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借鉴亨普尔(Carl Hempel)的整体主义科学观，霍姆斯(James Holmes)于1972年制定了翻译学蓝图并为描写译学正名，其后一批学者沿着“描写性、目的语导向、功能性、系统性”[1]的研究路径，不断推动描写与系统路径的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这其中扛起描写译学理论体系建设大旗者首推以色列学者图里(Gideon Toury)。全球智能学术搜索引擎Semantic Scholar显示，除两本专著[2] [3]外，图里发表学术文献70余篇，高引指数达15，总引用量达3666，是国际译学界首屈一指的翻译学学者。2002年，英国学者贝克(Mona Baker)倡议联合抵制以色列学术圈，将其从《翻译研究摘要》编委会剔除，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受地缘政治影响，以色列在国际学术多元系统中整体上处于边缘地位，但图里所倡导的描写译学范式自70年代发轫以来，逐渐走入翻译学的中心地带并产生深远影响。图里抛弃本质主义思维，从历史相对主义视角对“翻译”所下的颠覆性定义——“所有在目标语系统里被呈现为或被认定为翻译的就是翻译”——“架空了‘对等’的内涵”[1]，进而转向对翻译规范的研究，开启了从译语文化端考察经验世界中实际存在的译本独立功能的全新视角。图里[3]将描写置于整个翻译研究的枢要地位，认为描写是证明、否定、修正翻译理论的最佳方式。描写最终可能形成普遍性的或然性翻译定律，以解释和预测与翻译有关的所有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图里的理论革新之处是将休谟所谓的“是”和“应该是”在翻译学中进行颠倒，把“是(以及为什么是)”置于翻译研究的优先位置(纯翻译学领域)，把“应该是”发配到应用翻译学领域，前者指向(描述)现实世界，后者指向(规定)价值世界。通过对“系统–规范–表现”三个层次的区分，图里将翻译“对等”概念从超验性的“应该是”的价值牢笼解放出来，从实证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功能主义的视角赋予“对等”动态性、历史化、功能性的属性，借以拓展翻译研究的疆界，加深对翻译现象的历史语境化考察。
对于这位著作等身、为翻译学带来革命性影响的学者，学界评价不一。有论者称图里推动的描写译学“在现代翻译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4]；图里的中介作用促进了多元系统理论的普及[5]，“捍卫了基于程序化实证研究发现的学科品质”[6]，“是翻译研究学派中方法论意识最强，也是对翻译学学科方法论建设贡献最为卓著的学者”[7]，“在拓宽翻译研究视角和聚焦翻译研究方法论方面颇有建树”(欧洲翻译协会“讣告”)。另一方面，蔡新乐[8]认为图里为翻译所下的经典定义实质上就是尼采“恰好没有事实，只有解释”的翻版，并将其研究思路归入典型的后现代虚无主义范畴；而后现代主义立场学者如阿罗约(Rosemary Arrojo)、尼南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等却激烈批判图里所秉持的科学实证主义立场。就图里的两部专著而言，孙艺风认为后者无甚创新，实际上是“31年‘磨’一书”。赫尔曼斯(Theo Hermans)也认为后者“无甚理论或方法论新意”[9]，有意思的是根茨勒(Edwin Gentzler)却认为该著“修订富有成效，特别是在方法论层面”[10]。
上述差异化评论从一个侧面反应出图里翻译理论尚存一定解读和研究空间。图里以纯理论建构见长，多涉及中观和宏观范畴的学科元理论和方法论思考，总体而言较为抽象，理论话语也较为晦涩，这无疑为研究者全面深刻把握其理论概念和逻辑体系增加了难度。从现有文献看，目前尚无专门系统研究图里理论体系的专门论著。相关研究成果仍旧较为零散，一些见解和批评也呈现出误释和矛盾，对关键理论概念之间的逻辑体系尚需在学科内外视野中展开深入分析，加强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和体系性。
2. 研究动态与述评
描写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发轫于荷兰和比利时，在以色列通过佐哈和图里发展壮大，后通过文化转向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翻译学主流研究范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译学界针对图里的描写译学理论的个别概念有较为热烈的论述。国内对图里理论的引入始于21世纪初，对其翻译规范理论的应用在国内依然如火如荼，研究热度呈逐年上升趋势。
2.1. 国外研究动态
在西方译学界，整体性较强的针对图里理论的元理论评介与反思始于20世纪90年代翻译学文化转向以来。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随着文化研究寻求差异化范式的学科渗透，描述范式寻求普遍化规律的科学实证主义思维遭遇批评。
根茨勒所著《当代翻译理论》的两个版本，即1990年/1993年版和2001年/2014年版对图里有不同层面的评述，前者侧重评述《探索翻译理论》，对其描写理论的背景回溯与“规范”概念的解析，主要批判集中在其“充分翻译”、“比较恒量(invariant of the comparison)”概念的矛盾性，认为其历史决定论中嵌入了形式主义的根本倾向；后者侧重评述《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侧重讨论“标准化”和“干扰”两条定律，质疑二者的普遍性，无法反映出当代新的文化图景特别是权力关系。
描写学派赫尔曼斯所著的《系统中的翻译——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在“隐性学派”一节借助克莱恩“隐形学派”的概念追溯了包括图里在内的系统描写途径翻译学共同体的“感染”历程，对该途径共有的理论与方法论预设进行了精辟概括。赫尔曼斯一方面充分肯定图里的描写理念之革命性影响，一方面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两大方面：1) 图里将“对等”、“充分翻译”、“第三对比项”等问题概念保留遮蔽了翻译中的权力博弈问题，用“耦合文本对(coupled pair)”取代“第三比较项(tertium comparationis)”也并不能让人信服，并以此批判为基点推出“翻译建模(modelling)”概念。并借以推出其“翻译建模(modelling)”概念；2) 对支撑整个描写译学的客观性、价值中立原则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缺乏一种对研究者本身主观意识的自我反思态度，并借此将卢曼系统论中的“二阶观察”引入其理论架构。
皮姆[11]以“对等”为参照点解析了描写范式的重要概念，如“翻译偏离”、“系统与多元系统”、“规范”、“翻译共性、定律”等。他认为图里的翻译规范概念还是在描述性研究中偷偷加了一抹规定性色彩；批判其目标端优先原则并提出“跨文化”居间概念，质疑翻译共性是否具有普遍性。批评描写译学未充分关注行动中的译者，未能对译者复杂的身份和翻译行为做出更深入的分析解释。
在描写理论的方法论立场上，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是图里坚定的维护者。他[12]从研究方法论和理论话语的层面，澄清了图里理论中描写研究之意义，认为图里的理论话语具有严谨性，似乎避免使用意义明晰的动词“导致(cause)”，只间接谈及“制约因素(conditioning factors)”，强调翻译定律所具有的或然性和有限解释力。研究者可以检验描写的普遍性并将其暴露在证伪风险或严厉批评之中，描写才有生命力。切斯特曼和阿罗约曾以Target期刊为阵地，就实证描写立场与后现代立场之间的求同存异进行了为期三年(2000~2002年)的论战。阿罗约坚守后现代立场关注差异，指出对规范的描写并非总是具有客观性，难免受到权力制约、主观影响[13]。尼南贾娜[14]的立场与阿罗约如出一辙，质疑以图里未能虑及翻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因素。她认为在涉及翻译和欧洲殖民事业共谋问题时，描写的方法“忽视了不只是影响翻译的权力关系，同时也忽视了翻译文本的历史性和效果历史。”
2.2. 国内研究动态
在国内，以关键词“图里”进行检索显示(见图1和图2)，自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不断升温，分别在2020和2022年分别达到年发文量峰值40篇和45篇，而“翻译规范”成为其理论中最活跃的元素，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Figure 1. Publication trends of Chinese academic papers with “Toury” as a keyword on CNKI
图1. 关键词为“图里”的CNKI中文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main themes in CNKI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Toury” as the keyword
图2. 关键词为“图里”的CNKI中文文献主要主题分布
国内对图里理论概念的较早引介可追溯至本世纪初，主要代表文献有苗菊[15]、林克难[16]、孙艺风[17]、韩子满、刘芳[18]、廖七一[19]等。廖七一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规范的社会学定义，比较了图里、切斯特曼、诺德、赫曼斯以及列费维尔等对翻译规范的描述，认为规范文化特殊性、不稳定性和矛盾性，指出描述和考察翻译规范的几大途径：翻译文本、相关的副文本和元文本。
随着国内描写研究的深入发展，学界开始对图里的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介与解读。王洪涛的博士论文《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是国内首次对描写学派(该著中称“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建设进行系统梳理的论著，重点阐述和评介了描写学派的基本理论预设和研究路径。在对图里聚焦方面，对其论述的纯翻译学理论分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到位的解读，对图里第一部专著进行了简要介绍和评价，对其“发现”和“证实”描写程序进行了介绍。刘军平[20]基于图里的两部专著对图里的理论进行了评介，限于篇幅，仅就其学术背景、规范研究、对描写译学的发展三方面进行简略评述，该著中将“assumed translation”译为“意念翻译”也值得商榷。
黄远鹏等[21]首次尝试运用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图里的规范理论进行了剖析，但其分析仅限图里的“系统–规范–言语”三极理论模式及其与翻译规范三分法之间的关联性，对其理论“内核”和“保护带”理论的剖析还有待深入。王运鸿[22]比较清晰地呈现了图里的翻译理论在整个学科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以及核心理念如“目标语取向”、“假定的翻译”、“翻译规范”、“翻译法则”等。张道振[23]解析了描写性翻译研究的“三位一体模型”(描写对象、描写方法和语境化)，但其所述描写方法和语境化之间有概念重叠之处，且未能在微观层面深入解析具体描写方法，对“假定翻译”的之三个假设(源文本存在、转换过程、翻译关系)及其语境化研究路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反思性研究注意集中在对图里理论中的个别概念的适用性及其描述范式的科学性方面。彭勇穗[24]指出，图里描写翻译法隐含机械主体性，缺乏辩证法精神，以致其描写难以真正有效的再现翻译时的历史，特别是其以“中介概念”(intermediary concept)为出发点提出的“第三对比项(tertium comparationis)”概念，具有很大选择空间，难以保证所谓的中立客观。张道振[25]以Toury (2005)中“作为文化规划行为”的“伪译”概念为基础，展示在现代中国高度商业化的语境下，伪译现象的复杂性可能超出了图里的“文化规划”之解释范围。蓝红军[26]则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指出科学主义范式的三大局限：严格限定的研究对象无法揭示整体规律、微观文本描写无法有效考察社会历史进程和宏观翻译政策、仅限于翻译事实的数量和形式研究无法触及翻译活动本质问题和翻译学科发展中的基本问题。
2.3. 研究动态述评
综上所述，西方译学界对图里理论研究的成果丰硕，具有较好的整体性和反思意识，但：1) 研究内容上，除对个别概念的扬弃进行考察外，尚未观测到图里两部学术著作之间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承接性和关联性，导致对理论概念之间勾连与理论体系建构的研究不足；2) 研究方法上，多就概念论概念，较少从哲学方法论高度对图里的理论预设予以考察；3) 理论整体评价方面，对纯翻译学“描写”、“解释”、“预测”三功能的界定及其效度缺乏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论证。
从国内来看，对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引介、译介和运用成为研究热点，对其整体理论取向进行了一定的元理论反思，但：1) 整体上评介解读居多反思较少，且部分反思存在重复论述倾向；2) 较少从理论整体评价的视角，对理论概念进行系统勾连，尚无系统性研究成果，容易见树不见林。
3. 吉迪恩·图里翻译理论体系研究展望
鉴于上述分析，未来针对吉迪恩·图里翻译理论体系的研究，可以将其作为科学研究纲领而非单一化的理论，考察其在历时演变过程中设置了什么硬核、保护带理论及正、负面启发法，聚焦于理论整体建构的逻辑层次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勾连，侧重对认识论、方法论基础进行二阶观察，全面评估其研究纲领的理论进步性与经验进步性，并从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型和复杂性范式出发，考察其研究纲领的效度与局限性。
研究重点有两个，一是图里翻译理论的概念背后的认识论基础，及其理论逻辑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础。该内容是本研究目标即理论整体评估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二是翻译学理论之评估标准。重点在于界定研究纲领的逻辑进步性和经验进步性，将进步的标准具体化有利于提高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但由于图里著述中涉及众多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渊源，且图里后期的论著存在对前期概念扬弃的情况，其复杂性和思辨性无疑增加了研究难度。研究者应力图通过点(单个理论概念)、线(逻辑脉络结构)、面(学科内外语境)结合的方式，客观呈现理论的发展历程。
从元理论视角来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应回答三大问题：第一，从理论自身的整体性、系统性、自洽性来看，图里的核心理论要素之间是如何建构的？即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看，该理论分支体系之间呈现出何种逻辑关系？第二，从翻译学学科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革新来看，图里的描写译者学理论建构如何体现出与现代、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勾连？即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如何定位其理论价值？第三，图里的理论建构模式于我国翻译学的学科建构有何启示？
如果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和社会科学解释模型理论出发，借鉴莫兰的复杂范式理论，基于图里的理论著述全貌，可以尝试从历时角度对其理论建构历程进行史海钩沉式的考古学探索，辅以从共时角度考察其理论与同时期学科内外理论产生的勾连，聚焦其理论体系的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厘清其理论层次和建构的逻辑，反思其理论解释的语境、条件、维度和层级，有助于完善和深化对图里翻译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研究，为我国翻译学科理论建设提供启迪。
基金项目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重庆服务中心2021~2022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编号：CQGJ21A035)；重庆移通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3JG2086)；重庆移通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4JG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