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技艺类非遗的数字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南京雨花茶为例
Research on Digit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Ar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 Case Study of Nanjing Yuhua Tea
摘要: 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雨花茶技艺为例,针对传统技艺类非遗在数字化传播过程中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传统技艺类非遗数字化传播的策略,推动南京雨花茶技艺焕发新的活力,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Abstract: Taking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anjing Yuhua tea skill as an example, aiming at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o as to promote Nanjing Yuhua tea skill to glow with new vitality,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文章引用:朱迎雪. 传统技艺类非遗的数字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南京雨花茶为例[J]. 新闻传播科学, 2024, 12(3): 873-880.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3135

1. 引言

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传统技艺具有区别于其他类别非遗的典型特征,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数字化传播策略进行保护和传承。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对于南京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及文化产业和茶产业的发展都有很深刻的意义,但在当下的数字化传播现状下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的传播效果不佳,其丰富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没有被充分的发挥出来。

2. 文献回顾

进入数字媒体时代,数字化技术不断更新迭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一系列契合时代的全新路径。这一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被称作“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传播”。

2.1. 国外研究综述

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就逐步出现了对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结合相关学者论述,国外的研究大致可分为技术、理论、传播策略这三大方面。

在技术应用方面,学者们前期关注数字资源库较多。之后则经历了由典藏技术到大众媒体技术再到沉浸技术的过渡,现已转向VR、元宇宙等技术,如Kojima Kazuya等人[1]开发了非遗档案数字信息系统,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呈现系统内的传统非遗项目,给世界各地用户提供体验。数字产品的可接近性和可体验性成为国外学者的研究方向。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大多正向肯定数字化技术对非遗的保护作用及传播机制的复杂性,Kate Hennessy认为社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传播和生产的前沿重地,同时要重视以非遗为代表的数字遗产在数字时代进行保护与传播的复杂性[2];Jeremy Boggs认为非遗数字化的视觉界面设计和前景浏览的应用设计会正向影响大众对非遗文化的理解与传播[3];Brown等人强调要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进行保护与传承,为公众带来文化生活以及教育等领域的便利与服务[4];Cameron等学者则从文化和媒介批判的视角对非遗数字化传播开展理论探索[5]

在传播策略方面,国外学者提出利用非遗网站满足用户需求、借助游戏和动画等方式、社交媒体传播的针对性意见等策略,如Saptarshi Kolay [6]提出借助游戏、动画等方式促进印度民族地区传统非遗的传播,激发年轻人对非遗的兴趣,进一步促进非遗数字资源的保护、传播和相关理论研究。

2.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的非遗数字化及传播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

2005年,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首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数字化”相关联,并出现了“非遗数字化”这一概念,学界随之展开相关研究。非遗数字化保护建立在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之上,有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数字化可能是一个技术问题。

2010年,非遗数字化的进程从“保护”逐步向“传播”阶段进行转变,非遗传播也从人际传播逐渐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众传播[7]。一些学者认为新媒体生态环境变迁以及新媒体技术手段的演进对非遗的传播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改变了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路径,丰富了多元化信息的传递方式。但我国非遗保护依然存在“重申报,轻传播”的现实问题,尤其欠缺数字化传播和以对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跨文化传播[8]。重视非遗传播对非遗保护的作用刻不容缓。

2016年以后,非遗数字化传播研究的视野得到拓展,更加关注非遗保护参与者,尤其是“公众”作为参与主体在非遗数字化传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范小青提出引入从下而上的“众包”机制,利用新媒体平台,发挥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大集市”效应[9]。此外开始出现对非遗数字化与传播风险的反思,由于非遗数字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并出现了“技术主导”的现象,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随之开展技术主导下的伦理反思[10]

国内的非遗数字化研究的演进趋势呈现出“技术驱动”与“政策导向”的双重特征,并大致遵循“保护–传承与传播–利用与发展”的路径[11],其中,非遗数字化传播为现有研究中承上启下的作用,并贯穿了我国非遗数字化研究的关键进程。

3. 传统技艺类非遗的独特性

3.1. 传统技艺类非遗概念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众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依据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分为十大门类,分别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

其中“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地域性和传承性,它依托于人,以制作技艺为表现手段,经文字记载或身口相传,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对于生活需求、自然需求、社会需求以及精神需求的活态文化的表达[12]

传统技艺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流淌的文化”,是中国人民能够切身感受的“活的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技艺也在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展现新的工艺文明形态。推动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的传播,让传统技艺既“传得下去”又“活得起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的内在体现,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外在标志。

3.2. 传统技艺类非遗的特点

1) 实践性

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存在于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家族中和社区中的长者在生产生活和礼仪活动中将与之相关的技法、习俗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血缘亲族以及社区中的年轻一代,使得特殊的技艺诀窍以及有关的仪式和仪轨知识代代传承。

2) 严谨性

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对于保留手工传统技艺有严苛要求,从中凸显出人作为劳动者的非凡智慧和价值。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凝聚着精妙机巧的匠人智慧,倾注了代代匠人的心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保留传统技艺的严谨精妙之美显得越发珍贵。

3) 过程性

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具有显著的过程性,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智慧,是在日常生活和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其价值蕴含在制作技艺的每一阶段,不能单一的从非遗文化的成品来衡量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的价值[13]。例如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的价值就蕴含在雨花茶品种的研发、茶叶的种植、生长维护、炒制形成过程中。

4) 民族性

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具有民族性。传统技艺彰显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使其在世界文化舞台中始终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其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使其在历史长河中具有跨越时空、经久不衰的活力。

5) 美学价值

传统技艺的美学价值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心理。传统技艺历经时间的考验,具有艺术典范的价值。这种古朴的传统技艺中蕴含着广泛的文化认同感,其美学特色契合现代审美,又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技艺的传播和传承对共同文化心理和民族情怀具有非凡意义。

4. 传统记忆类非遗数字化传播中的问题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下,社会愈加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数字化展示与传播技术为非遗的广泛共享提供了平台,推动非遗文化传承向体验的、互动的、全面的、立体的方式转变,为创新传承提供更大空间与技术支持。

越来越多的非遗进入大众的视野,在数字化的传播形式下焕发了新的生机。但传播场景的转变对推动非遗数字化传播转型进程提出新的现实需求,同时受制于本身特征、地域、技术等因素,我国非遗传播数字化转型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4.1. 数字化传播普及范围小

即便目前南京雨花茶的网络传播已有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但传播广度和深度不足,公众对传统技艺类非遗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仍然有限。传统技艺类非遗的数字化传播覆盖范围小,了解途径少,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4.2. 数字化传播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缺乏文化内涵

由于非遗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数字化传播的内容很难保证质量和准确性。以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为例,很多数字化传播内容局限在雨花茶的种类、形状、颜色、茶园风景之类较为浅显的东西,缺乏文化内涵的传播[14]

与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类似,团队成员中期调研的万福花边、南京云锦、徽州三雕、惠山泥人这些传统技艺类非遗的内容比较浅显和同质化,作为非遗重要核心的文化内涵的传播内容不足,现有的形式也不能很好的服务于深刻内涵的传播。纪录片、视频讲解、报道等形式的内容在传播过程中不能兼顾年轻人娱乐化的需求和文化的深刻性,无法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甚至一些低质量的内容可能会误导观众,甚至对非遗文化产生负面影响。

4.3. 数字化传播形式单一

当前的传统技艺类非遗展示形式主要以线下展示为主,规模较小,介绍的形式以单一文本为主,缺少相应的讲解视频,内容上对于不同的传统技艺类非遗介绍比较笼统,缺乏针对性。相关博物馆的线上平台和南京非遗相关网站,也大多是以图片加文字的介绍形式,仅依靠这种形式,很难对传统技艺类非遗所蕴含的制作技艺和文化内涵有全面了解。

4.4. 数字化技术运用不足,数字化人才缺乏

数字化传播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优越性,扩展了非遗传播的范围与层面,同时推动着非遗文化传承向体验的、互动的、全面的、立体的方式转变,能为创新传承提供更大空间与技术支持[15]。但是我国的非遗发源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随着时代和技术的进步,非遗文化传承人对数字化传播手段使用不太娴熟。非遗的传播面临数字化技术运用不足,数字化人才缺乏的问题。

5. 非遗数字化传播发展建议

在前期研究和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团队在宏观、中观、微观三方面总结出传统技艺类非遗的数字化传播策略。

5.1. 宏观

1) 国家政策的针对性支持

我国国家政策的扶持自2005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发布以来,就成为助推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强大动力。但就目前而言,并没有单独针对“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的保护性政策出台,现有的政策仅是笼统地表述为“推动非遗数字化建设”。这对于本身只在社区“静态局域”内言传身教的“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支持力度不足。其传播样态的性质决定了所需传播策略的针对性,如国家能出台专门的保护与宣传政策,例如,国家可以设立针对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的特殊基金,用于支持相关项目的数字化转型。此外,通过设立奖励机制,鼓励社区和个人积极参与非遗数字化传播工作,以推动其向“动态、广域”过渡。

具体措施还包括加大财政预算的投入等。确保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同时,建立相关的培训计划,提升相关从业者和传承人的数字技能,以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传播需求。

2) 非遗数字化法律法规的完善

完善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法律法规,尤其是知识产权方面,近年来已成为非遗数字化传播的重要策略,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当前知识产权制度更倾向于维护经济利益和保护权利人的私权,而这一倾向对非遗资源的共享和创新构成了一定的阻碍。此外,由于当前非遗传承人对产权问题的意识相对薄弱,导致他们更容易成为侵权行为的受害者,同时在面临侵权时也可能不清楚如何有效维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来填补这方面的短板,以促进非遗数字化传承取得更好的效果。

在知识产权方面,可以参考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通过进一步修订和补充,以更好地适应非遗数字化传播的需求[16]。其中,可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传播中的知识产权归属、继承和使用规定,为传承人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此外,可以设立专门的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机构,负责监督和协调非遗数字化传播中的知识产权事务。这样的机构可以协助传承人注册和管理相关知识产权,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同时加强对侵权行为的监督和打击,以保障非遗资源的合法权益。

3) 数字化传承人才的培养

许多学者在既有观点中提到:“非遗数字化战略实施所需的专业人才队伍缺失”。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传播,不同于线下少数人面对面的口耳相传,它需要强大的专业化数字人才队伍作为保障,比如短视频策划剪辑人才、虚拟现实建构人才等。但目前,传统技艺类非遗传承人以老年群体为主,掌握的数字技术十分有限,难以在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中青年人群中产生受众粘性,形式也主要以直播和短视频为主,没有数字博物馆、非遗档案体系模式,交互形式单一。因此,数字化传承人才培养十分重要。

可以针对传统技艺类非遗传承人开展数字技术培训,包括短期的工作坊、在线课程或定制培训计划,教授基本的数字工具和平台使用,如视频编辑软件、虚拟现实技术等。此外,鼓励传承人与数字领域的专业人才进行跨界合作和交流,组织工作坊、研讨会或设立合作项目来实现[17]。同时,建立数字化传承示范项目,例如数字博物馆的构建、非遗档案数字化整理等提供实际操作的机会。在地方层面建立数字文化创意中心,提供数字化传承人才培训和支持。鼓励高校设立非遗数字化传承相关专业或课程,培养更多的数字人才,提供系统的学科培训。

5.2. 中观

1) 打造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非遗数字化区域协调发展

基础设施是非遗实现群众间广域传播的重要桥梁之一。建设“国–省–市–区县–乡”多层级的非遗数字博物馆、非遗数字化平台、遗产名录数据库等或是有效举措。集成全国各地的非遗资源,形成多层次的数字化展览网络。

此外,由于接近地缘的传统技艺类非遗具有相关性,因此可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广。地区间可以共同制定整体传播策略,明确数字化传播的目标、重点领域和推广手段,以提高传播效果。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非遗可以形成传播共同体,用整体传播策略破圈,共享数字化技术资源。

2) 推动传统技艺类非遗产业化

在数字媒体时代,非遗商业化已成为非遗传播的重要渠道。尽管直播带货、微商平台等方式推动了非遗文化产品在商业领域的广泛传播,但同时也引发了商业化消解非遗产品内涵的担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将传统技艺类非遗发展成集旅游、文创、文化传播为一体的产业链,以实现更规范和有效的传播。

可以通过非遗主题文创产品设计,将传统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传承产品背后的故事和传统工艺。与文创平台合作,将非遗产品推广至线上渠道。通过合作建立线上专区,提供更广泛的销售平台,同时在平台上强调非遗文化的背景和故事,保持产品文化特色。此外,可以在非遗传承地区建立非遗体验中心,融入数字技术,提供互动式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游客参与到传统技艺的制作过程中。在旅游产业中,可以制定非遗文化旅游路线,将传统技艺的传承地点、工坊、博物馆等资源整合成旅游线路,并在数字平台上推广,吸引游客深入了解非遗文化。在非遗产业化的基础上,集成非遗文化的多媒体内容,包括视频、图片、文章等,形成更全面的传播渠道。

5.3. 微观

1) 元素化的传播内容

目前,出圈的非遗数字化传播都有这样的特点:小切口、碎片化,舍弃宏大叙事,选择元素化的传播策略。这种方式不仅能展现非遗本身的丰富内涵,还能够使传播内容细小且易于理解,甚至快速嵌入多种传播形式。“传统技艺类非遗”尤其适合使用这一策略,因为其一方面有着丰富的线下场景,一方面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厚,经得起技术的解构,产生“技术成为宰制”的可能性较小,这相对于只适合宏大叙事的其他非遗类别来说,是一大优势,能减少同质化竞争。

例如通过制作短视频,重点展示传统技艺的关键步骤或精妙技法。以南京雨花茶为例,一位传统制茶匠人可以制作一系列短视频,介绍雨花茶的生长、制作过程,从采茶到制成的每一个环节,使观众通过碎片化的展示更好地理解传统茶艺的精髓。此外,可以将传统技艺的历史、传承人的故事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通过图文结合或短视频方式,让观众在碎片化的信息中感受到非遗文化的深厚内涵。或在线推出以传统技艺为主题的文化元素展览,通过艺术品、手工艺品等呈现,采用碎片化的展示形式,使观众更轻松地领略传统技艺的魅力。

2) 适配的数字化传播形式,构建传播矩阵

现存的非遗数字化传播形式很多,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VR)、AR、区块链、物联网等[18]。由此体现出的形式也十分多样,如数字博物馆、数字藏品、短视频、直播、小程序[19]。重点在于找到每一类非遗适合的传播路径,将各种数字技术和传播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运用尽可能多的传媒技术和形式,构建非遗数字化传播矩阵,更全面地覆盖不同受众群体,提供更多元化的传播路径。

6. 结语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象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不断遭到挤压,传承现状也面临众多困境。传统技艺类非遗作为重要类型之一,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提升战略下寻求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解决途径具有可行性、必要性与紧迫性。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非遗数字化战略提供了技术支持,将数字化技术运用到非遗的传播与传承中,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编织一条非遗的全方面保护网,对于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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