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关于疾病的书写一直是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话题，文学中的疾病现象书写不仅仅作为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作品所产生时代的现实。作家个人对外部社会病态现象的观察和体悟以隐喻、象征的方式进入艺术作品中，成为理解作品和研究作者思想一隅的门径。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座高峰，其笔下的许多人物被或大或小、或肉体或精神的病态缠绕折磨，这些疾病以可见、不可见的方式弥漫在文本中传递出了作家观察体悟身体与生命的途径。“鲁迅的《狂人日记》引领了现代疾病叙事的潮流，随后的《孔乙己》《药》《弟兄》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借疾病反映社会的病态，人世的悲苦甚至人间的惨剧[1]。”鲁迅作品中的疾病书写除了有反映现实苦难的意义，还暗示了鲁迅本人关于健康的生命状态的思考。
2. 病态肉体的书写：唤起强健体魄的意识
以强健之身取代孱弱之躯是其疾病书写的第一层呼唤。20世纪初，一代知识分子扛起救亡重任。在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身体素质、思想方向等领域都提出了新的理想。1917年4月1日，青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于《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云“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2]。”这是青年毛泽东观察到的当时国人身体展现出来的样子。出于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和信念感，他提出了体魄强健对于文明进步的重要性。同样，陈独秀对当时中国青年的印象是：“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3]?”可见对国人身体素质的关注在当时已经成为了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点。鲁迅对国民生理健康层面的关注和洞察因此成为疾病叙事的潜在动力之一，频繁的疾病书写是鲁迅无法忘怀国人身体的最好证明。鲁迅的“立人”思想与梁启超的新民观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不同于梁启超将个人看作国家民族之下的个人，鲁迅受到西方哲学家尼采、叔本华的思想影响，如他所云“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4]。他将个人看作具有独立价值的归属，即个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国族进步的手段。因此，鲁迅在文学创作中对国人身体层面的叙事则具有了社会批判意义和当下启迪价值。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5]。”文学中的疾病传递了作家关于生命和身体的思考。在鲁迅小说中，除了生理系统上的疾病，身体上的畸形残缺、伤痕缺陷也被视作国人身体孱弱不足的现象之一。无论是幼童还是成年，男性还是女性，疾病常常在他们身体上留下痕迹，改变他们个人气质和生命走向。正如同萧红在《生死场》中所言，“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6]……”在鲁迅笔下，这些农村中人的身体也与动物几乎无异，上位者可以对底层群众随意施以暴力，任意打骂，出血、留疤亦不被看作十分紧要的事情。
畸形的脚部是鲁迅塑造的旧社会女性身体特征之一。自宋代以来，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和审美，裹脚这一陋习残害无数女子的身心，在血泪涟涟中，女性身体被暴力虐待，失去拥有完整健康身体的自由。“胖大汉和巡警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妈子的钩刀般的鞋尖[7]”。“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板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4], p. 475)。”这些已然裹脚或正在裹脚的女子成为封建社会审美趣味下的牺牲品，也反映出作者对女子遭遇的痛惜。无独有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的上层女性中也曾流行过束腰这一风尚，纤细的腰部被赋予了道德上的意义，松弛的身体意味着放荡的人格，而纤细的腰部则代表得体的礼节和仪态。这些改变自然身体形状的措施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但本质上都是对女性身体的一种戕害。鲁迅对这些女性脚部常用的描绘词是“钩刀”，也可以从中读到作者对小脚现象的嘲讽和否认态度。
男性在身体素质方面依然是孱弱而无力的。古人总是用“文弱书生”来形容读书人，文、弱二字彰显出体格上的特色。孔乙己是封建社会下成长起来的文人，神智清醒、智力正常。但是作为一个成年男子，他的身体也常常显现出缺乏和不足。“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4], p. 435)!”这些身体上的伤疤既是众人取笑孔乙己的谈资同时也是孔乙己遭受身体折磨的证据。身体上的疤痕和众人的取笑反映出孔乙己生活物质上的贫穷，而孔乙己对这些疤痕给出的解释也折射出孔乙己作为读书人的自尊心。他身上的疤痕是最后的科举文人穷困潦倒的表征。鲁迅笔下无论是生病或未病的形象往往离不开苍白、瘦弱、颓唐等字眼，这是作者眼中一部分典型的国民男子形象，虚弱且肮脏，其实这种自贬与文化自卑心理脱不开干系。西方人的身体审美观念逐渐为近代中国民众所接受，传统审美下的身体形态如温润儒雅、文质彬彬被冠以孱弱病态之名。全新的身体素质和神采风貌标准最先得到知识分子的首肯，如上所引，他们撰文反省自己国家国民在身体素质上的不足，顺承地接受了西方国家讥刺“东亚病夫”的称号。鲁迅以己病之身视强健之人自然有欣羡向往之意，再加上解剖社会的内驱力，文艺创作中对国人身体状况和动作神态的描摹便多了一分批判旧愚民与呼吁新国民的内涵。
华小栓、宝儿、阿顺这些还未来得及长大成人的孩子同样也拥有一具不健康的躯体。华小栓得了痨病，“接着便是一通咳嗽”([4], p. 440)“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4], p. 443)。《在酒楼上》那个纯洁腼腆的少女“不时的吐红和流夜汗”“起先不过小伤风，终于躺倒了，从此就起不来”([4], p. 32)。在鲁迅笔下，孩子时常与疾病、病痛纠缠在一起，不得不说其中潜藏着深意。孩子是未来的象征，是改变当时社会腐朽现状的新生力量，但这些力量却因为自身的孱弱、上一辈的愚昧、医疗系统的落后等等原因消失了。可以由此看出，作者本人内心深处的思想矛盾，一种看不见希望的虚无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鲁迅对旧社会国民物质身体维度的关注反映出了这位文学大师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切的悲悯心。借由文学作品中的病体刻画批判社会带给人们的痛苦，鞭挞封建文化的荼毒以及反思身体长期不受到关注的症结。当然，在关注国人体魄的同时，鲁迅的留日体验也给了他清醒的一击，拯救身体上的病态和痛苦未必能带来社会的新生，在物质身体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上、心灵上的疾病。肉体上的完整和健康并不意味着灵魂的积极和健康。在作家笔下，仍有一大批灵魂在麻木地游荡在社会、时代之中。
3. 病态精神的书写：敲碎封建伦理的枷锁
敲碎思想观念上的枷锁，达到精神上的文明和健康是鲁迅文学疾病叙事的第二重现代意义。“医学上已有的疾病范畴无非是人类以自己现有能力对于生命‘异常现象’的一种解释，当然这种解释离不开实验和经验的观察[8]。”除了身体生理层面的疾病，在精神深处无知无觉的状态，在作者看来依旧是病态的。
奴隶性是鲁迅谈论国人性格的重要论题，“奴隶性是帝制传统遗留的最深固最严重的精神疾患，它是对人道和文明的野蛮践踏，其反人道和反文明的野蛮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严重精神障碍[9]。”当阿Q被押送到衙门大堂上时，“膝关节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4], p. 522)。”“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4], p. 523)。”阿Q在官面前的身份是民。君尊臣卑、官尊民卑是封建社会不言自明的等级划分。经过了千年的儒家等级观念渗透，面对社会政治权力的执掌者，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畏官思想早已在被统治阶级脑海中根深蒂固。在文本中，阿Q这一下跪的动作不仅仅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一笔，同时也是揭开国人精神痼疾的重要切口，折射出整个封建社会文化最难以撼动的部分——封建权力的思想控制。而这种奴化教育正是作者想要猛烈攻击的。同样，《故乡》中的闰土这一角色也充满着无奈和悲凉。在作者童年回忆中，闰土是如此可爱，带着银项圈在月光下刺猹为无数读者留下了童真的一幕。然而中年时再见，一句“老爷”带给所有人的心灵沉重一击。少年时的闰土已经消失不见，中年的闰土成为了封建等级文化的接受者、执行者。尽管闰土也曾记得年少时的快乐时光，然而无形的屏障横亘在他们之间。“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4], p. 482)。”欢喜的是见到了一起有过美好回忆的玩伴，凄凉的是闰土受过的社会教育告诉他，面对这个“老爷”，自己应该恭敬有礼。闰土的恭敬隐含着底层人民对在统治阶级的自卑和讨好。奴化思想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作者身为新文化的一员，用文学批判了国人在思维上的落后和蒙昧，以冷峻的目光等待着在精神上独立，个性上解放的新国民。
小说中女性最大的精神枷锁——贞洁观。贞洁观念成为头上悬挂的一把利刃，成为折磨女子的凶器。《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祝福》中的祥林嫂、《伤逝》中的子君、《离婚》中的爱姑，她们都是被传统贞洁观念伤害过的无辜女性。因为不愿意被他人指指点点，祥林嫂在第二次结婚时拼尽全力反抗，“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4], p. 14)。”因为害怕死后被两个丈夫争抢，终日活在惶惶之中，加上众人视其为不祥之物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最终多重迫害力量交汇到一起发挥作用，造成了祥林嫂的死亡。这个时代女子的头顶上悬着各种应守的妇道、规矩、义务。如果不按照社会为她们制定的这套准则行动，便会受到强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惩罚。因此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对要求妇女守节的行为予以剖析和谴责。“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4], pp. 124-125)。”子君因为追求爱情而受到家乡人的冷眼最终死去，爱姑也在传统势力面前败下阵来。身为男性作家，但是鲁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正义的批判力关注着处在社会结构中弱势一方的女子，在帮助推倒压迫女性身心健康的腐朽观念上出了一份力。而其在创作中对深受迫害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折射出了他的叙事意图：“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4], p. 125)。”
旧时知识分子的迂腐和虚伪被暴露下鲁迅笔下。接受封建社会教育的知识分子四铭，有着体面的社会地位、完整的家庭成员和较为充足的物质条件。可是这个旧知识分子对于新式教育革新性的认识却极其浅薄。“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7], p. 46)。”这些旧式知识分子对于象征社会进步的变化抱有敌视的态度，同时也侧面反映出启蒙者改革之艰难。正是这样一个体面的一家之主，对着路边乞讨的年轻女孩想入非非，在看似正经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龌龊的心。对于孝女的欲望最终只能转移到自己的妻子身上，“泡沫的肥皂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高高地堆在两个耳朵后([7], p. 55)。”在被妻子戳破内心的秘密后，“四铭支吾着，脸上也像学程练了八卦拳之后似的流出油汗来”([7], p. 51)，四铭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只能通过语言上不断的否认来维护自己的面子。全然无儒者的风度和长辈的庄重。陈士成一生被困在科举的囚笼中挣扎，考了十六次都落榜，屡次失败的现实给了他精神上极大的打击，使他出现了幻觉，最终，精神失常的他落水而死。这是科举制度给旧式文人上的一幅巨大的枷锁，在这个制度之下，大批文人耗尽一生也不曾收获半分，常常是清高和自卑相伴随。因此陈士成、孔乙己都是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作为传统失意文人形象，他们精神上的病态、心理上的阴影都被作家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来。
可以说新式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迷茫和虚无是作者的自画像。吕纬甫学生时代曾怀揣着改造社会的梦想，但是经历过现实的磨练后，他“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7], p. 26)。”魏连殳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7], p. 107)。”这些新式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上的无奈感和无力感很大一部分是作家本人的夫子自道。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忠实捍卫者，在将领的口号下进行创作，似乎给人以一种充满激情的战士形象，但是鲁迅思想深处的底色被寂寞、悲观、空虚、绝望铺满。鲁迅自己的思想矛盾在这些新式知识分子上重现，借由艺术创作，传达作者本人的心灵体验和现实感悟。因此，在塑造出这样一群精神麻木病态、空虚迷茫的国人背后，是作者希望唤醒大众关注精神教育、培养现代文明意识的企图。
4. 疾呼疗愈：疾病书写的指向
对身体生命的探索和思考成为鲁迅文学场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虽然鲁迅并未明确说出健康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但他用文学事实告诉读者，不健康的生命是什么样的。而书写这些不健康的人们的意图也随之浮出水面。“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示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7], p. 325)”。
首先，鲁迅通过文学疾病叙事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即发挥文学的社会疗愈功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倡导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文学也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社会现实功能。鲁迅身为文学巨匠，意识到“立人”才是民族进步的根本。“在这种语境下，现代文学创作担负起了批判封建迷信思想与民间鬼神信仰的职能[10]。”在鲁迅笔下，“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4], p. 96)。”鲁迅先生对于肺痨破坏力的夸张表述，乃至将其与一国一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为疾病书写带上了社会批判和民族存亡的神圣光环，将个人疾病的书写放置在民族启蒙的宏大叙事框架下。
传统社会中的疾病治疗缺乏卫生条件和科学理念，求助于鬼神之说是常态。在这一过程中，有希望被治愈的患者病情完全被延误和耽搁，失去宝贵的生命。因此对于这些落后的民间迷信和鬼神之说的抨击和揭露是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作家的责任和义务。小说中的疾病叙事的他愈功能体现在写作的内容和题材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因此对于疾病和治疗的描述都是时代真相的映射。年轻的人拖着一具具孱弱的身躯，而人们对于身体的保护和疾病的治疗竟然如此草率和鲁莽，这成为一记警钟敲响在每一个读者脑海中。身体上伤痕和残缺旨在劝诫国人用一种更加关爱和珍惜的态度保护自己的躯体，生理上的疾病告诫人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素质和用更加科学进步的手段治疗自己，斥责了传统社会中对待疾病的那种迷信态度，揭露了国人这一行为的荒唐和无用。给了人们看待身体的另外一重视角。
其次，疾病书写成为写作者自我疗愈的途径。阿瑟·弗兰克指出：“疾病是进行自传写作的契机，疾病自述能开启符合伦理道德的生活方式[11]。”对于疾病的关注和描绘既是作者揭露社会现状，唤醒麻木心灵的手段，同时也是作者自我审视、自我警醒的过程。作者作为一个病人，他对疾病的切身体验和真实感悟给予了他在文学创作中诉说疾病现象的权利。尽管作者没有以第一人称的患病主体立场讲诉疾病，但是第三方的叙述者视角下的疾病故事仍旧没有离开作者的主观意识。据日本学者泉彪之助的统计，“鲁迅一生所患的疾病包括龋齿、疮、肋膜炎、胃炎、痔、赤痢、气管炎、肺炎、神经衰弱、疖等36种，涉及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12]。”身体上的长久疾痛体验必然全方位地影响作家的个人世界。从鲁迅的艺术创作中不难辨认出他的生命观念、健康追求、人物塑造、细节描写都有部分疾病的影响，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笔下频频出现疾病的描写。通过鲁迅的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其实一直都在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患病程度。虽然鲁迅自己曾言不太重视自己的病，但是“如果鲁迅对自己的病是不以为意漠然处之的。他也许不会在日记中如此关心它”[13]。饱受疾病幽灵折磨的鲁迅因为身体上的失眠和情绪上的敏感多疑常常使得他在面对许广平时沉默无言。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4], p. 275)。”鲁迅选择了在无声的文字创作中爆发出自己的痛苦和怒吼。“对于鲁迅个性心中压抑、敏感、急躁、易怒的成分来说，‘作文’无疑能起到一种疏导和宣泄的功效，而让鲁迅获得某种愉悦和平静[15]。”由于身体疾病带来的敏感和痛苦使得鲁迅对生活中的细小琐碎事物往往比一般人更加容易产生意见，况且对于鲁迅这样一个在思想力和洞察力都远超他人的先觉者来说，身内之痛与身外之怒交汇在一起“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14], p. 96)。用文字疏散痛苦的同时，作家也在精神上迎来了全新的自我。创作过程中心理状态的变化伴随着作家人格和情绪的更新，帮助作家更好地生活。
“表达性书写”[16]是美国学者詹姆斯·彭尼贝克提出的关于书写研究的概念。通过实验研究表明，患者写下内心创伤、疾痛的真实感受能够改善心情，提高免疫力，促进身体健康。因为自身有着大量的病痛体验，因此作者可以把疾病中的身体感知和精神状态真实地记录下来，在记录的过程中，这种体验由自我体验外化为他者的体验。把文字当作排解不舒适感的出口，帮助作者缓解身心上关于疾病的不愉快感受，这便是自我疗愈的功能之一。而鲁迅学医的教育背景也给了他描绘疾病现象和身体体验的科学性和可信性。“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构建自我的语言游戏”[17]。无论是父亲的疾病还是自己的疾病，那些未曾实行过或已经实行过的疗救手段部分地以补偿性或再现性的方式出现在小说里。看中医、当铺买药、吃人血馒头、求神拜佛这些疗救方案再现了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可以作者足以冷静审视的时空距离。作者对于国人的病有着深刻的洞察和意识，对于国人肉体和精神层面病态的揭露和呈现在也在另一重意义让作者见到了更加全新的自我。由于对于国人的疾病和病症有着清醒的认知，因此作者自身就会更加清醒和警惕，努力防止自己成为疾病的一员，这是一个自我检查、自我凝视的过程。因此信赖现代医疗手段的鲁迅对于自己肺病和牙痛的治疗主动寻求现代医学的帮助，看西医，用科学、先进的医疗理念和设备去对待自己的生命，叙事在表达自我经验的同时也在构筑另一个新的自我。
5. 结语
鲁迅从自身时代现实出发，对国人的生命报以极大的关注和关爱。用文学的笔触描绘了当时国人肉体上的孱弱和精神上的萎靡，然而作者的深意并不止步于呈现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是怀着一片宽广的胸怀和博爱的心灵试图引起众人对于自身生命的重视。鲁迅的文学疾病叙事也表达了对国人拥有强健体魄和独立精神的深刻意蕴，这至今仍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