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服务质量的提升，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稳步增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 [1]。然而，与我国网络化发展不相适应的是，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网络用户群体的不断扩大，网络暴力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妨害网络文明和威胁社会安全的结症所在。2023年7月7日，国家网信办起草发布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针对通过网络对个人集中发布的，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以及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道德绑架、贬低歧视、恶意揣测等违法和不良网络暴力信息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防范抵制、依法惩处网络暴力行为。与此同时，对于网络暴力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研究热度骤然提升，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增加。于是，在新时代，如何深入认识研究网络暴力新特征新形式，切实提升网络暴力治理水平、实现网络空间有效治理，成为科学研究和现实发展的重大课题。基于此，本文在梳理近年来我国网络暴力文献研究基本状况，借助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工具对当前我国网络暴力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致力于为未来进一步深化研究网络暴力问题，探索网络空间有效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样本文献的质量和数据可信度，本次研究的样本文献全部选取自CNKI中国知网，通过高级检索，限定主题词为“网络暴力”，检索时间不限，期刊文献来源类分别设定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文科学期刊要目(北大核心)以及AMI，检索到的文献共计460篇，时间跨度为2006年~2023年。同时，为了使分析结果更具代表性和有效性，又对初步检索结果进行了手动筛选和数据去重整理。在文献清洗中对公告、作者信息缺失、无关键词等无效文献和不符合CiteSpace分析逻辑的无关文献进行了剔除处理，最终共获得有效文献403篇。
2.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中主要使用CiteSpace6.2.R4软件工具，结合搜索整理的403篇文献数据对当前国内“网络暴力”研究领域进行统计分析，深入挖掘该领域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主题和演进趋势。在分析过程中，首先将在知网搜索到的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再将数据在CiteSpace中转化为可识别的形式，然后建立项目，通过软件运行生成本次研究所需要的合作图谱、关键词共现图谱、时间线图谱等可视化知识图谱。在CiteSpace中，模块值(Q值)和平均轮廓值(S值)是判断图谱绘制效果的两个重要指标，通常情况下，当Q > 0.3则社团结构显著，S > 0.5则聚类合理[2]。本次研究中的Q = 0.7016，S = 0.9618，所以本次绘制的图谱阈值均在合理区间，结果显著且具有较高可信度。
3. 网络暴力研究概况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
通过对关于“网络暴力”年度发文量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出该领域近年来的研究发展与增长趋势(见图1)。由图1可知，从2007年至今，国内对于“网络暴力”的研究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一方面考虑到我国互联网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可能受网络暴力事件年度发生情况影响，“网络暴力”在不同年度受到关注和重视程度不同。
Figure 1. Number of posts on “online violence”
图1. “网络暴力”发文数量
就事实而言，我国网络暴力问题并不是初次暴露于这一时期，但是2006年却是中国网络暴力事件发展极为重要的一年。“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白烨评论韩寒事件”等都发生在这一年，所以早在 2006年“网络暴力”尚未被学术定义时，人们就已经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到了2007年，国内权威杂志开始对“网络暴力”进行系统研究，之后逐渐趋热。例如，王刚从“铜须事件”中分析了早期网络暴力的成因，认为网络暴力的实质是一种非常态的集体行为——集合行为[3]。在2010年~2021年的十年时间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网民规模的大幅增长，网络暴力问题时有出现，学术界关于网络暴力的研究在起伏中基本保持稳定状态。其中，2019年此类文献研究增长至高点，达到32篇。彼时国内网络失范等问题层出不穷，网络暴力愈加猖狂，严重危害了网络空间生态环境。在最近三年特别是2023年，我国网络暴力研究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并逐步在该领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3.2. 研究力量分布
3.2.1. 核心作者发文及合作关系分析
合作图谱有助于分析学者或研究机构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进一步评价此领域研究人员与机构的学术影响力。通过CiteSpace软件对论文作者进行可视化处理并结合普莱斯理论分析发现(见图2)：作者节点(N) = 410个，连接线(E) = 138条，网络密度(Density) = 0.0016，可见该领域的研究力量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由于网络密度较低，作者之间缺乏更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学术联系较弱[4]。同时，由核心作者发文数量计算公式M = 0.749 * Nmax0.5 (Nmax为统计期间发文作者最多所达到的论文数量)可知此领域核心作者发文量为2篇。通过数据统计发现，发文量在2篇以上的作者有25人，总篇数为57篇，约占网络暴力研究文献总量的14.14%，与核心作者发文量占比50%尚有较大差距，说明我国在网络暴力研究领域还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体。
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graph
图2.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3.2.2. 主要机构发文及合作关系分析
通过对网络暴力研究领域的发文机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为发文量最多的机构，其次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再次是中国政法大学。从发文机构特点来看，学术界对于“网络暴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领域、法学领域以及公共管理领域，这与互联网的传播性特点，暴力的法律界限，网络社会的规范治理有着内在的契合之处，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网络暴力的现实特点与研究方向。根据CiteSpace软件的机构合作分析功能绘制的知识图谱，可以考察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5]。图谱中(见图3)共有335个节点、86个连线，网络密度为0.0015。由图谱和数据可以说明目前我国该领域的发文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和部分科研院所，网络图谱呈现局部集中，整体分散状态，图中仅有几个重要研究机构合作网络较为紧密，各研究机构间的协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4. 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与词频统计
关键词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概括性词汇，反映了论文的关键内容和核心主旨。有效分析关键词出现频次和共现情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了解网络暴力领域的研究主题和热点。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可知(见图4)，该图谱网络节点N = 441，连接线E = 722条，网络密度(Density) = 0.0074。其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图谱中的连线粗细表示着各关联词之间的强度大小，节点及字号大小则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高低。由图4可以看出，在网络暴力研究中，关键词主要有：网络暴力、人肉搜索、互联网、青少年、网络、网络舆论、大学生、网络治理、法律规制、社交媒体等，研究内容丰富且范围较广，联系较为分散。
Figure 3. Collaborative network graph of domestic cyber violence research
图3. 国内网络暴力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graph
图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及色块分布可以用来分析某一领域研究主题的演变。通过对关键词共现图谱的进一步总结分析，并基于算法技术提取标签主题词来表征热点研究，进而归纳整理形成研究主题聚类图谱，可以直观地展示现有研究领域热点主题[6]。为了对网络暴力研究热点进行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借助CiteSpace软件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分析生成了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5)，依据前文所提到的模块值(Q = 0.7016 > 0.3)，与平均轮廓值(S = 0.9618 > 0.7)可知本次聚类结果结构显著且可信度较高。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graph for domestic research on online violence
图5. 国内网络暴力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聚类标签词的提取主要基于三种排序LSI、LLR、MI，本次聚类依据的是对数似然率(Log-likelihood Rate, LLR)提取聚类标签(见表1)，图谱选取前13个聚类单元进行展示。根据聚类结果可以得出我国网络暴力研究领域除去“#0网络暴力”一词本身，与此相关主要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热点：#1人肉搜索、#2互联网、#3青少年、#4社交媒体、#5网络、#6微博、#7信息传播、#8法律规制、#9实名制、#10网络社会、#11媒介审判、#12网络群体性事件。由图可知，上述各类研究之间连线较密，相互之间关联性较强。
Table 1. Clustering information on online violence research (partial)
表1. 网络暴力研究聚类信息(部分)
聚类号 |
容量 |
剪影度 |
LLR对数似然值最大的四个聚类标签词 |
0 |
103 |
0.962 |
网络暴力(31.99, 1.0E−4)；刑法规制(8.71, 0.005)；青少年(7.46, 0.01)；隐私权(5.78, 0.05)；网络谣言(4.53, 0.05) |
1 |
40 |
0.953 |
人肉搜索(35.92, 1.0E−4)；隐私权(30.51, 1.0E−4)；国家公务人员(8.6, 0.005)；
传播学(8.6, 0.005)；言论自由(8.6, 0.005) |
2 |
29 |
0.853 |
互联网(27.77, 1.0E−4)；大学生(16.52, 1.0E−4)；对策(10.97, 0.001)；成因(10.97, 0.001)；
数字鸿沟(10.97, 0.001) |
3 |
25 |
0.901 |
青少年(21.53, 1.0E−4)；网络治理(16.69, 1.0E−4)；媒介新技术(16.1, 1.0E−4)；
社会化(16.1, 1.0E−4)；社会(16.1, 1.0E−4) |
4 |
20 |
0.991 |
社交媒体(19.27, 1.0E−4)；女性自拍(7.75, 0.01)；“杜死”(7.75, 0.01)；
行为风险(7.75, 0.01)；法律保护(7.75, 0.01) |
5 |
17 |
0.917 |
网络(14.59, 0.001)；暴力(14.59, 0.001)；信息异化(7.24, 0.01)；网络话语(7.24, 0.01)；
意识形态(7.24, 0.01) |
6 |
17 |
0.994 |
微博(14.83, 0.001)；公共领域(14.83, 0.001)；哈贝马斯(7.35, 0.01)；协商共治(7.35, 0.01)；公共治理(7.35, 0.01) |
4.3. 热点分析
尽管CiteSpace能够客观地、可视化地分析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与研究热点，但也不可避免存在忽视某些特征不突出而内容重要的研究主题。所以，在结合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以及聚类标签所含关键词的基础上，可将我国网络暴力研究领域有关热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网络暴力表征研究、网络暴力生成研究、网络暴力群体性研究、网络暴力治理研究。其中“#0网络暴力”作为搜索主题词，所含关键词如刑法规制、青少年、隐私权、网络谣言等已经代表了该领域研究热点的某个重要方面，故不纳入本次归纳内容。
第一，网络暴力的表征性研究主要包含的聚类有：#1人肉搜索、#2互联网、#11媒介审判。人肉搜索作为现代技术发展的产物，并不能完全与网络暴力一概而论[7]。但是在网络环境下，由人肉搜索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而现实的。人肉搜索作为网络暴力的一种表征，实际上是网民群体以一种自我赋权的方式扮演所谓正义的社会功能角色，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特点更是进一步滋生和助长了以正义之名实施的网络暴力[8]。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应用的不断进步，网络算法技术更加广泛而智能。这种“作为权力的算法”一方面为网络暴力打造了一个信息交互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平台对算法逻辑的应用中，更是加剧了这种舆论传播效果，最后在智能算法的精细化推送下，会强化用户标签化属性[9]。这种由“算法黑箱”打造的“信息茧房”容易使网民群体向着极化方向发展，技术的加持使得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王艳玲和韩扬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10]。这种媒体失职造成虚假信息的泛滥有悖于公正性和法理性，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和责任缺失，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媒介暴力[11]。
第二，网络暴力的生成研究主要包含的聚类有：#5网络、#7信息传播、#4社交媒体。这里的网络区别于上文中所提到的技术属性的互联网，此处的网络更多的是指承载了各种信息、话语等网络信息要素的具有传播性、风险性的“网络平台”，涉及的关键词有暴力、信息异化、网络话语、意识形态等。一方面网络的发展为网络暴力滋生提供了平台，江瑛林认为在网络环境下，人们逐步丧失了对信息的掌控能力，产生信息异化，信息异化又为虚假意识形态渗透提供途径，消减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12]。从当今发展现状来看，网络话语与异化信息时常与充斥着冲突及权力压制的网络暴力结合出现，如此种种实质都是暴力主义在网络环境中变体形式[13]。另一方面信息传播的进步也加速了网络暴力的蔓延，林凌通过研究网络暴力信息传播原因认为，网络传播突破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也为传播暴力信息提供了便利[14]。最后，现代社交媒体的发展促使“社会性死亡”不断上演。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社交媒体的崛起紧密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扩大了网民的信息交互的渠道，然而随之而来的利用社交媒体对他人进行攻击致人“社死”的行为无异于是一种“数字谋杀”式的网络暴力。所以围绕信息传播及社交媒体进行探索，对研究我国网络暴力的生成与反思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网络暴力的群体性特征研究主要包含的聚类有：#3青少年、#6微博、#12群体性事件。群体性是网络暴力的一个重要特点，以参与群体广泛和参与人数众多而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因此网络暴力实际上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16]。在互联网空间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群体，通常情况下他们往往呈现出松散无序的状态。群体不善于思考却急于行动，正因如此，他们极易受暗示并轻信于人，容易在外部刺激的影响下变得冲动、偏执，进而走向极端，古斯塔夫·勒庞将之称为“乌合之众”[17]。众多学者也将网络群体非理性行为作为研究网络暴力的切入点，探究如何在群体时代从集体性中攻破网络暴力的危险群体——网络乌合之众。网络暴力在国外多译为Cyberbullying (网络欺凌)，青少年群体的网络暴力是众多研究网络暴力学者的共同关注焦点，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例如唐冰寒将网络暴力与青少年群体看作风险社会中的有机系统，认为青少年生活在当下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容易受到不同思潮和观念的影响，既可能成为施暴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18]。作为群体活动的虚拟公共领域，微博是中国民众网络生活的重要平台，更是网络群体包括青少年群体活动的重要阵地，地位甚至远超欧美国家的Twitter和Facebook。哈贝马斯一直强调公共领域是一个理性交往的网络，然而类似微博等平台所构建的“公共领域”却一直无法摆脱非理性的特点[19]。所以由青少年、微博网民等群体极化所带来的网络暴力问题，日渐成为该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议题。
第四，网络暴力的治理研究主要包含的聚类有：#8法律规制、#9实名制、#10网络社会。在网络信息技术和社会风险的叠加下，网络暴力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网络社会的顽固性因素，实现对网络暴力的长效治理，营造清朗文明的网络空间是当下现实和理论层面亟需解决的难题。由于我国当前的法律在网络暴力治理方面存在专门性立法的空缺，刘艳红认为需要在共治理念与法治模式的基础上，制定反网络暴力法，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搭建网络暴力治理的基本法制框架[20]。也有学者表示网络暴力问题跨越刑法、民法和行政法领域，对于网络暴力的规制除了要进行专门性立法之外，还要注意涉及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之间的衔接问题[21]。网络社会的匿名交往为人们带来开放、自由的同时，也为网络暴力的实施提供了便捷。例如陈雪梅认为，应落实网络用户实名制、设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以推行更广泛、更严格的网络实名制，来破解网络暴力匿名性导致的举证难、维权难困境[22]。同时，刘一笑认为网络暴力违反了道德建设的初衷，为此要加强软法理论研究，在硬法基础上，辅之以软法柔性治理[23]。田圣斌则在宏观角度提出，社会治理既包括现实社会治理，也包括网络社会治理，必须加强网络暴力的技术和内容甄别，从多方面、多角度实现对网络社会的综合治理[24]。由此可知，关于网络暴力的治理是目前受关注较高、研究较为广泛、且在现实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
5. 演进趋势分析
5.1. 关键词时间线视图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网络暴力研究热点主题，更加直观地观察不同关键词在不同时间段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本文利用软件生成了网络暴力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和突现图谱(见图6、图7)。由图谱可知，在网络暴力研究初期，关键词已经较为丰富，多从危害、成因等方面对其进行解释性研究，随后期间研究范畴不断扩大，但研究切点逐渐缩小，多从信息传播、法律规制等方面进行专门研究。在近期，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和问题暴露程度的加大，学术界则更加关注平台责任，媒介技术、数字法治、公民社会等方面，更加凸显了网络暴力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根据对图6信息的进一步分析，可以总体将我国历年网络暴力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网络暴力问题初期暴露阶段(2007~2009)、网络暴力问题研究扩展阶段(2010~2019)、网络暴力问题研究增进阶段(2020年至今)。
Figure 6. Timeline graph of keywords in research on cyber violence in china
图6. 我国网络暴力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Figure 7. Keyword emergence atlas of research on cyber violence in china
图7. 我国网络暴力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5.2. 演进阶段
网络暴力问题初期暴露为该领域研究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对于网络暴力的含义并没有一个明确规范的界定，研究多以现实网络暴力事件为例，围绕网络暴力的现象、特征及后果进行讨论。自“铜须门”事件爆发后，关于网络暴力对隐私权等人权的侵犯备受关注，刘锐从多起网络暴力事件出发，认为人肉搜索如果涉及侵犯名誉权和隐私权就会滑向网络暴力的轨道[25]。也有学者从传播角度将网络暴力与传统暴力进行比较，认为网络暴力与传统现实的话语暴力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保护公民信息安全、遏制网络不良舆论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也为后期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网络暴力问题研究扩展阶段是我国网络暴力研究的发展期，在此时期我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网络暴力问题不断，关于网络暴力的研究也逐渐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例如陈代波在综合了学术界关网络暴力的不同界定之后，将其定义为：网民对当事人或者组织实施的以制造心理压力为手段，以迫使当事人或者组织屈服的网络攻击性行为的总称[26]。随着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的发展，学术界开始对“网络社会”进行研究，“微博暴力”、“媒介暴力”、“社交媒体”等成为这一时期的关注热点。此外，关于网络暴力的研究也区分了行为暴力和信息暴力，重点关注了网络信息、网络话语的异化与传播，对于网络暴力的研究也从传播学角度扩展到心理、法律、公共治理等角度，研究视角更加综合但也更加细致。
网络暴力问题增进阶段是我国网络暴力相关研究论文持续增长的阶段，从时间线图谱来看，关于“信息传播”、“青少年”群体以及“人肉搜索”仍然是目前的主要研究热点。其中关于“数字法治”、“法律保护”等法治思维及治理方式的研究文献大量出现。完善网络暴力治理配套法律法规，构建专门性立法体系，全面实现我国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现代化转型，是在新时代解决网络暴力问题的重要措施。事实上，网络暴力问题的治理并不仅仅是法学层面问题，它还涉及信息传播等理论的适用与解释。赵精武就认为应当从传播视角考察网络暴力事件形成机制，将异化成网络暴力的零散异化信息确认为影响因素，并设置相应的制度进行治理[27]。这一阶段将网络暴力的研究推向了更深层次，学术界在关于网络暴力的治理、责任的界定、惩罚与救济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出了实质性的策略，为今后网络暴力问题解决与理论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话语和观点。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网络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在逐渐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网络失范行为埋下了隐患，关于网络暴力的学术研究，近些年呈现雨后春笋之势，为揭示网络暴力的基本概念和演化过程奠定了基础[28]。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学术界关于网络暴力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建树。从对研究逻辑与趋势变化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当今学术界对于网络暴力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存在着较高的关注度，体现了科学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结合，但是对于网络暴力生成逻辑、综合治理逻辑以及跨学科、跨机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
6.2. 建议
第一，从研究概况来看，要加强学术合作，提升研究力量。总体来看，我国网络暴力研究发文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特别是在2021年之后，发文量快速增长，文献总数持续增加。但是根据图谱结果显示，国内网络暴力研究核心作者之间、主要发文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此，必须要加快网络暴力研究的协作共享与成果转化，促进研究水平和影响力的提升，推动网络暴力相关理论发展，助力现实网络暴力问题的有效解决。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学术会议、跨机构开展联合项目等方式，促进不同学者、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可以积极搭建人才交流与合作平台，增强网络暴力研究人员与机构的影响力，促进网络暴力研究力量的有效提升。
第二，从研究热点来看，要关注热点主题，细致研究内容。由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图谱可知，在网络暴力相关研究中，过往网络暴力研究热点聚焦网络暴力表征研究、网络暴力生成研究、网络暴力群体性研究以及网络暴力治理研究，其中对于“人肉搜索”、“青少年”等主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且热度不减，近些年“法律规制”、“社交媒体”等关键词出现频率也较高，相对来说是几个值得关注的方向。虽然现有研究已经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探讨，并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其外延式的扩展与深层次的探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
第三，从演进趋势来看，要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研究主题。关于网络暴力的研究近年来较为丰富，同时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和现实问题的变化发展，其研究前沿主题也处于不断演变和创新之中[29]。网络暴力研究由最初的传播学延伸至法学，而后又扩展至公共管理学领域，研究范围扩大，研究主题不断创新。网络暴力问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大性、交叉性、领域性难题[30]。在新时代，学术研究和有效规制网络暴力都要聚焦现实问题的演变与特点，可以结合技术、法律、社会(群体)、甚至文化等因素，进一步从公共治理的层面探寻优化网络信息表达的路径与对策，推进网络暴力研究创新发展，尽早实现理论研究向实际应用的转化，进一步提升网络暴力治理成效，营造健康清朗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