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出生于1939年，是加拿大一位备受瞩目的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和环保活动家，被称为“加拿大文学女王”。阿特伍德的作品涉及了多种主题，包括性别和身份、语言的力量、气候变化等。阿特伍德的家庭非常热爱大自然，她深受家庭熏陶，其作品多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充满着浓郁的生态主义(Ecologism)色彩。此外，她也聚焦女性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以及女性的身体和性别问题，她的作品逐渐贴上了女权主义(Feminism)的标签。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女性和自然是密切联系，交织融合的。她对于女性和男性、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以及彼此和谐共生之道有着全面的思考，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的思想深深地融入到她的文学创作中。《荒野指南》[1] (Wilderness Tips)是阿特伍德一部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录10篇故事，刻画了多位在生活的荒野中探索生存，野性肆意的女性形象。尽管故事不同，结局各异，但它们都在不同层面上深刻展现了阿特伍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2. 自然、女性和父权制
生态女性主义一词首先出现在1974年，由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 Oula Mort)一书中提出[2]。生态女性主义被称作是由女性主义与生态学思想结合的产物，主要思想包括女性与自然存在紧密的对应和联系，在此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剥削和自然界所承受的破坏掠夺存在很强的关联性，而这种互相关联的压迫主要来自相同的始作俑者——父权制文化([2], pp. 213-252)。因此生态女性主义不是传统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简单叠加，它同时也深入探索了父权制对妇女和自然的双重统治[3]。
生态女性主义学者Ariel Kay Salleh认为如果要“真正朝着一个理智、人道、生态的未来发展”，“女性与自然之间无意识的联系需要被意识到”([4], p. 323)。自古以来，自然创造万物，母亲养育生命，周而复始。大自然常常被书写为女性，带有女性特征。例如，黄河因其孕育了流域两岸的华夏文明，被人们称之为“母亲河”，代表了其丰沛宽阔的胸怀，与女性的哺育滋养属性息息相关。环境历史学家卡洛琳·麦钱特(Carolyn Merchant)在《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一书中指出，女性生态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特别是地球，和养育孩子的母亲密切关联起来：她们都身处于在一个有秩序、有规划的宇宙中，慈爱地提供给人类繁衍所需要的养分[5]。而除了母亲等这种赞扬性的词汇以外，人们还会一些歧视性的女性词汇来描述自然，如：处女地等。这些词汇隐喻自然是野性神秘，不可控的，它们会给社会带来荒蛮和混乱，处于待文明化和开发的状态。而“无序的自然”，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现代思想，即我们需要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权力来控制自然。这两种思想，即一认为自然需要稳定的机制，二主张权力对自然的支配和掌握，都成为了“现代世界的核心概念”([5], p. 2)。
沃伦(K.J. Warren)提出控制自然与控制女性都是在同一种概念框架下运作的，这个框架就是父权中心制[6]。同时沃伦还明确了“父权制”的基本概念框架是由统治性逻辑主导的压迫性框架，它具有几个基本特征:对立的价值二元论、等级思维、权力和特权概念，以及统治逻辑。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明确强调，在西方世界里，女性和自然之所以受到联合压迫，主要归咎于“二元对立的理性思想”造成的[7]。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哲学理论，即认为理性和情感是明显分离和对立的，“女性的”情感本质上是不可靠的、不值得信赖的，是一个由高级的、无私的(也是男性的)理性统治的低级领域。不仅是女性，而且地球上的野生生物也被剥夺了拥有理性的权利，它们被视为与自然领域而不是理性领域相联系。情感、动物元素与理性领域明显地分离，被视为截然不同的、劣等的。
受父权制框架中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影响，人类将自己置于自然的对立面，男性将女性置于对立面，即理性和动物/情感的对立；在父权制等级思维以及权力和特权概念的驱使下，人类/男性领域盲目认为自己更为理性明智，等级更高，将自身位置凌驾于自然和女性之上；在父权制中的统治逻辑主导下，人类/男性认为自己更具有价值，对于下层的统治是正当合理的，由此，自然和女性一起，共同忍受着父权制高高在上、贪婪无度的征服。阿特伍德的《荒野指南》淋漓尽致地揭露批判了这种暴力行径，在这部作品中，父权制不仅被揭示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根源，更是导致女性陷入困境和遭受性别歧视的罪魁祸首。
3. 父权制下的生态困境
父权制文化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尖锐的冲突和分裂，在二元对立的理性主义驱使下，人类中心主义悄然而生，它把人类视为至高无上的，自然则是低人一等的。人类认为自己是地球上一切事物的主人，并相信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都是专门为人类而创造的，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残忍对待植物和动物，破坏生态环境。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革新，自然仅仅被视为提供满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工具，没有这些资源，统治阶级的财富就无法创造出来。人的物欲无限膨胀，资本无序暴力扩张，疯狂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工具理性主义操纵着整个国家，这种疯狂的经济活动入侵了人类生活的每一寸土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3.1. 侵占之困
以和小说集同名的《荒野指南》为例，该故事发生于在远离城市喧嚣浮躁的瓦科斯塔乡舍中，它是传统神圣的一处桃源，是家族过去时代的缩影，在物欲熏天的资本扩张中仍然保持本貌，象征着美好静谧的自然。文中乔治是暴力野蛮的典型父权代表，他从小性格乖戾，用刀把女星照片“大卸八块”，([1], p. 257)，后来在战场上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有一次他自己就毙了三个人，尽管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两个人是要枪毙的。杀第三个人是为了有备无患”([1], p. 266)。除了手段残暴，他还精于投机取巧的赚钱门路，他赚钱很快，常常卷入诈骗案。然而这样的一位人物却总是对瓦科斯塔乡舍“心怀温柔敬仰之心”([1], p. 260)。“这湖，这半岛，这瓦科斯塔乡舍，都是他的庇护所，他的修道院，他的圣地所在”([1], p. 259)。可见瓦舍作为自然的隐喻，拥有抚慰人心力量，其蓬勃的生命力带给人类心灵的疗愈。
然而乡舍身为自然的象征，屡屡遭受到人类经济活动的侵犯。文中有大量的着墨描写了对现代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对瓦科斯塔乡舍的冲击，迅速扩张的工业城市持续侵占掠夺着属于乡舍的净土。罗兰德是土生土长的瓦科斯塔乡舍人，他从未离开过家乡，对乡舍自然有着天然喜爱，在他眼里，步步紧逼的工业产业给故土带来了莫大的压迫感和威胁感，他预感到了乡舍正在面临被入侵掠夺的危险：“昨天，他从市中心开车回来，经过了仓库、工厂和亮闪闪的玻璃塔，这些建筑仿佛都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经过了几处他发誓去年，甚至上个月还没见过的分厂区。那些地块寸草不生，到处是新建的尖顶联体别墅看上去像帐篷，像入侵者”([1], p. 284)。他对这些“入侵者”的恐惧蔓延到拜访乡舍的客人——乔治身上。罗兰德厌恶又提防乔治，他认为乔治来自城市，不属于乡舍，这个“城里人”的到来会打破这里的宁静，乔治沾染了那些城里人的恶习，擅用欺骗和诡计，唯利是图，只会算计和利用乡舍。“在这里，在瓦科斯塔乡舍，……或许他会等到这房子自行散架，然后把它作为赚钱的养老房卖给日本富翁。他会把大自然作为卖点，然后大肆加价。这就是乔治会去做的事情”([1], p. 278)。
在文中，人们对自然的索取和奴役，集中表现在对乡舍的利用上。父权制文化下，人类中心者认为具有理性思维的人类才是宇宙的中心，一切应该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二元对立的思想促使他们把自然放在人类的对立面，等级思维导致他们将自然视为低人一等，只配做生产材料，自然的价值应该取决于人类的需求。作为还未被人类开放指染的自然资源，乡舍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成为了贪婪的资本家垂涎的对象，开发商指望着将它打造成为以自然为卖点的高级社区。在金钱至上的父权者看来，任何自然的生命和非生命都被明码标价，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物欲肆虐而严重恶化。在这种失衡的关系中，乡舍或将最终将无能为力地落入商人的魔爪，失去生命力，惨遭被开发贩卖的下场。
小说末尾有一段环境描写：“她(波蒂雅)……没注意到清澈的水波已经被过时的新闻给污染了，上面是人类潮湿而沉重的忧伤。欲望与贪婪还有可怕的沮丧……”([1], pp. 289-290)。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阿特伍德深深的担忧，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下，人类征服和控制大自然的倾向愈发凸显，欲望和贪婪伴随着科学和技术理性逐渐扩散侵蚀到大自然的每一处，哪里又有净土呢？
3.2. “创物”之困
人的经济活动持续入侵自然的每个角落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阿特伍德对人类的恶劣行径和触目惊心的自然环境，从女性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痛心与谴责。随着现代文明的革新，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人类的对金钱和物质的欲望急剧膨胀，他们无度地从自然界中榨取发展资源，对环境漠不关心，造成生态环境的极大创伤。另一方面，在高科技的驱使下，人类把自己视为“创物者”，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明创造。而这些人造高科技，不仅给自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给人类自己带来了人造灾难。在《荒野指南》的多个故事里，阿特伍德再现了人类摧毁自然的种种恶劣行为。
在故事《灰铅时代》中，阿特伍德用“简”的视角描绘了1960年代到1980年代在多伦多发生的剧变：随着技术革新，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类在追逐金钱的道路上慌忙不跌、愈发痴迷，没人把注意力放在环境上。工业化进程进展迅速，科学家发明了一系列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产品，然而，美好的希冀并没有实现，人类生存环境却因此变得毛骨悚然：“枫树林因为酸雨奄奄一息，牛肉里含有激素，鱼身体里富集了汞，蔬菜上残留了农药，水果上撒了杀虫毒药，天知道喝的水里有什么。”([1], p. 226)。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越来越依赖燃烧化石燃料供能，酸雨因此形成；为了缩短牛的生长时间，工厂给牛犊注射生长激素；出于防虫病害的目的，人类发明出农药和杀虫剂，对土壤和水源造成长期污染。受到父权制中的统治逻辑支配，人类把自己放在统治者的位置上，误以为自己就是“创物者”，低级的自然可以被拥有理性思维的高级人类所控制改造，殊不知人类亲手为自己建筑了人造地狱。
对于这样的充满攻击性的愚昧偏见，大自然的报复同样不留情面：“人们都半死不活的，都过早地接近死亡了”([1], p. 225)。简的好友文森特感染了“还没来得及被命名的变异病毒”([1], p. 227)，这种病毒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它轻而易举夺走了文森特的生命。文中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体弱多病，感染不同的变异细菌和病毒，或突然暴毙、或苟延残喘。人心惶惶、朝不保夕。“仿佛他们的身体因为某种神秘的介质而虚弱……”([1], p. 226)。生态的破坏带给人类无法预料，无法控制的恶果，阿特伍德在文中表达了对自然制裁的无助和恐慌：“终究，他们有了‘后果’；是那种你甚至都不知道已经做过的事情的‘后果’”([1], p. 228)。
人类对于侵占乡舍和改造自然展现出一种狂热又傲慢的心理，在这种作茧自缚恶劣行径中，“父权制”的基本概念框架(对立的价值二元论、等级思维、权力和特权概念，以及统治逻辑)起到了无法容忍的负面影响。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和自然密切相关联的女性们，也在时时刻刻受到父权制文化的压迫和剥削。
4. 父权制下的女性生存困境
在父权制概念框架下，男性与女性同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女权主义哲学家罗斯玛丽·帕特南·童[8] (Rosemarie Putnam Tong)表示对立的男性与女性二者之中，存在所谓“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分类：男性和女性被构建了不同的特质和特征，男性被视为是主动的、勇敢的、理性的和自主的；女性被视为是被动的、软弱的、感性的和顺从的等等。在理性主义为主导的等级思维下，感性被认为是仅和私人领域相关的，是反复无常的，自私自利的，是低于理性一等的。女性受男性的不平等奴役因此“合理化”。在一个存在着统治者与被奴役者的等级社会中，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使妇女在社会中处于受控制、受剥削、受贬低的屈从地位，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阿特伍德在《荒野指南》这部小说集里刻画了各行各业的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所遇到的不同生存困境。
4.1. 歧视之困
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认为，资本主义父权制一词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作为性别分工的一种形式，赋予了男性对不属于女性的资源的控制权和使用权[9]。在《体重》一文中，“我”和莫莉作为好友，一起求学于法学院，毕业后都做了律师。在二人的整个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在学业和职业上都被动地陷入了性别困境。“我”回忆当初在法学院读书时，男性同学常给女性同学起各种歧视性称呼，如：“尖利斯特林德”“刺耳施瑞尔”“歇斯底里”“固执铺写”等等([1], p. 236)。在男性同学眼中，女性根本不具有法学生所需的理性客观严谨等“男性气质”，学习法律的女性，皆是无理取闹，强词夺理的形象，她们唯一的价值就是作为色情的想象对象。然而对于“我”和莫莉来说，“我们都不在意那些小笑料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的读书比那些男生好一倍也不见得以后在事业上有一样的成就”([1], p. 236)。这就赤裸裸揭露一个残酷的事实：相比男性，女性的职业发展相当受限。在西尔维娅·沃尔比(Sylvia Walby)看来，有酬劳动中的父权制形式把妇女排斥在较好的职业之外，把她们隔离在缺乏技术的“差等”工作中[10]，导致女性的职业发展受限，造成女性没有能力达到男性相同成就的假象。
文中莫莉和“我”同为职业女性，但她和“我”对待男人的态度截然不同，莫莉并不恨男人，她相信他们总能变好。莫莉对男人的希望最终杀死了她，而深谙男性规则的“我”，在职场上和男人相处越发熟练，“我”避免说尖锐的话，精明地撒谎，巧妙恭维男性，忍受他们下流的玩笑，在推杯换盏间谋取自己的利益。父权制下的性别从属关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就了社会上，尤其是职场上女性对男性的盲目崇拜，女性受到性别歧视的观念浸染，甚至依附于男人来获得实现社会资源。
而当女性一旦在职场上获得比男性要高的成就时，她的所谓“发迹史”大概率就会成为饭后谈资，被恶意揣测。就像在《叔叔们》中，苏珊娜在珀西的建议下撰写艺术评鉴文章，男性同行们皆一口咬定他们两人之间有私情：“小苏茜是睡着往上爬呢。我们都看到你那些装高雅的评论了。”([1], p. 189)。父权代表们难以接受女性在事业上取得属于自己的进步，他们指责抨击女性以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
4.2. 性剥削之困
除了层次不穷的女性职场困境，这本书中的不同篇章里也反复涉及了女性的性剥削困境。《荒野指南》中有很多女性角色大胆追求情爱，肆意热烈，她们代表着大自然原生充沛的生命力。就像《真实蠢故事》中的罗奈特，她纯真友善，不谙世事。“她很友善，但也总是很小心，不太会用语言表达赞美。”此外，她原始纯粹，忠于本能。“但是她知道别的事情，隐秘的事情……它们更加基本，更加贴入骨髓”([1], p. 17)。而这样一个美好的女性，却被她发生过关系的两个男性同伴大肆羞辱。“对于女人来说，性爱本质上属于情感问题”([11], p. 59)。女性性爱的基础是感情，而男性却把性行为看作是满足生理需求的方式。在父权主义的凝视下，性成为了感性和理性的冲突场：女人的“为情而性”在男性的“因需而性”看来，是不可靠的、不稳定的、愚蠢的，是需要被父权掌控的。“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也许是最父权制的。在家庭中，男性作为家长，控制着女性(妻子、女儿等)的性活动、劳动、生育和流动”([12], p. 6)。女性的性生活权力完全由男性掌控，女性的性行为合理与否完全取决于男性的看法。
在《真实蠢故事》中，女人的性行为被父权者形容为两个极端：“愚蠢的”和“平凡的”。在文中，充沛情感的年轻性爱被认为是愚蠢的和污秽的，尽管罗奈特真挚地爱过达斯，认真对待过唐尼。然而达斯谈起她时，“就像在讨论一块肉，听他的意思，他是在暗示对罗奈特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1], p. 29)；唐尼在几年后完全忘记罗奈特的存在，哪怕她曾是那么亲密的存在，甚至“禁不止想：……她是个荡妇”([1], p. 42)。而一旦女性步入婚姻后，她的性行为就会被认为是平凡普通的，理所当然的：“而另一方面，还有婚姻……性爱已经被家庭化了，被剥去了天赐的神秘外衣……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像曲棍球一样平凡。”([1], p. 43)。“恩格斯曾指出：父权制下的一夫一妻制‘绝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而是以剥夺和扼杀了女性个人性爱的自由为代价的”([13], p. 13)。婚后，男女性行为被家庭化，变成和做家务、抚养孩子等同质的女性分内的家庭职责，它失去了神秘感和诱惑力，变得陈可乏味。而如果女性在婚内拒绝性，就会面临男性的指责不满。
5. 打破父权制思维，建立和谐共生关系
阿特伍德在《荒野指南》中淋漓尽致地描写了父权制文化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以及女性的剥削歧视。在她看来，如果想打破僵局，必须清除父权制文化的毒瘤，解构男女、文明与自然、理性与情感的二元观念，用相互依赖的关系取代以前的等级关系[14]。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一方面，自然万物都有价值，所有生命之间相互关联，人类不应企图支配和控制自然；另一方面，拒绝将男女气质对立化两极化，呼吁给予女性应该的尊重。阿特伍德号召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平等和谐友好的关系[15]。
6. 结语
《荒野指南》一书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作者阿特伍德在书中对人类和自然，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自然和女性有相似性，都是父权制下被奴役的对象。受父权制概念框架下对立的价值二元论、等级思维、权力和特权概念，以及统治逻辑的共同影响，强权文化愈演愈烈。阿特伍德深刻剖析了人类生存现状，揭露了当下原始乡村被侵占，人类“造物”自毁等生态困境；以及职业不公歧视和性权力被剥夺等女性困境。阿特伍德详尽透彻地描写了这种对抗关系，对建设社会平等自由和谐的新关系发出最真挚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