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曾指出：“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也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含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女性问题不仅关乎女性自身的发展，更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妇女解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更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人类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妇女是构成家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妇女在家庭中地位变化以及妇女自身性别意识的发展，日益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将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为视角，探寻民国女作家萧红小说中的家庭伦理思想。这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萧红小说中的家庭伦理思想，理解萧红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同时对于解决现实的妇女解放思想也有重要的意义。
2. 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用来阐释妇女解放思想，但是在考察资本主义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认为妇女所受的压迫来自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两座大山，并在谈到相关的著作中直接将妇女的悲惨境遇公之于众，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和强烈关注。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基于摩尔根的研究，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该书考察了家庭的形式和人类婚姻制度的历史变迁，阐明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以及实现妇女解放的条件和途径，是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集中体现。
妇女地位地下，受到压迫这个问题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从社会历史角度来说，这个是具有产生和消失的历史范畴。西方传统思想认为，男女不平等是基于生理因素天然存在的问题，注定男强女弱。而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男女不平等，妇女受到压迫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社会现象。同时总结出了妇女受压迫的成因：私有制的出现和“两种生产”的不平衡发展。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导致氏族瓦解，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加和财产的私有化，男性由于占据劳动生产工具和劳动资料，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得到巩固。女性则更进一步地囿于家庭内部，其负责的生育和家务失去公共性，为社会提供的价值不被认可，女性被更加边缘化了。分工导致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分裂，私人利益还逐渐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私有制的最终确立，男性因占有较多的私人财产逐渐取得了社会生产的优势地位，并且开始从性别和经济上压迫妇女，妇女地位进一步贬低，女性成为丈夫的附庸和纯粹的生育工具，由此进入痛苦的从属地位的历史。在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个体婚制取代了群婚制，形成了家长制大家庭。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应和再生产。”([2], p. 14)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恩格斯也表明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两者关系的表现和作用也互不相同。
随着私有制的确立，两种生产逐渐走向失衡，妇女的地位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私有财产逐渐从维持生活的手段变成社会生产的目的，两性的劳动领域进一步分化且固定。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逐渐分离，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变成一种默认的无私行为，“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开始蔓延。社会重视物的生产而轻视人自身的生产，“两种生产”陷入漫长的失衡过程，而女性也随着这种失衡发展陷入被动，变成家庭的奴仆和男性的附庸。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因此其妇女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实践性。马恩首先关注到妇女地位低下的现实状况，然后说明了受压迫的原因，最后给出妇女获得解放的途径，为人类指明方向。妇女要获得解放的途径有三个：推翻私有制；让妇女参与到社会劳动之中；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3. 从马恩妇女解放思想审视萧红及其笔下的家庭
3.1. 起点——反对传统家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家庭的内涵：“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3]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最小社会单元，也是人类延续生命的场所([2], p. 20)。但是在数千年的封建家庭构建中，家庭成为一种密不透风的封建伦理体系，固定位置的分工，甚至成为延绵到近代的家长制。
传统旧家庭的罪恶一向是五四文人批判的焦点。五四女性解放运动动摇了传统封建家庭制度，女性在这丝丝裂缝中呐喊，对男性统治的社会发起抨击，解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4]。萧红的家庭意识影响着她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她笔下的人物往往也是以一个家庭的形式出现，并且在小说里，父亲的角色也总是缺席或者离去。不同于男性打造的“宜室其家”的美满家庭神话，萧红笔下的家庭则是支离破碎：《看风筝》中主角是一位死了女儿，并且儿子因为革命不能归家的老人。《旷野的呼唤》写的是一对中年夫妻随着儿子举动的变化而发生的一系列心理情绪的变化。《莲花池》小豆遭到日本人的一顿毒打无法挽救地去世了，只剩莲花池边爷爷孤寂的背影。《汾河的圆月》中自我欺骗的祖母，和祖父带着孙儿生活。《哑老人》中哑老人与孙女相依为命，但孙女被工厂主毒打致死，只剩哑老人靠乞丐接济为生。《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活活烧死，王阿嫂被地主欺辱难产而死，留下孤女小环。《夜风》中长青妈妈与他相依为命，丈夫死了三年，母子俩过着悲惨的生活……
深究导致萧红笔下的这些家庭的原因，经济结构肯定是首当其冲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劳动都被男性霸占，以男性为代表的大家长制决定了妇女在家庭中的低下地位。萧红笔下冷漠疏离的传统家庭是她写作起点，她拆解了封建家庭的表面温情，否定了传统家庭中基本伦理关系。在她的小说中，以父亲为角色代表的男性大多数都是缺席的，她试图用这种方式反抗现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两种生产”不平衡：在旧社会两性分工的不同，直接导致女性的历史沦为一部囿于家庭的悲剧。在这种传统婚姻模式下，女性在经济上完全处于被男性支配的地位，婚姻对他们来说就是“把身体一次性永远卖为奴隶”，夫是有产者，妻是无产者。这不是萧红自上而下的鄙夷，而是对故乡人们的一种悲悯的关怀。限制于一个个家庭的妻子，只能被动接受丈夫的安排和支配，受制于封建男权制度之下。
3.2. 重构——新的家庭模式
萧红对于家庭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一面是以父亲为代表的冷酷的家庭，另一面是以祖父为象征的温暖的后花园[5]。在其小说《呼兰河传》中均有体现。父母仅仅因为萧红的女性身份，便轻视她，打骂她，再到后来严禁她外出求学和逼婚。这直接导致了她对父亲作为家长的原生家庭的厌恶之情。然而，与父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祖父带给萧红的温情与爱。温柔温暖的后花园，一个秘密花园，有着无限的天地、鲜花、欢声笑语、诗语烂漫，这是带给萧红唯一快乐的童年幸福回忆[6]。萧红生活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思想保守，重男轻女，这直接导致萧红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她的教育和婚姻选择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青春时代，从家庭到社会的转变，萧红经历了一系列打击：祖父离世，逼婚逃婚，受骗怀孕，一步步深陷绝境。萧红积极而迫切地渴求着爱情，然而她这一生中的四段恋情都未能如愿。她难以摆脱从属于男权的命运，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当作男性世界里的他者。萧红临终时，孤身一人，无人守候，口不能言。“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4]她在孤独中走完了一生，深受封建思想和父权制的压迫的一生。
在阶级社会中，家庭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萧红出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直接把她送进了崭新的民国时代。时代的大背景让他身不由己，在被父权制和旧文化笼罩的家庭，接受了新文化的萧红断没有容身之所。父亲冷漠，母亲早逝，祖母暴力，好不容易走出家庭，又逢着以肖军为代表的“大男子主义”的小型男性社会。在她所处的专偶制家庭，它是完全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萧红过于清楚，自己“每天家庭主妇一样的操劳，而他却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坐，有时还悠然地喝两杯酒，在背后，还和朋友们联结一起鄙薄我”[7]。她在此只能依附萧军，甚至于没有自己的朋友。萧红与萧军同居的时间里，萧红料理的家务失去了公共的性质，也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但凡她本着自己的本心，想获得独立性，就必须要在主导文化阵营和女性自我之间做出抉择，同时势必就会与她的爱情，与她渴望的家庭，产生无法补救的鸿沟。最后，以家庭为呈现形式的父权制为主的社会体制导致了她悲剧的一生。
因此，“娜拉的出走，对中国女性而言，成了一种虚幻的冒险：走出家庭与留在家庭，同样必须依附于男性，并在其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国人塑造的娜拉形象，只将时人的注意力导向妇女出走及其后在社会上的发展，却未触及两性权力关系的源头——家庭，因此较少为两性之间的权力调整做出贡献”[8]。这也说明“除去国家、社会等大环境因素的宰制与影响，女性的性别认同与自我实践，归根究底，还是个人觉醒的问题。进而，绝大至数女性仍须处理与自身最密切的家庭关系”[8]。在这个意义上，萧红就是“无父无夫”的一代娜拉，彻底意义上的封建家长制家庭的出走者，但出走绝非最终目的，新的家庭关系建构才是女性解放的真正目标。性别关系中的权力差距是家庭最显著的特征，而性别关系中的权力差距从来不会自动趋向公平，当男人继续在经济、政治、教育、宗教等体制中享有优先性时，他不会自动在家庭关系中放弃此优势。男人在家庭政治中的优势与支配地位并不是来自于个人资源或人际交换，而是来自于既存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所隐含的价值影响。萧红的一次次出逃展示了她想逃离家庭，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经济条件发展，女性被轻视被奴役的现状不会有任何缓和。正如马恩所发现的，而实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4. 结语
萧红的作品以小见大，从女性悲惨的生活状态入手，不仅直接抨击了封建礼教以及男权主义，还立足社会发展，从文化层面和思想层面对封建文化的落后性和劣根性进行了深刻批判，深化了小说作品的思想主题，提升了文学创作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缩影，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关系决定。萧红的一生都缠绵着浓郁的家庭意识，她所处的时代受到父权制的压迫，家庭呈现出畸形的形态，女性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与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致力于人的解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妇女解放的研究。虽然时代不断地变化，但是其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仍然焕发着智慧的光芒，仍然可以适用于当今社会，为妇女追求自由和平等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