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的任意性与象似性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克拉底鲁斯》中探讨名字与事物本质的关系。然而，真正系统化并对现代语言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索绪尔(1857~1913)的任意性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与其指代对象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他的理论通常被视为对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象似性理论的反论。皮尔斯强调符号与其指代对象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为语言的象似性提供了理论支持。
尽管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但对中文的相关探索在过去二十年里逐渐增多[1] [2]。中国语言学家开始深入研究汉语的任意性与象似性，为长期以来的学术观点注入新动力，并丰富了我们对比较语言学和跨文化交流的理解。实际上，这些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研究论文，利用独特的文化视角和丰富的语言数据，提供了新的见解。
本文基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通过对汉语和英语的比较分析，探讨语言的任意性和象似性如何在不同语言系统中的表现，并考察这些特性如何帮助语言适应各自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从而希望为语言学提供新的理解视角。
2.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架构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框架，用于研究具有大量相互作用成分的系统，这些成分的交互作用导致系统表现出无法预测的行为和自组织特征。在语言学领域，该理论强调语言是由众多互动因素构成的整体，这些因素包括语言使用者的社会互动、心理认知过程以及历史和文化背景。系统中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可以通过反馈循环引起广泛的影响，因此，语言符号的发展和变异被看作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
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包括非线性(即小的变化可能导致大的效果)、开放系统(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和远离平衡状态(系统持续通过内部调整来适应环境变化)。这些特性使得语言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使用环境，并解释了语言在不同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多样性和适应性[3]。
3. 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定义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定义，语言符号本质上是任意的，由声音模式和概念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构成。声音模式并非物理声音，而是听者对声音的心理印象，即语言符号主要包括信号和意义，或称表意和所指。例如，“姐妹”这一概念是一个意义，而在法语中对应的音序“s-ö-r”则是一个信号。这两者之间无内在必然联系，因此，索绪尔得出结论，语言符号的建立是基于任意性的[4]。
相较之下，皮尔斯提出语言符号包含三个基本元素：表征物、对象和解释物。这里的“对象”是指符号学中的参考对象，而“解释物”则是建立表征物与对象之间联系的中介[5]。这种框架强调了符号的象似性，挑战了纯粹任意性的观点。这表明，意义或声音与其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任意，而是通过解释过程建立内在联系。
4. 汉英比较分析
4.1. 汉字与英语单词的视觉形象
汉字的构造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与其所指物体的视觉或象似性联系。
Figure 1. Table of oracle bone script construction example
图1. 甲古文构造例表[6]
汉字的构造和演变，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直观到象似的过程(见图1)。以象形字“人”为例，其最初的形态捕捉了人体行走的轮廓，其直观的形状仿佛就是一个行进中的人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形象经过简化，转化为更为抽象的符号，但依然保留了人体的基本特征。
会意字的构思更是巧妙，它们由两个或多个单独的象形元素组合而成，以表达一个新的概念。如字“斗”，其构成部分暗示了两个对立面的动态互动，形象地传达了战斗或竞争的概念。这种字的设计体现了汉字在捕捉和表达复杂概念时的创造力和内在逻辑。
形声字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们融合了语义和声音两个层面，例如“驪”，它不仅在形态上保留了“马”的特征，同时引入了“丽”的声音，形成一个既有意义又有音调的复合符号。这种融合的过程显现了汉字在演进中如何通过声音和形象的结合来增强表达能力。
Luk & Bialystok (2005)年的研究验证了汉字的象似性元素在意义推断中的作用，即便是不懂汉语的成人也能通过图像指示推断汉字意义[7]。这种象似性的图像元素，不仅在汉字教学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而且也显示了语言符号是如何通过文化认知共享来传递意义。
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汉字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书写系统，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实体，它反映了人类认知、社会互动以及文化传承的复杂性。每一次演变都是系统内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但不限于口语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审美观念的变迁以及社会组织的需求。
Figure 2. Comparative table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图2. 汉字发展演变对照表[8]
上图2所示的从金文、甲骨文到篆书的演变，正是这种复杂动态系统的直观呈现。如“象”字从详细的动物形象逐渐演变为抽象的现代字形，“山”字从描绘山峰的简单线条变为规范化的符号，“盾”字也从直观的盾牌形象转变为简化的现代字形。这些演变过程不仅显示了汉字如何在保留某种程度象似性的同时，也为了书写的便捷性和标准化而演化。
可见，早期汉字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的具体需要密切相关。人们通过观察自然界的物象，将其刻画在龟甲和兽骨上，以此来记录和传达信息。随着社会的进步，书写需求的变化推动了汉字从简单的象形符号，向着功能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合理的方向演化。
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汉字不单是信息的载体，不仅承载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和知识，更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系统，它在与使用者、社会和文化的互动中不断进化，同时也影响着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和交流模式[9]。通过深入探索汉字的演变路径，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语言如何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适应历史潮流，塑造文化身份，适应不断变化的语言使用环境。也就是说，汉字的这种象似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历史长河中，通过语言使用者的实践、社会互动以及文化传承不断演化的。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指出，汉字的这种演化是一个非线性过程，即使是微小的变化也可能引起系统层面的显著反应。每一次的变化，不论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书写方式改变，还是由文化交流激发的意义转变，都是语言这一复杂系统自组织、自适应的体现。例如，早期的汉字通过模拟自然形象来传递意义，而现代汉字则更侧重于书写的规范化与效率。可见，汉字的发展是语言内在动态性与外部文化、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相比之下，英语作为一种字母文字，其符号与所指物体之间缺乏直接的视觉或象似性联系。例如，“tree”这一词汇，其字母组合与“树”这一概念之间没有直接的视觉相似性。这种任意性的特点与索绪尔的理论相符，表明英语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语言内部的任意约定而非外部的象似联系。
一些学者指出[10]，英文字母最初也可能来源于具有视觉特征的符号，例如古代的迦南字母(见图3)。
Figure 3. Comparative table of the evolution from Canaanite to Greek alphabets
图3. 迦南字母到希腊字母的演变对照表[10]
例如，“牛”(alpu)。我们可以看到字母从牛头的形象开始逐步简化，最终演变成了希腊字母的“Alpha”(Α，α)。“手”(kappu)，它的形状也经过了简化，最后变成了希腊字母“Kappa”(Κ，κ)。“水”(memu)，其演变过程中形状由波浪线转变成更为抽象的符号，最终成为希腊字母“Mu”(Μ，μ)。显然，英语在极早期也曾具有一定程度的象似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的演变，这种象似性几乎被完全消除，英文字母现今主要通过语言内部的逻辑和规则来建立意义。
4.2. 汉字与英语单词的声音形象
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语言的拟声词和感叹词的存在不仅是语言系统内在复杂性的反映，也是语言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拟声词如“汪汪”、“咪咪”和“嗡嗡”这些词汇模仿了自然界中动物的声音(见表1)，是语言对现实世界声音的模拟和象似，显示了汉语和英语中的声音图象性。
Table 1. Table of onomatopoeic words for animal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表1. 动物拟声词中英对照表[11]
动物 |
中文 |
英文 |
狗 |
汪汪(wāngwāng) |
bark, howl |
猫 |
咪咪(mīmī) |
Meow |
蜜蜂 |
嗡嗡(wēngwēng) |
buzz |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强调了语言系统的非线性、开放性和适应性。拟声词和感叹词正是这种开放系统属性的例证。在系统中，这些词汇提供了直接的感官体验，使得即使在不同语言之间，人们也能迅速共享和理解相同的自然现象。例如，无论是使用汉语的“汪汪”还是英语的“bark, howl”，都能够即刻唤起听者对狗叫声的认知和情感反应。
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汉语的阴阳概念以及相关词汇的声韵特性，不仅反映了语言的声音美学和象似性，更体现了语言系统如何在文化的影响下展现性别特征的动态适应性。下表(见表2)所示的汉字阴阳对照表显示了男性(阳)和女性(阴)特质在汉字中的声韵表达。例如，阴性词汇如“短”(duǎn, short)和“闭”(guān, close)通常发音较短促、轻柔，而阳性词汇如“长”(cháng, long)和“开”(kāi, open)则发音较长和有力。
Table 2. Comparative table of Yin and Yang words in Chinese
表2. 汉语阴阳词对照表[11]
阳 (Masculine) |
阴 (Feminine) |
阳 (Masculine) |
阴 (Feminine) |
长 (Chang2, long) |
短 (duan3, short) |
大 (da4, large) |
小 (xiao3, small) |
开 (kai1, open) |
关 (guan1, close) |
高 (gao1, high) |
矮 (ai3, low)/低 (di1, low) |
上 (shang4, above) |
下 (xia4, below) |
响 (xiang3, loud) |
轻 (qing1, low) |
笑 (xiao4, laugh) |
哭 (ku1, cry) |
深 (shen1, deep) |
浅 (qian3, shallow) |
胡(2009)对声音美学的象似性的探索不仅限于拟声词和感叹词，而且还扩展到了更广泛的音韵层面。这包括了汉语中元音和辅音与性别、感情及其他抽象概念的关联。如图中“上”(shàng, above)和“响”(xiǎng, loud)等字，携带了阳性的属性，而“下”(xià, below)和“静”(qīng, low)等字则呈现了阴性的特质。
同样地，在英语中，某些辅音群如/gr/和/sk/也被发现具有类似的象似性。例如，/gr/辅音群常用于表达不快的情绪，而/sk/辅音群则与表面接触或触摸的动作相关联。此外，/m/辅音群在英语中往往与母性或女性特质相关联。
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中，这些声音与性别、情感及抽象概念的关联不是随机的，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行为、文化价值观以及交流需求。这些声音特征的演变是语言与其使用者之间持续互动和适应的证据，反映了语言系统的自组织特性和演化的非线性过程。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汉语的阴阳声韵特征到英语中的辅音群象似性，语言的音韵系统是如何在文化框架内发展和适应的，以及它们是如何体现社会性别角色和交流中的感情表达。通过对这些音韵特性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到语言作为复杂动态系统的多维性和丰富性，以及语言在表达人类经验方面的无限可能[12]。
5. 结论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的语言家族，但它们在声音象似性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共性。这种声音的象似性不仅体现在拟声词和感叹词上，也显现在音韵结构中，例如使用相同的元音或辅音来表达相似的意义。这种现象表明，尽管两种语言在表面上存在明显差异，但它们在功能和结构上展示出了一定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是两种语言系统对其使用环境的适应性和演化的结果。
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汉语和英语的演化反映了它们如何适应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技术的发展。汉语的高度象似性可能是对古代书写和记忆需求的适应，而英语的任意性则可能是对快速交流的需求的回应。这种适应性表现为语言不断调整其结构和功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
对这些语言特性的理解，对第二语言教学具有重要的教育学意义。通过识别和利用这些象似性和任意性特征，教师可以更有效地设计教学策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言。例如，汉语教学可以通过展示与汉字直观相关的图像来帮助学习者建立语义理解，而在英语教学中，可以通过教授具有象似性的音韵组合来加强学习者对词汇的记忆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