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的时代，技术在教育评价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大数据教育测评成为了当前评价的主流趋势。然而，技术在给教育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侵蚀着人们的思想，无处不在的技术作为新的控制形式正在营造一种教育的虚假需求，加剧了教育的功利化和工具性，走向了技术理性迷途。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大数据教育测评之为何、如何，剖析技术在教育评价中的控制机制，并据此提出未来展望。要想摆脱技术的控制和束缚，教育评价需要走上一条通往审美的道路，恢复感性在技术主导的教育中的地位，实现理性和感性的统一，回归教育的本体价值，使教育成为一门充满人性和人情的艺术性事业。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economy, technology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education evaluation. Therefore, big data education evalu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current evaluation. However, while technology brings convenience to education, it also erodes people’s thoughts. As a new form of control, technology everywhere is creating a false demand for education, which intensifies the utilitarianism and instrumentality of education and goes astray to technical ration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why and how big data education evaluation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analyzes the control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the future.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control and restriction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evaluation needs to take a road to aesthetic appreciation, to restore the position of sensibility in the education dominated by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unity of ra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 and to return to the noumenon value of education, to make education an artistic undertaking full of humanity and human feelings.
1. 引言
在当今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时代，大数据正在深刻影响着教育变革。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教育评价领域，技术的使用能够提供精准的信息和数据，使得评价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但需要保持警醒的是，过于强势的技术会导致教育的异化。当我们欣喜于通过高超的科学技术能够更便捷、高效、精确地完成教学评价时，却不知不觉地陷入技术理性的迷途。有学者指出，我们不仅在用技术的工具、手段和方法，还在用技术的眼光、技术的态度与思维方式来衡量和对待教学目的、内容、方式乃至整个教学过程。我们轻而易举、甚至是心甘情愿地被技术理性所驾驭而不知危机在即[1]。因此，我们需要看清技术在教育评价中的真实目的，分析其背后的运转机制，以此来扭转技术理性的现状。
2. 技术在教育评价中的应用源于控制需求
2.1. 技术作为新的控制形式
技术的进步和运用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它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对教育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使得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翻转课堂、大数据测评等新型教育模式实现了可能，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当人们体验到技术带来的好处之后便开始贪婪地使用技术，人们并没有因此走向自由和解放，反而陷入了更加全面的控制和奴役之中。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科学技术在价值上绝不是中立的，它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向性，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技术的运用是为了维护统治并提高统治效率。正如马尔库斯主张，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合理性变成了政治合理性，技术体系变成了统治体系，科学技术变成了统治工具，它排除了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要求一般性、普遍性、共同性，其本质就是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显然，技术作为新的控制形式已经渗透到了教育的各个方面，大数据教育测评即是技术在教育评价中的应用产物，也是典型的现代性工业化产物，是以“投入–产出”的工业、工程思维控制教育实践的一种技术方式。在数据化的教育测评中，所有的教育行为都可以被转化为符号和数据，教育行政部门只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将数据转化成直观的统计图表，以此来进行相应内容的评估即可迅速、高效地做出判断。当复杂的教育现象简单化，每一个数据都可以被上级部门精准掌控时，一切都将便于操控。因而，便利的现实掩盖了控制需求的事实。可见，技术和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统治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技术是统治的手段且统治就是技术，这便是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2]。
2.2. 技术营造教育的虚假需求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到了“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两个概念。在教育领域，学生的真实需求应该是追求自身的自由、全面、个性发展，然而技术在教育测评领域营造的虚假需求使得学生迷失了自我。他们按照社会、学校、老师所制订出来的标准去努力，试图变成那个完美的理想模型，在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模式、统一的发展路线之下，他们走向了同一，成为了无差别的个体，而忘记了对自由、全面、个性发展的追求，进而丧失了批判的意识和创新的能力。为了追求更高的分数和更有利的数据，学生似乎成为了无情的“刷题机器”和“考试机器”，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分数和竞争，他们被要求拼命学习、拼命得分，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这恰恰是技术所营造的虚假需求，也正是因此而加剧了教育的功利化，形成了教育评价“五唯”现象(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有学者指出，数据化教育测评体现为一种强制机制，它不仅以数据标注、预测、预定、区隔学生，也激化了教育的竞争与焦虑，加剧了教育的功利化和工具化[3]。
正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加剧了对教育和人的控制，使得教育中的主体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真实需求，丧失了自主意识，导致他们总是在考虑如何去适应社会和国家的要求，而完全不去追问社会和教育本身的病症。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技术帷幕的背后，在民主政治帷幕的背后，呈现出这个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因而，“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依旧是奴隶”[4]。
3. 技术的控制机制：通过数据将人物化
3.1. 评价主体走向虚拟和抽象
首先，在技术赋能之下，教育评价的主体角色由现实走向了虚拟。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互联网+”、AR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课堂正在加速转型，一种结合现代科技的教育模式正在快速传播。现如今，智慧课堂成为了教学的新兴模式，受到广泛的欢迎。技术作为中介连接了课堂、教师和学生，使师生能在不同空间实现同时的“在场”，线下互动转变为在线互动，线下考试转变为线上测试，线下打分转变为线上机评。在线上的一系列操作中，学生不是作为现实的主体，而是以一个虚拟的角色和身份参与其中，看不到彼此的神态和动作，面对着冰冷无情的电子屏幕，失去了真实的体验感。
其次，在数字驱动之下，教育评价的主体角色由真实走向了抽象。数据之下，真实的个体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个抽象的数字和标签。比如，长期考试分数较高者被定义为优等生，较低者被定义为差生；某学科等第为A则表示该生在该门学科表现优异，B为良好，C为合格，D为不合格。作为被评价者的学生被一个个标签贴在了身上怎么也撕不开，他们不再拥有自己的姓名，而是被当作物品和商品来使用，评价者只在乎他们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被评价者被技术和数据操控着，他们极力挣脱却怎么也无法摆脱身上的数字枷锁。人变成了抽象的人——数字人，鲜活的个体已经被数字掩盖，自由意志也不复存在。有学者指出，数据之下，被评价者由一组统计数字或者一组测评数据来表示，人被当作一个可以被计算的物体来对待，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邃的内在性被缩减了，教育中的人只剩下数字或数据的幻影，仅仅成为一种数字景观，而景观后面的人性却被遮蔽和遗忘[3]。
诚然，将学生的行为表现用数字或字母的形式来报告，这是相对清晰明了的评价方式。然而，“不知怎的，当学习的复杂形式被简化为一个单独的分数或等级字母时，就被认为隐含着一种精确的客观性”[5]，这个“精确的客观性”恰恰掩盖了教育最真实的样貌。在教育测评中，我们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教育变的粗暴、残酷。然而，人的心智、心灵品质无法被数据估算，人的生命价值不应当被估算，学生在教育中所获得的意义远远超出数据所呈现的结果，他们丰富的内在人性永远无法通过技术测评出来。有学者指出，这样的评价只能反映教育系统或教育活动中的师生的外部特征、条件性特征或可通过量化表征的特征，这样的教育评价会遗忘真正的教育、学校、教师或学生，出现教育评价中既没有“教育”也不见“人”的悖论[6]。要知道，人性鲜活而数字冰冷，两者毫无关联。
3.2. 精细化的评价指标导致人性的割裂
大数据教育测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精细化的评价指标。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精准掌握每一个学生的数据，他们会将评价标准拆解为一条条可观察、可测量、可计算的评价项目，比如对知识积累、技能掌握、道德品质、情感态度、身体素质等模块进行分解和量化，从而引导学生按照每一条标准去达成。这是典型的工厂式教育模式，整个教育体系变成了一条流水线，行政部门是管理者，教师是操作者，学生则是流水线上待加工的物件，他们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被要求按照工厂提供的指标进行加工，按照理想的模型进行塑造。待加工完成之后，教育行政部门将根据各项指标数据来一层一层地筛选学生，将他们分成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学生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资源。然而，学生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是整体发展的而不是组合而成的，精细的评价指标只会导致人性的割裂，使得人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大大缩减。
与此同时，随着数据的精细化便是人的物化，因为数字会把人的使用价值放大，在人们眼中，只有那些被测评的指标才是有用的，即使你在其他方面非常出色，对于标准化的数据测评来说，也是无用的。正如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道，“工业化却把人的灵魂物化了。……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7]。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也深刻地批判了这一现象，认为这是一种“压迫者意识”，“为了便于统治，压迫者意识想方设法打消人们的探索欲望，抑制人们永不满足的精神，抹杀人们的创造力，而这些正是生命的特征。所以，压迫者意识泯灭生命。……被压迫者，作为压迫对象，作为‘物’，除了压迫者给他们规定的目的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8]。同样，作为“被压迫者”的学生，除了教师给他们规定的学习目标和要求以外没有其他的目标和追求。因此，数据化的教育测评是非教育的，它本质上和真正的教育及其过程是相异的、对立的，甚至是反教育的。
3.3. 数字化评价手段强化管理
首先，技术在教育评价中提供了监视器的功能。在有些学校可以看见每个教室角落都有一个5G的AI摄像头，它可以自动捕捉学生的课堂行为，将所有学生的微表情、小动作、小细节尽收眼底，除此之外还有5G一体化考勤、AI课堂实景等技术的运用，对学生信息、学生上课活跃度、举手发言等情况进行智能识别统计，一切都在监控之下。最终，后台技术会将捕捉到的学生信息转化为可分析和评判的素材。为了保证评价的完整性、科学性和精确性，学生在课堂中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监控和记录，这显然是打着“基于证据的评价”的旗号来“监视”学生，教室变成了监狱，学生变成了囚犯。
其次，技术在教育评价中提供了存储器的功能。在技术之下，学生的数据可以被永久保存，一旦数据留痕，允许试错的机会将更小，对学生的要求将会更高，这就意味着学生需要持续性地付出努力，力求在每次测评中都获取更高的分数，这正如资本家要求工人的持续性劳动那样，是一种潜在的压榨式的手段。
最后，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权威。从纸质走向数字，各类app软件和数字化平台的应用使得教师成为了课堂中的权威，他们拥有管理、操纵和权限控制的权力，能够自主设定评价标准和评价内容，数据一旦生成便具有了足够的权威性，学生在整个过程中丧失了话语权，只一味地服从和听任教师的安排。而在更广大的教育评价体系中，真正具有话语权的则是教育行政部门，教师的自主性也在削弱，教育测评、监控以及评价的数据已经成为教育如何做、向何处去、教师与学生如何发展的“指令”。因此，技术在其运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已使当代教育倾向于极权主义，它不但没有起到解放教育的作用，反而更加压抑和控制了人性，最终导致自由的丧失。
4. 教育评价应从技术理性走向审美理性
4.1. 技术理性之下：“单向度的人”
任何事物都以一定的合理性而存在着，然而合理性又分为两类，韦伯将其分为“目的合乎理性的”和“价值合乎理性的”的合理性。前者以目的工具行为为取向，是一种“形式合理性”；后者以价值追求为取向，与价值和伦理有关，强调内容的合理性[2]。马尔库塞认为，形式合理性实质上就是技术理性。作为新的控制形式的技术它不以恐怖而以令人愉悦的需要的满足实施它的控制。
在大数据教育测评中，统一的学生管理、统一的资源管理和统一的权限控制，表面上能够大大提高评价的效率和质量，给师生带来极大的便利之处，实质是在强化学生对教育和社会的认同，麻木学生的思想，削弱学生个体的批判反思能力，使他们成为“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即失去了否定性的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的人，因而也就失去了个性和创新能力。芬伯格对此做了评论，“技术的普遍化削弱了对立意识的发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指出，“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以更为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确定了人类的本能”[7]。同样，技术的发展构成了一个极权的教育社会。然而，这并非批判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对科学技术异化现象的批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并肯定技术的价值，摆脱技术的统治，转而寻求一条新的解放路径：审美理性。
4.2. 超越“单向度的人”：走向审美理性
人是教育的目的，不是手段，在教育评价中，人的价值不应该被遮蔽，我们不能只注重学生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了他们作为人的主体性价值。教育应该是鲜活的、温热的、充满人文性和艺术性的，它不应该被几个冰冷的数字所取代，更不应该被毫无人情味的技术所操控。因此，要想摆脱技术的统治，马尔库塞提出要在技术理性之外挖掘感性的价值并实现两者的结合，即走向审美理性，通过审美活动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是一条通往审美的道路，这条审美之路主张恢复感性在技术主导的社会中的地位，强调人的美感、快感的释放和人的潜在本能的激发，实现理性和感性的统一，形成“新理性”。
审美理性之下的教育评价将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核心始终是学生，技术只是实现教育内在价值提升和外在价值转换的媒介，教育评价在技术的使用上依然聚焦于以育人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评价理论体系范畴之中[9]。第二，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著名艺术教授艾斯纳说到，“重要之物不一定都能被度量，被度量之物也并非都有意义”[10]，教育作为一项艺术性的事业是具有灵活性的，教师应该像艺术家看待世界那样去认识学生，允许学生试错，鼓励学生展现个性，支持学生发挥原创力去创新，因为我们没法要求所有学生都按照同一个鼓手的鼓点行进，走同一条路，去同一个目的地。第三，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得到充分实现。教师不再是被动束缚于技术，而是更加聚焦自身的教学素养和信息素养，在教育中发挥自己的教学机智，课堂将是具有灵活性和生成性的，这恰恰是教育的魅力所在。
当抛开技术的束缚，走上一条审美之路，以审美的价值取向超越技术理性时，教育将回归其本真样态。审美取向的教育评价并不是拒斥技术的使用，而是更加关注技术使用的目的和意义，不是为了评价而评价，而是出于学生主体性角度考虑使用技术进行评价，是教学、教育成为一门充满人性和人情的艺术，从而真正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以评促发展的价值。
5. 结语
综上，技术在教育评价中的应用不免隐含着控制的倾向，逐渐走向了看似合乎理性却实则违背了教育内在价值的迷途，使得学生成为了所谓的“单向度的人”，教育也因此形成了一个极权的社会。要想摆脱技术的控制，我们理应走上一条审美之路，恢复人们的感性精神，实现理性和感性的统一，回归教育的本体价值，使教育成为一门充满人性和人情的艺术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