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协同研究

Research 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Hunan Province

摘要: 基于2012年至2021年湖南省14个市州的部分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湖南省及各个市州两系统水平，测度其耦合协调度特征以及变化趋势；结合Dagum基尼系数模型分析湖南省各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组内、区域间差异和差异来源；最后结合变异系数来探究区域间差异的特性以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湖南省各市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且低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差异在逐渐缩小，但总体空间差异仍然存在，区域间差异是各地区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间耦合协调指标值均呈现下降趋势，各区域之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区域性收敛。对此，可以依据数字经济与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的实际差异和演变趋势规划相关政策，同时耦合协调度好的地区应发挥好带头作用，加快数字经济建设速度、缩小区域差异。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14 cities and states in Hunan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1,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ystem level of Hunan Province and each city and state, and measu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ing trends of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tra-group and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ource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ystems in Hunan Province.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in Hunan Province is relatively weak and lower than the leve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c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s decreasing gradually, but the overall spatial difference still exists, and the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 i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overall spatial difference. The index values of interregion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ystems in each region had regional convergence. In this regard, relevant policies can be plann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 trend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gional coupling, and regions with a good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narrow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1. 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行列，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成熟的社会经济形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的高速辐射与应用，数字经济已成为各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源动力，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打造数字化经济生态环境与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湖南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3)》显示，湖南省连续五年保持数字经济高速增长态势，并形成了以长株潭为中心，带动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等城市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但相比起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目前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各区域之间发展步调不一致、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推动能力不足。因此，本文利用湖南省14个市州2012~2021年的部分指标数据对其数字经济和区域协调发展进行定量计算，并采用计量经济和统计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差异来源及演变趋势，对促进湖南省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2. 研究综述

数字经济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基础、可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形态，他通过数据资源、信息网络技术等要素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目前我国学者主要是从经济、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王娟娟和佘干军[1] (2021)从数字产业、基础设施和环境三方面入手对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比较，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形成内循环提供可行性路径，使数字经济及其内循环成为新时代协调区域发展的跳板。任保平和贺海峰[2] (2023)基于各类相关政策和研究文献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比较中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探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和特征。魏艳华等[3] (2024)通过数字化基础、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等维度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新评价法分析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梁健[4] (2024)从理论上梳理了数字经济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机制，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在实证方面探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效应。

区域协调发展即基础设施通达完善、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居民生活水平有保障，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对中国式现代化有极大推动作用。我国学者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机制与实现路径等方面。魏后凯和高春亮[5] (2011)认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新时期面对新挑战，需要构建新的协调机制以此全面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赵霄伟[6] (2021)基于历史发展规律总结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框架等内容，为新时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思路。夏艳艳和关凤利[7] (2023)认为新时代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应从新发展格局的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这四个方面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于泳莲和邢文利[8] (2024)基于共同富裕视角，系统分析了南北区域协调发展差异及原因，提出共同富裕视域下南北区域协调发展的策略选择，推动南北区域协调发展和全体共同富裕。

国内学者对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两系统的协调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与促进机制方面。曲妍[9] (2023)基于内循环视角，利用固定效应和空间模型探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李清华和何爱平[10] (2023)从数字经济发展特征入手，整体探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王志刚等[11] (2024)从经济增长收敛视角探究我国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改善资本要素错配情况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现有研究主要是以数字经济整体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数字经济如何推动实现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对单个地区进行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分析较少，因此本文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面板数据分析两系统的发展状况，并探究湖南省各地区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差异来源及演变趋势，为推动湖南省数字经济和区域协调发展建言献策。

3. 研究设计

3.1. 指标选取与评价体系构建

本文根据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以及数据可获得性等指标选取原则，基于王娟娟和佘干军[1] (2021)、刘伟丽和陈腾鹏[12] (2023)、曲妍[9] (2023)、徐生霞和裴晶晶[13] (2023)、刘丽[14] (2023)以及韩冬日[15] (2023)等人的研究成果分别构建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维度与指标情况见表1)：

1)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从区域协调发展入手，分别从数字技术水平、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及数字经济创新水平共三个维度10个二级指标来构建数字经济指标评价体系。数字技术水平决定数字化发展水平，二者同时带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数字技术水平由移动电话用户数、宽带接入用户数、每百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和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比表征；数字化发展水平由数字惠普金融指数、电信业务总量以及信息传输、软件业等数字产业从业人员占比构成；数字经济创新水平则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高技术产业R&D人员全时当量以及专利申请数。

2) 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经济、社会、环境与公共服务水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系统、生态环境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四个维度一共24个二级指标入手，以此构建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经济发展维度包括社会消费品总零售额、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GDP；社会系统维度则由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城市燃气普及率、城市用水普及率、城乡居民收入比、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化率、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和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这10个二级指标构成；生态环境水平维度由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表征；公共服务水平维度包括公共图书馆数、公共厕所数、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医疗技术人数以及在校大学生数等指标。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表1. 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权重
数字经济	数字技术水平	移动电话用户(万户)	万户	正	5.41%
		宽带接入用户数	户/百人	正	5.75%
		每百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户	正	6.09%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比	%	正	6.43%
	数字化发展水平	数字惠普金融指数	-	正	6.77%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正	7.11%
		信息传输、软件业等数字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	正	7.45%
	数字经济创新水平	专利申请数	件	正	7.7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	亿元	正	8.13%
		高技术产业R&D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正	39.04%
区域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消费品总零售额	亿元	正	0.79%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	正	0.84%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正	0.89%
		人均GDP	%	正	0.94%
	社会系统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正	0.99%
		城市燃气普及率	%	正	1.04%
		城市用水普及率	%	正	1.09%
		人均用水量	吨/人	正	1.14%
		城乡居民收入比	%	正	1.19%
		城市化率	%	正	5.72%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	人	负	5.77%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正	5.8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正	5.87%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人	正	5.92%
	生态环境水平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正	5.9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	6.02%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负	6.07%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人	正	6.12%
	公共服务水平	公共图书馆数	个	正	6.17%
		公共厕所数	座	正	6.22%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人	正	6.27%
		在校大学生数	万人	正	6.32%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张/万人	正	6.37%
		医疗技术人数	万人	正	6.42%

3.2.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构建了两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再利用各类数学与统计模型对指标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可刻画系统间发展和协调的动态关系，该模型在经济学和地理学方面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首先，计算湖南省各市州区域协调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将湖南省各市州区域协调发展和数字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分别用$U_1$ 和$U_2$ 表示。

其次，计算耦合度：$C={\left\{\frac{U_1{U}_2}{{\left[\left(U_1+U_2\right)/2\right]}^2}\right\}}^{\frac{1}{2}}$ 。C越大，表示U₁和U₂耦合度越高，该指标重点考察两个子系统之间的一致性，不能反映出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动态增长和协调度情况。

最后，计算耦合协调度：$T=a{U}_1+b{U}_2$ ，$D=\sqrt{CT}$ 。其中，a、b表示两大子系统的重要程度，本文认为在耦合协调发展中两者同等重要，故a = b = 0.5；D反映两大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其值在0到1之间，D越大，表明两大子系统耦合协调性越强。本文基于赵文举和张曾莲[16] (2022)、刘丽等[14] (2023)、费威和安芷萱[17] (2024)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D细分为以下等级(表2)：

Table 2.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level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

耦合协调度区间	耦合协调度水平	耦合协调度区间	耦合协调度水平
(0, 0.1)	极度失调	[0.4, 0.6)	勉强协调
[0.1, 0.2)	重度失调	[0.6, 0.7)	中度协调
[0.2, 0.3)	中度失调	[07, 0.8)	良好协调
[0.3, 0.4)	濒临失调	[0.8, 1)	优秀协调

2) 空间自相关

首先，利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湖南省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空间数据差异，用其描述区域内部的各种交叉重叠问题。Dagum基尼系数包括三部分：组内基尼系数Gw (表示各地区内部现代化水平的差距)、组间基尼系数Gb (表示各地区之间现代化水平的差距)、超变密度基尼系数Gt (表示各地区现代化发展交叉重叠现象)，且Dagum基尼系数 = Gw + Gb + Gt。

为消除数据量纲等因素影响，再利用变异系数$CV$ 研究城市间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差异，

公式为$CV=\frac{S}{\overline{D}}$ (其中$D_i$ 表示第i个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标准差$S=\sqrt{\frac{1}{n}{\displaystyle {\sum }_{i=1}^n{\left(D_i-\overline{D}\right)}^2}}$ ，耦合协调度平均水平$\overline{D}=\frac{1}{n}{\displaystyle {\sum }_{i=1}^n{D}_i}$ ，n表示地区个数)，变异系数越小说明水平差异越小、发展越均衡与协调。

3.3. 数据来源

本文对湖南省14个市州2012年~2021年的数字经济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原始数据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省各市州统计年鉴和EPS全球统计数据与分析平台，部分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其中人均GDP与地区生产总值分别采用人均GDP平减指数减至2012年后取对数处理、地区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减至2012年后取对数处理。

4. 结果分析

4.1. 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基于2012年~2021年湖南省14个市州的部分面板指标数据，利用熵值法分别计算出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指数，单独列出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地区2012年~2021年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平均水平以及2012年、2016年、2021年湖南省各市州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指数，并利用Arcgis 10.8软件作图进行对比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Table 3. Digital economy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index

表3. 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指数

区域	城市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指数
		2012	2016	2021	十年均值	2012	2016	2021	十年均值
湘北地区	岳阳	0.1054	0.2146	0.3856	0.1993	0.3646	0.3703	0.4850	0.3930
	常德	0.1522	0.1989	0.3025		0.3478	0.3971	0.4688
	益阳	0.0888	0.1328	0.2907		0.2950	0.3530	0.4653
湘中地区	长沙	0.4869	0.6496	0.9406	0.3230	0.5996	0.6556	0.8086	0.4868
	株洲	0.1583	0.2254	0.3842		0.3746	0.4356	0.5206
	湘潭	0.1305	0.1806	0.3574		0.3442	0.3983	0.4837
	邵阳	0.0734	0.1381	0.2952		0.3068	0.4178	0.4996
湘南地区	永州	0.0713	0.1178	0.2581	0.1747	0.3453	0.4382	0.5403	0.4166
	衡阳	0.1110	0.2092	0.3562		0.3184	0.3870	0.4854
	郴州	0.0692	0.1754	0.2639		0.3148	0.4010	0.4772
湘西地区	张家界	0.1133	0.1179	0.2310	0.1348	0.2092	0.2886	0.3331	0.3371
	怀化	0.0905	0.1249	0.2766		0.3609	0.3559	0.4359
	娄底	0.0665	0.1232	0.2970		0.2665	0.3361	0.4043
	湘西	0.0360	0.0997	0.1508		0.2946	0.3616	0.4015

根据表3可知虽然2012年至2021年湖南省各市州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速度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看，其发展水平均呈现出上升趋势。湘中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指数远高于其他地区，2012年至2021年均值分别达到0.3230和0.4868；湘北地区与湘南地区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速度相对湘北地区较慢；而湘西地区不论是数字经济还是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均低于其他地区，分别为0.1348和0.3371。

根据表3与图1，2012年，长沙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最高，为0.4869，而益阳市、邵阳市、永州市、郴州市、怀化市、娄底市和湘西州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较低，均在0.1以下，其中湘西州最低，仅为0.0360。2012年至2021年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市州发展速度各异，长沙、岳阳、株洲等城市发展较快，张家界和湘西州发展变化最慢，十年变化值仅为0.12。2016年岳阳、衡阳与郴州数字经济指数变化值最大，仅次于长沙；而张家界、怀化增量最少，仅高于湘西州。相比2012年至2016年，2021年常德、郴州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变化速度放缓，怀化与娄底数字经济发展有所增长，但湘西州发展指数仍为最低。

Figure 1. Change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dex of each city and state in Hunan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1

图1. 2012年~2021年湖南省各市州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变化

Figure 2. Changes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dex of cities and states in Hunan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1

图2. 2012年~2021年湖南省各市州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变化

通过对比表3和图2，我们可以发现，长沙市作为湖南省的省会城市，其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且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情况相吻合。相较于张家界市、益阳市和娄底市，岳阳市、湘潭市、株洲市、衡阳市、常德市和怀化市在2012年的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表现较好，仅次于长沙市。然而，到了2016年，怀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出现了明显下滑，与其他城市的发展趋势相反，其指数比2012年下降了0.011；岳阳市的指数虽然有所上升，但增量较小；邵阳市是长沙以外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增量最大的城市，增幅为0.111。到2021年，邵阳市和娄底市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增长速度均有所放缓，而益阳市和岳阳市的发展趋势则与之相反。另外，从2012年至2021年，张家界市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一直处于最低水平。

2012年至2021年，湖南省各市州的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及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其整体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从全省来看，湖南省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市间的发展差异较大；作为省会城市的长沙，其数字经济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为大力发展湖南省数字经济，应充分利用长沙的“领头羊”作用，积极响应“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化发展进程”等政策，提高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同时推动城市产业转型，缩小城市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4.2. 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时空演化分析

根据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指数，运用耦合协同模型，最终得2012~2021年湖南省各市州数字经济和区域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表4)，十年间，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二者融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

Table 4.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ities and states in Hunan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1

表4. 湖南省各市州2012年~2021年耦合协调度

城市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长沙市	0.735	0.7565	0.7619	0.8061	0.8078	0.8336	0.8474	0.879	0.9117	0.9339
株洲市	0.4935	0.5111	0.5369	0.5101	0.5597	0.5822	0.6022	0.6259	0.6299	0.6688
湘潭市	0.4604	0.4582	0.5055	0.4511	0.5179	0.5174	0.5499	0.544	0.5918	0.6448
衡阳市	0.4425	0.4287	0.4444	0.4803	0.5503	0.5342	0.5653	0.5866	0.6371	0.6623
邵阳市	0.3874	0.4426	0.4497	0.4579	0.4901	0.4972	0.5286	0.5555	0.5747	0.6197
岳阳市	0.4428	0.4728	0.5047	0.5132	0.5309	0.5619	0.5702	0.5816	0.5901	0.6576
常德市	0.4797	0.4718	0.4886	0.5157	0.5301	0.5358	0.5795	0.5915	0.5834	0.6137
张家界市	0.3924	0.3988	0.4075	0.3991	0.4295	0.4606	0.4627	0.4508	0.4884	0.5267
益阳市	0.4023	0.3811	0.4351	0.4552	0.4653	0.4978	0.529	0.5516	0.5505	0.6064
郴州市	0.3853	0.4338	0.4662	0.4813	0.5104	0.5149	0.5567	0.5491	0.5872	0.5983
永州市	0.387	0.4196	0.4395	0.4555	0.4662	0.5102	0.5229	0.5679	0.576	0.5924
怀化市	0.4252	0.4238	0.4206	0.4174	0.4591	0.5009	0.538	0.535	0.557	0.5893
娄底市	0.3649	0.3929	0.3849	0.3882	0.4511	0.4884	0.4968	0.5266	0.5494	0.5886
湘西州	0.3209	0.3446	0.3556	0.4638	0.4358	0.4322	0.4225	0.4435	0.4997	0.496

根据前文表1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方法，结合表4数据，具体依据2012年、2016年以及2021年湖南省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对2012年~2021年湖南省各市州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协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如下：

1) 第一梯队：作为湖南省省会城市，长沙市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一直居于第一，2012年~2016年其耦合协调度从一开始的0.735增长至0.8336，之后持续增长，到2021年最高，为0.9339。长沙市近年来大力扶持新经济发展，包括聚焦高科技产业、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制造业转型等政策，加速数字经济发展，均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其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情况也由良好协调变为优秀协调。

2) 第二梯队：株洲、衡阳、岳阳、湘潭、益阳、邵阳以及常德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次于长沙，居于第二梯队，其中株洲、衡阳、岳阳、湘潭、益阳以及常德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耦合协调度演化特征由勉强协调变为中度协调，邵阳市则由濒临失调升级为中度协调。这些城市大都位于湖南省中部、北部地区，依靠自身特色产业，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数字经济水平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3) 第三梯队：怀化、娄底、永州、郴州和湘西自治州分别属于湖南南部、西部地区，受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这些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为落后。近年来，随着“中部崛起”等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诸多省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从而为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提供耦合协调发展空间。从2012年到2021年，怀化、娄底、永州与郴州耦合协调度等级均由濒临失调升级为中度协调；而湘西州虽由濒临失调变为勉强协调，但协调效果并不理想。

上述分析探讨了数字经济和区域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为进一步分析两者耦合关系的区域差异性，本文对湖南省区域内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Dagum基尼系数检验，结果如下：

Table 5. Source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表5. 区域差异来源和贡献率

年份	基尼系数				贡献率(%)
	总体	组内基尼系数Gw	组间基尼系数Gb	超变密度基尼系数Gt	组内贡献率Gw	组间贡献率Gb	超变密度贡献率Gt
2012	0.101	0.031	0.036	0.033	31.301%	35.524%	33.175%
2013	0.093	0.029	0.038	0.026	30.929%	40.761%	28.310%
2014	0.095	0.029	0.037	0.029	30.711%	38.944%	30.345%
2015	0.086	0.027	0.026	0.033	31.377%	30.019%	38.605%
2016	0.081	0.025	0.029	0.027	30.886%	36.294%	32.821%
2017	0.074	0.023	0.028	0.023	31.034%	38.160%	30.806%
2018	0.077	0.024	0.028	0.025	30.844%	36.787%	32.370%
2019	0.079	0.024	0.031	0.024	30.441%	39.307%	30.253%
2020	0.071	0.022	0.03	0.019	30.760%	42.152%	27.088%
2021	0.071	0.022	0.03	0.019	30.463%	42.269%	27.268%

Figure 3. Variation trend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various regions of Hunan Province

图3. 湖南省各地区区域差异变化趋势

结合表5与图3可知全国总体差异大致呈下降趋势，说明随着区域协调水平的提升湖南省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差异在不断缩小，但总体空间差异仍然存在。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差异贡献率分布及其变化规律较为稳定。其中，组内差异贡献率主要在30%到31%之间，变化较小；而超变密度贡献率则在27%到38%内浮动，且整体呈下降趋势。组间差异是各地区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2021年组内差异贡献率达到最大值，为42.269%，表明湖南省各地区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差异主要源于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

湘中、湘北、湘南与湘西地区区域内部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空间差异。湘中地区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内空间差异最大，其2012年至2021年的基尼系数在0.9至0.14范围内变化，变化趋势为下降–上升–下降。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邵阳市、娄底市经济发展最好，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整体较高，虽然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其耦合协调度仍远远高于怀化、永州市、郴州市、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城市。虽然湘北地区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内差异比湘中地区小，但其下降趋势较大，说明常德市、益阳市、岳阳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快，城市区域内部发展也越协调。湘南地区与湘西地区2012年至2021年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均为下降–上升，波动幅度不大，且2012年与2021年区域内基尼系数均保持一致，分别是0.4和0.2，说明衡阳市、永州市、郴州市、怀化市、张家界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城市区域内发展较为均衡，差异较小。

由于不同体系耦合协调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异，对此本文结合变异系数来探究区域间差异的特性以及发展趋势，图4展示了2012年至2021年湖南全省、湘中、湘东、湘南和湘北地区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变异系数发展趋势：2012年至2021年湘中地区城市耦合协调的变异系数值最大，在0.2与0.3之间波动；湘西次之；湘南、湘西城市耦合协调的变异系数相对来说较小，均在0.1以下。湖南省整体、湘南地区与湘西地区的变异系数降幅较小，均从2012年到2021年下降了0.02，说明各个整体的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差异在缓慢缩小；湘中地区变异系数从2012年的0.3下降到了0.2，降幅较大，说明湘中地区城市区域协调发展；湘北地区整体城市耦合协调的变异系数最小，2012年为0.087，2021年降至0.044。

Figure 4.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ystems in Hunan Province

图4. 湖南省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变异系数

从变异系数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湘中、湘北、湘南与湘西地区城市的耦合协调指标值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这四个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存在区域性收敛，湖南省数字经济与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在不断缩小，与前文Dagum基尼系数分析结果一致。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2年至2021年湖南省14个市州的部分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指标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湖南省及各个市州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其耦合协调度特征以及变化趋势；结合Dagum基尼系数模型分析湖南省各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组内、区域间差异和差异来源；最后结合变异系数来探究区域间差异的特性以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 2012年至2021年湖南省各市州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及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其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2) 随着区域协调水平的提升湖南省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差异在不断缩小，但总体空间差异仍然存在，区域间差异是各地区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湘中地区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内空间差异最大、湘北地区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内差异虽比湘中地区小但其下降趋势较大、湘南地区与湘西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区域内差异波动幅度不大；3) 区域间耦合协调指标值均呈现下降趋势，湘北、湘中、湘南和湘西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区域性收敛，整体数字经济与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在不断缩小。

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快湖南省各市州数字经济建设速度，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小的地区应发挥好带头作用。长沙市作为湖南省省会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以及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均处于遥遥领先地位，其应发挥领头羊作用，辐射周边地区、加速推动其他地区尤其是怀化、娄底市、永州市、湘西州等地区区域协调发展，从经济、文化、环境等各方面入手，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数字信息技术提高数字经济水平，加强长沙与周边城市的产业联动、人才联动和资源联动，缩小区域间发展差异。

第二，依据数字经济与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的实际差异特征和演变趋势，规划相关政策与统筹管理。部分地区受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协同水平较低。怀化、娄底、永州与郴州耦合协调度等级均由濒临失调升级为中度协调，而湘西州虽由濒临失调变为勉强协调，但协调效果并不理想，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为落后。近年来，随着“中部崛起”等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诸多省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从而为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提供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湖南省政府应根据各市州实际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做好相关政策规划与统筹管理工作，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推动各地区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