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渔业又名水产业，根据较为通行的定义，渔业是人们利用水域中生物机制的物质转化功能，通过捕捞，增养殖和加工，以取得水产品的社会产业部门，水产捕捞，水产增养殖、水产品加工和运销等环节共同构成渔业生产体系。渔业按作业水域可划分为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广义的渔业则包含渔船建造、渔具和渔用仪器制造，渔港建筑。渔需物资供应以及水产品的保鲜、加工、贮藏和运销，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1]。我国渔业历史悠久，史源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时期原始人类的渔猎行为；战国时已出现我国首部养殖渔业著作《陶朱公养鱼经》(或为西汉末期无名氏所作[2])，曾对后朝乃至欧洲的淡水养殖发挥重要指导作用[3]。然而在中国古代，并无围绕渔业成长历程的系统性论著问世。20世纪初，渔业史研究方才正式起步。作为社会史、经济史与环境史等领域的交叉点，渔业史折射出渔民与政府，人类与自然，现代渔业技术与传统民间信仰等多组有机联系的复杂张力，研究价值不容忽视。
广东位于中国大陆南端，面朝大海，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水产资源丰盈富饶，历来为我国农业渔业中心之一。21世纪以来，广东渔业经济乘风而上，屡创佳绩，2019年起已连续蝉联全国渔业产值第一，以广东渔业史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在本世纪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值得注意的是，纵观目前可供检阅的渔业史研究综述，大多数综述均着眼于中国渔业史的整体发展脉络[4]，或有综述对具体地区或海域的渔业史进行回顾，但数量较少[5]。鉴于目前学界尚无事关广东地区的学术综述，梳理渔业史研究范式雏形后百年来广东渔业史研究情状，无疑能为同侪掌握动态并廓清未来地方渔业史研究的进路提供有益参考，亦能为我们深刻理解在新发展阶段加速构建渔业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提供重要启示。
本文将以时间为主轴，从渔业经济、渔政、渔民文化等线索出发，铺陈梳理20世纪以来有关广东地区渔业研究的系列成果，并试图展望广东渔业史研究的可能方向与取径。限于目力所及，本文难免挂一漏万。若有不当及疏漏之处，烦请方家指正。
2. 通史之内：建国前的广东渔业撰述
晚清以降，始有专人撰写渔业史相关著作。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渔业史研究基本以通史体例呈现，并无学人修撰以广东渔业史为落脚点之书目。但这不意味着广东渔业史研究处于空白状态。清季民国的渔业通史著作中往往论及广东渔业——该时期广东渔业史的研究内容即近乎等同于中国渔业通史中有关广东渔业的撰述。尽管内附于通史之内，但广东渔业史的研究对象已然昭然若揭。
1906年由江苏人沈同芳撰写，由中国渔业总公司出版的《中国渔业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渔业通史著作的开山之作。全书共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前代渔史总论、渔界总论、渔业公司、渔业设官、渔捞、制造、养殖、水产，其中渔业公司和渔业设官两部分集中反应了清末发展新式渔业、加强渔政管理的历程，而有关广东渔业历史的研究则散见于渔界总论、渔业公司、渔捞、养殖、水产等篇章中。在渔界总论中，沈同芳整理记载了粤地的江海险要图志，如汕头、琼州、香港、东澳等地及其众多岛礁的渔业环境。沈同芳与张謇为同年进士，交往密切，由于张謇在江浙地带创办渔业公司，发展中国新式渔业，沈同芳对此感动颇深，因而其在渔业公司一章中多举江浙地区的渔业公司为例，但同时也提到了部分当时南洋渔业公司设立与经营的情况。在渔捞一章中，沈同芳对广东尤其是粤东地区的渔捞情况做了详细的研究，对当时的渔户情况，不同渔船的规模、用途以及其他不同渔捞设备的生产和使用都做了详尽的记载，在养殖一章中则对常见的海鱼品种进行分类研究。在水产一章中讲述了粤沿海地区自古以来产盐的历史和产盐的独特技术方法，还记载了粤地盐场种类及其分布，以及众多动植物水产，如龙须菜、海藻、鹿角菜、鹧鸪菜等蔬菜类水产；珊瑚、真珠、紫贝等珍宝类水产。总体而言，清末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历史》同时为中国渔业史乃至地方渔业史确定了研究角度和理论框架，具有鲜明的开创性意义。
1937年由李士豪、屈若搴合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渔业史》是民国渔业通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其中论及广东渔业史的内容愈加丰富，并在宏观的论述中突出了广东省重要的渔业地位。全书分为总论、渔政设施、渔业实验与调查、水产教育、渔业技术之进展、新式渔业之沿革及其进展、水产贸易、国际渔业交涉与外轮侵渔、渔盐之重要与各省渔盐秤放之史实九个部分，每一章均涉及广东渔业的情况。在渔业实验与调查一章中，专设有“广东省立水产试验场”一节，介绍水产试验场兴建及交由农林局接管之始末，并叙述其所进行的购置渔船，进行水产市场调查及冰鲜水产品试验等各项工作；在水产教育一章中，专设有“广东省立高级学校”简述广东地区的水产教育情况。值得注意的是，第八章《国际渔业交涉与外轮侵渔中》，记载有粤地与外国人的渔业纠纷问题，反映了近世沿海渔业对外国冲击的因应。同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历史》相似的是，该书对于渔业史的记载一样具有详今略古的特点，对现世的渔业情况记载较为详尽。然而不同的是，李士豪、屈若搴合著的《中国渔业史》开拓了渔业史的研究范围，在承继沈氏治学之道的同时有所突破，如渔业实验与调查、水产教育、新式渔业沿革等方面的内容均为沈书所不及，而且广东渔业从清末乃至抗日战争前的发展轨迹也在李屈二人的笔下初现端倪。
除却上述的渔业通史著作外，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了费鸿年的《中外渔业概观》和李士豪的《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等报告体著作，当中亦不乏关照广东渔业的内容。费鸿年在《中外渔业概观》一书中对广东渔业的记述精当扼要，他从渔户数量、渔船数量、捕捞方法、渔业贸易、地理环境、捕鱼种类等角度分析后对广东地区的渔业分布情形做出了判断，并指出中国渔业最有希望者是广东[6]，而广东渔业最重要的根据地在于汕头附近，其次是汕尾及其附近小港、香港、澳门以及海南岛。此外，该书还对广东的渔期、地方性远洋渔业及长绳钓鱼业进行，而上述二部通史均未记载这些信息；李士豪一书则专设一章论述了广东省的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重点关注了潮汕、港澳、南路、琼崖的渔业建设，利用表格归纳了四地各渔业种类、渔船数量，渔场，渔期等具体信息[7]，其对广东渔业重点发展区域的判断与费鸿年大致相同。
综观1949年以前的广东渔业史研究，不难发现如下特点：一、撰写者大多为水产行业工作者。如李士豪曾在撰述前的二十世纪30年代任职于青岛海洋渔业管理局；费鸿年在1949年先后担任广东省水产试验场场长和总技师，浙江省水产职业学校教师，河北省天津水产专科学校教授，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等职[8]；二、内容与视野较为局限，古代渔业史研究薄弱。先前已有学人揭示，此时期的渔业通史与公认的“通史”仍相距甚远。在两部渔业通史中，涉及广东渔业的内容散于各部，不成体系；而两部概述类书籍资料汇编性质较浓，对古代广东渔业情况不带一笔。但不可否认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广东渔业史研究为日后学人管窥岭南地区民国时期渔业近代化进程提供了窗口，亦点明了可供挖潜的渔业史研究基本门类——今日的广东渔业史研究，大抵并未逸出沈同芳与李士豪等人在其著作中划定的限界。
3. 停滞中的新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渔业资料汇编工作
截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渔业史的研究较之于民国时期并未取得显著进展，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仍未涌现。1958年水产教育家侯朝曾编著六万余字的《中国水产事业简史》，原稿因搬迁颠簸不知所踪，2010年方才寻至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槱藏本并出版[9]。但随着五十年代起恢复与农业集体化政策的普及，各地愈发重视渔业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广东地区概莫能外。该批资料汇编的存录为时人乃至今日观察集体化时期广东渔业生产各环节运作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许多广东地方相关产业管理单位整理存有较丰富的资料汇编与工作调查报告，涵盖捕捞技术、生产组织形式、渔民工作生活文化等诸多方面。目前所见资料汇编与调查报告多为建国前十年所作，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广东省水产研究所的《广东海洋技术捕捞技术研究》(1959)、《广东水产科技简报》(1958)，广东省渔业供销合作社的《广东渔业供销合作》(1955)，广东省农林厅水产局的《广东海洋渔业概况》(1953)，广东省水产厅技术指导室的《广东拖网渔业介绍》(1956)、《广东赤鱼围网渔业介绍》(1956)、《广东几种钓鱼业介绍》(1956)，《广东省海洋渔业技术资料汇编(第二辑)》(1965)，中共华南分局沿海边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渔民工作资料》(1953)，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的《发展渔业生产的经验》(1958)，汕头地区水产局编《水产历史资料》(1975)等。水产部门出版资料汇编旨在为各渔区提供经验借鉴，因此各地其时较为先进的渔业渔法是汇编关注的焦点。其中，《广东航洋技术捕捞技术研究》总结了拖网、围网、刺网、张网、敷网、钓渔具、什渔具等七类渔具的优秀范例，诸如海丰、汕尾的拖虾网(拖网类)，台山、横山的赤鱼围网(围网类)，台山沙堤的多层胶丝托刺网；[10]《广东海洋渔业技术汇编》则选编了由各地技术站、渔汛站撰写的笔谈，对宝安县蛇口公社第一大队的浅海疏拖网经验及珠海县灯光围网操作技术等多项渔业技术作出介绍[11]。
广东地区整理收纳各地渔业技术资料的传统并未因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中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广东省水产厅根据全国渔业区划办公室通知精神，对全省沿海各地渔业渔具渔法展开调查，先后出版四辑《广东省海洋渔具渔法调查报告汇编》，以期促进海洋渔业增产。各地调查报告结构大致相同，分板块概述当地自然条件，在地渔业生产结构，渔获品种，渔具渔法种类与历史演变，各类作业发展前景、问题及设想，大部分报告均在附上逐年渔船数量表及各类渔业作业产量表，阅者可借此轻松掌握特定时段某渔区渔业发展的总体趋向与主流作业类型。该批资料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年内乱”[12]对渔业生态的波及：七十年代初期在“以拖为主，拖围结合”的生产方针指导下，部分沿海县市纷纷转向发展拖网渔业，加速近海浅层渔业资源，进而导致减产减收[13]。
4. 史学转向与新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渔业史研究
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与勃兴的新史学思潮使广东渔业史研究呈现出新气象。一系列由水产部门组织编撰的广东渔业史著作出台。21世纪后，愈多史学研究者投身渔业史研究，历史学者取替水产工作者成为广东渔业史研究的主力军。随着环境史成为学界热点之一，近年的广东渔业史研究则逐渐融合环境史与新文化史视野，朝着“眼光向下”的渔业史书写不断迈进。
4.1. 官方渔业方志
20世纪80年代后，国务院重新将编纂地方志列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工程，将编修社会主义方志列入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清单。1984年，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主管编纂《广东省志》《当代中国的广东》等书的及指导全省范围内新修方志等事宜。《广东省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分志和附录组成，共2000万余字，各分志向自1993年起陆续单独出版[14]。作为分志之一的《广东省志·水产志》于2004年出版，记述了1987年前各历史时期广东水产业的历史，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广东渔业史通论。全书仍大体承袭了民国渔业通史的架构，从产业观角度出发分水产机构、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江河捕捞、淡水养殖、水产品保鲜加工、水产供销、渔具工业、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水产科技、水产教育外经等章梳理了广东渔业的发展历程，并在书尾附有建国后广东省水产政策与规章条例。《广东省志·水产志》的问世弥补了广东渔业通史的空白。相较于1986年广东省水产局编写的《当代广东水产(1949~1985)》，《广东省志·水产志》在其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细节史实，[15]叙说逻辑清晰，详实具体，是了解当代广东渔业史不容忽视的大部头史著。但其并非全无缺陷：全书对于中国古代时期广东渔业的论述相对简略，且限于篇幅并未标明材料出处，阅者不便索引溯源。
除却省级层面的方志，广东各县市亦积极组织编纂渔业方志，如汕头市水产局编《汕头水产志》(1991)，《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志》(2014)，《广州市海洋与渔业志》(2001~2017)。方志之外，水产部门习用编年体记载广东渔业历年大事，重要作品为世纪之交广东省海洋与水产厅先后编写的《广东水产纪事》[16]《广东渔业发展概述》[17]。
4.2. 史学研究
此前已有学者通过数据分析揭示，21世纪以来中国渔业史研究已基本完成历史学转向——发文量最大的十位学者几乎均为历史学学者[18]。受此影响，广东渔业史亦展现着迥然不同的新面貌。就目前可检的研究成果而言，21世纪前后乃至今日广东渔业史研究的主题集中表现与渔业管理、渔业资源开发与渔业经济，渔民社会三大模块。
古代渔政向来是广东渔业史研究的传统主题，涵盖渔税征收，渔民管理与渔船管理与渔盐配给等四个方面。杨培娜是此领域研究的重要学者，其着重关注明清时期王朝体制与东南濒海地域社会的互动。就渔税征收而言，杨培娜指出明代河泊所设立后并未发挥预期管辖成效，各地渔疍民纷纷逃亡使其难以维系，明中期后，广东普遍推行渔课折银征纳，沿海渔课的征收方式和征收对象因时因地而异，再无可能仅由河泊所和渔疍户来完纳，而这事实上为豪富圈占沿海滩涂大开方便之门[19]；尹玲玲亦留意到明代广东地区渔户的逃亡情况，指出明代广东地区渔民人户以广州府最为集中，再其次为潮州府、琼州府、肇庆府等地[20]；唐元平等人以肇庆府渔业管理情况为研究对象，指出明中后期西江下游渔业经济由繁荣走向困顿，河泊所因而难以为继[21]。杨培娜同时从横跨闽粤两省的南澳岛这一实例切入，剖析清代东南沿海地区的渔业运作实况，指出广东的渔业课税征收以“渔课”为名，以港湾澳口为单位，按照作业方式相对固定的税课额数摊派给各渔船[22]。就渔民管理而言，杨培娜认为，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对闽粤濒海人群的治理观念和规制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直接移植针对定居农民的户籍管理方式变为结合濒海人群流动生产惯性，通过船只管理渔民。这的与同明清赋役制度、华南军政格局与地方社会权力格局的变动密不可分[23]。就渔船管理而言，杨培娜相信清代广东地区较为严厉的渔船规制与清末明初东南沿海的动荡社会背景直接相关，但由于深海捕鱼在明代中后期日渐成为粤东地区的核心作业方式，政府规制与实际社会运作存在较大张力。雍正年间，原有规制中不切实际的部分方才与实际接轨，“违式”由此变为“定制”；[24]对于渔船制度的另一重要内容——船只编甲，杨培娜指出康熙年间针对濒海渔船的编管似乎存在澳甲和船甲这两种方式的区别。但是，在实际运用中，“澳甲”与“船甲”又往往被视为同一名词，可以相互混用[25]。就渔盐配给而言，杨培娜对清代广东濒海渔业配盐管理制度进行梳理后得出，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初期，清廷逐步形成了一套关于濒海渔业用盐的管理观念和规制，这应被视作清廷试图将渔业用盐纳入官盐体系的努力，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濒海私盐问题并未迎刃而解[26]。一些学人亦留心近现代史领域的渔政新变，余汉桂通过民国时期各领域渔业条例，认为民国时期两广渔业管理法规具有难以掩盖的片面性、盲目性和妥协性；[27]杨培娜考察建国初期广东地区的渔业合作化政策演进过程后，指出华南地区在渔业改革过程中进行大量合作化尝试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为中央渔业合作化政策的出台和确立从供销到生产的合作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28]。
渔业资源是渔业生产的源头活水，其开发利用程度亦被一批学者所留意。司徒尚纪在《岭南海洋国土》一书中概述了岭南地区海洋生物资源及滩涂资源的开放状况，归纳了广东境内各类渔获及渔场讯息之余总结了近当代开放利用滩涂资源的经验教训，指出不应盲目围垦从而导致资源浪费；[29]王涛对明清以来南海主要渔场的开发进行系统考察，认为明清是南海渔场开发的关键时期，渔业作业范围在这一时期由近海朝南海诸岛等外海渔场推进[30]。周晴以珠江口伶仃洋滩涂的主要水产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清代及民国时期珠江三角洲河口水产养殖业特点，指出水产养殖是珠江河口海岸滩涂的主要产业，牡蛎、白蚬、禾虫是珠江河口海岸滩涂最典型的水产；[31]宋词《民国潮汕海产考》则对民国潮汕七县的海产名实、用途、养殖、捕捞进行考证。淡水养殖方面，周晴认为清末民初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兴起的桑基鱼塘有赖于堤围等水利设施保障；其农业经营效益与世界丝业市场行情密切相关。一些学者对重点近代渔区渔业经济起落的动因进行探研，孟庆顺便指出20世纪澳门渔业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且其衰落不可逆转，主要因素是海洋环境恶化，渔业生产成本提高，周边地区竞争加剧及澳门政府的消极态度[32]。
“回到历史现场”与“眼光向下”的呼声一定程度上促使着渔业研究者逐渐目光投射至渔民之上。作为渔业史与社会史的交叉点，广东渔业史视阈下的渔民社会研究主要着眼于典型渔业人群的生存状态及渔民信仰问题。身为广泛分布于广东地区以船为家，浮生江海的渔民群体，疍民建国前遭受陆居族群排斥被视为贱民，20世纪初已为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社科学者纳入研究范畴，现有论著汗牛充栋，涉及疍民族源，地理分布，社区结构，社会角色，婚恋关系，宗教崇拜等多个层次[33]，故在此不作赘述。澳门渔民是另一批受学界关照的研究客体，周运源从渔民居住地，渔民生活质量，渔民风俗，渔民家庭及渔民与沿海广东其他地区的联系等维度对20世纪有关澳门移民若干问题进行分析；[34]孟庆顺则在探析渔民与渔获代理商的关系后指出，渔业繁荣时期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渔民和鱼栏渐行渐远是与澳门渔业衰落相适应的历史必然。渔民宗教信仰方面，陈衍德指出妈祖作为凝聚力的象征在澳门渔业经济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但渔民对妈祖的看法难言清晰，一般具有模糊性与主观随意性；在祭礼上，澳门渔民与陆上居民在崇拜妈祖亦有较大差异；邱云胜则从广州渔民新村的个案切入，强调疍民上岸半个世纪后民间信仰经历的多重演变及其在都市化进程中面临的认同性困境[35]。
概言之，21世纪以降由史学转向驱动的广东渔业史研究表现两个鲜明特征。首先，从研究时段上看，明清时期研究占主导地位。略去前文已述及的研究成果，尚有刘黎《明清时期广东海洋渔业研究》，闫富东《清初广东渔政述评》，王双怀《明代华南的渔业生产》等文聚焦明清时期广东渔业发展。其次，从研究对象上看，潮汕是广东渔业史研究的热点地区。学者苏新华曾撰著多文论述潮汕地区渔业的现代化进程，认为民国时期潮汕渔业在生产规模，水产品及销售上在广东省渔业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具备现代渔业的基本特质；但潮汕渔业从旧式渔业向现代渔业的过渡并非一帆风顺，其艰辛反衬着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辛历程[36]。现下广东渔业史研究所外显的面相，某种程度上与上述断代和地区史料的易得性与丰富性密切相关。诚如桑兵所言，史料的详略多寡和真伪优劣制约着史学的发展，上古，中古和晚近的史料遗存详略有别，依凭史料回到“历史现场”的程度自然大不相同[37]。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从清季以来，国内广东渔业史的研究经过了“开创期”“平淡期”“发展期”三个阶段，前期的广东渔业史研究大多附属于中国渔业史之中，缺乏独立系统的论述，20世纪90年代在以时间为脉络的中国渔业史体系构建完成后，广东渔业史研究方兴未艾，相关论著不断增加，成为中国渔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推动着渔业史研究不断迈向纵深。但不可否认的是，广东渔业史的既往研究仍存在不少缺憾，学术沉淀总体仍较为浅薄，并未形成一以贯之的学术理路，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维度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未来的数年广东渔业史研究，至少应依循以下进路发力：
一、深挖史料。目前广东多地图书馆及档案馆藏有海量报纸及档案材料可资查阅，如广东省立中山博物馆记有渔业调查报告的报纸业已数字化，但利用率极为有限；学界对域外渔业史料、口述史资料及田野调查的关注度亦显得不足。倘若史料得到扩充，目前被视作公论的观点或能得到补正或重构，过往模棱两可的推论亦可获得更有力的证据支撑。
二、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阈。毋庸讳言的是，明清以前的古代渔业史与近现代渔业史均为广东渔业史研究的弱环。对于后者。民国时期的渔业史研究较共和国时期更为活跃。西方已有学者撰写专文试图描绘新中国前三十年广东渔业的发展轨迹[38]，但国内研究仍尚付阙如。研究对象而言，现有研究多围绕海洋渔业展开，对淡水渔业及养殖业的关注欠奉；针对渔业市场与渔业技术的个案研究仍较为稀缺。广东境内不同时期水产品的运送保鲜链条及各地区对现代渔业技术迥异的接纳过程仍有待廓清。
三、倡导跨学科研究与学理归纳。广东渔业史实现史学转向后，史学研究方法成为主流的研究抓手。但鉴于史学研究者并非全才，或多或少欠缺经济学及自然科学学科的相关知识储备，最终完成的学术成果难免有自说自话之嫌。建设水产工作者与史学工作者的长效沟通机制统筹整合各学科范式，加强会通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会通，无疑是今后渔业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此外，渔业史领域实证研究的数量完全压倒务虚类文章，渔业史研究模型与取向的发微亟待提上日程。徐斌曾提出构建以水上活动人群为本位的“新水域史”，具有相当程度的启发意义。结合岭南风土开辟一片渔业史理论研究的沃土，有待成为广东渔业史研究的新增长点。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项目“现代化视域下广东地区渔业经济的历史考察(1949~1978)”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202319027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