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阿来是著名的藏族作家，曾获得“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等诸多奖项。他出生于1953年，主要作品有《格萨尔王》《尘埃落定》《蘑菇圈》《空山》等，其作品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而著名。阿来的创作常以藏地为背景，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作品。他的创作涵盖小说、散文、诗歌等多个领域，作品多以藏族文化、历史、和人性为主要题材，展现了西藏地区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文化。阿来的作品不仅在中国国内受到高度评价，也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为世界各地读者呈现了藏族文化。
阿来《格萨尔王》融合藏族史诗、文化，以英雄格萨尔王为主线，描绘宏伟史诗故事，凸显藏族民间传统[1]。文中采用大量引用以及象似性表达。作品不仅记录了古老的藏族民间传说，也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意识。2013年，葛浩文的英译本为阿来的《格萨尔王》在国际间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2]。在已有研究中，王治国着重探讨了葛非母语再创与译入语创译的问题[3]。另一方面，邵璐以《格萨尔王》英译本的语篇性考察为基础，探讨了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的本原性研究[4]。目前，对于《格萨尔王》英译本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研究尚显稀缺，尤其在象似性方面的探讨更为罕见，所以本文基于象似性，对阿来《格萨尔王》及其英译本做文本对照分析，通过对阿来《格萨尔王》及葛浩文夫妇英译本的象似性研究，可深究译文的忠实情况，为少数民族典籍外译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象似性与翻译
象似性是认知语言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语言表达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相似性。象似性研究离不开探讨任意性，索绪尔(saussure)认为语言符号的选择是任意的，即特定的符号与特定的意义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关联[5]。早在1902年，符号学家皮尔士就把符号分为象似符(icon)、标记符(index)和象征符(symbol)。其中，象似符又分为映象符、拟象符和隐喻符三类，这种区分构成了象似性研究的符号学基础。在认知语言学兴起之前，20世纪中期，索绪尔提出的结构主义盛行后，人们又将目光投入到了语言背后的认知系统，象似性就是研究的焦点之一[6]。
另外，象似性也是语言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现象[7]。它涵盖了语音、词形和结构方面的相似关系，包括拟声词、书写形式与意义之间的相似以及语言结构与概念结构之间的映照，还涉及语序与时序、距离、顺序、数量等多个方面。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基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和认知过程形成的，因此语言与外部世界紧密相关，并具有象似性特征[8]。象似性解释了语言的形式以及人们的经验结构之间的联系，对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以及认知翻译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对象似性进行了有益探索，探究语言结构对人的认知结构或经验结构反映与再现之间的自然联系。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词汇和句子结构的象似性，近几年的学者则侧重于语篇层面的象似性研究，译者在实践中关注源文本句子或语篇结构和认知思维之间的关联，再现结构背后的概念意义[9]。
象似性在翻译中至关重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根据原文中的象似性特征，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例如，译者可以尽可能地保持原文中的象似性特征，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而象似性与具身认知有着密切联系，两者密不可分。
3. 象似性与阿来《格萨尔王》翻译
《格萨尔王》是藏族作家创作的现代小说，他将《格萨尔》史诗重塑为汉语小说《格萨尔王》，小说主要讲述了格萨尔王对抗恶势力、保护族人的英勇事迹。这部小说具有强烈的藏族文化特色和史诗氛围，展现了格萨尔王的生平和伟业。
葛浩文是现代英美汉学家之一，近年来他的翻译策略广受关注，主要涉及译文的“忠实”问题，葛浩文与林丽君翻译的阿来《格萨尔王》(The Song of King Gesar)于2013年在美国出版[10]。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西方读者的青睐，该英译本在Worldcat，Amazon以及Goodreads等欧美主流书评平台都有着较好评价，该译本被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等国家收藏共272本，包含电子版本83本，印刷版189本。
(一) 映象象似性与《格萨尔王》翻译
映象象似性是认知语言学和符号学中的重要概念，指通过感知(如视觉或听觉)将语言符号与内容联系起来，呈现视觉结构美感和听觉语音效应，形成象似性特征。在文学中，拟声词和语音象征是最典型的，它们融合了独特的隐含意义。译者需要深入理解原作的语音特征，以相似的形式再现原作。比如，译者将“鲁阿拉拉穆阿拉”音译为“Lu-ah-la-la mu-ah-la”，将“嗒嗒–啦啦–嗒啦–嗒”翻译为“tata-lala-tala-ta”，译者以相似的表达形式传达了原文的声音特征和韵律感，传达了象声效果，为读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阅读体验。
(二) 拟象象似性与《格萨尔王》翻译
拟象象似性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相似的意象和形象。一般可以分为：顺序象似性、数量象似性、距离象似性性。
1. 顺序象似性与翻译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无法直接用语言表达客观世界，这其中存在“认知”这一中介，翻译不能只传达语言的形式，还要尽量传达原作所认知下是世界。顺序象似性(Sequence Iconicity)，即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以及概念时间顺序与语言描述的线性顺序相对应，另外一些语言类书籍还将其分为时间顺序、空间顺序以及视角顺序[11]。无论如何分类，“顺序”这一概念是想表达语言传达是顺序性，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说明这一认知顺序罢了。译者在翻译时应尽量传达原作中叙事认知顺序，保持原文与译者的叙事顺序一致性。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涉及很多空间叙事，视角叙事，阿来以“傻子”这一形象作为故事的第一视角，译文也应该准确传达原文的视角特色，准确传达藏地的空间结构，准确反应藏族地区的生活场景以及文化特色。所以这就需要译者把握顺序象似性原则，理清原文的叙事逻辑，准确传达原文风格。
例1：这位高僧跋涉了几千里路，翻越了陡峭雪山，越过了湍急的河流，来到这魔障之区宣示教法。
The monk had travelled thousands of miles, crossed mountain ranges and traversed roaring rivers to spread his faith in the demon-infested land.
原文按照先后顺序记事，译文根据原文的叙事顺序来写作，这样才能在形式和功能上实现与原文的契合，准确表达了传教者长度跋涉来藏地传教的艰难。
例2：因为人们想要一个国，于是就要产生首领，首领的大权还要分出很多小权，所以人有了尊卑；因为人们想要过上富足的日子，于是有了财富的追逐……于是就产生争斗，更因为争斗的胜负而分出贵贱。
The people of Gling began to pursue wealth pastures, palaces, treasure and, for the men, beautiful women. Tyrants fought one another for power, and life in Gling became a struggle between the noble and the lowly, the powerful and the powerless.
葛浩文这里的翻译采用了合译的策略，并且调换了原文叙事结构。阿来这段文字的叙事结构有很强的先后逻辑，揭示了人先有欲望，后者才有了争斗以及贵贱之分。而译文的因果顺序与原文相反，没有准确传达作者语言结构背后的认知内涵。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删除句子成分或调整句法结构等，从而导致原文和译文中的象似性结构和意义概念不同。例如：原文中使用了一个空间突出关系的成语“森林中的出山虎”，描述了虎从山上下来狩猎的情景。然而，在译文中，这个成语被翻译成了简单的“The fierce tiger in the forest，”忽略了原文中的空间关系，使得译文中的动态形象变得静态。另外，在原文中，“雪山之上的雄狮王”被翻译为了“The lion on the snow capped mountains,”这弱化了原文想要表达萨尔如雄狮的意味，这种转换导致了译文中“狮王”的特定形象减弱，而原文中的“狮王”形象更符合故事背景，表明格萨尔将成为格灵国的国王。
2. 数量象似性与翻译
数量象似性(Quantity Iconicity)是指语言符号的数量越多，表达的信息文本就越复杂，内容就越难以理解，即在概念上信息量大，更重要、更难预测的信息，其语言表达就更长、更复杂。Croft认为，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结构与概念之间存在一下关系：相对简单的概念对应相对简单的形式表达；相反，相对复杂的概念则普遍对应复杂的语言结构表达。数量象似性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例如，汉语通常使用并列短语来描述一件事同时发生[5]。
例如：原文通过“深叹一口气，看了一眼城堡，捡起手杖，扑向了两个水怪”，四个动词短语生动地描绘了孩子的连贯行动。译文则通过“With a heavy sigh, he cast a quick glance at the fortress, went back to retrieve his stick, and rushed at the water monsters.”这一串动作来传达相同的情境，保持了形式上的复杂度与原文的信息量的相称。这里体现了数量象似性的思想，即形式上的复杂度与所表达的意义和信息量之间的正比关系。
3. 距离象似性与翻译
距离象似性(Distance Iconicity)是指语言成分的距离对应于概念信息之间的距离。一般而言，文章内容越抽象，语言表达就越复杂、难以捉摸。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注意原文中距离较远或较抽象的信息，在翻译时可能需要更多的表达手段，以确保目标语言能够准确传达源语言的信息[5]。距离象似性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一个中心词和前置修饰语的排序问题。一般情况下，多个修饰语在语序上呈现的规律是越靠近核心的成分越稳定、内在性的；越远离核心的成分越不稳定、外在性的。
例3：
原文“于是，他们凭空播撒出一连串烟雾一样的咒语，吸人这种看不见的灰色的人都成了被诅咒的人。”
译文：“They released vaporous incantations of an invisible grey that suffused the air, entering the noses and throats of the singers.”
可以看到译者在这里同样遵循了距离象似性原则，将主要形容词和名词距离较近，而次要形容词则放置在较远的位置，以反映修饰词与中心词的关系密切程度。在这里，“invisible”是主要的客观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灰色”，译文将“grey”的形容词性质转换为了名词，使之与主要修饰距离更近，强调了这种看不见的灰色特性。
(三) 隐喻象似性与《格萨尔王》翻译
莱考夫认为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机制，普通人类概念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隐喻性的，隐喻是主要的认知模式，因为隐喻构建了我们对经验的最基本理解，所以它们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隐喻可以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塑造我们的看法和行为[12]。所以隐喻象似性也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部分，而《格萨尔王》作为一部史诗，其中少不了诗歌，而诗性艺术本身就存在隐喻和转喻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尘埃落地》还是《格萨尔王》，阿来的作品中都存在一定的政治隐喻[13]。小说中的神大于一切力量，拥有至上的权力，而凡间则由僧人、喇嘛以及官寨土司构成了不同的阶级统治。
探讨认知语言学下的隐喻问题，译者认知能力以及认知资源的不足会导致译文不够“忠实”，无法全面反映出原作的认知风格以及社会文化认知特征。译文“His teeth did not feel the cold of the ice, but his tongue tasted the salt.” 这里通过“teeth did not feel the cold”强调了牙齿对冰冷的不敏感，同时通过“tongue tasted the salt”描绘了舌头对于盐分的感知。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通过感觉描述内心的情感。
“The donkey, the road and the mountains disappeared when he covered his right eye，and he could see nothing but streams of light coming towards him from the direction of the sun.” 通过“disappeared”和“streams of light”表达了当他闭上右眼时，周围的事物消失，只看到阳光方向传来的光流。这是一种距离象征，通过视觉障碍暗示了与梦境和现实之间的隔阂。
4. 结语
本研究以葛浩文夫妇对阿来《格萨尔王》的译本为基础，通过对映象象似性、拟象象似性及隐喻象似性三个方面的分析，认为首先映象象似性关注词语的表达尤其是语音再现，葛浩文夫妇认知源文本中拟声词和语音象征，在目标文本中采用音译传递再现源文本的语音特征；拟象象似性关注源文本句子排列顺序与结构，在目标文本中采用时间顺序原则、认知顺序原则和动作发生的时序原则等再现语言结构与作者认知结构保持一致；隐喻象似性注重源空间和目标空间之间的相似之处，译者在目标文本中向目标读者传递作者的认知思维方式源自于其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体验。总之，英译本揭示了译者在英译文中再现了源文本的象似性特征。
译者通过传递作者的认知思维方式，源自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体验，将隐喻的思想内涵和寓意嵌入英译本中。葛浩文夫妇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象似性特征再现了源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内容，但是在藏族文化的传达上有所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目标文本与源文本的相似性。这表明文学作品的翻译需要译者深入理解源文本的象似性特征，尤其是民族志翻译，应该巧妙地运用各种手段再现作者运用的象似性原则，以实现翻译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