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苏轼作为宋代哲学分支—蜀学的领袖人物，在哲学史上有着一席之地。他自己也曾说过，正是因为一生中写了《易》《书》《论语》这三部哲学著作才不觉虚过，可见其对其哲学的重视，然而学界对于其文学领域的重视程度却远高于哲学。目前来看，对苏轼哲学领域的研究数量较少，且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将其身份定位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从儒释道对其哲学体系建构的影响程度、儒释道在苏轼不同人生阶段的侧重、苏轼对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进程推动展开，另有一些从生态哲学的角度出发，研究苏轼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其宇宙观的角度窥探苏轼哲学的研究相对更稀缺，因而本文从其宇宙观出发管窥其哲学体系建构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其中“水”概念内涵的探究对于了解“水”在哲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也有着重要意义。
2. 苏轼哲学成就辨明
苏轼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说》《易传》《书传》三部学术作品中，他曾自叹言：“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1], p. 1741)由此可见他对于这三本著述的珍视。苏轼自黄州始作《易传》《论语说》，至海南又作《书传》并完成三书的最后修订定稿，将这几本著述奉为贴身至宝，可在元丰三年(公元1100年)接到调令渡海北归时，他在《东坡志林·卷一》中说：“自海康适合浦 ，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 ……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2], p. 206)。然而不幸的是最终《东坡书传》与《论语说》均已亡佚，仅剩《东坡易传》得以完存流传至今，因而古今学者欲探求苏轼的哲学思想必经此书。
苏轼被后世称为北宋哲学“蜀学”一派的领军人物，更有学者认为“蜀学”乃苏东坡思想之成，可见苏轼哲学思想颇具研究价值。《东坡易传》一书并非全由苏轼本人全部完成。其弟苏辙后为其写的墓志铭：“先君晚岁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2], p. 239)其侄孙苏籀在《栾城遗言》中回忆：“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嘱二子述其志。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3], p. 354)苏洵晚年对《易经》颇有心得，于是着笔注解《易传》，然并未完成就提前去世。临终时他托付文学造诣深厚的二子继续代书。苏轼在“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之后，悲苦的际遇使他开始更深入的人生思考，他自述：“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2], p. 206)所以《东坡易传》总体成书大概历经苏轼在黄州与儋州两个阶段，在黄州期间初撰成稿，儋州流放的时期苏东坡最终进行核订与成稿。
本文以《东坡易传》为文献研究的重点，意欲探求苏轼宇宙观以及其哲学思想的创新之处。
3. 宇宙观：阴阳交，始为水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关于世界本源的讨论大体分为两说，即《老子》的以“道”为本和《易经》的以“太极”为本。宋代哲人对于宇宙本源的讨论皆以此为基础，但讨论涉及的具体问题存在诸多差异，如张载提出“太虚元气说”，认为“道”即是“气”之动；程颐将“道”与“天理”并举；王安石将认为“道”体用为一，认为“道”是元气和冲气的二元统一，其中元气为体，而冲气为用。另外，这些哲人对于万物终极为“道”的观点达成共识，然而都力图通过新范畴来解释宇宙起源和发展，苏轼的宇宙观亦有此共性。他的宇宙观以一句话概括便是“道”为最高范畴，水为其中最原始的物质。
3.1. “道”论：阴阳相交，而后生物
古人对于同一概念的使用赋予的内涵往往存在差异，张载、程颐、王安石、苏轼等人虽都认为“道”为万物本源，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然而其落脚点却是极不同的。因此，对苏轼哲学思想的认识不应当局限于这些常用概念本身，而应当建立在他的终极关怀上，关注他对宇宙生成的具体论述。
宋代哲人都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这点在苏轼这里同样成立。在他的哲学体系中，“道”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是宇宙的根本，也是阴阳二气矛盾斗争的统一体。他在解释《周易》中“一阴一阳谓之道”说道：“阴阳果何物哉？虽有委旷之聪明，未有得其仿佛者也。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而阴阳隐夹。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2], p. 351)这段话首先划清了物与阴阳的界限，凡可见者是物非阴阳。然而阴阳并非可有可无，它是物得以自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其次解释“阴阳”与“道”非二物，因为“道”之恍惚不可捉摸的特性使得这种由“道”而“物”的充分必要条件难以讲明，所以借“阴阳”来“喻道之似”。如此看来对于“道”与“阴阳”有两点是可以明晰的：一是“道”为物自生之根本，是“阴阳”的统一体；二是“阴阳未交而物未生”是一种向世人介绍“道”的方便之法，是以“喻道之似”来解决“道之难言”的问题，而并非将“道”与“阴阳”二分。
说明了“道”与“阴阳”的关系，苏轼讲述了阴阳相交而生物的过程。“阴阳之相化，天一为水。六者其壮，而一者其稚也。夫物老死于坤，而萌芽于复。故水者，物之终始也。”([4], p. 1200)又说“阴阳之始交，天一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气而后生”([4], p. 3035)水作为五行之首，是阴阳相交最先产生的物质。五行又是万物的基础，天下万物无所不用五行，五行为天地万物的转化提供了渠道和媒介。五行而后天地，他说“缊，蓄也，阴阳相缊而物生。乾坤者，生生之祖也，是故为易之缊。乾坤之于易，犹日之于岁也，除日而求岁，岂可得哉！故乾坤毁，则易不可见矣。易不可见，则乾为独阳，坤为独阴，生生之功息矣。”([5], p. 182)阴阳相蓄而后才能生成万物，对于“乾坤”和“易”的关系，苏轼认为“乾坤”是世间万事万物的“生生之祖”；“乾坤”与“易”就像是太阳与年岁之间的关系，太阳的不停运转产生了年岁，“乾坤”通过“易”的方式产生了万事万物。
阴阳交而生五行，五行生乾坤，乾坤相缊万物生，物转相生，生生不已。讲明了道生万物的过程，这种规律性的运转是否在阴阳未始交之时就不存在，即阴阳未始交的状态下就不存在“易”？答案是否定的。他在解释“生生之谓易”中说：“相因而有，谓之生生。夫苟不生，则无德无丧，无吉无凶。方是之时，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见，故谓之道，而不谓之易。有生有物，物转相生，而吉凶得丧之变备矣。方是之时，道行乎其间而人不知，故谓之易，而不谓之道。”([2], p. 357)首先确定了在阴阳未交物未生的阶段，“易”同样存在；其次，这里进一步厘清“道”与“易”两者的关系，“道”为宇宙之根本，然而这种根本性的存在是超绝言象的，是恍惚、难以名状的，由“道”到“物”之后，人们能把握到他的运行规律却不见“道”。事实上，“易”不仅是万物产生之后的运动规律，这种规律与“道”是一体的，只不过廓然无一物之际无法觉察。如此，物未生阶段“易存乎其间而人莫见”，物已生阶段“道行乎其间而人不知”。至此，苏轼对于宇宙演变的过程已经基本清晰了。
3.2. “水”：道生万物，其始为水
苏轼继承和发展了“水”的概念，通过加入了“水”的阶段以明晰“道”与“万物”之间的演变关系，赋予了“水几于道”基础上的宇宙演变阶段性产物的新内容。水在中国古代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老子思想中对于“水”的概念十分注重，“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恶，故几于道。”([6], p. 89)，“无为而无不为”([6], p. 209)，“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 p. 154)。水为至善之物，虽看似柔弱实则胜刚强，虽无所为却也因此能够无所不为，因此水在《老子》中对“道”性的诠释是老子智慧的具象化。可以说，苏轼对于“水”的创新究其根源是老子。
苏轼通过“水”的加入直观化“道”与“物”的关系。他说：“‘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虽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阴阳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7], p. 291)阴阳未交之时，只是看似廓然无一物，实则有“道”其中。而用水来说明“道”是最直观的，因为水的特性与“道”最为相似，即“水几于道”，以“水”再次明确了“道”的物质性特征。借用与之相似的戴震的说法便是：“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阳之未成行质，是谓形而上者，非形而下明矣。”([8], p. 321)即还未生成各种事物的阴阳五行之气是形而上的，五行之气未形成之前同样是形而上的，而各种各样的事物是形而下的。依照他的说法，所谓的“道”与“物”、“有”与“无”是相对于定质常形论断的；“道”是无定质无常形的，“物”是有定质有常形的。于此，苏轼继续使用“水”的概念讲明无定质无常形到有定质有常形的变化。
通过“水”的加入讲明由“道”到“物”的演变过程。在通过“水”讲明道在阴阳未交之时的状态，苏轼进一步分解了阴阳相交之后由“道”到“物”的过程。首先“道”的内部存在相互对立的“阴”与“阳”，阴阳不断运动变化，他说“上而为阳，其渐必虚，下而为阴，其渐必实，无为大始，有为成物。([2], p. 345)其中提到“渐”的运动方式，所谓“渐”，就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朝其对立面转化。他还说过“水，至阴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后生者，阴不得阳、则终不得蒸而成也。火，至阳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后生者，阳不得阴，则无所傅而见也。五行皆然，莫不生于阴阳之相加......苟不相加，则虽有阴阳之资，而无五行之用。”([9], p. 265)其中提到“加”的运动方式。所谓“加”就是事物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发生的矛盾转化。综合以上内容阴阳的运动方式是“渐”而“加”。“阴阳”通过“渐而加”的方式产生五行，五行当中首先产生的是“水”，而后是“火”、“木”、“金”、“土”。五行产生之后，便有了产生世界万物最基本的物质，而后能够产生天地等万物，如此，从无定质无常形的“道”到有定质有常形的万物至此便清晰明了。
另外，通过苏轼宇宙观可以看出其“道”论与老子的哲学颇有相似之处，其中的“道”与阴阳二气、万物本为一体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而其创新之处在于“水”的概念的变迁。相比老子以“水”的特性描述“道”的性质，苏轼则进一步明确了水是万物化生的一个环节，是最先产生于“道”的“物”，是“道与物接”、“物中有道”的体现。天下万物“无所不用五行”，五行是世间万物的基础，而水在五行中是第一位的，于此基础上在产生剩余的“火”“木”“金”“土”。“水”直接参与了由“道”到“物”的其中一个环节，通过水生万物的方式合理化由“道”到“物”的过程。苏轼宇宙观中对“水”的把握从老子以“水”喻“道”进一步发展至将“水”直接作为“道”衍生万物的重要一环，他不再追问《易经》中“太极”是什么的问题，将其过渡到老子的“道”，将世界廓然无一物的宇宙本体既称之为“道”，也称之为“太极”，其宇宙观的重点放在了“道”之规律，即“道”为体，“易”为用上。这种对于“道”规律性的把握侧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渗透在了苏轼的人生之中，也成为苏轼哲学之所以能够立足于宋代的重要支撑。
4. 从苏轼宇宙观管窥其哲学价值
4.1. 从宇宙观到“天人合一”
对于世界本质的探索出发点不同，哲学体系的落脚点也会有所差异。就以宋代来说，二程的理学重义理，其目标是为纲常伦理的社会规则寻找依据；王安石重视天道的变易为变法寻找依据。反观苏轼，其一生三起三落，他寻找的是个体自身乃至人类层面的自得自洽之法，他要为个体失意人生寻得依靠。因而，苏轼对于宇宙观的研究最终必然会过渡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
苏轼认为“道”是无具体形态然客观存在的实体，有着难以名状的特点，因而借助阴阳来表达，即“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二气与“道”并非二物，阴阳二气由“道”生发，在二气未交之际，世间廓然无一物独有一个“道”；在二气相交之时，生五行而后万物。“道”不仅仅是万物得以生的根本性存在，同时也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规律。他认为“道”生万物又潜行于万物以作规范，所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10], p. 172)在苏轼看来，万物当循道而行，而人也应当循道而行，即“道之大全”的特性。“道”之“全”意为 “道”无所不包，既是宇宙运转的自然之道，也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道理。“性之至者亦曰命”([10], p. 258)，人之“性”由“道”而生，人的生命顺应“道”至其最高境界就能做到“性”“命”的高度统一。苏轼哲学思想里将“道”、“性”与“命”三者进行超越性的统一，在其宇宙观基础上实现了“天人合一”的范式。人作为万物最为精妙的存在，是阴阳相交所生，对于自然的把握、“道”的充分继承才能做到与天道合一的境界。苏轼从其“道”论出发论天下万物，对人乃至世间万物充满着人文关怀，也从其宇宙观出发揭示了他对于“天人合一”的和谐愿景。
4.2. 从“水”到“自然之理”
战国时期的《管子·水地篇》就曾说过“水”是“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 ; 美恶、贤不肖、愚 俊之所产也。”([11], p. 211)西方哲学史中也曾有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因而，在中外哲学史范畴，“水”这一物质都曾作为十分重要的概念存在，蕴含着哲学最基本也最深奥的道理。而在苏轼宇宙观中，“水”之重要程度只会更甚，是万物化生的一个环节，是最先产生于“道”的“物”，是阴阳相交之下“道”的具像化呈现，是“道与物接”、“物中有道”的体现，从这个层面“水”的不囿于一物让其具备了成为一切的可能，即可谓上通于“道”，下达于物。也正是因为“水之无形，随物赋形”，让它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道”，但却是“道”最直接的显现。苏轼的哲学思想从宇宙观出发，讨论宇宙的生成、存在，在对“水”与“道”共性的把握下反哺自己的人生。苏轼认为“今夫水在天地之间，下则为江湖井泉，上则为雨露霜雪，皆同 一 味之甘。是以变化往来，有逝而无竭。”([12], p. 15)水之变，可为雨露霜雪、江湖井泉，而这些都是“同一味之甘”。“水”在苏轼的哲学体系中承担了关键作用，同时在苏轼的人生中也成就了他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违自然之理的生态哲学之道，顺兴而为而又无为而为。
5. 结语
苏轼不仅是宋代开宗立派的文学家，其蜀学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探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的宇宙观，了解其哲学体系的底层逻辑，不仅对于把握其哲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个体人生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主要阐释了苏轼宇宙观中“道(太极)–水(而后五行)–天地(乾坤)–万物”的演变范式，同时分析了其中“水”概念在前人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苏轼宇宙观的具体论述为了解苏轼哲学思想起到承接作用，彰显了其独特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