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弗洛姆自由困境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面对自由的双重意涵：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指个体摆脱传统束缚后的自由，但伴随孤独和不安全感，导致逃避自由的心理倾向。弗洛姆认为，通过自发的爱和创造性劳动，个体可以实现积极自由，即内在的自由和人格完整。然而，这一理论侧重于个体心理分析，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对个体自由的影响。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认为自由不仅是心理状态，更是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反映。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是少数人的自由、建立在多数人被压迫基础上的虚假自由。马克思强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阶级差别，实现真正的自由。相比之下，弗洛姆的理论虽有重要意义，但在社会变革和实践指导方面存在局限。对比弗洛姆和马克思的自由观，能够为理解现代社会的自由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
Abstract:
Fromm’s theory of the freedom dilemma reveals the dual meaning of individual freedom in modern society: negative freedom and positive freedom. Negative freedom refers to the freedom of an individual after being freed from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 Still, it is accompanied by loneliness and insecurity, which leads to a psychological tendency to escape freedom. Fromm argues that through spontaneous love and creative labor, individuals can achieve positive freedom, i.e., inner freedom and personal integrity. However, this theory focuses on individual psychoanalysis and ignore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basis on individual freed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s concept of practical freedom, believes that freedom is not only a psychological state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Freedom under capitalism is the freedom of the few, a false freedom based on the majority’s oppression. Marx emphasized the overthrow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rough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elimination of class differenc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rue freedom. In contrast, Fromm’s theory, while important, has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social chang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Compared with Fromm and Marx’s conception of freedom, it can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path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freedom in modern society.
1. 引言
古往今来，人的自由问题在哲学史上始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也是许多哲学家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弗洛姆认为：“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思想乃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1]其自由理论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具有独特视角的“逃避自由”思想。弗洛姆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个体逐渐摆脱了传统社会的束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一帆风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独和不安全感，这种感受导致了逃避自由的倾向。弗洛姆将自由区分为“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前者是摆脱束缚和权威后的自由，而后者则是通过个体的自发活动实现的内在自由。弗洛姆指出，现代人由于无法承受消极自由带来的孤独和无助，常常通过权威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等方式逃避自由。虽然弗洛姆的理论在揭示现代社会精神困境方面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但其解决自由困境的路径，主要依靠个体心理和行为的自发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相较之下，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从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提供了一种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自由解放路径。马克思的自由观不仅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更注重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提供了实现自由的宏观路径。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在理论深度和实际操作性方面，对弗洛姆的自由理论形成了重要的补充和超越。本文将以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为基础，深入探讨弗洛姆自由理论的双重意涵及其局限性，试图揭示这两种自由观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弗洛姆自由理论的双重意涵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提出，自由这一概念是随着个体的产生而诞生的，“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2], p. 15)。但是人只有摆脱了自然、宗教、政治的束缚，并能够按照自身意愿充分发挥潜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自由。弗洛姆将个人尚未实现真正自由之前的状态，称之为“前个人状态”。相应的，他将尚不能支持个体实现个人自由的社会，称之为“前个人状态社会”。这种社会既为人提供了安全保护，又限制了人的发展。弗洛姆的自由理论强调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面对自由时的双重意涵，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指个体在摆脱传统社会中的束缚和权威之后所获得的外在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常常伴随着孤独、不安全感和焦虑，导致个体在自由中感到迷失和无所适从。弗洛姆指出，消极自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个体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增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原有纽带被打破，个体变得更加孤立和渺小。“个体化的过程是人的自由与孤独感并存的过程”[3]，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获得消极自由的同时，失去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导致了一种深层次的存在性危机。弗洛姆认为，这种危机源于个体在脱离传统权威和集体的保护之后，无法找到新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产生了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倾向。
“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2], p. 68)。逃避自由的心理倾向在弗洛姆的理论中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权威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权威主义是指个体通过依附于某种强大的外部权威，以摆脱自由带来的孤独和不安全感。权威主义者一方面表现出对权威的盲从和臣服，另一方面也渴望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来获得力量感和安全感。破坏欲则是指个体通过破坏和攻击外部世界，以逃避内心的无力感和孤独感。这种破坏欲常常表现为对他人和社会的敌意和破坏行为，是一种极端的逃避自由的方式。机械趋同则是指个体通过完全适应社会和他人的期望，失去自我个性，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这种趋同使得个体变得千篇一律，失去了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陷入了一种被动和机械的生活状态。弗洛姆认为，这三种逃避自由的表现形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个体为了逃避自由带来的存在性焦虑和孤独感，而选择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弗洛姆在分析消极自由带来的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实现积极自由的路径。积极自由是指个体通过自发的爱和创造性的劳动，实现内在的自由和完整的人格。弗洛姆认为，只有通过积极自由，个体才能克服消极自由带来的孤独和不安全感，真正实现心灵的自由。自发的爱是一种超越自我的爱，是个体在保持自我完整性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的深层次的情感联系。通过这种爱，个体不仅能感受到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也能感受到与他人的联结和共鸣。创造性的劳动则是一种体现个体创造力和自我表达的活动，通过这种劳动，个体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感受到与世界的深层次联系。“现代社会的结构也同时从两个方面影响着人，它使人变得更加自立、自治并具活力，同时它又使人变得更加孤独、彷徨和胆小怕事”([2], p. 70]。因而弗洛姆认为，只有通过自发的爱和创造性的劳动这两种途径，个体才能摆脱孤独和焦虑，找到真正的自我，达到心灵的自由和完整。自发的爱在弗洛姆的自由困境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个体情感的表达，更是对个体存在意义的深层次理解。弗洛姆指出，自发的爱是一种不受外界强制和自我压抑的情感表达，它使个体能够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与他人建立真诚和深厚的情感联系。这种爱不同于依附性或权威主义的爱，它不以占有或支配为目的，而是尊重他人的独立性和自由。通过这种爱，个体能够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能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找到情感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弗洛姆强调，自发的爱是积极自由的核心，它是个体内在自由和心灵完整的体现。
创造性的劳动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另一重要途径。弗洛姆认为，劳动不仅仅是维持生存的手段，更是个体实现自我价值和表达创造力的重要方式。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个体能够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和满足感，感受到自己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弗洛姆指出，创造性的劳动不仅能够提升个体的自我认同感，还能增强个体与社会的联系，使个体在劳动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和价值。劳动不仅是个体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也是个体与社会和他人建立联系的过程。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个体不仅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也在与他人的合作和互动中，找到社会的归属感和意义感。“自由”概念的“显性是心理学的，但同时又潜含着社会理论的价值蕴意”[4]。因此弗洛姆强调，创造性的劳动是实现积极自由的重要途径，它使个体能够在劳动中找到自我，实现内在的自由和心灵的完整。
3. 唯物史观视域下弗洛姆自由困境理论的局限性
弗洛姆的自由困境理论在揭示现代社会个体精神困境方面具有独特的视角和重要的理论贡献。“自由理论是弗洛姆研究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成果”[5]。然而，从唯物史观的视域来看，弗洛姆的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弗洛姆的理论过于侧重个体心理层面的分析，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对个体自由的深刻影响。弗洛姆认为，通过自发的爱和创造性的劳动，个体可以实现内在的自由和完整的人格，但这一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自我努力和心理调适，而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对个体自由的制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人的自由不是孤立的心理现象，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个体的意识和自由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个体的自由程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自由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真正的自由必须通过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来实现。因此，弗洛姆的自由困境理论在分析个体自由问题时，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次，弗洛姆的理论在解决自由困境的路径上，更多依赖于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心理调适，而缺乏对社会变革的系统性思考。弗洛姆提出，通过自发的爱和创造性的劳动，个体可以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达到内在的自由和心灵的完整。然而，这一路径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困难。现代社会中的个体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困境，实现自发的爱和创造性的劳动并非易事。弗洛姆的理论虽然具有启发性，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面临重重障碍。个体在追求积极自由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来自社会和经济环境的阻碍，这些现实问题使得弗洛姆的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则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自由实现路径。马克思认为，自由不仅是个体的内在感受，更是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反映。通过社会实践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在解决自由困境方面，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现实性。
最后，弗洛姆的自由困境理论虽然揭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双重意涵，但在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弗洛姆的弗洛姆所谓的逃避自由是“现代性的一种突出表现”[6]，其理论主要侧重于个体心理和行为的自发性，忽视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对个体自由的制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从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提供了一种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自由实现路径。马克思强调，通过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马克思的自由观不仅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更注重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提供了实现自由的宏观路径。相比之下，马克思的理论在解决个体自由困境方面，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现实性。因此，在探讨弗洛姆自由困境理论的局限性时，借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以为现代社会中的自由问题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和解决方案。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不仅揭示了自由的深层次本质和实现途径，还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引。在马克思的视角下，自由不仅是个体的内在感受，更是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结果，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和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4. 马克思实践自由观对弗洛姆自由困境理论的超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的考察，发现人类历史源于物质生产，并确证了实现自由的物质基础和现实路径是实践活动。在他看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7], p. 147)。这表明，自由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需要根植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并通过实践活动得以实现。马克思实践自由观立足于“现实的个人”与实践活动，自由主体指向“现实的个人”，自由客体指向“现实的个人”的生活环境，自由的本质就是自由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由客体的客观必然性在实践意义上的统一。
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在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上对弗洛姆的自由困境理论形成了重要的超越。首先，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自由不仅是个体的心理状态，更是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反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意识形态只是上层建筑。这表明，个体的自由状态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和生产关系的异化导致了个体自由的受限和异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多数人被压迫和剥削基础上的虚假自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揭示了劳动的异化现象，指出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失去了对自身劳动成果的控制，劳动变成了一种被迫的、非自愿的活动，工人因此陷入了异化的状态，失去了自由和自主性。因此，马克思主张，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除阶级差别，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这一观点揭示了自由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强调了社会变革在实现自由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相比之下，弗洛姆的自由困境理论更多地关注个体的心理感受和行为调整，虽然提出了通过自发的爱和创造性的劳动来实现积极自由的路径，但在具体的社会变革方面缺乏系统性思考。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则从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提供了一种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自由实现路径，克服了弗洛姆理论在社会变革方面的局限性。
其次，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而弗洛姆的理论则主要关注个体的内在心理状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7], p. 56)，即自由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是人作为类存在的自我实现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被异化，个体无法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指出，只有通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消除劳动的异化，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从事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是不断进行自我否定的生活样态本身”[8]。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不仅揭示了自由的本质，还指出了实现自由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路径。相比之下，弗洛姆虽然提出了通过自发的爱和创造性的劳动来实现积极自由，但这些途径更多地依赖于个体的自我努力和心理调适，未能充分考虑到实现自由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进程。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则强调，通过社会实践和历史变革，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创造条件，克服了弗洛姆理论在实现自由的社会条件方面的局限性。
最后，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在理论体系和实践指导方面，对弗洛姆自由理论形成了重要的补充和超越。马克思的理论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洞见，还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路径和指导原则。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路径，强调“从每个人根据能力，按需分配”的原则。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 p. 135)，他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这一观点不仅揭示了实现自由的历史必然性，还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路径和操作指南。马克思强调，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这一实践导向的理论体系，不仅为理解自由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框架，还为实际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原则。相比之下，弗洛姆的自由理论虽然在揭示现代社会个体精神困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具体的实践指导方面，更多地依赖于个体的自我努力和心理调整，缺乏系统的实践路径和指导原则。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则通过揭示自由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理论抽象物，从唯物史观来看“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 p. 135)，对弗洛姆自由理论形成了重要的补充和超越。通过借鉴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可以为现代社会中的自由问题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和解决方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真正解放。
5. 结语
基于马克思实践自由观对弗洛姆自由理论分析比较的视角，可以更加准确地领会和把握马克思自由思想的核心精髓，进而揭示出弗洛姆自由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弗洛姆在一定程度上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指出其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人的解放。他认为，要想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必须通过自发性的爱与创造性的劳动，这对于解答当代人的自由问题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弗洛姆自由困境理论是存在明显缺陷的，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主要局限于道德层面，并将异化问题简化为主观的心理体验，提倡通过心理层面的革命来颠覆资产阶级，导致弗洛姆未能从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以及现实中从事劳动实践的人的视角出发，提出更为深刻的革命主张，未能意识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7], p. 9)。因此，马克思实践自由观凭借对人类社会与实践活动的深刻考察，实现了对弗洛姆自由困境理论的超越，并把对人的自由问题的探讨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大厦基础之上。
马克思的自由理论是“批判性的，他用批判的方法对待关于自由的概念和学说”[9]。这种实践自由观不仅与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语境相契合，能够进一步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而且也会对全球化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和公正。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7], p. 153)。立足现实国情，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行动指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而放眼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成为了阻碍世界人民走向自由与解放的桎梏，这就为对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现实诉求。因此，深入剖析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既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发展难题，也为探索人类走向自由和解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