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惯用语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的，是人类文明的凝结，是民族文化的有力见证，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具有较深的文化渊源，研究中日惯用语的异同具有重要意义。
《辞海》(第七版2022: 1471) [1]对汉语惯用语的定义是“熟语的一种。习惯上作为完整的意义单位来运用的带有口语色彩的固定词组。多数由三个字组成。其整体意义往往不是各个字表面意思的相加，而是通过比喻、借代等手段造成的深层意思。如：‘炒冷饭’喻指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新明解国語辞典』(第四版1989: 267) [2]对日语惯用语的定义是：『二つ以上の単語が連結した結果、それぞれの語に分解しては出てこない、別の意味を全体として表すもの。「腹が黒い」が内心によこらぬ事を含み持つ意に使われるなど。』汉日间无差别的概念内涵成为了汉日惯用语对比研究的基点。
本研究将汉语和日语中含有数量词的惯用语定义为数量词惯用语。例如汉语的“一棍子打死”“一锅端”温端政，吴建生(2014) [3]，日语的「十把一絡げ」「一つに二つ」白石大二(1982) [4]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汉日惯用语的对比问题，中日多位学者对其进行了考察。徐靖(2016) [5]从认知角度对比考察了汉日场所惯用语，指出汉日场所惯用语的认知模式处于转喻–隐喻连续体中，并进一步分析了汉日的对应动因。王宝平(2005) [6]对比考察了汉日用身体部位名词组成的惯用语，并分析了汉日惯用语的对应关系。程放明(1988) [7]以猫和狗为中心，对比考察了汉日语中有关动物的惯用语。通过“猫”和“狗”有关的惯用语反映二国对猫、狗看法的变化及这种看法的历史性变迁，进一步了解二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民俗的变化。伊藤三郎(1992) [8]对比了英语和日语中含有数量词的惯用语和谚语，指出含有数字的数量词惯用语是由人类所创造出来，并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吴宏(2012) [9]从认知角度对日语人体惯用语的语义构建进行了探究，把日语人体词惯用语分为具有成分理据性的组合型惯用语和具有整体理据性的融合型惯用语，并指出这两类惯用语因其语义结构不同，其解释模式也具有差异。有薗智美(2008) [10]运用隐喻、转喻、提喻理论分析了日语中与「顔」相关的惯用语的认知模式。呉琳(2019) [11]运用了认知语言学转喻、隐喻理论分析了中日「手」的语义扩展模式，指出了中日间的异同，但对其未做出解释。屈汶静(2023) [12]基于“眼”的认知框架，对汉语和日语中关于人体词汇“眼”的惯用语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汉日人体词汇“眼”的惯用语派生义的共性与个性特征。黄琳(2023) [13]拟采用DRM范式探讨了汉语惯用语的储存激活机制，结果发现学习惯用语后会因语义/词汇激活扩散导致对应的等价词被激活而产生记忆。研究结果支持惯用语理解的构建观点。
总体来看，先行研究对汉日惯用语以及英日数量词惯用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但均未涉及到汉日数量词惯用语的对比分析。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日语数量词惯用语进行探究，进一步考察汉日语数量词惯用语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并深入剖析形成汉日数量词惯用语之间差异的深层原因。
3. 理论基础
3.1. 概念隐喻、概念转喻
山梨正明(1995: 19) [14]指出：基于对象之间相似性的隐喻<類似性の認知能力>和基于时空邻近性的转喻<近接性の認知能力>，在对世界的理解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概念隐喻是指从一个认知域(即源域)向另一个认知域(即目的域)的系统性映射；隐喻让我们用更具体的、有高度组织结构的事物来理解相对抽象的或相对无内部的事物；隐喻不是语言层面的问题，而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
概念转喻也同样是一个认知过程，是一个认知“参照点”现象；是在一个认知域矩阵中的概念凸显或映现，即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徐靖，2017: 53-54) [15]。
3.2. 棱柱形模式
Geeraerts提出的棱柱形模型模式可以用来表示习语等的语义关系问题。棱柱形模式由图中的上下三条聚合线和前、后两个三角组成(根据情况的不同也有多个三角组合的情况)。棱柱形模式的三角即同构性说明，在词语的形式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三条聚合线说明从熟语的字面义到熟语的比喻惯用义之间的过渡是不透明的，根据其字面义无法派生出其比喻义，其理据影像(image)已经丧失了。这种派生性称为理据性(motivation)。因为这个模式的形状像棱柱，故称之为棱柱形模式，见图1。杨波，张辉(2008) [16]。
Figure 1. Prismatic pattern
图1. 棱柱形模式
据此，本文将利用概念转喻、概念隐喻以及棱柱形模式对汉日数量词惯用语进行详细剖析，探究其认知形成过程以及汉日数量词惯用语认知模式。
4. 汉日数量词惯用语对应关系及其认知分析
通过对汉日语数量词惯用语的观察，可以发现以下现象：
(1) 眉毛胡子一把抓／十把一絡げ(新世紀日漢双解大辞典)
(2) 「百聞は一見に如かず」とは、よく言ったものだ。いくら微に入り細に入り説明しても、なかなかイメージがつかみにく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CJCS1：五体不満足)／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运球的姿势到底怎么样呢?我就是说得再详细，大家也不可能准确地想像出来。
(3) 受け容(い)れなければ闘いの状態になるか、別れの結末になるか、二つに一つしか無い。(CJCS:青春の蹉跌)／不接受就会产生斗争，导致另外的结果，两者必居其一。
(4) 对因经营管理不善而严重亏损的企业一把手，一年黄牌警告，两年予以撤换；(CJCS:我的父亲邓小平)／経営管理がよくないため多額の赤字を出した企業の最高責任者に対しては、一年目はイェローカードの警告をおこない、二年目は更迭する。
从以上例句可以知道，有时汉日双方均使用数量词惯用语，形成对应关系；有时只有一方使用数量词惯用语，另一方使用俗语或词义解释的方式与其对应。那么，汉日语数量词惯用语的认知机制具有怎样的特点？形成汉日不对应的原因是什么？
汉日语数量词惯用语内部存在怎样的语义关系，具有什么样的认知模式，为探究这一问题，本研究对汉语数量词惯用语“一锅煮”进行语义分解，探究其认知模式。
“一锅煮”的认知模式分析，见图2：
Figure 2. Prismatic pattern of “one pot boiling”
图2. “一锅煮”的棱柱形模式
通过对“一锅煮”进行棱柱形模式分析，分析出其隐转喻语义识解过程，并可通过语料库进行实证。例如：
如果不顾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接受能力，在教育工作中搞“一刀切”、“一锅煮”，叫娃娃同成年人一样地听报告、搞活动、开批判会，把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成人化”，这就违反了教育工作的规律，得不到好的效果(CCL语料库2：教育学讲义)。
与汉语数量词的情况一样，日语数量词惯用语「二足の草鞋を履く」所表达的惯用义也同样能通过概念隐喻、转喻、棱柱形模式进行分析，「草鞋」通过物体工具转喻，把鞋子转喻为行走的工具，再通过结构隐喻，把人行走时所依托的工具隐喻为人安身立命的工具，也就是人的工作。「二足の草鞋」通过结构隐喻把同一个人脚上的两双鞋子隐喻同一个人从事的二种事情或工作，一个人不能同时穿二种鞋子，也即是一个人不能同时从事二种互相对立的工作。「履く」通过方式隐喻把穿鞋子隐喻为从事工作。「二足の草鞋を履く」整体隐喻「同じ人が両立しないような二種の業を兼ねること。」并能通过语料库进行实证：
ひばりさんは在学中から仕事と学業の二足の草鞋をはいていたため、出席日数が足りずにずいぶんと変な思いをし大たらしい(BCCWJ语料库3：川の流れのように)。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汉日语数量词惯用语的认知模式处于转喻–隐喻连续统之中，这也体现了汉日惯用语认知模式的一致性。
5. 汉日数量词惯用语对应动因
本研究通过对比汉日数量词惯用语的对应关系以及通过对汉日数量词惯用语认知模式的分析，发现二者具有共性特征，也具有个性特征。究其原因，数量词惯用语是各民族长期生活中沉淀下来的具有固定形式的语言形式，它能以短小精悍的形式表达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此外，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是处于隔绝之中，长期的相互交流学习以及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因素等综合造就汉日惯用语的共性特征。与此同时，各民族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活环境，交流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历史因素等方面的差异，造就了汉日数量词惯用语的个性特征。
6. 结语
本研究从认知角度利用概念转喻、概念隐喻以及对棱柱形模式对汉日数量词惯用语进行了对比分析。探究汉日语数量词惯用语之间的共性与个性，研究发现，其共性特征是汉日语数量词惯用语认知模式都处在转喻–隐喻连续统中，同时双方也具有个性特征。据此，并进一步深入剖析了造成汉日之间差异的原因。本研究从数量词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促进了惯用语全面性研究。
基金项目
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认知视域下汉日数量词惯用语对比研究”(SYJS：2023SS039)。
NOTES
1CJCS语料库全称为『CJCS中日対訳コーパス』(简称CJCS)，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研发的一个用于中日对比研究的语料库。
2CCL语料库全称为《北京大学CCL语料库》(简称CCL)，本文汉语语料均来自CCL语料库。
3本文日语语料来自『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BCCWJ』(简称BCCW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