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如梦如幻的月下荷塘，令多少江南文人魂牵梦绕。浸润于传统国学中的儒士朱自清，他在短小精炼的散文中寄托了自己对于自由人格的追求和理想社会的追慕。作为深受政治动乱压迫的知识分子，他想要维护的不仅是民族的独立、社会的安定，更涉及到一个氛围开放、心性风雅、志同道合的文人圈，这些向往与渴求熔铸于文字，构建了超脱于尘世之外的桃花源。本文从朱自清赏荷之路的五个节点切入，串联起情感起源–离家原因–路上所见–荷塘景观–归途回忆五个板块，探讨桃花源构建原因、方式与图景，意在揭示每一行动、场景、语言背后的心理动因和寄托主旨。
2. 颇不平静：刹那主义与儒士风骨
《荷塘月色》开头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平静”最为费解，历来众说纷纭，这一句看似平平无奇的话却在文章结构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后文内容的引出和总抓手。正是因为一种“没来由”的不平静，作者才会选择深夜出门散心，才会目睹月下绝美的荷塘景物，才会成就这篇脍炙人口的小散文。作者离家–赏荷–归家的行动轨迹实则对应心灵状态不平静–自我缓解–平静的转换，探讨这种情绪生发的原因，可以从政治背景(环境)和思想品质(个体)两个角度出发，对于理解朱自清寄托在字里行间的人格理想，也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鲁迅先生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近于说梦。”[1]要想准确地把握朱自清的行为和思想内涵，需要考察他生存的政治环境。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带来意识形态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使得文学批评走出了为政治理论同化的藩篱，最终回到文本本身[2]。如果将“颇不宁静”的心态与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相联系，无论在朱自清的内在气质和外在行为上都可找到印证。不管是“消极反抗”说、“暂时超然”说，还是“寻觅人格”说，都确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直接影响着《荷塘月色》的中心思想。王奇生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讨论过“反共清党”这一残暴的政治剿灭行动，蒋介石的军权日益膨胀，与共产党已势如水火，再难相容，中国社会陷入分裂之中，形成了三个党中央(宁、汉、沪)、两个国民政府(宁、汉)分庭抗礼的局面[3]。1927年4月12日，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4月28日，共产党先驱李大钊和十九位革命者在北京英勇就义。大批共产党员革命志士被杀害，白色恐怖笼罩中国，意志薄弱者也开始了动摇彷徨，有的甚至走向了反革命，朱自清先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也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4]在《荷塘月色》发表的1927年7月10日前前后后，朱自清写了一系列的拟古诗来表达其心中的“不宁静”[5]：
菀枯一时异，安得永相保。盛年无几何，须发忽已皓1。
夜长不得旦，象星何炜谲。明月隐复见，盈亏不可诘2。
这两首诗原题都来自于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通过对客观景物荣枯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生短暂，所以人“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也是一首抒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得意的士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励自警的诗。“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远行，长路漫漫，回望但见旷野茫茫，阵阵东风吹动百草，使行旅无已，不知所驾何处的诗人思绪万千。因见百草凄凄，遂感冬去春来，往岁的“故物”已触目尽非，新年的自我，就不能不匆匆向老。人生固已如同草木般短促，那么一生又应该如何度过？应不失时机地产身显荣，只有令誉美名是千古流芳的，当人的身躯归化于自然之时，如果能留下一点美名为人们所怀念，也许就不虚此生了。袁行霈这样评价：“所谓‘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就是通过展现空间距离的遥远，抒发未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惆怅，道路的漫长暗示宦游的渺茫前程。”“这位作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而且还追求自身的不朽价值，通过扬名后世使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6]《孟冬寒气至》抒写的是寒冬长夜里深闺思妇的离愁别恨：“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望众星列”，所抒发的乱世中身难立、名难存的愁绪，暗合了《荷塘月色》中诗人的心境。时光流逝，须发已皓，然而长夜漫漫，前路茫茫！身为知识分子的他在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道路中举棋不定，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这不正是生存苦闷、现实黑暗造就了诗人心中的“不宁静”吗？
1927年7月上旬，朱自清先生于北京清华园写下《荷塘月色》，在《荷塘月色》发表的五天后，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东风摇百草”的白色恐怖再一次席卷全国。朱自清具备了高度敏感的政治嗅觉，山雨欲来风满楼，任何巨大的政治变动不可能是在一时一刻酿成的，必定会在社会上萌有征兆，在一般知识分子心中投下心忧未来、心忧时局的阴影。正如杜甫在安史之乱的余波传到长安前就从统治阶级的淫乱和百姓的痛苦中感知到了王朝的崩溃，写下了字字泣血的《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自清必然已经捕捉到了暗流涌动的迹象，才会有惴惴不安之感。
朱自清本人在众人眼中本身就是具有传统的道德情操、民族自尊心的儒者形象，他浓郁的爱国情怀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其“五四”时期诗歌创作风格一脉相传，随着“五卅”和“三·一八”惨案的爆发，他写作了大量现实主义的政治讽刺散文[7]：《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执政府大屠杀记》《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作品都尖锐批判了执政府的昏庸残暴，揭露了底层人民的苦难。五四落潮给知识分子带来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峻急激进如鲁迅者，在一九二六年间开始创作平静舒缓的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早年“满口柴胡”，“缺少温柔敦厚之气”的周作人此时也在“强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实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中躲进“自己的园地”，潜心耕耘于书斋。朱自清从激进的新诗转向散文创作，背后也包含着哲学思想的变化[8]。
我深感时日匆匆的可惜，自觉从前的错误与失败，全在只知远处、大处，却忽略了近处、小处，时时只是做预备的工夫，时时却不曾作正经的工夫，不免有不足之感！……所以我第一要使生活的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之位置；它与过去、将来固有多少的牵连。但这些牵连是绵延无尽的！……我们只需“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地位，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9]。
这种情绪的滑坡其实是“刹那主义”人生观的再现，朱自清关于刹那主义的论述集中于1922~1924年间，首先在与俞平伯的“信三通”中阐述基本内涵。作为生活方式提出定义为：“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在信中回顾了人生道路，之前的错误和失败，全在只知远处，忽略了近处、小处，即日常生活细节。后两次写信，把刹那主义从生活方式演进为一种人生观念：
(1) 每个个体生命都是由一个个历程(即刹那、段落)组成，可以是一段经历，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细节；
(2) 每个历程都有其独立的价值，“每一刹那都有一刹那的趣味”
(3) 人们应该认真度过生命的每个刹那，使每个刹那都和谐健全，无论是历程、段落还是刹那，都是对个体生命的静态切割和概括。
来源于佛教的刹那主义在哲学上是颓废的，刹那之间具有生、住、异、灭四相，每一刹那中都包含着丰富的生命历程，应当细细品味。事物流变，永不静止，异灭的刹那永不回返，实物转换无常，生命刹那流逝，人一步步走向死亡，充满幻灭感。但是朱自清的刹那主义“有积极意味的”，是“肯定人生的”[10]，老舍评价为“入世的实际的刹那主义”[11]朱自清走出了残酷的现实斗争带来的精神困惑和心灵阴影，回归书斋，踏踏实实做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刹那主义在“原本不必生活”的颓废前提下产生，从追问“为什么要生活”到“怎样生活”。感受到个人的渺小微弱后退向形而下寻找满足，试图以形而下的实际的工作来摆脱形而上的空虚和绝望，最大限度发挥能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是一种“既不执着，也不灭绝的中性人生观。”[8]如果说心系天下苍生的儒士情怀令他内心翻涌不安，那么刹那主义的哲学观念就是环境这“不平静”的良药，朱自清在月下荷塘完成了自我的纾解。作者从夜渐深、人欲眠悄悄出门而去，到夜已深、人已酣眠时轻轻推门而回，这中间是一个借“荷”借“月”所抒写的寻觅洁身自好、恪守名节的人格理想的思想轨迹，是“是一个挣扎在时代重压现实黑暗下的作者，不弃不屈寻求自我人格的精神文本。”[12]
3. 月夜离家：自由主宰与心理补偿
政治压迫在民族情怀的双重推动下，朱自清心底翻涌起奔腾的浪花，而他选择诉诸刹那主义的哲学思想，而此时此刻能最大程度疏解躁动心情、平稳渡过当下瞬间的最佳方法是逃离——逃离这个纷纷扰扰、动荡不安的尘世，这就酿就了朱自清深夜独自出门的情节。不少学者，如高远东、吴周文、陈长红等，都倾向于将“离家”这一行为解释为一种精神出逃，推动他做出这一选择的是对自由的渴望。从萌发出逃离的念头到真正走出家门，朱自清离心中的理想又近了一步。
“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离开家是朱自清接近荷塘美景的第一步，只有远离了世俗日常的景象，那份超然宁静才可以落地生根，正如五四时代知识分子渴望冲破旧家庭的束缚挥洒热血、实现理想，朱自清深夜离家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出逃”。我们看到他是趁着深夜妻儿熟睡后才悄悄离开，还贴心地“带上门”，深怕荷塘之行惊扰了妻儿的好梦，也包含着一家之主的沉重责任。白天的他为扮演好儿子、丈夫、父亲的社会角色而压抑隐藏内心的情感，为了一家人的生机而奔波求索，唯有夜深时分他能做自己，自我的萌芽才产生，获得片刻的安宁与自由。
夜幕降临，荷塘与家两个地点的重要性在朱自清心中发生了转换。白天，世俗的家占据统治地位，“日日走过的荷塘”仅仅是生活、工作的背景板，一处普通的观赏景点，并不带有任何主观情绪的沾染[13]。而当他关上家门的一瞬间，静谧美好的荷塘变成了他世界的中心，而原来的家蜕化为模糊的远景，朱自清通过感知重心的偏移，将荷塘构建为一个精神出逃的神圣空间，他完成了与世俗生活的剥离，坦然地进入空灵的精神世界，一个不必为困苦困扰、不必在被掠夺中挣扎的理想世界。
格式塔心理学专家考夫卡提出“行为环境”的理论：心理学研究的是行为与心理物理场的因果关系，心理物理场具有自我和环境两极性。荷塘作为心理发生的物理环境，被朱自清打上主观情感的烙印，经过了自我意识的改造，必然对他的情绪、行为产生某种潜在影响。同样，沾染着世俗气息、满载沉重责任的“家”之环境在他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短暂的逃离并不能彻底从认知视域中剥离除去，虽然从视野中消失了片刻，但仍将发挥潜在影响。朱自清深夜离家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固有符号的对抗，扔掉身上的包袱，摆脱尘世的牵绊，自由徜徉在文学和美学的美妙诗意中。
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
荷塘之畔，门背后的“家”，遥远模糊的背景，成了潜在的孳生自由幻梦的温床，繁杂琐碎的家庭事物孕育了灵动清新的荷塘，朱自清对荷塘的迷恋是一种超然的假象，显示出其对自然生活追求的本真。包括那温婉柔和、充满女性气质的荷塘群像，是脱去了利欲和矛盾挣扎、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可以倾诉的纯净女性意象群体，没有阶级社会和战火之中的隔阂纠纷、压迫残害，自然意义上的花叶水月带上了纯情至性的人间因子，打造出带有主观痕迹的人化自然。
在这种“行为环境”的营造中，朱自清完成了潜意识的补偿，完成了对现实世界里层层重担之下缺失的自由以及对追求自由意志力薄弱的补偿。“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这是一种主宰力量的凸显，在绵密温婉的女性群像中得到烘托，原始的男女两性对立在这片滤去了社会复杂色调的人化自然中凸显出来。朱自清作为传统观念中的男性扮演欣赏者的角色，处于主动的一方。淡化了道德、权威、礼法，只剩下纯粹的审美鉴赏，这是纯化后的两性关系，带着男权凝视的审美表现得专注自由，消释了一切烦扰芜杂的社会特质。包括结尾处采莲场景的描写，构建了一方纯净的心灵空间，蓝天碧水，花叶绚烂，男女之间浪漫懵懂的春心。梁元帝统治下的王朝气息奄奄，黎民苍生在战火中受尽苦难，正如月光下宁静祥和的荷塘美景是构建在政局动荡的黑暗时代，朱自清将两副画卷跨越时空对接，抹去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和百姓的痛苦，只是单纯突出淳朴的民风和人性的本真，乱世之下仍然不懈追求美好爱情，这何尝不是对命运的掌控力？在朱自清笔下，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嬗变为对命运的主宰，补偿自身在现实中的失控和无助之感。走向荷塘的朱自清只是选择了表面的出逃，内心还是没有放弃对命运的把控，他的意志力在时代的苦难中没有像尼采一样归于虚无，也没有在行走荷塘的过程中消解淡化，人性的坚强与执着在短暂的精神出逃后对缺失的自由和主宰力完成补偿，回复心态的平和后重新回到现实世界担负家庭与社会责任。
4. 月光与路：觉醒后的风景发现
跟着作者的行迹离开家门，来到荷塘之前，朱自清需要走过一段幽僻的小路，这一笔其实相当巧妙，扬州大学的吴周文先生认为：“正是主体内心的寂寞驱动着主体偏执地选择了幽僻而寂寞的路”[12]，“路”的意象勾连起尘世和仙境，起到连结和转换的作用，他特意强调这“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与日常世界的联系若断若续，模糊、朦胧、飘渺的性质完全有资格充当主人公“游仙”的“灵媒”，而与“路”密不可分的是照耀在路面上的、皎洁纯净的月光，正是月光这一介质的烘托，足以将这条普通的小路幻化为朱自清的心灵解放之路、灵魂升华之路。
月光意象是《荷塘月色》情节发展的纽带，正是这皓月清辉吸引着朱自清夜间出门，去重新探寻白天司空见惯的荷塘。
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
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中西文化传统中，月光照耀总是和人的觉醒有关。有学者专门考证过“月光”意象的生成问题，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哲学、道德、教育和思维方式都带有浓郁的审美性质。使得“月”这个意象时常被当作审美参考物。大量古诗词中使用“月”的意象，主要代表着一种安静与洁净的审美境界，一种可能被海德格尔赞许的“澄明”之境[14]。“月光”不再是单纯的、写实层面的自然景色，而是写作者经过审美经验的筛选，融入特定的“情感和意味”，用语言媒介呈现出的并能勾引起听读者的心理画面和文化回忆的某种物象，是一种以语词为载体的修辞艺术的基本符号[15]。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月”(luna)不仅与“发狂”(lunatia)存在显而易见的词源学关系，西方深厚的宗教背景也使得月亮对于西方人而言不单是鉴赏对象，他们在月光下冥想、反省、开悟，或中邪、发狂。把月光与觉醒的相关联的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莫泊桑，他的小说《月夜》描述了一个恪守教职的神甫，如何由“神性”向“人性”复归的觉醒过程，而“月光”构成了他觉醒的某种契机。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摩理难长老的宗教信仰是狂热的，他自视为神的代言人，一心想要说服自己的外甥女皈依天主，所以在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外甥女经常与情人夜晚幽会时，他简直怒不可遏。当他准备为“神”而战、夜行寻找这对情人时，一推门“乃见月光娟娟，为未曾见，遂却立”[16]。在月光的照耀下，他似乎得到某种启示，开始不断地向自身思考和发问。这些由月光的出现而引发的重重质问，具有一种逻辑的递进关系，一步步地将虚无缥缈的“神”，与自然情趣的“人”剥离开来，为最后主人公从“征服者”变为“被征服者”提供了坚实的合理性[17]。最终，这些质问从外甥女与其情人那里寻到了答案，那便是爱情的崇高与伟大，主人公至此也实现了从“神性”到“人性”的皈依。德国童话《玻璃神》里面，一个为了私欲，犯下了杀母之罪的人——彼得，就是在月光之下痛改前罪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月光下开悟，因看见“很好的月光”而产生分外爽快的精神感觉，并且意识到“以前的日子，全是发昏。[18]”月光是主人公“发狂”与觉醒的契机，也映衬出周围世界的黑暗和一个清醒者生存的无助。
《荷塘月色》无疑借助了月光的移情作用，将日常世界虚拟化，营造出与众不同的生命状态。就像好友俞平伯所说：“满月时分没来由的冲动”[6]。高远东先生谈到“满月之光”与“精神变异”之间的对应性：“它一方面常常发生在偏于抒情的象征性、独白性作品中，人物具备了精神变异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作者又必须对此艺术方法具备主观的自觉”[24]朱自清在政治迫害中备受压抑的理性在此时找到了释放的出口，“满院的光”使他产生了心灵骚动和精神变异，推动他走出循规蹈矩的现实生活，突破制约本性的束缚，对于一个与家庭迥然不同的自然世界充满了期待。弗莱说过：“白天正体现了人的文化的一面，夜晚则体现了人的自然的一面。”夜晚独处赏景，抛开白天道德、伦理的束缚，面对着洁净的荷塘夜景，他斩断与世俗生活的联系，踏上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以“神游”的方式抒发思想的觉悟、精神的超越与升华。
“月亮渐渐升高了”“马路上孩子们的欢声已经听不见了”，在一切烟火气的世俗景象黯淡远去后，作者进入了纯净的心灵世界。淡淡的月光给予他安心感，本该阴森森的小煤屑路“今晚却很好”，这是他释放心灵郁结的通道，在常人看来僻静而阴森的荷塘此刻恰恰满足了作者的精神需要。当他真正徜徉于荷塘中时，感到“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好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这是情感的初步释放，心理状态是处在完全释放和适当抑制之间，在压抑之中获得了些许的心灵自由。“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看似矛盾的表达实则是作者真实心志的再现，他并不是想逃避现实而把自己关闭起来，也不是想要幽静而回避热闹，而是渴望能有选择的自由，能在热闹与冷静、群居与独处、做事与不做事、说话与不说话之间有自由选择。此刻，在荷塘这一空间内，作者好像获得了这样的自由感，“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朱自清所写的这片荷塘是一个寄托了他情感的虚拟荷塘，他的精神在月光的沐浴下已经进入了梦幻的时空，在这个世界里，现实种种的不如意通通被他主观转化为理想的形态，没有了孩子的吵闹，没有了生计的担忧，没有了战火的纷扰，他可以一心一意陶醉在文学情感的酝酿里。自由感的缺失导致开头的“不平静”，动荡拮据的生活使他迷茫于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前途，现在压力得到了舒缓。荷塘能从一个幽僻阴森的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变成一个美轮美奂的审美空间，关键在于作者此刻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心灵自由感和松弛感。朱自清笔下的荷塘那么美，不仅是因为景物本身的美，更重要的是他在特定的时空里拥有了审美心境，才带来风景的发现，把普通的日常景物化作自己的桃花源。
“我且受用于这无边的月色了”，何为受用？朱自清先生是一位有诗人气质的学者，是一位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而“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19]极其静穆极富美感的“荷月世界”是一个超越现实的无限的理想境界，是作者主观情绪化为客观现象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人生苦痛幻化为美丽的形象的结晶”[20]，它“启示着人心的深广的理解和同情”[21]。无限美好的景物描写中，一句淡淡的抒情中，寄寓了作者热烈的感情——对令人不安的丑恶世界的强烈不满，对宁静自由世界的热烈向往。叔本华曾说：“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22]”独处荷塘，没有外界的喧嚣和他人的打扰，在这样安静的外部环境和与他人分离的情景下，朱自清的身体和心灵得以从世俗的繁琐中抽离出来，开始独自面对自己，审视自己；排除干扰，他自由地选择个人身心活动的状态，身体和灵魂都暂时获得了自由。
5. 女性群像：审美传统与人格寄托
走过月光笼罩的幽静小路，散文也迎来高潮部分——月下荷塘的描写，朱自清充分调动形、声、闻、味、触五感，掺杂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远近交错、虚实结合，生动描绘了高雅纯美的荷塘景观。这里出现的月光意象和上一章节中所论述的作用大同小异，故不再赘述，本章节主要着眼于朱自清在对观察荷塘时使用的“美人”意象，分析其寄托的作者情怀与人格品质。
诉诸文本，不难发现朱自清对于荷花的直接描写大多和女性直接挂钩，无论是修辞手法的使用还是氛围的塑造，都充盈着香艳娇媚的女性气质：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主人公眼中的荷塘胜景满是关涉女性的爱欲形象，“舞女”“美人”等直接点明不消细说，更有“明珠”之圆润与“星星”之耀眼更显风韵，“亭亭”“袅娜”“羞涩”“肩并肩密密”“脉脉”“风致”无一不是形容女性情态的用词，朱自清笔下的荷塘仿佛被“泛性化”，变成了一位位花容月貌的女子，供他观赏称赞。
这些色香味俱全的优美形象到底是普通的文学描写、一般的比喻，还是有所寄托的双关语，甚至能认为是一种象征？如果考察朱自清散文的修辞传统，不难发现他频繁地以花拟美人、以景拟美人，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异性的爱慕与渴望。
趣味的养成至于领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后的事夏天的早晨，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卖桅子花来”。桅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昏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桅子花的香，浓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罢”这个我自己其实也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论了[5]。
这段很明显是“赏花即赏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究竟是卖花女的清雅韵味吸引他爱上花，还是花之肥硕丰美使他睹物思人，连作者都不得而知，这种模糊迷蒙的情思融化在花人交融的无尽回味中。
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记说得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神像一双小燕子，老在花葩的春水上打着圈儿。她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飘浮在我的脑海里[5]。
欣赏完女佣人的身姿后产生一段美好的幻想，朱自清仿佛对待艺术品一般欣赏着她的脸庞、腰身和笑容，用自然中的云霞、活泼可爱的小燕子、娇艳的花朵等比喻含着强烈的喜爱赞美之情。
类似这种美人美景相互渗透的露骨表达在散文作品中屡见不鲜，站在梅雨潭边的他面对于醉人的绿，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情感。有一种掺杂着欲念的惠爱在文中流溢出来，还带着些香艳：“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我舍不得你；……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纯粹的欣赏居然在作者审美加工之下引发出对女性的爱欲，可谓一种疯狂的情感；“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海棠花妩媚嫣润，叶子青翠欲滴，月色温婉恰如美人酣睡，本是纯景物的画卷因为美人意象的引入瞬间香艳起来：“钩弯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乱，若小曳于轻风中。……月的纯净，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帘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铃珑有致。叶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历历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妖娆了。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他似乎有意引导读者的思路往美人身上靠，双穗宛如美人微乱的发丝，月光柔美像美人睡颜，花枝横斜颤抖像少女的手臂，一些并不直接相关的意象经过朱自清细腻婉转的笔触勾勒，幻化为美人的本体。
以美人作花，以美人写景并非朱自清的专利，但他有意创造了一种审美精神，营造出清新、自然、淳厚、美好的文学和人性境界，正如知识分子脱去了阶级的眼光欣赏女仆之美，对着身份低微的卖花女发出真诚地赞叹，这种纯粹的审美精神在《荷塘月色》中充分体现。康德美学和现象学美学共同奠定了观念，审美是以无关功利、无关实存的方式静观对象，这种冷静甚至冷漠的直观，是去除一切理解条件的对对象的纯粹直观是审美的开始，而这种直观获得的愉悦，是一种自由的、非功利性的愉悦，不抱有功利目的[23]。朱自清的经验说明，审美会引向关于对象的爱甚至是迷恋，如果对于荷花的爱写得清澈委婉，那对梅雨潭的浓烈奔放之爱显露无疑，审美与爱相交融的状态表面上是一种情欲，实则是摆脱了纯粹静观与单纯反思的束缚，使得主体进入心驰神往的自由状态。
荷塘中的女性群像是心中爱欲的投影，但折射到文本中却毫无低俗之意味，正是因为朱自清在审美历程上更进一步，把初级阶段的情欲通过美学加工，升华为掺杂着哲思与心志的人生文本。朵朵荷花、田田绿叶、溶溶月色、隐隐远山并非静观所得的纯自然意象，而是浸透了作者的主观思绪、有所寄托的“人化自然”，隐含着主人公情绪的起伏、思想的波动、精神的升华等生命的流程。虽然我并不认同高先生“性驱力”的说法：“凭自然风物和文化习俗的流连来化解内心骚动。”如果把与女性有关的联想都归于爱欲萌动，那无论是作品还是作者的思想高度都会被一定程度削弱，散文之美也会变得粗浅世俗。但我赞同他对于《荷塘月色》深层情感和意象含义分析，调动一切感官全视角地观赏荷塘，沉浸在荷塘姿色中，最后不满于旁观地移情而纵深参与，这是朱自清的心灵历程。通过描写冰清玉洁的荷花和月光下洁净无瑕的氛围感营造，他构建人生理想的蓝图——一个纤尘不染的精神家园。
自屈原始，香草美人是歌咏士不遇主题经久不衰的意象，一直在后世诗文成为表征志向人格和真善美意象的一种规定的原型意义传统[6]。《荷塘月色》那一片清新自然的月下荷塘，就是诗人不肯向黑暗现实低头的人格领地，是他绝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拟态。文中以“亭亭的舞女的裙”喻荷，突出的是荷叶优雅聘婷之姿和花瓣层层叠叠之态，“亭亭”是诗人心中荷毫无卑膝之颜的正直之态的象征，舞女形象高雅美丽，也并不含有爱欲色情的成分。“如出浴的美人”一句看似沾染明显的性暗示和挑逗意味，但实则是朱自清对于意境之美的精准把握，夜之薄雾迷离朦胧，犹如浴时之蒸汽弥漫，他用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场景形容迷蒙飘渺的眼前景色。“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荷花之出淤泥不染，犹如美人出浴之洁净，“美人”也不是对表层肉体的肤浅追求，古今诗人都借此寄托自己高尚品行，朱自清浸润于传统诗学甚深，对此应该也并不陌生。皎洁的月光照拂下一切景物实现了纯化，圣洁的荷塘没有欲的色彩，是纯粹的艺术天堂和心灵桃园，这种状形状神的创造并且被世俗欲望支配的凡夫俗子所能驾驭，也不是被爱欲所牵引的作者能达到的境界[24]。荷花能与污泥和谐共生而不改洁净本性，正如作者追求的并非出尘的寂灭而是与尘世共存的精神超脱，既然已经找到了心灵归宿，就足以在嘈杂纷扰的此岸世界立足，不必苦心追去遥远清净的彼岸世界，作者可以像荷出于淤泥而不染却又不离淤泥那样，与人间和谐共处而又超越于现实尘世纷扰的泥潭。
6. 采莲习俗：江南情节与人文关怀
高潮叠出的荷塘景观收束之后，踏上归家之路的朱自清忽又宕开一笔，将记忆中的采莲场景拉入，为短小的文章又添一层波澜。热闹的蛙声和蝉声唤起了残存的美感体验，让现实的荷塘与记忆中的荷塘相互勾连，通过文化记忆的助推，展开了一幅热闹风流的江南采莲图[25]。
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传统认知中，江南是富庶繁华之地，六朝文化总和声色犬马、奢靡享乐挂钩，政治崩溃的时代礼教的束缚力大大减弱，社会呈现出一种奔放甚至于淫荡的乱象。在文学创作上，“莲”意象的使用得到了长足发展，抒情小赋占主流的文坛，“莲”这种喜温暖的南方水生植物成为众多诗人描写的对象。作为一个风流倜傥的君王，梁元帝笔下的采莲并不是普通的民间劳动，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盛装打扮，在采莲的季节移舟玩赏，一见钟情，显然是爱情约会的另类表达，人的妩媚和花的明艳相得益彰，对于少女们华丽衣着和娇美情态的描写更是包含情欲色彩。如果抽离儒家伦理秩序的框架，民间男女的情愫萌芽是多么纯洁美好，他们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心灵不曾被黑暗世道沾污。结伴出游，尽情欢娱，追逐爱情的喜悦与羞涩，恰似“《诗经》好色而不淫”。京派作家的传统，以淳朴、纯洁的眼光看待自然人性，男欢女爱本属于人性本能，并不涉及爱欲色情。如此旖旎风流的场景，朱自清认为“说的好”，可能是出于对传统礼教和旧文学的批判，通过追溯六朝的奔放自由，民风之淳朴自然，抒发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阻碍与桎梏的不满。朱自清是新诗的开山之人，他也呼唤着文学要摆脱明道言志的功利化，重视抒情的作用，顺从人性本能需求。他对采莲习俗的肯定，并不一定和爱情欲望扯上关系，完全可以理解为肯定“顺遂”人的基本感情，放下伪装、返璞归真，活得轻松自在。结合五四落潮、大革命失败后政治恐怖的时代背景，个人的思想意志被压榨剥削，六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成了令人神往的天堂。难怪“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本应该是解放，不仅是政治经济，更重要的是人性与情感的解放，可现实证明对解放的追求是一种幻梦，现在生活的懊恼和旧生活的羁绊困住了他们，只能在深夜时分来一场精神上的漫游。梦醒时分，作者引一区隐喻男女爱情的乐府民歌为自己的幻梦作结，充满了从世俗生活超拔出来进入精神世界，最终不得不重新回到现实的无奈惋惜：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
《西洲曲》是描摹女子思念心上人的作品，充满了曼丽宛曲的情调，清辞俊语，连翩不绝，令人情灵摇荡。“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满含期待地开门迎接，却未见情郎，为了掩过邻人的耳目，只好借故出门去采莲。低头拨弄莲子，心不在焉，深切的思念，失意的感觉，受窘为难的心态，一起涌向心头。这种含羞的姿态，渴慕相思的神色，一系列巧作掩饰的动作，描绘的惟妙惟肖，巧妙地刻画出女子甜蜜的忧伤和爱情的赤诚之心。
根据对原作的分析，朱自清的引用显然带有爱情神往之意，但在下文讲“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足以看出他的意图在前两句莲花地形态而不是后两句少女的动作。作为中国乡土的一份子，生于绍兴长于扬州的朱自清对江南保留着深厚的“原乡”情结[26]。自东晋以来，“春水碧于天，画舫听雨眠”的江南，是中国文士山水审美和精神依托的故乡。《荷塘月色》以江南为指归的情感过程与中国历代文士视江南中国为精神故乡的“江南情结”一脉相承[27]。江南山水具有清旷灵秀、虚静淡远的美之形貌特质，不同于西南充满“瘴疠”之气的荒蛮诡异，又不同于北中大地的干寒苍茫，与中国文士以散朗虚旷为美的精神品质形成内在的同构，是中国文士作“诗意栖居”的精神故乡，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朱自清也不例外。他曾写《我的南方》动情歌颂：“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地飞扬”[28]；杭州任教期间，他遍游了西湖、天竺、灵隐等名胜，作新诗《纪游》、《湖上》等以记之；辗转于台州、温州、南京时，他继续探索江南名胜并写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梅雨潭的绿》《白水祭》涵咏江南山水[29]。
正值奔波流离、客居他乡之际，朱自清描绘江南水乡充满爱情和生活气息的风俗风景画面，寄托着自己深切的怀念之情。他的思想不仅停留在湖光山色、风土人情和留在扬州的两个幼子，更有一层人文关怀隐藏其中。将典型的将江南风俗纳入作品是意味深长的处理：它不仅意味着人物心理历程的转折和高潮，意味着抒写内容从自然转向了文化，甚至揭示了“夜游”的目的——朱自清的人文理想在采莲场景中真正展现出来，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桃花源般的纯真世界。江南有着朱自清最重要的文人朋友圈，他在江浙任中学教师期间结识了叶圣陶、俞平伯、丰子恺、朱光潜等，他们志同道合，作诗为文，携手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奋进。来到清华后，他曾写《我的南方》总结那段战斗生涯，倾诉如痴如醉地思恋之情，《一封信》中低回哀婉地回忆了台州地山水、春日与友人：“转徙多日，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人生味，怕比平平常常的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而写于白色恐怖时期的《荷塘月色》不再痴醉热烈，而是刀光剑影后的沉淀与思考。光明在哪里？希望在哪里？回首江南为徘徊迷茫的他指出一条道路来慰藉寂寞痛苦的心境，“诗人幻想着黑暗的天空能够自行的烟消云散，希望江南时期那种以文会友、呼朋引伴的斗争生活能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显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善良的愿望，一种对于未来的缥渺朦胧的追求。”[18]回忆江南的美好情调是他疗愈自我的方式，更寄托着高远却虚无缥缈的人生追求，昔日好友相会的场景俨然成为桃花源式的梦想，他深刻地书写自己灵魂的苦痛与挣扎，并通过爱情诗把情感推向高潮。月下荷塘，映照着诗人心灵种种复杂情感的光影，使我们依稀看到诗人在痛苦中无力挣扎、在幻灭中茫然追求的“自我”形象。
7. 总结
《荷塘月色》面世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解读打上每个特殊年代的文艺思潮和文艺教育的印记。经典作品是属于当代的，因为美的作品的及其所蕴含的真与善，揭示了人类永恒的记忆，勾起人们对美好的自由的幻想，对后世任何时代的读者都会产生当下的审美意义和社会人生价值启示[1]。在解读《荷塘月色》时，创作背景、动机、心理状态都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但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朱自清构建的诗意“荷塘”家园背后的精神寄托和人生智慧。一方面是对自然的反溯，将其纳入当下生态文明的现代性语境，给我们留下“人的自然化”的审美价值和人生启示。现代文明将“自然”人化，使人变得工具化和片面化，从而失“真”。只有回归、亲近自然，将人“自然化”，才能以自然的态度、自然的规律内化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并在追逐真善美的过程中，使得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动态平衡，以达到至美至乐的自由境界。另一方面我们要重视知人论世，《荷塘月色》背后的朱自清拥有怎样的思想、人格与追求。无论是女性意识对传统伦理秩序的颠覆，还是世俗与脱俗的心灵拉锯战，还是江南文人的乡土情怀，朱自清通过一场荷塘漫游，展现出他心灵净化的过程，也唤起了我们对自由的向往，让我们学会与周遭的嘈杂和谐共存，在纷扰的此岸中保有一份内心的光明与宁静。他提炼出的人生感悟与智慧，让作品之根深入到肥沃的土壤中，拥有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NOTES
1《回车驾言迈》1927年7月10日。
2《孟冬寒气至》1927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