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道林·格雷的画像》是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在书中，王尔德树立了一个清秀俊美的男子形象——道林·格雷(Dorian Gray)。画家巴兹尔(Basil)惊艳于他的美貌，并将他视为灵感缪斯，为他作了许多画像。同时，巴兹尔将道林·格雷的出现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亨利勋爵(Lord Henry)，他的描述使亨利勋爵对道林充满好奇，并下定决心一定要见到他。在亨利与道林的相处中，道林慢慢明白大众对他的喜爱全都来自于自己惊人的样貌，于是他与画像做交易，期望自己永葆青春，代价则是画像会体现出他的所有丑陋与衰老。有了画像的帮助，道林做尽坏事却无人知晓，而画像在此过程中越变越丑。画家巴兹尔看见自己所画的画像后无比震惊，劝解道林不要再这样，道林却将巴兹尔杀害。道林心理的魔鬼不断把他侵蚀，最终他忍受不了画像的丑陋，用杀死画家的那一把剑向画像刺去，却杀死了画像前的自己。而与此同时，画像中的人恢复了年轻时纯洁无害的俊美模样，道林本人则在刺向画像的瞬间迅速变老变丑，最终死去。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是一部广受欢迎的唯美主义小说，书中许多关于景物与人物的描写都细腻优美，辞藻句式华丽丰富，体现出王尔德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本文选取的第一个译本由著名翻译家荣如德先生于2011年翻译，第二个译本则由孙宜学先生于2017年翻译。作为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最受欢迎的两本译著，两者发表的年份相近，但在许多词语以及句式的选择上大不相同，值得探究。
2. 理论基础——顺应论
Verschueren提出语言的使用过程本质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或外部结构，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并且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的顺应性是指在语言变异性、商讨性的基础上，交际者从可供选择的不同语言项目中做出灵活的选择，从而尽量满足语言交际的需求[1]。从顺应论可知，选择的目的是使交际得以顺利进行[2]。戈玲玲指出顺应论认为阐明语言意义功能要从四个方面入手，首先，是语境关系的顺应；其次，是语言结构的顺应；再次，是动态顺应；最后则是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翻译作为一门跨文化的交际，在语码转换的过程中必然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适应性，而顺应论在翻译实践上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3]。在顺应论视域下，翻译时，译文语言的选择要顺应不同的语境：即翻译是要注意从语境的角度出发考虑词汇与句子的意义是否与语境吻合，使用是否得当；其次，译文语言的选择要顺应原文的语言结构；最后，译文语言的选择要做出动态顺应，反映交际者的意识程度，达到“信达切”的标准。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忠实原文的内容，准确得体地将原文内容表达，并且在语篇的重构时要顺应原文的风格，尽量做到风格再现。黄忠廉与刘丽芬又将根据语际顺应程度的大小，将顺应论分为全译顺应论和变译顺应论，前者旨在解决语际形义小矛盾，即同一语义用多种语言表达产生的差异；后者则是指译作不仅变通原作的语形，更在于变通原作的语用和语义，变通原则旨在时原作之供顺应于读者之需，旨在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4]。
语境顺应与全译顺应都概括了翻译过程中字句的选择应该要符合该词语所处的环境，在词语的众多意义中选择最贴合语境的意义来翻译；而结构顺应则是指，在译者行文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到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结构差异，从而选择是否做出相应的调整；动态顺应以及变译顺应则提示译者在翻译时，要考虑文本的可读性，意义的准确性，源语文本中存在的文化现象，在翻译之后是否能够被目的语的读者理解，是否能够使得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对于该文本有同样的阅读感受。
3. 文本分析
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连续做出语言选择的过程。同一切交际活动一样，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本文将从语境顺应、结构顺应以及动态顺应三个层面来对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两译本进行比较。
3.1. 语境顺应比较
Verschueren指出语境包括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前者包括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后者则通常指篇内衔接、篇际制约和线性序列三个方面[1]。语境关系顺应是指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必须要与语境顺应。语言使用者在选择和理解语言时作出的语言选择必须要与语境顺应[3]。
例1. “I believe that you are really a very good husband, but that you are thoroughly ashamed of your own virtues. You are an extraordinary fellow. You never say a moral thing, and you never do a wrong thing. Your cynicism is simply a pose.”
“Being natural is simply a pose, and the most irritating pose I know”, cried Lord Henry, laughing [5];
孙译：“我相信你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丈夫，但你却深深愧疚于你的德行。你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从不假道学，也从不做什么坏事。你只是摆出一副愤世嫉俗的姿态罢了。”
“顺其自然才是一种姿态，而且是据我所知最令人恼火的一种姿态。”亨利勋爵笑着嚷道[6]。
荣译：“我相信你实际上是个很好的丈夫，不过你硬是以自己的美德为耻。你是个怪人，你从来不说正经话，你也从来不做正经的事。你的玩世不恭不过是装腔作势。”
“保持本色才是装腔作势，而且是据我所知的最令人讨厌的装腔作势。”亨利勋爵笑着高声说[7]。
“virtues”字典的翻译可解释为：德行、品德、美德等，在英文中“virtue”常常用于表示正向良好的品德。但在现代汉语里，“德行”的用法常常是贬义的。在原文的语境中，作者是在赞美亨利拥有良好品德，能够尽到作为丈夫应该尽的义务，但亨利本人却以这样的品德为耻。在孙宜学的译文中，很容易将该句话理解成亨利勋爵常常愧疚于自己的品德不端正。而在荣如德的译文中，他将该词译成“美德”，“以自己的美德为耻”强烈的表现出亨利自己的本性与想要表现的形象之间的差距，使目的语读者能够顺利理解。
此外，两位译者对于“cynicism”和“pose”两词也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孙直译为“愤世嫉俗”以及“姿态”，而荣将其处理为“玩世不恭”和“装腔作势”。孙译的两词意义虽然没有错误，但是略显生硬，“愤世嫉俗”似乎与上文提到的内容关联性不强，一时之间读者难以理解作者的意思。荣译本将“cynicism”结合语境译作“玩世不恭”则是与上文提到的亨利实际上是个好丈夫，不过是装作不正经的模样形成照应，使译语读者能够轻松地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装腔作势”则也是在与上文呼应，使得整个语段浑然天成。除此之外，“装腔作势”与“玩世不恭”同样是成语，四字格的使用也使得语段更加优美，可读性更强。
例2. “Pure family affection, I assure you, Uncle George. I want to get something out of you.”
“Money, I suppose, ” said Lord Fermor, making a wry face, “Well, sit down and tell me all about it. Young people, nowadays, imagine that money is everything. [5]”
孙译：“纯粹因为家族亲情，确实如此，舅舅相信我。我想从你这里拿点东西。”
“又是要钱吧，”福默勋爵一脸苦笑，“好吧，坐下说清楚。现在的年轻人啊，认为钱就是一切。[6]”
荣译：“乔治舅舅，请相信我，我上这儿来纯粹是出于亲属情谊。我想从你这儿搞到一些东西。”
“我想一定是钱，”费莫尔勋爵皱起眉头说。“坐下谈吧。如今的年轻人以为有了钱就有一切。[7]”
结合语境，亨利勋爵的舅舅常常因自己的这位外甥感到头疼，而当外甥开口要东西的时候，他就猜到了应该是要钱，并为此感到非常无奈。孙译本中，译者用“又是”以及语气助词“吧”表现出舅舅的无奈，“苦笑”一词也准确地反映出舅舅当时的心态，与前文的“又是要钱吧”形成照应，让目的语读者能够准确地感受当原文本中亨利勋爵来要钱时的稀疏平常，以及舅舅对于自己外甥这种行为的无奈。而荣译本中，只是很简单的处理为“我想一定是钱”，从这句话中无法准确的反映出舅舅当下的心情，而是后文中描写到“皱起眉头”才能让读者自己揣测舅舅当时的心情。
3.2. 结构顺应比较
语言结构的顺应不仅包括语言使用者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和语言态度对于语言结构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语码转换中存在的各种语体的影响。译文不仅在句子结构上需要遵循语法结构，其次，在超句与语段层面上也应该以意义的连贯和关联作为话语建构的原则，有明确的话题，并在话语展开的过程中保持话题以及内容之间的系统性和明确性[3]。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否忠实于原文的词汇、句法和问题结构，是否将语言中的信息在译文中准确的传达也是结构顺应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例3. You must certainly send it next year to the Grosvenor. The Academy is too large and too vulgar. Whenever I have gone there, there have been either so many people that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see the pictures, which was dreadful, or so many pictures that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see the people, which was worse [5].
孙译：明年一定要把它送到格罗夫纳画廊去。皇家艺术学院太大，也太俗。每次我到那儿，要么人多得看不见画——那当然很糟糕，要么画多得看不见人——那更糟[6]。
荣译：明年你一定得把它送到格罗夫纳去展出。皇家美术院太大，也太俗气。我每次去那儿，不是人多得叫你看不见画，就是画多得叫你看不见人。前一种情况很讨厌，后一种情况更糟糕[7]。
孙译本用破折号代替文中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对原文中的第二句话做很大的修改，使得目的语读者在阅读时虽能读懂，但还是能够感受到翻译腔的存在。而荣译本中对句子结构做出较大的调整。由于第二句话是由“or”连接的两个并列句，且两个句子都分别引导一个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作者直接将两个从句的内容进行整合，将“看不见画”与“看不见人”放在一起，又将从句的内容进行整合。调整后的句式不仅在句式上使用了中文中的回环的修辞手法，增加了中文句式的美感，而且使得目的语读者阅读顺畅，贴近中文表达方式。
例4. When we meet--we do meet occasionally, when we dine out together, or go down to the Duke’s—we tell each other the most absurd stories with the most serious face. My wife is very good at it--much better, in fact, than I am [5].
孙译：当我们见面时——我们偶尔会见面，一起出去吃个饭，或者去公爵大人那儿——我们都会一本正经地讲些最荒唐的故事。我太太在这方面非常擅长——事实上，比我高明得多[6]。
荣译：我们见面的时候，比如一起在别处吃饭，或者到某一公爵府拜访，反正偶尔见面的时候，我们总是互相编造种种再荒谬不过的假话，而面部的表情却是再正经不过的。在这方面，我的妻子是很高明的，实在是比我高明得多[7]。
在这句话中，孙译本并没有打破原文的句式结构，包括破折号的使用。但这样的表达方式在中文里显得生硬，读者阅读时并不顺畅。但荣译本在翻译时并不拘泥于原文的结构，如第一句话中，他将原文中“一起到别处吃饭，或者到某一公爵府拜访”这一信息作为插入语，放在“我们见面的时候”与“我们偶尔见面”之间，打破了原文破折号结构的使用，使得文章更为流畅，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例5. For the wonderful beauty that had so fascinated Basil Hallward, and many others besides him, seemed never to leave him [5].
孙译：道林身上那奇妙无比的美，让巴兹尔·霍华德和其他人如此迷恋的美，似乎从未消失[6]。
荣译：看来道连似乎永远不会失去贝泽尔·霍尔渥德以及其他许多人为之倾倒的稀世美貌[7]。
在这一句中，原文用了从句以及并列来表述信息，虽然句式在英文的句式中不算复杂，但句子里的内容信息较多。荣译顺从原文句式结构，用一句话来表述信息，甚至未用标点符号来表示停顿，这样的句子并不符合中文句子的特征，使得中文读者在阅读时的困难较大。孙译本中意识到了中文句式与英文句式中的差异，英文中多用从句且时态句式结构严谨，讲究形合。但中文句式散句多，讲究意合。孙译本选择破除英文中原有的句式结构，选择中文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散句形式，将句子重新整合，目的语读者更加简单地读懂句意。
3.3. 动态顺应比较
在动态顺应的过程中，应对时间、语境、语言结构、交际者意识程度等做出考虑，从而使译文反映出作者的真实意图，达到“信达切”的翻译标准[3]。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也应考虑到源语以及目的语之间不同的文化，涉及文化词的翻译时，选择相应的手段来翻译。此外，王尔德作为唯美主义作结的代表人物，其作品中环境的描写独树一帜，常常让人沉醉其中，译者是否能够将王尔德唯美的写作风格在译文中再现，也是动态顺应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部分。
例6. “I like men who have a future, and women who have a past,” he answered. “Or do you think that would make it a petticoat party? [5]”
孙译：“我喜欢有未来的男人和有过去的女人，”他回答，“否则，你说，会不会弄成一个‘衬裙派对[2]’了？” 注：衬裙派对：指都是女人的派对[6]。
荣译：“我喜欢来日方长[7]。”
“petticoatparty”在英文中存在特殊的文化意义，源语读者在阅读时能够很快理解到塔蕴含的意义，即都是女人的聚会。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使得目的语的读者也能够了解到其蕴含的深层意义也是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孙宜学和荣如德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式来应对这一文化词语。孙宜学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将英国文化中的“衬裙派对”一词呈现在目的语读者面前，有在该章节的最后标上脚注来解释该词蕴含的深层意义，以此帮助读者理解。荣如德则省略了原文中的“衬裙派对”一词，直接将其翻译成“清一色的女士聚会”，直接将其蕴含的文化含义用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词语解释出来，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
例7.“And weep over a faithless Florizel,” said Lord Henry, laughing, as he leant back in his chair. “My dear Dorian, you have the most curiously boyish moods……Besides, how do you know that Hetty isn’t floating at the present moment in some star-lit mill-pound, with lovely water-lilies round her, like Ophelia?”[5]
孙译：“并为负心汉弗洛里扎尔哭泣。”亨利勋爵往椅背上靠了靠，笑着说，“亲爱的道林，你的孩子气最古怪。……再说，你怎么知道此时此刻赫蒂没像奥菲利娅那样，漂浮在某一个映着星辉的磨坊水池里，身旁簇拥着可爱的睡莲？[6]”
荣译：“并且为负心的弗罗里泽[145]流泪，”亨利勋爵接口说着仰靠在椅背上哈哈大笑。“亲爱的道连，你哪来这许多孩子气的傻念头？……何况，目前海蒂也许像奥菲利娅那样，周身围着睡莲，正漂浮在某一座磨房池塘映着星光的水面上呢？”注：弗罗里泽和珀狄塔是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中的一对情侣[7]。
在这一段出现的“Florizel”以及“Ophelia”是分别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两部戏剧《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哈姆雷特》(Halmet)中的主人公，在英国属于家喻户晓的人物，亨利在此用两个人物来比喻Hetty的故事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十分容易被英国的读者理解的。而在中国，国人虽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有所耳闻，但多数人并不能做到如数家珍，因此需要查阅一定的背景资料才能完全理解这里的比喻含义。在翻译的过程中，孙宜学并未处理两个人物的背景知识，而是直译整句话，将两个人物一笔带过，需要目的语读者自行查阅资料来理解。荣如德则将Florizel的背景信息用标注的方式放在本书的最后，以此向读者解释。而涉及到“Ophelia”的背景知识时，两位译者都未作出解释。但在荣如德的译本中，读者能够从上文的注释中推测出她也是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但在孙宜学的译本中，译者很难单从上下文就推断出这一含义。
例8. The two young men went out into the garden together, and ensconced themselves on a long bamboo seat that stood in the shade of a tall laurel bush. The sunlight slipped over the polished leaves. In the grass, white daisies were tremulous [5].
孙译：两个年轻人一起走到花园里，坐在月桂树荫下的长竹椅上。阳光顺着光亮的树叶洒下，草丛里，白色的雏菊在风中微微抖动[6]。
荣译：这两个年轻人一同走到了花园里，在一丛高大的月桂树的遮荫下面的一张长竹凳上坐定。阳光从光滑的树叶上溜过。一些白色的雏菊在草丛中摇曳[7]。
王尔德在景物描写中细致入微，从高大的月桂树写道草丛中的雏菊，一切自然而又美好，令人沉醉其中。在两个译文中，译者都将王尔德描写中的景物全都译出，然而孙宜学的译文更自然流畅，在第一句话的处理上，孙打破了原有的结构，第一句话首先描写出两位年轻人的动作，“走到”、“坐在”两个动词的运用在两句话的结构中一致，使读者有一种顺着两人动作一起走到花园中的感觉。第二句话则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描写景物，将两人周围的美好景色写出，描写的逻辑合理，使得读者阅读时轻松自在。而荣如德译本则按照源语中的结构，在第一句话的处理上略显生硬，在“坐定”前添加太多的修饰成分，并不符合中文的表述习惯，也显得整句话毫无美感，目的语读者阅读体验感并不强。
例9. ‘How horribly unjust of you!’ cried Lord Henry, tilting his hat back, and looking up at the little clouds that, like ravelled skeins of glossy white silk, were drifting across the hollowed turquoise of the summer sky [5].
孙译：“你这样讲对我太不公平了！”亨利勋爵嚷着，帽子往后一斜，抬头看着天上小小的云朵，像一束束打结的光滑的白丝绸飘过澄明而碧蓝的夏日长空[6]。
荣译：“你太不公平了！”亨利勋爵嚷着。他把帽子往后一推，抬头望着像一团团闪光的绢丝在夏天的碧空中漂浮的云[7]。
孙译中将“抬头看着天上小小的云朵”先译出，再来描绘云朵的具体特征，是读者能够首先明白描写的对象，然后再与形容词连接，后一分句中的两个名词“白丝绸”、“夏日长空”前分别接上两个形容词来修饰，是读者能够根据描写发挥想象，联想到夏日长空的悠闲惬意。荣译中将主要的名词“云”放在整句话的最后，前面则用了多个形容词来修饰，稍显冗杂，增加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难度。
4. 翻译分析
由于社会心理因素的存在，语言选择、做出顺应的意识程度会有所不同[3]。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两者在许多词汇的选择上有所差异，孙译本中的词汇选择较少考虑到语境顺应的原则，词汇多按照其字典意翻译，在多义词的翻译上，孙宜学优先考虑字典意中排列靠前的释义，而忽略上下文中包含的语境，从而造成读者难以理解的现象发生。而荣如德则灵活运用多义词的意义，并且结合语境考虑从词汇的含义，不拘泥于字典的释义，从而使译文比较通顺，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孙宜学在翻译时多采用直译为主，在句式结构的顺应上，译者对文本的处理较少，基本按照原文的结构翻译；在文化词汇的翻译上也多以直译加注为主，既保留了原文的特色，也能使目的语读者理解。荣如德的译本多以意译为主，在句式上打破了源语的语言结构选择更加贴合中文句式的表达方式，使中文读者更加容易理解。从动态顺应角度来看，在涉及文化知识的翻译上，荣如德既有采用意译的方式也有采用直译加注的方式处理。在作者风格的再现上，王尔德唯美的写作风格，以及较多的自然风景在两个译本中均有所体现，孙译本的景色描写更加自然生动，更能够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荣译本中的景物描写大多顺从原文的写作结构，句子的处理略显生硬，对于读者的吸引力较弱。描写译者是译文的主导，译文所体现的意识程度高低完全取决于译者的意识程度，而译者的意识程度又是受译者的自身角色定位影响的[8]。从两译本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纵然两位译者都是国内著名翻译家，两个译本自出版以来也广受欢迎，但两译者的意识程度不同，从微观的词汇选择到宏观的译入语国家文化介绍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选择。从孙宜学的译本可以看出，译者对于顺应了源语的文化，对自己的定位更多是源语文化形式的介绍者传播者，帮助更多的国人了解英国。而从荣如德的译本来看，译者顺应了目的语文化，将源于中难以理解的部分用目的语流畅地展示出来，对自己的定位更多则是文学作品的传播者。
5. 总结
文学作品再创造过程是一个动态的选择和顺应的过程，译者在不同意识程度的参与下对语境关系和语言结构做出动态的顺应性翻译[8]。语境、结构下不同词汇句式选择的对比分析为翻译提供了不同的思考和探索。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自己的翻译目的以及译者角色的定位，从而使译本更具有阅读价值与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