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沉默》是20世纪日本天主教文学家远藤周作的代表性作品，展现出了典型的互文性特征，即宗教历史与现实交互的叙事手法。远藤周作将主人公洛特里哥的信仰变化作为小说主轴，串联起上帝、殉教者、弃教者、异教徒的四种人物形象。他大量引用、仿作或隐喻经典文本、历史文本来构建风格独特的崭新的17世纪长崎文本，并将小说文本与宗教、历史构建成多元的互文本和互文化空间。洛特里哥与长崎教堂圣像石板上的脚印、历史上的西西里亚传教士凯拉、《圣经》中质疑上帝“沉默”的约伯、代表弱者的弃教徒吉次郎、日本文化中独有的母性的上帝之间形成了超越文本的互文性。这种叙事策略给作品带来了形式上的游戏快感和情感上的延迟满足。
Abstract:
Silence,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20th century Japanese Catholic literary figure, Endō Shūsakudisplays a typical intertextual characterization, a narrative technique in which religious history and reality interact. Endō Shūsaku takes the protagonist Rodrigo’s change of faith as the main axis of the novel, linking up four types of characters: God, martyr, apostate, and pagan. He quotes, imitates, and metaphorically interprets classical and historical texts to create a new and unique seventeenth-century Nagasaki text, and builds a multifaceted intertextual and intercultural space between the novel’s text, religion, and history. An intertextuality that transcends the text is created between Rodrigo and the footprints on the iconostasis of the Nagasaki church, the historical Sicilian missionary Kayla, the Biblical Job who questions God’s “silence,” the outcast Kichijiro who represents the weak, and the motherly God that is unique to Japanese culture. This narrative strategy brings formal playfulness and emotional delayed gratification to the work.
1. 引言
日本“第三新人”作家远藤周作《沉默》是日本“第三新人”作家远藤周作的代表性作品。主要讲述了在江户幕府禁教的大背景下，主人公洛特里哥远渡重洋来到日本，寻找恩师、秘密传教的故事。日本学者国谷纯一郎[1]考据圣经原文，认为“洛特里哥”与圣经中的“约伯”构成的互文关系。岩崎里奈[2]指出，洛特里哥通过弃教，在身份上经历了强者向“以吉次郎为代表的弱者”的转变，并因此获得了救赎。玉置邦雄[3]认为，《沉默》中所描绘的神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父性的神”，而是只存在与日本文化土壤中的“母性的神”。远藤周作[4]本人也在《切支丹时代》一书中反复强调，基督教的上帝如果想要被日本人接受，就必须向母性的上帝转变。然而，以上的研究很少讨论远藤周作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造诣。对于洛特里哥人物形象的互文性研究成果有待补充。
远藤对主人公信仰挣扎的描写展现出了典型的互文性特征，即宗教历史与现实交互的叙事手法。远藤周作将主人公洛特里哥的信仰变化作为小说主轴，串联起上帝、殉教者、弃教者、异教徒的四种人物形象。他大量引用、仿作或隐喻经典文本、历史文本来构建风格独特的崭新的17世纪长崎文本，并将小说文本与宗教、历史构建成多元的互文本和互文化空间。洛特里哥与长崎教堂圣像石板上的脚印、历史上的西西里亚传教士凯拉、《圣经》中质疑上帝“沉默”的约伯之间形成了超越文本的互文性。这种叙事策略给作品带来了形式上的游戏快感和情感上的延迟满足。因此，本文围绕洛特里哥的“弃教”行为，分析《沉默》与其他宗教、历史、神话文本的互文性叙事，探究远藤周作对日本基督教的现实指涉和对历史史料的诗性书写的等独特创作手法。
2. 还原历史——洛特里哥与传教士凯拉的互文
克里斯蒂娃是从宏观上定义互文性，将整个社会历史看成是一个大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原本就只有一个文本，而且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文本[5]。从互文性的文本视角来看，《沉默》中主人公的洛特里哥与历史上的西西里亚传教士鸠杰贝·凯拉形成了第一层的直接互文。在小说开篇中作者详细描写了主人公洛特利哥的出身：
另外，葡萄牙方面也有三名年轻司祭依不同的理由计划偷渡赴日。他们是费雷拉神甫从前在卡姆波里特左修道院教神学时的学生——佛朗西斯·卡尔倍、赫安提·圣·马太和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三人。[6] (《沉默》：8)
而在《沉默》的后记中，远藤周作指出洛特利哥形象与传教士凯拉有着极为深刻紧密的联系。历史上的1643年6月27日，凯拉与同伴阿洛世、卡索拉一同在日本筑前大岛登陆，而后开始秘密传教，但旋即被捕，被长崎奉行所送入位于江户的小石川监狱。在这里受到井上筑后守的审问，受“穴吊”之刑，最终弃教。后来娶日本人为妻，住在天主教宅，于1685年逝世，享年84岁。而远藤周作笔下的洛特里哥从葡萄牙的卡姆波里特左修道院出发，远渡重洋来到日本，一边布教一边寻找恩师，被捕后为了信徒的获救选择了弃教。洛特里哥是凯拉、也是十七世纪渡日西方传教士的缩影，也是日本天主教徒们整体形象的投射。第一次离开修道院的洛特里哥在日本艰辛的布教生活中逐渐意识到教徒的痛苦，放下了高傲之心：
可是，现在我向您报告的日本的信徒的殉教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而是如此悲惨，如此痛苦。(《沉默》：67)
这种痛苦在洛特里哥目睹信徒的死亡后达到了顶峰。残酷的现实是他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无法控制地发出质问，为什么神还在保持沉默。无论是洛特里哥还是凯拉的个人信仰和社会环境的桎梏下面临者前所未有的考验，远藤将小说人物放置于历史的空间内，将小说文字与历史本文相结合，暗示了17世纪在日教徒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初此之外，小说的第九章的《长崎出岛荷兰商馆馆员约纳逊日记》仿写村上《荷兰商馆日记》，从商人的视角侧面塑造了弃教后洛特里哥的痛苦，《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更是对《再续群书类从》中的《查袄余录》的仿写，暗示着洛特里哥与吉次郎信仰的重塑。被仿写的前文本与现文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现的关系，两者交融共生，深刻展示出《沉默》中历史文本的独特文化内涵。
3. 探寻圣经——洛特里哥与约伯的互文
远藤小说中的神学问题与他的创作方法和信仰密切相关，他的文学实践就是他的神学实践，即远藤将他笔下的人物与福音相关联[7]。身为天主教徒的远藤周作的作品中，经常流露浓厚的宗教元素色彩。无论是《黄种人，白种人》中对“善恶美丑”的解读；还是《海与毒药》中对日本人“罪”意识的探究；还是《深河》中对“一神论”和“泛神论”的思考，都可以看出远藤对于基督教的个人式理解和对《圣经》的诠释与思索。在文本狭义互文性中，引用是极为重要的明示手法。《沉默》中涉及的对基督教主题的互文性描述，除却远藤对《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的直接引用外，最明显的就是他将洛特里哥个人信仰的变化与《约伯记》中的约伯的经历同构。在圣经中，乌斯的约伯正直善良、敬神慈爱、家产丰厚、子女成群。但是虔诚如此的约伯却无故遭到了上帝的考验。灾厄降临，约伯相继失去了他的儿女、财产、甚至健康。因此约伯忍不住质问上帝，但是上帝却回答以沉默。约伯痛苦的核心即是 “为何好人受苦，恶人享福？”。《沉默》中困扰洛特里哥的问题核心也在于此。目睹日本教徒殉教的惨状，经历了江户幕府惨无人道的迫害的他，虔诚恳切地向上帝寻求帮助，希望他可以让日本无辜的信徒免受苦难，但是神却没有给予他回答。
“我在海可怕的寂静背后，感受到的是神的沉默——神对人们的悲叹声仍然无动于衷…”(《沉默》：69)
“当然，我知道最大的罪是对神的绝望，可是，神为何沉默，我不懂。”(《沉默》：77)
当经验的自我居于上帝之位时，它就要为人的苦难与不幸、罪恶与救赎作出承担与说明，但显然尽管经验自我和理性自我无法承担起自我确证与救赎的职责[8]。拒斥和否定了上帝的救赎，并不意味着人当下就脱离了苦难。反而因为经验的自我，洛特里哥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冲击和来自信仰的怀疑的双重的痛苦。约伯最终得到了上帝不是“回答”的回答。上帝向约伯展现了创世的圣迹，使约伯跪服在神威之下。而洛特里哥最终也听见了上帝的回答——那是如同怜爱的母亲般的低语：
踏下去吧！我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世上，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的。(《沉默》：201)
与约伯不同的是，在远藤周作笔下，洛特里哥的上帝直接打破了沉默，并且展现出了神对人真正的爱与慰藉。上帝不再是高高在上惩罚者的形象，也不再企图像人们展示他的无所不能。相反，他以一种怜爱的、包容一切的母亲形象来到主人公洛特里哥身边，为他带来了极大的慰藉和心灵的救赎。
4. 自我指涉——洛特里哥与远藤周作的创作
“互文性”概念的显著特点是将作家的写作活动置于一个坐标系统中给予关照：横向看，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文本在一个文本的系统中确定其特性；纵向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响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系统认识[9]。
1965年，远藤在长崎的教会中看到了一块印有基督面容的石板，已经被踩踏的凹凸不平、丑陋不堪，这也成为《沉默》创作的起点。而小说中洛特里哥踏下的那一块石板，也与长崎石板这一非文学文本形成了相互指涉的互文性。
并且，远藤将自己的评论、短篇小说的主题镶嵌到《沉默》的场景之中，由此构成了一种“内文本性”。
我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出于宗教或自我的选择，而是因为我的母亲。母亲要求我去教堂参加礼拜，而我为了教堂的面包和糖果接受了洗礼。当我长大后，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要脱掉母亲硬套给我的不合身的基督教衣服。但倘若我脱掉，我就没有任何衣服可穿了。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这样穿着它。[10]
因此，远藤致力于将从母亲那里得来的名为基督教的洋服剪裁成了合身的和服。从远藤的整体创作生涯来看，他钟情的主题正是“基督教如何才能在日本的文化土壤中扎根”。而作为“象征着第一期创作闭环”的《沉默》对于远藤来说更是意义非凡。远藤借洛特里哥这一角色点明，或许日本人根本没有理解“上帝”的能力，因为具有超越性的“上帝”并非是人的延长线。这种文化冲突下的痛苦在他早期的作品《诸神与神》《使者们》《犀鸟》《学生》和《哀歌》中也可以窥得。尤其是被誉为《沉默》前奏曲的短篇小说集《哀歌》，通过十二个看似没有联系的故事，串联起信仰与背叛的主题，并最后将视点聚焦在基督的脸上，将视线具体化，带来了特别的情感体验。远藤创作的核心不仅仅在于探寻日本基督教本土化问题，更在于尝试在和在新时代下架起宗教与生命之间的桥梁。他不断通过每一部作品去叩问这一问题，这些作品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形成了远藤文学的基石。正如学者川岛秀一[11]所指出的那样，远藤周作出众的责任感让他走在近代作家的前列。
5. 外向指涉——日本文化中母性的基督
《沉默》中的人物形象外向型互文主要通过对前文本和知识分子群体指涉这两种形式体现。洛特里哥既是远藤自己、也是面临信仰危机和精神深渊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化身。远藤在《切支丹时代》《圣经中的女性》《与耶稣邂逅的女性》等作品中都明确指出日本人比起耶稣，更期待得到圣母玛利亚可以救赎。《沉默》中这样也写道：
曾为了要出人头地受过洗的井上，深知日本贫穷的信徒们最崇拜的是圣母。事实上，我也是来到友义村之后，才知道有时百姓对圣母比对基督还要崇敬，这令人有点担心呢！(《沉默》：63)
远藤周作是基督徒、是日本人、是作家[12]。古桥在其研究中一再强调对远藤身份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理解远藤作品中宗教元素的钥匙。为什么更能为日本人所接受的是玛丽亚的信仰而不是耶稣基督的信仰？在远藤笔下，在德川时代与教会隔绝的情况下，日本的基督教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远藤在考据了日本民间的玛丽亚观音信仰后指出，日本人从玛丽亚身上感受到了每一位母亲对子女的爱。
而将视线聚焦在日本人母性信仰上的日本知识分子远不止远藤一人。芥川龙之介在短篇小说《西方的人》中指出，“玛利亚”是永远要保护万物的女性，她与世间所有普通的母亲重合，她不得不体验所有母亲都要经历的痛苦。远藤本人对此做出了进一步肯定，认为日本信徒的信仰是“忏悔与宽恕的信仰”，他们没有从十字架上死去的耶稣身上寻求宽恕，而是试图从“宽恕孩子的母亲”身上寻找信仰。
最后，神甫们带来的天主教，离开了它的根，变成了莫名其妙的东西。(《沉默》：219)
在小说的结尾，远藤借助洛特里哥和井上筑后守的辩论指出，在日本基督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扭曲和变形。圣母玛利亚在教徒眼中，就是能够宽恕自己的母亲。在基督教中，如果犯了一次罪就应该有着不会再犯第二次相同的罪的决心，否则宽恕则无从谈起。但是对于德川时代日本基督教徒来说，他们一方面在社会上作为弃教者而对上帝充满愧疚和歉意，另一方面又不敢再次将自己是教徒的事实宣之于口。他们明白自己还会一次次重蹈覆辙。这些教徒们深知无能为力的自己的罪行，并对此束手无策，因此希望神可以就这样无条件地宽恕他们。然而这与基督教中十字架的意义、基督受难的意义却是相背离的。
6. 结语
身为日本战后派第三新人小说家，远藤周作在继承日本近代文学的传统的同时，也受到近现代西方文学文化思潮的影响，他另辟蹊径，一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远藤的多部小说互为现象文本和生成文本，在主题和情节上相互呼应。其作品《沉默》中主人公洛特里哥具有作家的自我指涉性和群体指涉性，与历史人物凯拉、圣经中的约伯形成互文，一同完成了对日本基督教徒、日本知识分子信仰困境的书写。并且，远藤在《沉默》中直接引用、巧妙仿写多部前文本，由此组成了独特的诗学世界。这些元素在日本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中相互流动，相互渗透、构成了《沉默》独特的互文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