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研究概述

Review of Ecolinguistics

摘要: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生态语言学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目前，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势、研究方法也逐渐多样化。其中，生态话语分析作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研究路径，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该路径尚处于形成阶段，尽管已有一些理论框架被提出，但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尚未得到清晰地界定。本文通过梳理生态语言学的学科背景、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明晰其主要研究路径，旨在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发展提供启示与建议。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when ecolinguistics was first propose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 environment. Currently, the study paradigm of ecological linguistics shows a trend of integration, and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are gradually diversified.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A) as the main research approach of ecolinguistics,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es. However, this approach is still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Although som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have been proposed, its research object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scope have still not been clarified. By reviewing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developmental process, and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ecolinguistic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s its main research approach. It aims to provide insight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ecolinguistics.

1. 引言

近年来，在人类文明及人文社会科学“生态转向”的背景下，生态话语分析应运而生，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我国较早撰文讨论生态语言学的学者李国正[1]至今，生态语言学在国内已有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经过黄国文、何伟等人的引介和研究，生态语言学在国内得到了蓬勃发展，关注生态话语分析的学者也日益增多。经过学者对“韩礼德模式”的演绎和发展，从生态语言学衍生出几种研究路径，如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和谐话语分析等。目前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较少涉及该领域内几种路径的界定，也没有明确指生态语言学分析中各范式间的差异。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生态语言学的学科背景、发展历程，研究现状，梳理生态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式，以期推动生态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

2. 生态语言学的学科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生态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生态思潮也随之产生。自“生态学”[2]这一学科诞生，“生态”概念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从最初的生物及环境生态，到形成语言生态、网络生态等概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生态学的角度和观点应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类研究，将知识理论框架与生态学视角相结合，使许多学科出现生态学化[3]，如人类生态学、经济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生态语言学”也由此应运而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生态学与语言学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4]，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多学科融合的超学科[5]。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 ecological linguistics)也称“语言生态学”(the ecology of language, linguistic ecology)，主要通过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和非生态因素，发现语言与生态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美籍挪威学者Haugen [6]最早将生态视角引入语言系统的研究。1970年，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s”的学术报告，被视为生态语言学的开端。Haugen [6]把语言看作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认为语言是生命体，语言的濒临消失就像生物物种濒临灭亡，因此“豪根模式”也称“隐喻模式”。1990年，系统功能语言学家Halliday [7]指出语言在生态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批评等级主义、增长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正是由于语言系统中对生态环境不合理的表述所形成的。Halliday对语言与环境关系的看法为生态语言学提供了新路径，引起更多的学者对语言与生态问题的研究，“韩礼德模式”也被称为“非隐喻模式”。

3. “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

“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构成生态语言学两个主流研究模式，其追随者们也分别从理论和应用方面针对两个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生态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逐渐成熟。

在豪根的语言生态隐喻思想的影响下，德国学者如Finke提出了“语言世界系统”和“文化系统”的概念，Jorgen Bang与Wilhelm Trampe建构了“语言生态理论”[4]。Fill和Steffensen [8]在“豪根模式”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学者对语言环境的不同解释，区分了语言生态学的四种研究路径：符号生态学、自然生态学、社会文化生态学、认知生态学。在应用方面，豪根学派主要研究生态环境与语言的相互影响，Mühlhäusler [9]与Bastardas-Boada [10]在研究中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之间密切相关。除此之外，豪根模式的研究内容还涉及濒危语言[11]，少数民族语言[12]，语言规划等议题[13]。豪根学派的理论的多是借助生物生态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用于语言研究，关注语言生态本身，将语言看做一个系统，语言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语言生态的平衡是生态平衡的一部分。因此，该模式的研究也被称为“语言生态学”[4]。

相比“豪根模式”，“韩礼德模式”更强调语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注重对话语和行为的生态审视，批评和分析，两种模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补关系[14]。在20世纪90年代，语言学家开始探索利用语言研究解决生态问题，Halliday [7]在《意义表达的新方式：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一文中提出语言不仅被动的反映现实，还能够主动建构世界。语言能够作用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并引导人们的行为。自此，很多学者纷纷开始致力于用语言以及语言学解决生态问题。生态语言学的奠基人Fill [14]曾指出，生态语言学应该是把重点放在探讨语言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和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代表思想就是韩礼德的研究范式，这也成为韩礼德模式广受关注的原因之一。2014年，国际学术期刊Language Sciences推出专辑讨论生态语言学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其中提到该学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开展生态话语分析，也就是主要采取韩礼德模式研究生态语言学，以揭示语言以及语言的使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因此，提到生态话语分析，一般指“韩礼德模式”下对话语的研究。

4. 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路径

基于“韩礼德模式”对话语的研究，笔者认为学界目前生态语言学主要研究路径可分为两个视角。其一是从生态批评角度出发，审视人们“赖以生存”[15]的语言及语言系统，被称为生态批评语言学；二是关注话语的积极与和谐因素，以有利于生态良性发展因素为视角的分析包括积极话语分析和和谐话语分析，如图1所示。

Figure 1. The categorizations of research approaches in ecolinguistics

图1. 生态语言学研究路径划分

4.1. 生态批评语言学

生态批评视角下对语言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路径：一是利用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对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话语进行批评性分析，也叫作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例如，Gerbig [16]对有关臭氧层问题争论的环境文本中的搭配模式和作格模式展开了分析，指出文本中频用被动，隐匿了破坏环境的施事者。Alexander [8]通过对关于环境问题的语篇中施事与受事分析，也发现环境文本中通过转换名词化，使用被动从而转换或删除施事者，使人们转移了对造成环境问题的“肇事者”的注意。Stibbe作为“韩礼德模式”的领军人物，划分了话语的基本生态类型，决定话语类型的标准主要是研究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伦理准则、价值观、生态哲学观，符合生态哲学观即为有益性话语、违背生态哲学观为破坏性话语、既不符合也不违背的为模糊性或中性话语[15]，Stibbe还运用大量实例进行生态话语分析，为生态话语分析框架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基础。

除了对话语的批评性分析，还有一批学者对语言系统中的语义、语法范畴、结构表现中违背生态观的部分进行批判性分析，也就是韩礼德所做，被称为批评生态语言学。Halliday [7]指出人们用高程度而非低程度的词进行有关程度的询问，如花费多长时间，个子多高等，反映了增长主义的意识。在英语中水、石油、天然气这些不可再生的、有限的资源却被视为“无界”的不可数名词，此外，还有对代词、及物性系统的分析和批判等。此外Goatly [17]、Mühlhäusler [9]、Fill [14]也做了类似的微观分析。基于此，有学者提倡对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进行变革，使得语言更适合于自然生态系统。如Goatly [18]倡导“绿色语法”即用作格分析法代替及物分析，强化被边缘化的自然环境的角色，使其成为动作过程的参与者，从而引导人们重视自然环境。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与批评生态语言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侧重于具体语言的使用，通过批判话语或文本中的词法、句法和语用，揭示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在生态语言学中就是生态意识；而批评生态语言学侧重于对语言系统中非生态特征的批判[4] [14]，如名词的可数与不可数之分、代词的用法以及语法系统的描写等。

4.2. 积极生态话语分析与和谐话语分析

以话语中生态有益性因素为视角的分析，目前存在两种路径：一是借鉴由Martin [19]等提出和发展起来的积极生态话语分析，目的是为社会提供一些新的能够促进环境改善的“故事”[15]。如Stibbe [20]分析了日本俳句的语言特征，在研究中关注话语中表征稳定发展、尊重自然等积极有益的生态理念。Alexander [21]对环保运动发起者的演讲进行积极话语分析，演讲者通过解构语言抵制当今社会的一些主导话语。Goatly [22]比较了威廉·华兹华斯的《序曲》和《泰晤士报》对自然元素的语言表征，发现《序曲》中自然元素的施动性明显强于《泰晤士报》。二是通过分析生态系统中各个成分的职能和相互关系来展示生态话语中的和谐因素的和谐话语分析，虽然和谐话语分析与积极生态话语分析，都以正向、正能量的、和谐的因素审视和分析话语，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研究领域，积极生态话语分析是对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种补充。和谐话语是在中国语境下产生的，受儒家思想和中国的具体环境影响，更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以及生态系统中各个角色功能及关系[23] [24]。

无论是批评生态语言学、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还是积极生态话语分析、和谐话语分析，都是从生态视角研究语言对环境的影响，都是基于特定生态哲学观分析语言中的生态特征或生态取向，按照话语分析的三个步骤：明确理论手段、开展文本分析及采取生态行动，即“理论–分析–行动”的步骤，指导生态行为或提出生态建议，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都属于生态话语分析的范畴[25]，并构成了“韩礼德模式”的整体研究内涵及主要研究内容——生态话语分析(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A)。

4.3. 国内生态话语分析的研究现状

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随着国内对生态语言学关注度的提高，国内有关生态语言学的文献已超过国外[26]。中国生态语言学界很重视对“韩礼德模式”的研究，逐渐兴起了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语言生态性的研究模式，即生态话语分析。对生态话语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建构和实践分析两个方面。

在理论构建方面，黄国文作为中国生态语言学的领路人，系统引进韩礼德的生态语言学思想、斯提比的生态话语分析理论[27] [28] [29]，促进了生态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此外，许多学者们致力于利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建构本土化的生态语言学理论框架。赵蕊华[30]从“语域、语义和词汇语法”揭示了话语对动物身份的构建，还有研究者构建了包括意识形态、语境和语言本体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型等[31]。黄国文[32]提出适用于中国语境的“和谐话语分析”，即从语言的结构出发，分析语言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系层和语音层的特点。何伟等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从语篇经验功能、人际功能、语义功能三个方面逐渐建立了系统化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型，包括及物性分析系统[32] [33]、语气系统[34]、评价系统[35]、主位系统[36]、衔接和连贯系统[37]，为生态话语分析建构了一种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理论体系[38]。

生态话语分析离不开生态哲学观的指导，因此也有学者提出了指导人们生态意识、态度、行为的生态哲学观作为指导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指导。在中国语境下黄国文等提出“和谐”生态观[31]，Schroll [39]针对人与人的关系提出“心理生态观”，何伟等针对人与自然关系，提出“和谐生态场所观”[32]等，还有针对国际生态系统提出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观。该生态观体现了自然与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社会与社会之间的良性运行关系，是所有生态系统良性发展原理的高度概括。经过国内学者对生态话语分析模型的建构和对指导生态话语分析的生态观的拓展，生态话语分析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话语分析范式[5]。

就话语分析的应用研究而言，生态话语分析所选择的话语类型经历了从自然生态话语到任何类别话语的过程[40]。生态语言学关注利用语言学的方法来解决生态问题，因此国内学者通常是对自然生态类话语，即与生态直接相关的话语，进行分析，揭示话语中蕴含的生态取向与生态价值观，指出语言对培养生态意识的影响。研究的对象包括自然诗歌[23]、生态报告[29] [30]、环保广告[41]、环境新闻报道[42] [43] [44]。虽然生态类话语直接、集中地反映了自然环境问题，但这并非研究的唯一的话语类型。Alexander和Stibbe [40]指出从生态视角看，所有的话语都对人的行为有潜在影响，而人的行为又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因此，生态话语分析也应该关注其他可能影响环境的“非环境类”话语，例如区域性话语[45]、小说[46] [47]、酒店简介[48]、政治话语如官场话语[49] [50]和政治演讲[51]。

生态语言学采用了多种功能性语言学理论，但由于生态话语分析是在“韩礼德模式”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大多数生态话语分析的研究都选择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框架，包括及物性系统、评价系统、语气系统、主位系统等。有学者利用评价系统探究语篇的人际意义，如杨阳[52]，李淑晶等[51]运用评价系统中的态度系统，对新闻语篇和生态类演讲的语言特征进行分析，揭示话语中蕴含的态度资源，以及关于气候及环境的意识形态。更多学者则利用及物性系统分析模式探究语篇的经验意义，如何伟、魏榕[33]以及物性系统为基础，考察了及物性系统内的生命因子和非生命因子，建构了一个体现国际生态话语特点的及物性分析模式，探究国家话语的生态意义。韩艳方和陈令君[53]对比中外新闻语篇中及物性成分的出现频率及分布特征，揭示了中西方媒体通过微观语言词汇的选择构建了不同中国形象。曹进[54]基于及物性系统，对网络新闻生态话语中的行参与者角色、过程及环境成分的分布特征进行统计，从及物性系统的构成特征阐释话语的生态意义，试图揭示网络新闻生态话语的生态取向。通过对生态话语的特征分析，学者们试图揭示话语中的生态取向，构建的国家形象等。同时，这些研究也表明生态话语分析在揭示语言如何表达和塑造现实、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媒体和国际话语分析中。

综上所述，就研究内容而言，目前学界对于有关自然的文学话语及有关国际关系的媒体话语的关注度较高，其中尤其对媒体话语的研究相比其他类型话语较多，而对于可能影响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和行为的“非环境类话语”如网络用语，语言景观等社会话语有所忽视。就研究视角而言，由于生态话语分析是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文本分析只能从微观视角出发，对词汇语法及语言系统进行研究，这对生态语言学的宏观应用与发展有所限制。就研究路径而言，学界对于生态话语的研究路径趋于统一，都是在生态哲学观指导下，基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话语进行生态性分析。

5. 结语

本文对生态话语分析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对生态语言学的缘起与发展历程以及研究范式进行梳理。首先，生态语言学通过生态学理论基础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相结合，把生态系统概念融入世界认知中，并引入语言学研究，构成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基础，从而丰富了生态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此基础上，学界从两个路径开展了生态语言学研究。一个是“豪根模式”，即将语言看作生物，关注语言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另一个是“韩礼德模式”，即将语言与生态直接关联起来，关注语言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在这两个主流的研究范式之下，许多学者对生态语言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基于“韩礼德模式”发展而来的生态话语分析成为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路径之一。该路径下的生态话语分析，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目的的不同可分为对语篇及语言系统进行批评性分析的生态批评语言学，以及从生态有益性角度出发的积极话语分析和和谐话语分析。生态话语分析研究的回顾显示，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内涵与属性逐渐清晰，生态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路径、范式和理论框架也已基本成熟。学者们以生态语言学视角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体系进行拓展和延伸，使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适用性。最后本文从理论发展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梳理了国内学者在生态话语分析领域内的探索成果。生态语言学近几十年来在我国发展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均在不断扩展。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生态语言学研究也显得尤为重要，生态语言学突出了语言学者的社会责任，有助于人们提高生态意识和生态素养，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进程中推动价值创造和价值重塑。笔者认为生态语言学仍然是具有活力的一门新兴学科，作为生态语言学主要研究路径之一，对生态话语的分析需要不断拓展应用范围、开发新的应用途径，在微观角度分析文本生态取向的同时还需寻找新的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