程在生育范畴内的投射(李婷，2023；王金营等，2023)，而在我国，生育观更是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深刻变革。简而言之，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生育观既是支配个体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力，也是变革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无论是在其理论意义或实践意义上生育观的研究都能有效改善人们的生育水平。

2.2. 青年女性生育观的现代化转变

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带动了观念变革的步伐，传统的生育观逐渐式微，转而向现代化前进。生育观变迁正是人们扭转传统的、与社会经济环境不相适应的生育观，形成现代的、新型的与社会经历发展相协商的生育观念的过程(汪雁，慈勤英，2001)。总的来说这种变迁主要是由外向内、由外部环境转向内部心理环境。杨宝琰和吴霜(2021)通过调查发现在生育观的变迁中存在一个内生型的“幸福价值导向驱动阶段”，即生育观发展由外力诱发向内部自发转变过渡，自我体验和价值的实现成为核心内容，以个人主观幸福体验为主导，注重自我价值实现。新时代青年女性成长于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和思想文化向现代化越迁的社会背景中(陆杰华，冯雨欣，2024)，强调个人价值、性别平等、独立自主等是她们的价值追求，因此在进行生育抉择时会更加从自身出发考虑，外在因素的影响逐渐降低。一方面，这是时代进步的结晶，另一方面，也是青年女性对于既往传统生育观的“回应”。

更加深入的观察其维度，中国育龄群体生育动机变化的趋势呈现出传统型和经济型动机逐渐弱化，更多转向了自我实现、情感慰籍等方面(贾志科，2009；罗天莹，2008；徐安琪，张亮，2005；庄渝霞，2008)，并且男性较女性而言其生育动机更加传统，随着出生世代的变化，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盛禾，李建新，2023)。生育观转变的关键就在于生育动机的转变(汪雁，慈勤英，2001)，究其本质而言重点还是在于个体自身所诱发的变迁；而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则是显示出，“儿女双全”、“少生优生”、“精神价值”等已成为影响女性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追溯女性当前的生育状态，正如宋健和阿里米热·阿里木(2021)指出，在生育政策逐渐宽松的大环境下，生育意愿是预判生育行为的主要指标，也是影响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但需注意女性的生育意愿在一些情况下会与真正的生育行为不一致，宋健和陈芳(2010)、贾志科等人(2019)发现“意愿小于实际”及“意愿等于实际”的比例在逐渐增加，应该将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视作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尤其注意低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与行为会随着其生命历程的展开而发生变化；在如今的社会大环境中，晚婚晚育已被贴上热度标签，生育不再是人生的“首选项或必选项”，人们有着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因此网络上浮现了很多关于“催婚催生”的热议，但从大多数对于此话题的回应看来，外界的压力只是暂时和柔软的，大多经历过此“摧残”的青年人更加遵循自己内心的价值观。Liefbroer (2009)指出较晚的初育年龄会导致较小的家庭规模，生育年龄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尤为突出(张丽萍，王广州，2015)，鉴于此，学者将焦点放在了生育年龄限制感的研究中。基于心理阻抗理论(psychological reactance) (Brehm, 1966)及毕生控制理论(life-span theory of control) (Heckhausen et al., 2001)，得出当女性实际的年龄距离自己认为的理想生育年龄越接近时，其对于生育的渴望就愈加强烈，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常保瑞等，2021，2022；邢采等，2019)；“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大多数家长对于孩子的期盼，青年女性在生育以及养育孩子时存在较高的间接成本，出于对孩子的高期望人们更加倾向于“优生优育”。靳永爱和沈小杰(2022)在研究中国城市女性二孩生育计划时发现，子女发展取向的生育动机对二孩生育计划为正向影响，这也侧面反映出父母对于孩子的期盼，风笑天(2018)所提出的“为孩子生孩子”也许会逐渐成为生育行为的突破口。

可以看出青年女性的生育观逐渐走向现代化，生育观的变迁是既定的事实，但这也并非完全替代，李文和徐彦彬(1999)就指出了仅仅用时间分区是不准确的，即是说传统与现代的生育观念并不完全以年代特征为基准，至少，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传统的生育观仍然存在并或多或少的影响育龄群体，在社会中也是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生育观的杂糅并存，因此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型生育观”。

3. 生育观与生育政策的变迁

生育观与生育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以前计划生育紧缩时人们拼命的想多生，而如今，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人们却逐渐放缓了生育节奏，虽然生育政策不再是个体做出生育决策的唯一决定因素，但其仍然与生育观念存在着一定的建构关系，生育观是基于生育政策发展而来的，生育政策的改革是由于生育观的变化。

从1957年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到至今生育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分别是“独生子女”、“单独(全面)二孩”、“三孩”。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从此，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被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也正是在控制生育之后，“少生精生”的概念逐渐在中国社会中蔓延开来，直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单独两孩”政策逐渐落地实施，这既是对独生子女是一代人政策的回应，也是对政策宽松化之后生育水平变化幅度的试探。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即“全面二孩”。但是自从“单独二孩”政策提出之后仅在短期内有提升，在长期无法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张孝栋等，2021)，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事实上，包括“全面二孩”试点地区和国外的许多经验都早已证明放开二胎不会带来人口爆炸，人们的生育观已然从诱导性改变逐渐成为自发性改变，计划生育之后“少生优生”的观念在数十年的贯彻期间已经根植于老百姓的思想之中，生育率没有理想中的回暖。由此，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年8月20日，“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入法。从计划生育到三胎的推行，是出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积极应对老龄化措施所提出的一系列举措，也是针对生育率低伏问题的期盼。

从政策变迁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生育观与生育政策之间可以双向推动发展的。但邢采等人(2019)指出不建议进一步放开人口生育指标(如全面放开生育数量的限制)作为提高生育率的手段，这反而可能导致育龄女性的生育状况进一步下滑。研究表明，生育支持政策对育有2个及以上孩子群体的影响比较大，但对未育和少育群体的影响比较小(杨凡等，2024)。因而未来研究的焦点可以在“三孩政策”的基础上，从政策发展转向为支持措施，从当代青年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与生育政策相关的生育观研究需权衡利弊而提出适宜的措施，带动育龄青年的生育热情。

4. 青年女性生育观的相关理论

为了更好的对生育观进行解释，各领域研究者采用多种理论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具体如下：

4.1. 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计划行为理论是由Ajzen提出的一种认知理论(Ajzen, 1985; 1987)，是在Ajzen和Fishbein共同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Fishbein & Ajzen, 1977)，见图1。TPB的创始初衷是Ajzen发现，人们的行为并不是出于百分百的自愿，而是处于被控制的环境之中，因此他在TRA中增加了一项对自我“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的新概念，再加上态度和主观规范两个因素，从而发展成为新的行为理论研究模式。

Figure 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图1. 计划行为理论示意图(Ajzen & Fishbein, 2005)

该理论从信息加工的角度、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解释个体行为一般决策过程。在TPB理论体系中，生育被视作一种行为，意向则是可以直接影响行为的主要因素，并从对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核心方面预测不同类型行为的意向(Ajzen, 1991; Billari et al., 2009)。态度与感兴趣行为的预期后果有关，因此与行为信念密切相联，即行为会带来某些理想或不理想的后果，在考虑该因素时应严格参考相关行为及行为者，并且在时间上需保持一致，例如当行为意向指向未来某个年限内生育一个孩子，那么态度便指在同一时期内生育孩子的预期后果；主观规范关注的是重要参照个人或团体赞成与否执行某一特定行为的可能性，当生育主体对于周围政策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感知的主观范围方向与自身认知相一致时，就会提升生育的行为意向；以及在该理论模型中，实际行为控制往往与执行特定行为的能力有关，当个体感知到正在进行的行为存在某些阻碍因素时会影响到其执行该行为的意向，即是说在执行生育行为时，可能出现诸如经济条件、夫妻关系、未来发展等因素的干扰(Billari et al., 2009)。

综上，计划行为理论通过三种内部主观因素对生育进行解释和评估，力图诠释生育过程中个体整个思维演变过程，但生育观是一个复杂的变量，客观因素在生育行动的执行过程中也具有显著影响，且观念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模糊，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多重调节因素的作用，因此为多方面进行考虑。

4.2. 生态系统理论(Th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生态系统理论在社会和发展心理学被广泛应用，强调个体嵌套于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个体与系统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的发展，该理论以生态系统模型为基础，将个体发展置于微观、中间、外层、宏观系统等多层次环境系统中考察(Bronfenbrenner, 1979)，见图2。围观系统指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这个环境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中间系统是指各微系统之间的联系或者相互关系；外层系统是对个体活动间接产生影响的政策保障环境；宏观系统指的是存在于以上3个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其实际上是一个广阔的意识形态(Bronfenbrenner, 1979; 刘杰，孟会敏，2009；卢思佳等，2023)。布朗芬布伦纳的理论模型还包括了时间维度，把时间作为研究个体成长中心理变化的参照体系，将时间和环境相结合来考察个体发展的动态过程。

Figure 2. Ecological Thre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Model Diagram

图2. 生态立体理论模型图(刘杰，孟会敏，2009)

基于该理论对个体生育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考虑到不同环境对于生育主体的作用。在微观系统中将个体特征作为解释变量，例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等(风笑天，李芬，2016；周晓蒙，2018)；中间系统是关于家庭环境的探讨，例如生育代际传递的研究，不同学者通过对各地区的居民展开研究证实了生育具有代际传递特征(Reher et al., 2008; Booth & Kee, 2009; 梁嘉宁，2023；吴帆，冯丽琴，2020；于潇，梁嘉宁，2021；池丽萍，俞国良，2011)，并揭示其三类传递机制：遗传因素的作用、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经济地位(于潇，梁嘉宁，2023；Kolk, 2014)，在我国以家庭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加成下，代际传递对于女性生育的影响显著，深刻反映了中系统之于生育行为的潜移默化；宏观系统则通过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结构的变迁来展现生育观的转变路径。

总之，生态系统理论整合了各层次因素对于青年女性生育观的影响，可以帮助研究者多角度多层次的测量生育观嬗变过程中各变量的作用，但同时也研究的实施与开展加大了难度。

4.3. TDIB (Traits-Desires-Intentions-Behavior)生育序列模型

TDIB生育序列模型由米勒等人创建，诠释了导致个体出现各类生育事件的一般心理序列，即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计划–中介行为–生育结果(Miller & Pasta, 1993；王军，王广州，2022)。生育行为遵循从左至右的序列依次发生，开始于生育动机，经由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形成生育行为并呈现出生育结果，见图3。

Figure 3. TDIB Fertility Sequence Model Diagram

图3. TDIB生育序列模型示意图(Miller & Pasta, 1993)

如图2所示，生育动机位在生育逻辑链上具有先导作用，决定了后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会影响后续每一个环节的结果(Miller, 1995)。生育动机的初始状态是没有被意识到的，潜伏于个体之中，在某些条件下动机会被激活便转化为意愿，但此时意愿并不会直接导致行为，生育主体会对现实情况进行评估之后再形成计划，当时间和条件发酵成熟，足够强烈的计划便转为行为，最终导致生育结果(Miller, 1992; Miller & Pasta, 1993)。完整的生育过程需要经历一系列的活动，TDIB生育序列模型展示了个体生育心理的演化，但这种变化不单纯代表主观心理，而是纳入了外在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如家庭、社会、宗教等，以及个体基于自身生育能力的评估。另外，相较于计划行为理论对于主观变量的考察，以及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TDIB生育序列模型不仅能测量生育问题的不同变量，而且综合考虑的内外影响因素作用。因此，TDIB生育序列模型能够系统的为研究假设的模型设定提供思路，也为实证研究中多层次考察变量及其关系引导了方向。

4.4.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自我决定理论是由Deci和Ryan提出的解释个体内在动机的认知理论，它假设人是积极的有机体，可以通过外部各种社会因素的支持和给养来促进自我整合、自我完善和不断学习的倾向，换言之，社会因素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滞个体积极行为和健康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刘靖东等，2013)。经过多年的发展，SDT总结出了五个重要理论成果，分别是：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CET) (Deci, 1975)、因果定向理论(Causality Orientations Theory, COT) (Deci & Ryan, 1985b)、基本心理需求理论(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Theory, BPNT) (Ryan, Sheldon, Kasser, & Deci, 1996)、目标内容理论(Goal Content Theory, GOT)，以及有机整合理论(Organismic Integration Theory, OIT) (Deci & Ryan, 1985a)。这五个分支理论围绕个体、行为、动机、环境、基本心理需求、目标内容等变量及其发展、变异与相互关系来对问题给予解释。

在生育相关问题的研究中，BPNT与OIP常被研究者用来进行探索(徐华春等，2018；张良驯等，2022)。BPNT包括能力需要、自主需要与归属需要，当满足这三个基本需要时会增强自我激励和心理健康，而当这些需要受到阻碍时会导致动机和幸福感减弱(Deci & Ryan, 2000; 张良驯等，2022)，但基本心理需求并非直接导致个体生育行为，而是以间接影响的方式促进生育结果的产生，当生育主体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会加强其生育意愿，更有可能形成较强的生育决策，这也为促进个体生育率提升提供了更细致和针对性的方向；OIP强调动机是一个从受控动机到自主动机的连续统，根据个体对行为的自主程度以及动机内化程度，可以从外至内将动机划分为外在动机，包括四种状态外部调节、内射调节、认同调节、整合调节，与内在动机，两端分别代表了最强受控动机和最高自主的动机(Deci & Ryan, 2000)。在此理论框架下，宋健和胡波(2022)研究发现，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呈现较高的自主性，自主动机明显强于受控动机，生育动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张良驯等人(2022)探索了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发现自主性动机对于生育意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控制性生育动则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总之，自我决定理论能够较好地揭示生育动机过程中的动态性、复杂性、多面性等，不仅将动机分层次进行研究，而且对于其他生育类变量也能够进行归因和解释。但需注意在OIP的运用过程中，要考虑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对于生育动机解释的影响，即两者存在显著差异。以及往研究多基于传统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自主型动机与控制型动机具有线性的负向关系，未能探讨生育动机可能的二维结构，忽略了动机在个体间的异质性，对个性化干预参考不足(张新涵等，2024)。

4.5. 成本效用理论

1957年，英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哈威·莱宾斯坦率先在《经济落后与经济成长》一书中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的分析方法引入生育决策行为和生育率下降机制的分析中。该理论认为父母养育孩子的成本包括教育支出、生活支出、婚姻费用补贴等直接成本，以及因育儿丧失时间和工作机会等间接成本。同时，父母也从孩子身上获得效用和收益，包括：1) 养老效用，以求老有所依；2) 经济效用，孩子成人后为家庭增加收入来源；3) 精神效用，孩子为父母提供情绪价值等(曾迪洋，高洋，2023；穆光宗，1993)。成本效用理论将生育行为比作“投资”，育龄父母的生育决定取决于该决定以后所带来的收益，即孩子的效用，同时养育的成本也是重要考虑因素。

从成本效用理论的角度分析，社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生养一个孩子对于青年夫妇而言意味着较高的投入成本，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成本。因而出于该现实状况，多数青年可能面临“想生不敢生”、“不想生”的局面，个体变得更加理性，在仔细评估现实与心理效用后在做出生育决策，使得自身收益最大化。此外，穆光宗(1993)在结合中国国情，发展衍生出了“心理成本”这一概念，强调心理成本在我国的生育决策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它意味着许多家庭为子女的成长所苦所累也在所不惜，特别我国新生代独生子女的客观存在，心理成本的昂贵代价已经影响到当代青年夫妇的生育决策。

4.6.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

欧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强调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世俗化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对婚姻和生育的影响(李建民，2024)，即个人选择和自我发展的重要性突出，呈现个体化趋势(Cherlin, 2004)。对于当代青年来说他们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结婚、生子不再是人生的首选项与必选项，生育主体更是会优先考虑满足其自身发展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生育行为。但这种关系并非是零和的，Aassve等人(2015)指出更高的受教育程度确实促使女性人生志向发生结构性改变，但女性生育意愿并没有降低，只是对职业生涯的成功有了更多期待，对平衡工作与家庭有了更多要求。并且基于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与家庭观念的影响，养育子女现代社会家庭仍然很重要，然生育率不断下降且已经位于更替水平之下，但不生育家庭的比例却极低(於嘉，谢宇，2019)，只是存在时间上的推迟，个体化倾向使得青年女性更重视个人自由与发展，因而呈现出晚婚晚育的现象。

简言之，独特的社会环境风向造就了我国特有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基于该理论框架下的研究也可以看出，生育率的更新可能存在时间上的延迟，但也需要重视当代青年的生育观变化，尽可能消除时间差距，加快恢复适宜的生育水平。

总的来说，基于不同层面与不同研究目的，对青年女性生育观的解释繁多，但生育观背后的作用因素种类复杂，可考虑做综合性考虑，且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需要更多针对我国国情的解释框架。另外，现有研究更多集中在社会、心理、人口与经济等领域，缺乏跨学科对话，需要更多理论上的探索(吴帆，2020)。

5. 青年女性生育观的研究方法

关于青年女性生育观的研究方法中常用的便是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与实验法等。现有研究主要是采用问卷法对生育观进行一个描述性调查，但对于其产生机制及内部结构等方面涉及较少，主要是呈现生育观的整体状况或是变化。例如朱洪翠和刘冰(2020)采用自编问卷进行抽样调查，最后所呈现的就是生育观的现状表现。并且大多数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工具都是自编问卷，目前关于生育观缺少一个较为标准化的调查问卷。

利用访谈法对生育观进行调查可以立足于育龄群体的日常生活状态，有效地揭示其心理过程，将访谈法与问卷调查法相结合能够进一步获得更深入、可靠的资料。例如邓祺(2022)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对安徽青年的生育观变迁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其成因。

实验法可以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对其发展变化过程加以细致观察分析。目前在生育观这一领域，主要是运用实验法来探讨生育年龄限制感，例如，常保瑞等人(2021, 2022)与邢采等人(2019)各自使用准实验法探讨生育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结合了问卷调查，均发现育龄人群的生育自由越是受到限制，其生育意愿越强烈。

还有部分研究的采用二次分析法，对现存的资料进行整理，比如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国家卫生健康委“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等等。使用数据库能得出很好的代表性，更可以反映出我国社会的整体生育观状况，但需注意时效性问题。

目前关于生育观的研究在使用方法时较为单一，虽然问卷调查法可以很好地测量青年女性的生育观，但所得的结果并不全面，将其与访谈法和实验法等相结合可以更加深入的研究生育观所产生的心理过程及其机制等方面。

6. 青年女性生育观的影响因素

生育观广泛涉及多种影响因素，从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呈现出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交互影响。如今正是处于“压缩型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ty)”的过程中，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变革以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极度压缩的方式发生(朱安新，风笑天，2016)，社会大环境表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的状态(Chang, 2010)。因此在关于生育观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就更加复杂多变，产生影响的方向也不同，甚至存在混合型多因素联动。

6.1. 个体因素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主要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拥有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条件，呈现出与社会共同发展、平行发展的新形态(邓希泉，2019)，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上，现代化转型、互联网社会兴起、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等赋予了新时代青年更多的自信风采，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昂扬风貌。自身情感满足已经成为人生价值观的主要基调，年轻人开始强调恋爱、婚姻和生育基于个体意义上的价值：互助进步、精神寄托、情感陪伴以及对自身成长的意义(李婷等，2022)。“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便集中探讨了个体在婚姻家庭领域观念的变化，与第一次人口转变不同，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个体观念的变化，具体就生育而言，就是家庭关系的重心从“孩子至上”转向“夫妻至上”(Lesthaeghe, 2010)，正如Cherlin (2004)所提出的个体式婚姻，在这样的婚姻体系中，家庭成为围绕个体需求的存在，个体更注重感受和情绪的表达，通过婚姻和家庭实现个体价值，而非完成特定的家庭角色。但需注意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既有一般性，也有自身特殊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就过程而言，从诱导性转变向自发性转变的过渡(汪雁，慈勤英，2001)，第二是就结果而言，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於嘉，谢宇，2019)。这意味着当代青年对生育的认知看法也就自然而然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对生育行为的价值评价呈现整体弱化的趋势，青年对生育重要性的评价逐渐走低。

简言之，现有研究在探讨个体因素时，主要操作化为学历、地区、收入水平以及婚姻状况等变量，但也不仅限于这些因素。个体的发展是动态的，对于个人影响因素的探索既有现存的条件，也要展望之后的发展取向，即是说要综合考量现状，也立足于实际，去预见未来发展变化。

6.2. 家庭因素

家庭是个体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一个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的概念，对于其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家本位”的传统生育观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已经呈现出弱化的趋势，但代际的传递作用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或宗族观念较强的地区，生育就是为了家庭的传宗接代和兴旺发达，“家”在“个人”之前。在此背景的基础上，父代会将其生育观传递给子代，促使子代倾向于生育孩子。并且邹禧乾和赖凯声(2024)通过研究发现维系家庭关系、重视家庭结构稳定以及恪守家庭责任的动机，依旧在青年生育观念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正好呼应了上述所提到的传统生育观与现代生育观的杂糅并存。

不仅仅是家庭整体和父母的观念会对青年的生育观产生影响，父代的个人特质也会使得子代的生育观发生变化，如叶托和陈周懿(2024)调查了夫妇的受教育水平对于孩子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青年的生育意愿越低，并且随着时代发展，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其向青年子女提供的隔代照料支持逐渐变弱，也进一步造成了青年低生育意愿的形成。究其原因可能是教育卷入水平较高的父母，其子女也拥有较强的个人发展意识，并且自身对于隔代照料的观念较缺乏，因此从而影响到子女对于生育行为的需求。

6.3. 社会因素

我国低生育率背景下具有复杂的社会影响机制，作为宏观层面的因素，其对于青年女性生育观有着调控作用。社会因素涵括文化、经济、政治等，其中社会经济日渐成为主导性影响因素，方方面面影响生育观，并且它还具有辐射效果，与其他因素存在交互作用。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我国青年女性生育观的转变有着紧密的联系，当今社会上就业困难、高昂的房价、职业晋升，以及养育子女带来的生活成本是压在年轻人肩上的“大山”，在此之外还有承受着来自周围人的“内卷”，使得青年群体要承受更加巨大的压力和负担。成长于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青年女性的生育价值与生育动机不再追寻传统生育模式，也不是对社会生育职责的践行，而是在充分计算生育必要成本、现实影响及潜在风险的基础上做出对其利益最大化的决定(邓祺，2022)，因此社会上逐渐浮现出的晚婚晚育现象，甚至单身主义、丁克等才更加契合个人发展和生存的需求。且社会经济的影响辐射到了大学生的群体，李婷等人(2022)发现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婚育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即是说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结婚意愿和意愿、理想的子女数就越少。可见社会经济因素逐渐成为影响婚育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需要兼顾自身发展与家庭两方面。一项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研究中发现，在“非升即走”合同压力的影响下女性职工会尽可能地选择不生或少生(Li & Shen, 2022)。这种长期的压力不仅会削弱青年女性的生育观，还不利于其生理与心理发展。

7. 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7.1. 研究局限

先前的研究已经对青年女性生育观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但总体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应用我国生育观的现代化演变，缺乏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其二，缺少针对我国国情的生育观解释框架，在不同国家生育观存在差异，西方国家的理论对于我国生育观问题的解释力欠缺。其三，研究方法单一，综合性取向缺乏，无法深刻探究生育主体的心理过程；而且目前常用的量表多是研究者的自编问卷，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等色彩，缺乏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化量表。其四，影响青年女性生育观的因素众多，但其背后的机制尚有待深入研究。

7.2. 研究展望

青年女性的生育观不单纯指她们对孕育子女的态度，还涉及到婚姻、家庭、夫妻关系等多方面的看法。尤其在我国老龄化日渐严重的趋势下，生育率水平的健康回升是破局之道。大力加强生育主体的生育意识，提升生育意愿，使家庭负担有效降低，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建立生育友好的大环境。为此总结以往有关生育观的研究之后，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7.2.1. 调查取向方面

基于我国社会环境，使用针对性的解释框架来探讨青年女性生育观问题，从个体心理过程出发，由内及外进行剖析，且可考虑选择夫妻配对样本进行调查，多方面总结梳理有关生育观的发展进程。进行跨学科交流，不仅仅局限于现有研究的学科范围，从不同角度解释生育观现状，扩大生育观研究的知识领域。

7.2.2. 研究方法方面

未来考虑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可结合访谈法、实验法、二次分析法等，发挥各方优势。并需进一步优化现有测量工具，或增加更多具有代表性更加标准化的研究工具。

7.2.3. 影响因素方面

在对生育观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衡量多种因素对其的影响，理清结构层次及其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加强对其内在机制的深度探讨，特别是立足于现实环境，明晰生育观的心理形成过程，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给青年女性营造“想生且敢生”的社会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