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是英国著名的日裔小说家，曾多次获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与萨尔曼·拉什迪(Sir Salman Rushdie)和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并称为“英国三大移民文学家”。他的长篇小说《长日留痕》于1989年获得布克奖，自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和好评。通过书中主人公史蒂文斯的回忆，石黑一雄向读者展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中上层阶级的境况，以及二战后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怀旧情绪和对大英帝国衰落的沮丧。众多学者对主人公史蒂文斯的精神创伤予以关注，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他最终是否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困境。其中，文学创伤理论作为一个重要新兴的人文研究领域，与二十世纪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本文试图从文学创伤理论的角度探究史蒂文斯的精神困境。
2. 文学创伤理论
提到二十世纪，人们会不可避免地想到战争、屠杀和动荡等词汇。正如学者肖莎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所说的，“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创伤的世纪，(同时)也是属于创伤理论的世纪”[1]。
米歇尔巴拉维认为，“创伤指的是一个人对压倒性事件的情绪反应，这种事件打破了个人以往的自我意识观念以及他对社会的评价标准”[2]。而根据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的说法，创伤是指“对突发或灾难性事件的压倒性体验，对这种事件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不受控制的幻觉和其他侵入性现象的重复出现”([3], p. 33)。创伤研究最初始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等暴力事件成为了创伤理论发展的温床。因此，创伤理论研究的主题起初大多是激烈的人为暴行。随着创伤主题和主体范围的延伸，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提出，暴行事件以外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所造成的创伤也应受到人们的关注。以凯西·卡鲁斯、肖莎娜·费尔曼和杰弗里·哈特曼等人为代表，早期的文学创伤理论家们强调创伤的不可言说性、重复性、片段性和不可割裂性。正如卡鲁斯在其《未声明的经验》(Unclaimed Experience)中所阐述的，“创伤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过去的暴力事件或原始事件，重点而在于它未被同化的本质，即它最初被准确认知的方式－－它会在日后不断困扰创伤主体”([3], p. 4)。当个人或群体经历了可怕事件时，这种事件就会在他们的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从而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他们的未来，这时创伤就产生了。它将“摧毁受创伤主体对世界的安全、自我肯定的价值和生命的重要创造的基本假设”([4], p. 51)，产生“恐惧、绝望、失控和灭绝威胁”的感觉。而后，受创伤主体就会陷入“长时间的消极情绪，如抑郁、冷漠和自责，从而无法产生同理心”[5]。随后，哈特曼在其《文学限度内的创伤》(Trauma Within the Limits of Literature)中提出，创伤文学致力于探索语言与创伤之间的关系，是让创伤被感知、让沉默被倾听的基础。因此，它提出重复性的倒叙和叙述是重构创伤记忆和克服创伤的唯一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伤文学理论在研究主题、研究地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3. 史蒂文斯的创伤
据埃里克森(Erikson)而言，创伤可以“从持续的战斗中产生，也可以从瞬间的麻木震惊中产生；可以从持续的受虐中产生，也可以从一次猛烈的攻击中产生；可以从一段时间的严重衰减和侵蚀中产生，也可以从突如其来的恐惧中产生”[6]。对史蒂文斯来说，他的创伤主要源于父亲的离世、爱人的离开以及对管家这一职业的幻灭。
3.1. 父亲的离世
史蒂文斯对他的父亲充满敬意和爱，父亲就是他的职业榜样。正如他说的，“他(父亲)不仅知道如何管理一所房子的所有事务，并且他在壮年时期就获得了‘与他职位相称的尊严’”([7], p. 24)。史蒂文斯提到了两件事来证明父亲作为一位管家所获得的“尊严”。他首先提到，父亲在西尔弗斯先生手下担任管家期间，曾被要求驱车带琼斯先生和史密斯先生到附近的郊外兜风。无论他们如何刁难和奚落，父亲都表现得十分得体，没有说出有失管家职责的任何话语。但当听到他们辱骂西尔弗斯先生时，父亲打断了他们，并以沉默要求他们道歉。他还提到，史蒂文斯年迈的哥哥伦纳德因为蔑视将军而被送往了南部非洲战争，并在战争中丧生。那位将军原本应是父亲的敌人，然而父亲为了西尔弗斯先生的利益，仍然自愿为那位将军服务，并得到了将军的赞扬。在史蒂文斯眼中，父亲是一位将雇主利益放在首位，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管家。在父亲弥留之际，他仍选择坚守岗位，好似对父亲的即将离世无动于衷。然而正因为他将父亲视为榜样，他才选择坚守岗位。毫无疑问，父亲的离去给史蒂文斯带来了创伤。无论是作为亲人，亦或是工作上的榜样，父亲对于他来说都是举足轻重的存在。父亲去世后，史蒂文斯开始变得心神不宁，甚至有时会不自觉地流下眼泪。
3.2. 肯顿小姐的离开
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同在达林顿庄园任职，他们相互吸引并且相爱，但最终肯顿小姐还是离开了庄园嫁给了别人。在这段爱情中，肯顿小姐一直主动接近史蒂文斯，想要和他拉近关系，但史蒂文斯却一直否认和逃避这段爱情。在史蒂文斯刚入职达林顿府时，肯顿小姐看他的房间又黑又冷，就给他送来了一束鲜花，却被他拒绝了。过了一段时间，史蒂文斯解雇了两名在肯顿小姐手下工作了六年多的犹太女仆，而这仅仅是因为她们是犹太人。而当史蒂文斯得知肯顿小姐即将被别人求婚时，他也没有挽留她。即使肯顿小姐暗示说，“你希望我今晚继续值班吗？”([7], p. 146)，史蒂文斯依旧给了她否定的答案。也许史蒂文斯从未敞开心扉，又或许在他心中工作比爱情更重要。在这段爱情中，他就像一个刺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做法，不愿意为肯顿小姐做出任何改变，也拒绝拉进和肯顿小姐的关系。肯顿小姐在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中看不到希望，最后只好伤心地离开。无疑史蒂文斯是喜欢肯顿小姐的，但他最终还是失去了这位美丽的爱人。
3.3. 达林顿勋爵的欺骗
同他的父亲一样，史蒂文斯是一位优秀的管家，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管家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不仅是因为父亲的榜样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坚信他的雇主——达林顿勋爵所做的是一项维护人类正义与和平的伟大事业。帮助这样一位伟大的雇主让史蒂文斯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自豪感、成就感和信念感。因此，当卡迪纳尔先生告诉他达林顿勋爵被希特勒所欺骗，成为了希特勒的帮凶时，史蒂文斯仍然坚定地维护说，“我看不出勋爵所做的不是最高尚、最崇高的事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欧洲的和平”([7], p. 153)。他甚至努力促成达林顿勋爵与首相的秘密会面。他把银器擦得锃亮，引起了首相的兴趣，最终使会晤取得了成功。史蒂文斯为了这份所谓高尚的工作放弃了亲情和爱情，极度忠诚地追随雇主，到最后却发现他是战争爆发的帮凶，是人人唾弃和辱骂的亲希特勒分子，这无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使他深受创伤。
4. 创伤的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受创伤的主体会拒绝接受甚至承认失去爱的对象这一事实，拒绝恢复与外部世界的正常关系，从而陷入长时间的抑郁、冷漠、内疚等消极情绪中，拒绝心理共鸣，从而无法从创伤中恢复过来[5]。对史蒂文斯来说，亲情、爱情和事业给他带来的创伤使他变得压抑、自我封闭，想要否认和逃避现实。
4.1. 压抑
在创伤理论中，压抑作为最原始的心理防御机制，可以帮助人体在遭遇创伤时控制情绪，保持理性。史蒂文斯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为了不影响管家工作，他压抑着对父亲去世的悲痛。为了保持自尊，他压抑了对肯顿小姐的感情。他不愿承认自己是希特勒的帮凶，他压抑了对雇主的幻灭和失望。他甚至不愿承认自己的欲望。当肯顿小姐发现他在读一本名为《感伤的罗曼史》的书时，他解释说他认为读这本书“是保持和提高英语水平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7], p. 113)。事实上，他后来承认自己当时确实喜欢读这些浪漫的爱情故事。在众人面前，史蒂文斯总是尽力扮演一个尽职尽责的管家，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以职业标准要求自己。事后看来，这或许只是他压抑自己的伪装。
4.2. 逃避和否认
弗洛伊德提出，除了压抑，逃避和否认也是面对创伤时最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当一个人试图逃避或否认现实时，他会选择切断与现实的联系，从而暂时退出创伤，达到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效果。斯蒂文斯对达林顿勋爵被希特勒利用和操纵的事实感到痛心，但即使所有人都在抨击达林顿勋爵，他仍然选择了为他辩护。他说，“达林顿勋爵是一位道德高尚的绅士，这种高尚会让你发现，关于他的这些无稽之谈会让大多数人相形见绌。而且我愿意担保，他至死都是这种高尚的人”([7], p. 87)。事实上，他无法相信，他所认为的“接近世界车轮中心”的人，竟是希特勒的帮凶。对史蒂文斯来说，接受这个事实十分艰难，自己一直拥有的信念和自豪感也在瞬间崩溃，于是他选择了否认这一事实。
4.3. 疏远
无论是压抑自身情绪，或是逃避和否认现实，都只是暂时脱离创伤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而长期的压抑和逃避，会让创伤主体逐渐丧失情感感受能力，从而慢慢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变得麻木和自我封闭。当法拉第先生提出给史蒂文斯放假并建议他去旅行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并回答说：“这些年来，我有幸在这堵墙内看到了英国最好的东西，先生”([7], p. 8)。史蒂文斯一直在工作，他的生活中似乎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他不愿意去旅行，欣赏外面世界的美景。在那之前，他也不愿意做出改变亲近自己的父亲，不愿意敞开心扉挽留肯顿小姐，向她真诚表白。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创伤反过来又使他更加压抑，更加不愿意与外界建立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5. 创伤复原
史蒂文斯最终还是前往英格兰西部旅行，期间他回忆了过去在达林顿庄园的生活。他曾遭受了亲人、爱人和雇主带来的创伤，他是否一直深陷于这些创伤之中无法走出来呢？安卡普兰(Ann Kaplan)提出：“文学叙事是转化和治愈创伤的有效途径”[8]，这六天的旅程实际上就是史蒂文斯的疗伤过程。
5.1. 重建联系
当史蒂文斯收到肯顿小姐的来信时，他从信中的内容推断出她可能过得不好。犹豫再三，在两人即将分别时，他鼓起勇气表达了对肯顿小姐的牵挂，坦言自己一直都在惦记着她。当肯顿小姐告诉他自己已经放下过去时，史蒂文斯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和心痛，他说：“这些暗示在我心中激起了某种程度的悲伤……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7], p. 162)。赫尔曼提出，“心理创伤的基本特征是丧失权能和与他人脱节。因此，康复过程的基础是增强能力和恢复人际关系”([4], p. 1)。史蒂文斯能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主动关心肯顿小姐，这就表明他愿意恢复与外界的联系。他不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开始关心外界的人和事。
5.2. 回忆叙述
除了恢复与外界的联系，卡利·塔尔(Kali Tal)还在《伤痛的世界》(Worlds of Hurt)中写道，“如果不重现事件，就永远无法准确地表述创伤，因为就其定义而言，创伤超出了正常概念的界限”[9]。这意味着，只有在回忆过程中直面和重组创伤记忆，才能治愈创伤。因此，回忆也是治愈创伤的过程。
傍晚时分，史蒂文斯独自坐在码头边的长椅上，遇到了一个陌生人，他主动和史蒂文斯攀谈起来。得知此人也曾是一名管家后，史蒂文斯向他讲述了自己在达林顿府邸的过往、新雇主法拉第先生，和自己的成就与创伤。他恼怒地说，“我甚至不能说我犯了错。真的，人们不得不扪心自问，这有什么尊严可言？”([7], p. 165)。对方劝他不要沉湎于过去，要向前看。如果是在过去，史蒂文斯不可能如此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创伤，因为那时他还陷在创伤中无法自拔。但现在他可以和一个陌生人交谈，并得到启发，这说明他的心在慢慢打开。虽然不能肯定说史蒂文斯已经完全从这些创伤中复原，但至少证明他正在走出过去，迈向新的生活。
6. 结语
二十世纪的世界充满了动荡，人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心理创伤。这些创伤可能是由战争和屠杀等人为暴行造成的，也可能是由分离和虐待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暴行造成的。毫无疑问，史蒂文斯是一个受过创伤的人，这些创伤使他成为一个压抑、冷漠、麻木的逃兵。诚然，他曾经试图否认和逃避这些痛苦的经历，但同样他最后也努力想与这些经历和解。他回想和反思过去，敞开心扉与人交谈，这一切都证明史蒂文斯正在走出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