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和缘由
每年的高考都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借助高考，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能力范围内继续深造的学校，拥有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谱写人生新篇章的机会。普通高考制度看似公平——每一个学生都有凭借自己在学业上的成绩获取更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却忽视了那些虽然学业成绩薄弱但是有其他方面特长的学生。理想化的教育机会平等除了起点平等、过程平等、结果平等外，还应该对因家庭、禀赋等个人无法改变的不平等起点进行修正与调节，为部分不适应接受学术教育的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教育补偿机会，真正实现个人发展的“敏于志向，钝于禀赋”[1]。因此，需要建立与培养学术型人才并行不悖的技能型人才选拔机制，为那些不擅长学术研究但是愿意钻研技能的学生提供一条发展道路。职教高考制度就是这样一条为技能型人才铺设的通往大学的道路，也是解决我国当前人才结构性矛盾和教育焦虑的关键。
职教高考，也叫职业教育高考，是相对于普通高考的一种高考形式，是职业教育的专门性高考。教育部逐步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使之成为了高职考试招生主要渠道。具体来说，职教高考是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一种招生形式，是与普通高考并行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职教高考采取“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通过职教高考制度，把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贯通起来，打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为人才成长提供更多途径。
本文通过梳理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发展历程，归纳总结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发展特点，探究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发展趋势。
2. “职教高考”制度的发展历程
追溯“职教高考”制度的起源，首先要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发端时间。不同学者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端时间所持观点不同，如杨金土指出，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类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应追溯到清末创办的“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2]。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壬寅学制”将职业教育划分为三个实业学堂，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并列。邓耀彩认为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始于20世纪50年代[3]。徐国庆指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建立的高等专科学校，虽然在办学性质上可以划归为高等职业教育，但其实质是本科教育的压缩模式[4]。因此，基于类型化人才选拔的视角，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开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笔者在梳理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发现，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发展和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相关，因此，本文选取几个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发展的关键性政策文件，以此为脉络梳理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发展历程。
2.1. 成长中分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希望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化人才，并以人才为支点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文件指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优先对口招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以及有本专业实践经验、成绩合格的在职人员入学”。由此可以看出，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尝试从普通高考中脱离，向来自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高级中学的学生(即“三校生”)提供一条相对独立的升学途径。1997年，教育部将招收应届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列为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的重点，并结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特点制定了多元化的招生考试机制。由此可以看出，这一阶段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开始从普通高考制度中分出一小股支流[1]。
2.2. 分流中繁荣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价值选择逐渐从计划取向转为市场取向。在对外开放和对内发展的双重需求驱动下，国家发展需要职业教育来服务于经济建设。国家继续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高等职业学校招生的对象和权力进一步专业化。200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指出，“高等职业学校可单独组织对口招生考试，优先招收中等职业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注重专业知识、职业技能的考核，对取得相应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可以免除技能考核。”[5]根据这份文件可以得出，一方面，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是职业教育招生考试的重要内容，强调学生技能考核也为后来提出分类考试打下基础；另一方面，高职考试招生在组织管理方面也有所调整和完善。国家通过资源赋予、赋能让权的方式，允许高等职业学校组织对口招生，目的是在提高相关主体参与高职考试招生的动力与能力。
2.3. 繁荣中完善
在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下，职业教育规模趋向稳定，在内涵式发展中不断完善。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职业教育招生考试改革指出：“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探索高等职业学校自主考试或根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注册入学”[6]。在这份文件中，首次提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目标，高职考试招生活动开始从对现行高考的依赖向独立进行而转变。由此可见，国家允许并鼓励高等职业学校采取分类考试的方式来招生，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逐渐从普通高考中脱离。
从招生比例来看，高等职业学校对“三校生”的招生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从考试内容来看，“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的招考模式已成为“三校生”的主要招生方式；从招生考试类型来看，截止2018年底，各省份的高等职业学校均进行了分类考试招生改革，并形成了统考统招、单考单招、自主招生、中高职融通招生、注册入学、免试入学的“六模式十二类型”[1]。
2.4. 完善中独立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再一次吹响了改革前行的号角[7]。在新一轮的改革中，面对国内外新的形式和发展需求，国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急需职业教育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2019年，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教育地位”这一主要思想。针对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宣布“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提高生源质量，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8]。这一方案的颁布标志着职教高考制度登上历史舞台，国家人才选拔进入了“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并行不悖的双轨时代。从高等职业学校招生的角度来说，基于“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招生方式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将逐渐替代普通高考制度的主体地位，不再承担辅助性角色。
2.5. 发展中的困境
自从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颁布以来，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遇到一些实践困境。这些实践困境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招生的生源质量、职业技能测试质量、教育结构体系等方面。
首先，职业教育招生的生源质量难以保证。高等职业教育长期依赖于普通高考招生，教育行政部门将高职录取批次置于普通高考录取批次末端，这直接导致职业教育招生的生源质量难以保证，社会对职业学校及其学生认可度降低。
其次，职业技能测试有待提升。由于顶层设计对职业技能测试认识不到位，对其缺乏科学设计，实施过程不够规范，职业技能测试出现被纸币测试取代、技能测试专业大类划分不统一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职业能力评价的质量。
最后，教育结构体系有待完善。职业教育高考和普通高考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价值还有待于被社会大众进一步明确和认，教育结构体系在中高本衔接、考试制度、录取制度和管理制度等方面还有待完善。
3. “职教高考”制度的发展特点
回顾“职教高考”制度的发展历程，就是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制度的分化独立史。从改革开放初期依附普通高考制度进行招生，到二十一世纪初实施对口招生，再逐步进行分类考试，最后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建立标志高等职业学校招生正式独立，与普通高考制度相并行。这一发展历程呈现出内外因素驱动，国家政策文件主导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在制度变迁下权力的让渡。
3.1. 内外因素驱动下的制度变迁
“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受内外因素同时驱动。除了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教育发展状况、就业政策等，职业教育观念包括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都会影响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其中，外在驱动力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职业教育招生制度需要变革，内在驱动动力是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自身随着政策制定者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定位发生变化而发生变革和完善。
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前，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以及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均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大中专生就业待遇的区别不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升学诉求就被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消解了。随着经济的发展，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建立更加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新体制，不同学历的毕业生要在就业市场上为职位竞争，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需要继续学习进修才具备市场竞争力。因此，高等职业学校因需发展，逐步扩大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招生。
如果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是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那么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则又直接塑造了高职招生制度的具体形态[9]。
3.2. 政策文件主导制度的发展趋势
无论是“职教高考”制度尝试脱离普通高考制度，还是建立分类考试进行对口招生等，“职教高考”制度发展历程的每一个关键点上都受到了政策的推动。换句话说，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以及职业院校均源于国家的行政设计。回顾中国高等职业学校的招生历程，高职招生制度从依附普通高考阶段向实施分类考试阶段的变迁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而政府的强制力通过政策文件能推动“职教高考”制度变迁冲破路径依赖。例如，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提构建职教高考制度，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提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考试招生制度”，充分凸显了国家力量积极推动高职招生制度从分类考试向职教高考的根本变革[10]。
3.3. 国家在制度变迁下权力的让渡
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中职学校、高职院校、学生和企业。这些利益主体又在国家的权力让渡之下，发生了角色变化和参与度变化，同时权力配置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目前，中央政府的角色从放松管制转变到了有限管制的角色，中央政府通过“试点推广”“顶层设计”等方式依然是制度结构变迁的主导者；省级政府则是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政策具体操作层面的真正规划者，但其规划能力和本地区事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却也同时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实际条件和政府水平；高职院校在与政府在招生方面的权力关系从被动式服从管理到主动有序参与的转变；企业则成为了政府有意培育的第三方主体并期望其成为进一步制度创新的新兴力量[10]。
4. “职教高考”制度的发展趋势
“职教高考”制度作为职业教育的评价方式，是职业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我国“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必然能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缩小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毕业生差距的关键步骤。在社会层面上，“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能推动文凭社会向技能社会转型，促进教育公平的再升级。“职教高考”制度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明确职业教育应具备的公共权力，保障职业学校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基本发展诉求。
4.1. 推动文凭社会向技能社会转型
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以及大众对于教育的重视，文凭社会逐渐取代人情社会，从而削弱了“血统论”、“裙带关系”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支配地位。拥有一定教育经历和资质的人在劳动市场上更受青睐。柯林斯(R. Collins)为此在《文凭社会》这本书中创造了“职业财产”这一学术概念，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最易获得劳动市场中的“职位”即具备更多“职业财产”[11]。但文凭社会的盛行也导致一些问题。一方面，文凭所代表的知识积累与工作岗位的要求并不划等号；另一方面，与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相比，在劳动市场上不受青睐的职业高等教育毕业生反而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更大的贡献。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学术型人才供给过剩，高技术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为此，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略，要求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而“职教20条”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其背后所包含的伦理隐喻是要通过变革技能型人才选拔方式促进我国由文凭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型[1]。而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建立有助于从考试评价的角度纠正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观念，倒推职业教育类型化变革。
4.2. 推动教育评价公平的再升级
当下，我们所追求的教育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重要环节。高考制度作为一种教育评价参与到教育的整个过程，当然也需要保证教育公平。随着我国普通高考制度的不断完善，高考以绝对性与权威性保证了每个人的教育机会平等，学生不会因为性别、民族、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影响受教育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来通过高考实现自我提升，大众一致认为高考是公平有效的选拔方式。但是，高考成绩并不能代表一个学生能力的全部，仅凭高考成绩来决定学生的未来走向也是片面的。对于不擅长学业学习，但是擅长技能手工方面的学生，难以取得理想的高考成绩。因此，要反对将高考所代表的智力作为教育评价的唯一标准，实行职业教育改革，在原有高考制度实现的教育公平的基础上推动教育评价公平的再升级，为具有形象思维能力倾向的群体建立一套基于技能评价的高考制度，实现个体的个性化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建立更加和谐多元的人才观。
4.3. 明确职业教育的公共权力
长期以来，高等职业学校的招生都依附于普通高考，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建立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让职业教育掌握人才选拔权，即能自主确定人才选拔标准，保证生源质量，让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从普通高考制度剥离出来。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想要稳步发展，需要明确职业教育应具备的公共权力，要让职业学校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基本发展诉求、教育机会和发展机遇得到保证。
5. 结语
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从普通高考制度中剥离出来，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表现了社会对于职业教育人才的需求和重视。相比较大众所熟悉的普通高考制度，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为不擅长学术研究但愿意学习技能、擅长技能的学生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人生发展道路。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建立唤起大众对于职业教育的关注和重视，有助于调节我国当前人才结构性矛盾，缓解大众对于高考的教育焦虑，是一项符合当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充满伦理关怀的教育政策。作为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和即将迈入教育行业的我们，应该摆正对职业教育、职业学校和职业教育学生的态度，支持和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宣扬职业教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