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着”是现代汉语虚词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98年，《马氏文通》里便已把“着”归入了助字，揭开了近代汉语学界研究“着”的帷幕。1957年，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曾言：“总之，动词形尾‘了’和‘着’的产生，是近代汉语语法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这实际上是将“着”的研究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此，关于“着”的研究层出不穷，角度较为多元。邢公畹(1979)、吕叔湘(1980)、石毓智(1992)、孙朝奋(1997)、吴福祥(2004)、蒋绍愚(2006)等学者从句式结构、语音特点、时体范畴、语法化进程等多角度对“着”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二十一世纪以来，更多学者选择将目光投向方言甚至民族语。萧国政(2000)探讨了武汉方言中可以表示已然与未然的“着”字句[1]。邢向东(2004)讨论了西北官话所遗存的祈使语气“着”的用法[2]。吕晓玲(2013)讨论了福建南安方言“着”的文白异读现象及“V着”结构的歧义表现[3]。柴敬畏，张忠堂(2022)考察了“着”的历时音变在大同方言中的分布情况[4]。
我们认为，语义的变化往往才是导致实词虚化或用法拓展的基础。然而，不难发现，现有的研究焦点多从句法结构或语音演变等传统角度进行描写，“着”的语义特征更像成为了附带讨论的副产品，更鲜有从崭新的视角解释“着”的方言用法及语义演变的文章。
基于此现象，我们尝试通过对自然会话语料的搜集与转写，自建武都方言口语语料库(会话来自于录音或录像，涉及两方或多方，场景涵盖亲戚谈话、朋友聚餐等，总时长约为290分钟)，拟在细致描写武都方言“着”语义特点的基础上，从意象图式识解的视角来一探武都方言“着”的用法流变的脉络方向，为其语义的演变历史提供一种较新的认知语义学式的解释思路，最终为汉语“着”及类似虚词的演变研究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2. 武都方言“着”的语义类别及用法特点
依据先前研究(张盛裕，张成材1986；雒鹏2007)，武都属于中原官话秦陇片。武都方言“着”的语义负担较重，属于一个多功能的语法形式。根据方言“着”字句的句法特点，我们认为武都方言主要有动词、介词、助词三大类用法。结合语义分析，我们发现武都方言的“着[tse51]”总体上有使用义动词、派遣义动词、容让义使役动词、必要道义情态动词、介词、被动标记、持续体标记、进行体标记、方式助词、先时助词、语气助词十一种用法。
接下来，我们将主要从语义和句法层面展开论析，以期能从纷繁复杂的用法现状中寻找规律性特征。
2.1. 动词
与普通话“着”均为虚词用法明显不同的是，武都方言的“着”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实词类用法。具体而言，方言的“着”有表示使用义、派遣义、容让义、必要类道义情态四种动词用法。
2.1.1. 使用义动词
受限于语义，使用义动词常出现在使用某物作为工具的语义环境中。由此，其往往搭配无生名词，例如：
(1) 着热水洗好么。(要用热水洗才对啊。)
(2) 东西多咯，着车装上方便么。(东西多的话，用车装起来才方便。)
从语义上看，此类“着”可以作“用”、“需要”义解释。句法上，此类动词多为“着 + NP + VP”的结构，引介出使用的“工具”来实现所预期的动作。因此，我们不妨认为此类用法的核心在于语义特征[+使用工具]。
2.1.2. 派遣义动词
除了使用义动词外，“着”还可以表示“派遣”义。与使用类动词不同，派遣义动词要求后项NP必须为有生名词。在同样的“着 + NP + VP”结构中来突出表达[+使役]语义特征，详见下例：
(3) 着我去嘞？(派我去吗？)
(4) 开会的话，着办公室的人去一趟就成了。(开会的事情派办公室的人去一趟就行了。)
2.1.3. 容让义使役动词
动词“着”表容让义时多用于否定句。武都方言的“着”用于否定形式“不着”，此时常用来表示不准，不让的含义。
(5) 学校不着拿手机。(学校不准带手机。)
(6) 不着你玩是害你着嘞？(难道不让你玩是在害你吗？)
2.1.4. 必要类道义情态动词
根据Auwera J & Ammann A (2005)、Palmer (2001)、Kearns (2015)对于情态分类的定义，必要类道义情态动词是表示根据客观条件或言者的要求某情状有必要发生。李桂兰(2022)认为普通话“子女应该赡养父母”中的“应该”便属此类[5]。
武都方言的“着”同样存在类似的必要类道义情态动词用法，常见于“(NP1) + 着 + (NP2) + VP”结构。在肯定句中，“着”的语义类似于普通话中的“应该让”，“有必要让”，表示说话人认为NP1应该允许NP2完成某一动作或事件。
(7) 你着娃歇噶哎！(你应该让孩子歇一会呀！)
(8) 早知道，我着你试噶去嘚。(早知道这样，我应该让你去试试的。)
2.2. 介词
武都方言“着”的介词用法常用来引介处所或方向以及标记被动。
2.2.1. 处所介词
由动作引介出动作的处所或方向，类似于普通话中“在”“到”的介词性用法。
(9) 把被子放着床上。(把被子放在床上。)
(10) 坐着桌子上吃饭。(坐到桌子跟前吃饭。)
(11) 娃考着北京去咯吗？(孩子考到北京的学校了吗？)
这类“着”义素特征进一步虚化为[+朝向]。此外，我们发现一种特殊的用法，即一个“着”可以同时负载动词及介词的语义内容。请见下例。
(12) 着娃屋里玩哎。(让孩子在屋里玩吧。)
(13) 你着你爸医院睡哎。(你让你爸在医院睡觉吧。)
例(12)在方言中的完整形式应该为“着V娃着Prep屋里玩哎”，但在实际使用时却将后一着的语音形式省略。这可能是出于发音省力与表意简洁的需要，合并了“着”的动词与介词用法。正如伍谦光(1988)所说：“表示动作或运动的动词，都具有表示‘方向’、‘速度’、‘位置’、‘(接触的表面)’等语义特征”[6]。正是动词“着”的[+朝向]等语义特征与介词用法之间的联系较紧密，为最终走向合并提供了可能。
2.2.2. 被动标记
据李蓝(2006)和田春来(2009)等人的研究，现代汉语“着”字被动句主要分布在西南、华南、中南地区的部分方言内，散见于山东、宁夏等地的汉语方言。前人较少论及到的是，在甘肃武都方言中，“着”表被动也属于一种高频用法。
相较于动词用法，此类“着”的句法形式进一步复杂化，形成“(NP1) + 着 + (NP2) + VP”结构，可以引介出动作或事件的施事。
(14) 二女子着伢打了。(二女儿被人家打了。)
(15) 着贼娃子拿去了。(被小偷偷去了。)
(16) 𠰻都能着提拔成科长？(他都能被提拔成科长吗？)
根据统计所得语料，作被动标记时表示积极方面的例句占比为28.125%，表示消极方面的例句占有71.875%，占比优势明显。我们可以认为，被动标记的“着”多为表示消极语义。
2.3. 助词
武都方言“着”的助词用法比较复杂，既有与普通话类似的持续体标记、进行体标记等常规用法，还存在表示[+先时]、[+确信]等语义特征的独特用法。
2.3.1. 持续体标记
“V/A + 着”中的“着”成为了一个持续体标记，表示动作或情状的持续。详见下例：
(17) 𠰻可吃劲着不成。(那个人一直都厉害得不得了。)
(18) 女子一考上工作，他爸就高兴着。(女儿考取了工作后，他爸爸一直高兴到现在。)
(19) 水淌着没人管啊？(水一直流都没人管吗？)
2.3.2. 进行体标记
当“V着”结构中的动词不具有持续性特征时，“V着”更多表示动作进行的含义。此时，“着”充当着进行体标记的角色，例如：
(20) 吃着呢吗？(正在吃饭吗？)
(21) 𠰻绣花着呢。(那人正在磨蹭呢。)
2.3.3. 方式助词
经常构成V1 + 着 + V2形式，表示前述的动作V1是后续V2动作进行的方式。除此之外，作方式助词时的“着”在句子中常用来表示通知、商量等祈使语气。“着”经常表示谈话时动作还未发生，体现一种未然性。
至此，“着”从原本具有明显时、体等限定含义的标记逐步虚化出时空性较弱的方式义，具有[+动作方式]、[+静态]等新语义特征。
(22) 连赶跑着去。(马上跑着去。)
(23) 这欢得很，你剥着吃了。(这特别好，你剥掉皮吃了。)
2.3.4. 先时助词
我们发现，动词短语后附的部分“着”有时会带有“先”或“且”之义，此时“VP + 着”的语义即先VP之后再考虑别的。根据杨永龙(2002)的研究，此类“着”属于较为典型的先时助词。例句如下：
(24) 等我回来着。(等我回来再说。)
(25) 吃完饭着。(我先吃完饭，吃完再说。)
邢向东(2004)曾将此类“着”称为表先行意义的“着2”，是在“(等/先 + VP了) + 着”结构中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我们认为，此类“着”的含义必须结合语境的提示来加以突显，反映出方言中“着”的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的特点。
2.3.5. 语气助词
武都方言中的“着”还可以用作语气助词，通常位于句末来表示确信的语气，传递一种“不言自明”或“事实如此”的语义。颇为独特的是，语气助词“着”的前述成分既可以是谓词性的，也可以是体词性的，此特点类似山阴方言中句尾语气词“还”(郭利霞2018)。正如下例：
(26) 这娃不好好念书着。(这孩子不好好念书啊。)
(27) 𠰻我爸着。(那是我爸爸啊。)
3. 历史文献中“着”的语义演变
通过上文的分析过程，我们对武都方言中“着”的用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及分类。然而，我们还不清楚上述用法出现的先后次序及历史演变进程，方言中“着”的多种用法，仍呈现着纷繁无序，线索模糊的特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借助汉语的历史语料来加以分析与论证。
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截取的历史语料均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简称CCL语料库)与国家语委古代汉语语料库。根据王力(1989)、蒋绍愚(1989)等学者的考察，“着”是古代汉语“著”的俗字，由其分化而来。为表述方便，下文除所援引的用“著”原文外，其余均使用俗字“着”。部分正俗字记载有出入的情况，我们的人工对勘将以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Chinese Text Project)的版本为准。
3.1.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着”多用本义，即“附着”之义。例句如下：
(28) 底著滞淫，谁能兴之？(《国语·晋语四》·春秋)
(29) 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战国)
对于例(28)所举文句，东汉韦昭曾注：“底，止也；著，附也。”当如是解。
3.2. 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着”作“附着”义的用法也较常见，但“着”语义的第一次分化也由此肇始。请见下例：
(30) 阿难正衣服，头面著地，为佛作礼。(《犍陀国王经》东汉)
(31) 所著疾痛不可忍，其大暴剧者，嘘不及吸，倚不及立，身为暴狂。(《太平经》·东汉)
例(30)的“著”已经隐约有使役义的浮现，从使用头到触地引申出[+使用]这一义素特征。例(31)的“所著疾痛”理解为所遭受的疾病为宜，可以认为此时的“着”已经引申出[+遭受]之义。
3.3. 魏晋六朝时期
此时期内，“着”已经逐渐引申出较明显的被动含义及介词的用法，如下例：
(32) 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後身著戒，可不敬与？(《重释何衡阳书》·六朝)
(33) 初，爽梦二虎衔雷公，雷公若二升碗，放著庭中。(《三国志》·西晋)
(34) 使从者斫问事杖三十枚，系著马边。(《三国志》·西晋)
例(32)“著戒”是佛教用语，表示受持戒律，被动之意已经比较明显。由于[+被动]义素的出现，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着”已经朝着成为被动标记的路径发展。
后两例的“V著”结构后跟“庭中”与“马边”等明显表示处所方位的名词，这说明此时的“着”在[+使用]的基础上已经发展出引出处所的介词用法。从语义成分上来看，此两例的“着”已经带有[+朝向]的含义。结合方言例句(12)、(13)，我们不难发现“着”的动词义与介词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能是导致语义演变的内因。
3.4.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着”语义发展取得了两个新成果。一是正式出现“派遣”之新义，二是更加虚化，出现表示动作状态的持续、进行和方式之义。
(35) 若已取解及免取解赴选在外未来者，不得著人承替。(《册府元龟》·北宋)
(36) 小的们勉强捉他转来；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与他丈人。(《错斩崔宁》·南宋)
上例的“着(著)人”可以理解为“使人”或“派人”之义，此类用法和前述[+使用]义素联系更紧密，这说明最迟在宋代，“着”已由[+使用]引申出[+派遣]这一义素。
(37) 将儿赤血瓮盛着，擎向家中七日强。(《敦煌变文集》·唐代)
(38) 倚著阑干弄柳条。(《南乡子·渌水带青潮》·北宋)
(39) 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著日高犹睡。(《慢卷绸·双调》·北宋)
上例中的“盛着”“倚著”“抱著”均表示动作“盛”“倚”及“抱”的持续性情状，着重突出状态持续一段时间的含义。梅祖麟(1988)认为持续貌词尾“着”是由六朝时的方位介词“着”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着”具备了新的义素特征：[+持续]。
晚唐以来，“着”明确表示进行体的用法出现并逐渐增多，例如：
(40) 方响闻时夜已深，声声敲著客愁心。(《夜闻方响》·唐代)
(41) 那婆婆开放门，便着手来接儿子，将为道儿子背上偷得甚底物事了喜欢，则见儿子背着一个妇女。(《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宋代)
与例(37)~(39)不同，上述两例的“着”已经不表示动作持续的时段性，而是侧重表示在动作当前时刻正在进行之意。从宋至明，我们根据前述动词的语义从表示[+持续]到[+正在进行]的变化，可以得出“着”由持续体到进行体的演变进程。不难发现，[+正在进行]这一义素特征在此时时期内出现，并逐渐成为了被突显的部分。
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着”表示动作方式的用法也逐渐流行。
(42) 皇帝忽然赐匹马，交臣骑着满京夸。(《敦煌变文集》·唐代)
(43) 看著娇妆听柳枝。(《武陵春(般涉调)》·北宋)
祖生利(2014)认为表示方式的“着”同进行体标记的“着”一样，都源自唐代“V1着(O)V2”结构，是表持续态“着”深入语法化的结果。但是，关于“着”作方式助词和进行体标记两种用法出现的先后顺序，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定论，这也为我们确定其演变历程带来不便。
3.5. 元明清时期
元代以来，“着”作持续体标记、进行体标记以及方式助词的用法持续繁荣。除此之外，元代语料中已经出现有类似武都方言的先时助词“着”的用法，详见下例：
(44) 主人家，我明日五更头早行，咱们算了房钱、火钱著。(《老乞大》·元代)
(45) 大哥，我们回去也，你好坐的著。(《老乞大》·元代)
(46) 你若算得我着，我就说你是个神仙。(《三宝太监西洋记》·明代)
由于此处的“着”只能理解为“先”或“且”之义，句义才能通顺。结合《老乞大》的创作背景，我们可以认为最迟至元末明初，汉语的“着”已经引申出[+先时]义素，由此发展出了先时助词的用法。
3.6. 小结
至此，我们通过汉语发展历史梳理出了“着”语义发展的大致链条，整理结果如下图所示。
从图1，我们可以发现“着”从[+附着]引申出的[+使用]与[+遭受]两义素是后世大部分引申用法的来源。具体而言，一根主要链条是由[+使用]引申出[+派遣]、[+朝向]、[+持续]、[+正在进行]、[+动作方式]、[+先时]等义素，另一根主链条从[+遭受]引申出表[+被动]的语义特征。
Figure 1.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semantics of “Zhe” reflect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s
图1. 汉语历史文献反映出的“着”语义的演变进程
然而，图1只是梳理了语义发展的大致方向，至少存在着三个尚待解决的问题。第一，从现有历史文献来看，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容让义动词”“必要类情态动词”“语气助词”三种用法的演变阶段仍未正式出现，如何确定它们的顺序仍有待讨论。第二，由于进行体标记和方式助词用法出现的文献年代存在交叉与混杂现象，方式助词的位置顺序很难从现存文献的年代加以确认。第三，对于“着”的语义分化路径的动因与机制，我们所知甚少。
虽然文献不足以支撑所有的语言现实，但“着”语义特征的基本框架已趋定型。同时，语义特征的演变离不开使用者的认知与经验。朱跃(2005)指出：“语义的理解与人的结构紧密相关”[7]。这启示我们，可能需要从认知语义学理论角度对其用法的演变路线进行补充及完善。
4. 意象图式识解理论与“着”的语义演变图
“着”的用法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演变方向及历史特征呢？我们认为是符合意象图式的识解理论的结果。据李福印(2007)考证，意象图式的概念最初是由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在1980年经由概念隐喻理论提出的，其认为语义的中心成分是意象图式[8]。至今，学界对于意象图式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作为一种抽象结构，意象图式能够通过图像方式组织并再现了人类的抽象概念及感知。
一般认为，人们对意义的理解都建立在相同的认知过程基础上，因此常见的意象图式有一定的数量限制。例如Johnson (1987)列举了包括容器(Container)、路径(Path)、接触(Contact)、纽带(Link)、部分–整体(Part-whole)等27个典型的意象图式，并归纳了强制图式(Compulsion)等五种力的图式(force schema) [9]。正是人与世界的不断体验及互动，最终建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认知结构。
近年来，汉语学界将意象图式与一词多义的研究进行了紧密结合，对部分词的引申义进行了认知语义研究(朱彦2010；常娜2019；陈颖、李金平2020；刘玮、宗守云2020)。
针对意象图式的识解过程，各家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而言，识解理论指人们具有为了思维和表述的需要而运用不同方式感知和描绘同一场景的能力与过程(Langacker, 1991; Talmy, 2000)。近来，Langacker (2019)界定了认知识解的五个维度，分别为视角、选择、突显、动态性和想象性，并在每个维度下设置了更精细的次维度[10]，为我们理解意象图式提供了系统化和动态化的理解思路。我们将主要借助Langacker (2019)的最新版认知识解理论来对“着”的意象图式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通过上述“着”用法的原型义，即“附着”之义来确定意象图式的基本类型。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附着”释义为“较小的物体沾在较大的物体上”[11]。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着”类意象图式基本含义是：通过外力使得一个物件和另一个受力面从本不相连的状态到逐渐接近、产生接触，直至粘连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外力、移动路径、接触是意象图式的基本组成部分。结合上文关于意象图式的基本分类，不难发现“着”的意象图式属于力的图式(force schema)、路径图式(pathschema)和接触图式(contactschema)整合而成的复合图式，如图2所示：
Figure 2. The composite images chema of “Zhe” (force schema, path schema, contact schema)
图2. “着”的复合图式(力的图式、路径图式、接触图式)
根据此复合型意象图式，我们可以对武都方言中涉及“着”的所有用法绘制出一种较新的认知语义学式的解释路径。
4.1. 语义演变路径1：力和路径复合图式的突显
“着”语义变化的第一根链条主要涉及[+附着]、[+使用]、[+派遣]、[+容让]、[+必要性]五个义素，我们不妨将这条路径归为“着”语义演变路径1。在认知识解的过程中，观察者选择了力和路径的复合图式作为视角的焦点(focus)，力和路径的复合图式也因此得到了突显(salience)，如图3所示：
Figure 3. The central image schema of the semantic evolution path 1 of “Zhe”
图3. “着”语义演变路径1的中心意象图式
Langacker (2019)认为人们在一个既定时刻能注意到的方面有限，其他的内容要么是处在人们意识的边缘，要么完全处于意识之外。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观察和表述某一事物或场景，便也可能引起被观察对象部分突显。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力和路径的复合图式得到突显的结果是使“着”依据此类特定图式的特征来引申新的义素。
结合上文分析过程，“附着”本身便带有“使用一个物件并使其与他物粘连”之义，便首先引申出最相关的义素之一，即[+使用]。当认知范围进一步扩大时，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逐渐显现，隐喻机制得到唤醒。“着”使用的物件也从无生的工具产生跨域映射，类推至有生的人之上，路径图式中由一个起点出发，产生移动轨迹的特征得到突显，[+派遣义]便由此诞生。
在此基础上，当说话人认知上的主观性逐渐增强，“着”带有更强的主观化或虚化色彩之时，便有可能产生“允许某人去做某事”以及“认为某人有无必要做某事”的语义，“着”的语义便朝着逐渐富有主观性及情态义的方向发展，从而发展出含有[+容让]或[+必要性]的新特征。
由此，我们便可认为是观察者对力和路径的复合图式的选择及突显推动了“着”的语义演变路径1沿着“附着义 > 使用义 > 派遣义 > 容让义 > 必要类道义情态动词”的方向发展。
4.2. 语义演变路径2：路径和接触复合图式的突显
根据认知语义学的研究成果，说话人在表达情景时观察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和需要来自主选择或转换观察视角[12] (文旭2014)。除了上述选择外，观察者还可以选择其他观察方式，例如以路径和接触的复合图式作为视角的焦点，这便使路径和接触的复合图式得到突显。具体情况请见图4：
Figure 4. The central image schema of the semantic evolution path 2 of “Zhe”
图4. “着”语义演变路径2的中心意象图式
当观察者的视角集中于路径图式和接触图式构成的复合图式之时，此类复合图式的相关特征便得到突显，为另一条语义演变路径的诞生提供了认知基础。
新的语义演变从“着”的“使用义”开始，由于在使用某物接触其他物件(受力面)的过程中，物体本身具有一定的路径方向与终点，且与动作的处所义较为相关，为认知识解提供了便利性。换言之，图式的“路径方向”及“路径终点”一旦得到观察者的足够关注，[+处所介词]便由此产生。
至于[+持续]和[+正在进行]的产生，可能与说话人视角的动态性密切相关。动态性(dynamicity)是一种重要的认知过程，主要体现为对心理扫描方式的切换与运用。
Langacker (1986)认为与空间物理运动的概念原型相对应的是更抽象的心理扫描运动。心理扫描是指说话人为描写特定事件而采用的一种构建情景的方式。在此基础上，Langacker (1987, 2008, 2019)根据时间维度将心理扫描分为渐次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和概括扫描(summary scanning)两类认知处理方式。其中，渐次扫描是对一系列事件的渐次性激活，扫描内容随时间呈顺次转换，具有动态特征与非累加性。概括扫描同样作为一种认知处理方式，与渐次扫描不同，概括扫描指概念化主体对场景进行整体扫描，其扫描内容具有完型性与累加性。一般而言，对同一场景是逐一进行扫描还是整体同时激活是区分渐次扫描与概括扫描的关键。
回到汉语事实，我们发现在“V/A + 著”结构中，当V由具备持续性特征的动词充当时，在理解“著”之时便更可能采用概括扫描，即前例(17)至(19)、(37)至(39)中的“盛”、“倚”、“抱”等事件场景的整体被同时激活，而事件中的状态的不随时间改变，“着”便逐渐演化出表示持续性、非动态情状的持续体标记用法。与之相反，例(20)、(21)、(40)、(41)中“敲”与“背”等动作的心理扫描方式是逐一进行的，观察者每次扫描得到的结果只是一个时间截面下的场景，带有更强的动态感与现时含义，由此引申出[+正在进行]这一新义素特征。不难发现，义素特征[+正在进行]的诞生是观察者的心理扫描方式的切换所突显的动态义导致的。
然而，在例(22)~(23)中，动词的动态义并未突显，而是明显表示动作的某种方式。换言之，当观察者不关注动作的持续与否，而是转向动作达成的方式后，“着”的意义便有可能虚化为连接前后动词的标记，完成了[+持续]到[+动作方式]的转变过程。二者不同的突显结果也说明，[+正在进行]与[+动作方式]虽然均从[+持续]发展而来，但更可能是在语义演变中产生了分化，遵循着差异化的认知路径。
先行助词用法“着”的产生与观察者视角的方向有关。关于视角的方向，Talmy (2000)与Langacker (2019)等学者的定义存在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观察者视角转移的方向是可以由主体自行选择的。然而，学者们对视角方向的选择仍多停留在空间域，对于时间域的考察不够深入。不妨设想，空间域中的“前-后”关系与时间域的“先–后”关系较为相似，具有跨域映射的基础，隐喻意义便由此产生。
当概念化主体采用面向未来的视角之时，即采用“前瞻观”的观察方向之时，观察者通过对比后便自然认为某一事件在时间上具有先发性，即具有先进行的可能。因此，“着”便具备了标记时间关系的功能，表示时间上的[+先时]义素由此产生。
如果概念化主体视角进行转换，采用“回溯观”，即面向过去的视角来观察动作及事件之时。观察者较容易调动先前经验或知识来对已然的情状或事实进行反思与评价。由于具备一定的认识及经验基础，观察者便自然表露出理所当然或事实如此的含义，而新的含义则以[+确信]义素来进行承担。
至此，我们梳理了由路径和接触的复合图式的突显所引起的“着”语义演变的第二条主要路径，即“附着义 > 使用义 > 处所介词 > 持续体标记 > 进行体标记 > 先时助词 > 语气助词”。同时，由于[+动作方式]在从[+持续]引起的语义演变中体现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我们应为其单独梳理出“附着义 > 使用义 > 处所介词 > 持续体标记 > 动作进行方式”的语义演变路径。
4.3. 语义演变路径3：接触图式的突显
上述图1构拟的语义演变路径中，为何会出现“附着义 > 遭受义 > 被动标记”的特殊路径呢？换言之，出现不同演变路径的动因和机制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仍应该从意象图式的识解，尤其是观察者的视角来进行阐释。
与前述两种情况不同，“附着义 > 遭受义 > 被动标记”所反映的语义演变路径(路径3)应该归因于历史上的汉语母语者曾较多关注了单一的“接触图式”。意象图式如图5所示：
Figure 5. The central image schema of the semantic evolution path 3 of “Zhe”
图5. “着”语义演变路径3的中心意象图式
此时，观察者的关注焦点落在了接触或附着的结果，即“受力面遭到新物件的接触并最终粘连”这一事实上。在观察者角度看来，接触的过程其实是受力面的一种遭遇或者接受他物的过程。由此，“着”带有了新义素[+遭受]。
正如刘坚、江蓝生(1992)所言：“大凡有‘遭受’义的动词都有虚化为被动关系词的可能”[13]。随着“着”使用的频率上升及范围扩大，其意义便有可能走向虚化。语义层面，由于“遭受”义隐含着此类接触的结果不是受力面自愿引发的，形成了非自主的语义基础，“着”便有可能从原本的[+遭受]扩大至一般意义上的[+被动]含义。最终，“着”从较为实在的“遭受义”动词发展为表示被动的抽象性标记成分。
因而，我们由“接触图式”的突显结果，从认知角度推演出“着”语义演变的第三条主要路径：“附着义 > 遭受义 > 被动标记”。
4.4. 武都方言“着”的语义演变图
总之，认知语义学认为，语义演变现象可以看作人认识客观世界，识解意象图式的过程，“着”语义演变路径其实是人认知情况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在原型义的基础上，隐喻机制推动实现“着”语义的分化与演变，最终表征为复合型意象图式。此类意象图式以观察者主体的体验为基础，为解释“着”的语义演变提供了认知基础。
同时，意象图式识解的视角与动态性等维度反映出观察者的选择能力，使得图式的某一部分得以突显或聚焦，为词义的差异化解释提供认知层面的可能。我们可以认为，识解的视角与动态性是促使变化中的语义最终沉淀、趋于定型的外在动力。
由此，我们尝试构拟出更完善的武都方言“着”的语义演变图，作为对上述第二部分所提出问题的回应，如图6所示：
Figure 6. Semantic evolution diagram of “Zhe” in Wudu dialect
图6. 武都方言“着”的语义演变图
结合上述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所构拟的三条语义演变路径没有违反汉语历史事实，说明本图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与参考价值。
5. 结语
汉语方言虚词“着”的用法演变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然而，已有的研究多从语音、句法等传统视角进行描述性考察，应用语义学理论成果分析方言虚词用法演变的文献尚为少见，存在一定的可讨论空间。基于此现象，我们尝试利用汉语历史文献及认知语义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对武都方言“着”的相关用法进行分析，最终得出三方面结论：
第一，共时描写层面，通过搜集方言语料，我们较细致地描写与归纳出武都方言“着”的使用义动词、派遣义动词、容让义使役动词、必要道义情态动词、处所介词、被动标记、持续体标记、进行体标记、方式助词、先时助词、语气助词共计十一种用法及义素特征。
第二，历时分析层面，其次，我们在对汉语历史语料进行整理及语义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武都方言“着”语义演变的路径。虽然本图存在较为粗疏的问题，但我们也能借此明确“着”语义演变历史的一些基本特征，例如，“附着义”是其语义演变的源头，并得出基于“遭受义”与“使用义”的两种语义分化的基础性方向。
第三，理论解释层面，在整合意象图式理论、识解理论等认知语义学的理论成果后，我们发现“着”的认知基础是由力、路径、接触三部分组成的复合意象图式，而对原型图式中不同成分的突显，则能够引发新义的出现。意象图式本质上作为一种概念隐喻方式，隐喻机制是推动“着”语义要素不断拓展与延申的主要动力，并最终导致语义类推与功能泛化。其中，观察主体视角的选择与焦点的切换是导致“着”语义不断分化的直接原因。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回溯了三条主要的语义演变链条，解决了前图存在的问题，最终较完善地描绘出武都方言“着”的语义演变图。
认知语义学理论和汉语历史文献的综合性方法，可能会对汉语虚词的研究提供一种较新颖的视野与路径。在此方面，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够对解释汉语方言中的一词多义现象等相关问题提供些许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