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代体育观念滥觞于西方古希腊，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息息相关。源于哲学家们“运动场建造在有良好灌溉条件的地方”的要求，体育场建造选址的伊始便与自然产生联系，灌溉条件良好的地方常常伴生富饶的林木资源和优渥的生态环境，这恰恰是古代公园建造的必要条件之一[1]。因此体育场与公园在空间选址之初便表现出天然的统一性，建在莱基亚公园中的运动场和在埃利斯环绕体育场所建的花园正是良好的佐证[2]，在其后的公园和体育场建造中，这一天然的统一性也常常显现出来，被学者持续关注并研究[3] [4] [5]。中国近代作为中西文化观念碰撞剧烈激变的时代，“体育”观念也是其中一支不断流变的观念，并与近代江南城市公园紧密关联。本文聚焦其流变过程影响下的近代江南1城市公园设计，探究公共意识构建下的场所内在设计机理。
2. 入侵：租界殖民下的市政规划公园体育空间
2.1. 近代体育观念的发端
“体育”一词在汉字记载中，最早得见于东汉王符《潜夫论》中的“或皇冯依，或继体育，太皞以前尚矣”[6]。此时“体”、“育”二字分别表示单独的含义，被阐释为“身体的养育或培养为主的教育”，引申为“修养自身的德行”，与近代“体育”一词的含义有所差异，但亦有培育自身的含义。基于文献层面，如今常用语中的“体育”一词是在近代由日本传入，以“身体教育”作为词语本意，经留学东洋的热潮在国内传播开来，逐渐形成最初的体育观念[7]。
2.2.“跑马厅”：近代公园体育空间雏形
近代江南地区最初的体育空间是“跑马厅”，最早提供体育运动所需的特有场地空间。以1862年修建的上海第三跑马厅为例，第三跑马厅不仅仅是为赛马而设，还提供了更多的体育场地空间。除了具备跑马所需的草地跑道和硬地跑道两个环形跑圈之外，该场地内还规划了西侨公共体育场，包含了足球、板球、高尔夫球、棒球等多个运动场地，为外侨提供了多元化的运动选择(图1)。值得一提的是，足球场北部还设置了一个公共游泳池，使得这个场地更加多功能化并适应不同体育需求，已初具体育娱乐中心雏形，除了娱乐博彩性质的赛马营生之外，也为租界外侨提供休闲娱乐锻炼的场地空间。此时的体育观念除娱乐性，还具有浓烈的殖民色彩。在跑马厅创建初期，除了雇佣的华人以及受邀请的重要官员，多数华人是被禁入的。直到1909年，为了吸引更多华人参与赌马获取更大利润，跑马总会才开始允许华人购票观赛，并在跑马厅西面增建了一座专供华人使用的看台[8]。这一变化表明了赛马活动在逐渐开放和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也与政治、社会结构等方面产生深刻的互动。由此帝国殖民主义的“跑马厅”和其中的体育场地空间成为了外国入侵空间权力的具象化身，以悍嚣的态势迫挤进近代中国公共生活。
Figure 1. Floor plan analysis of the third running room
图1. 第三跑马厅平面分析①
跑马厅作为近代中国租界移植的西方空间模式，民间最初对其的定义是模糊的，位于南京东路和河南中路交界处的第一个跑马厅俗称“老公园”，而位于浙江中路和南京路两侧的第二个跑马厅则被称为“新公园”[9]。出于跑马厅和公园在空间上同样拥有大面积开阔空间和功能上同样具有娱乐游览性的原因，二者在名称上出现了趋同性。
跑马厅作为中国近代公园曲折发展的早期分支，提供了公园体育空间雏形，供给租界内公众满足初步的体育娱乐需求。随着租界内人口短时期激增，由1895年的29万多人增加到1900年的44万多人，人口增长了近一倍[10]，短时内对休闲娱乐需求增大，在1894年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导向下[11]，运动强健体魄成为外国侨民重要的需求。由此租界着力规划新的一批体育空间，使作为体育空间优良载体的公园建造多处，在体育空间的介入下，城市公园设计呈现空间功能设计导向的特点。
2.3.“锻体兼娱”：租界公园体育空间设计
最具代表性的是虹口公园，它是江南地区也是中国第一座“体育公园”。190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计划对虹口公园在原靶子场公园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由英国伦敦的风景园林师斯塔基(W. Lnnes Stuckey)进行设计(图2)，在其公园设计的图纸上清晰有序地设计了板球、足球、网球、槌球等运动场地，并兼有岩石园、植艺节点进行搭配点缀，兼具高差设计的功能空间组织大小有序，并对水体和陆路进行了新的连续组织。公园设计受体育观念的影响，可从虹口公园监督麦克利戈(D. Macgregor)的设计说明中观之一二：“为保证公园有效的运动场地面积，调整园内蜿蜒水路小河”、“使用间断性树丛和凹处深灌凸处浅树木等景观设计手法优化植带手法，扩大运动场地”、“根据地势情况与面积大小确定场地具体体育空间功能，空间标准研习英国格拉斯哥公园球场”[12]。公园设计显露出体育空间功能引导的特点，并使原本自由散状的空间更加具体专业化。
Figure 2. Hongkew park design plan drawing (1903)
图2. 虹口公园设计平面图纸(1903)①
在体育空间的需求引导下，租界在虹口公园的基础上陆续建造或改建具有体育空间的城市公园，诸如：随着顾家宅兵营中的驻沪法军逐步减少，租界于1904年将该处部分租用，来建造运动娱乐设施，成为了Koukaza公园的前身[12]；租界议会于1933年决定将一块土地改建为有足够场地的公园来适应几种类型的运动，建设为胶州公园[13]；在昆山儿童公园中“设花坛，有茅亭四五，及运动器械数件，专供西童游玩”[14]等等(图3)。但此时公园使用者绝大多数还是租界侨民，中国本土实构诞生的体育空间在促进体育观念传播的同时，空间内尖锐的矛盾冲突给予国人更大的冲击，这也促生了本土公园体育空间修建。
3. 奋争：民间回应下的公园体育空间引进与接受
近代外部势力的压迫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面对外界的压力和中国人内在的民族觉醒，中国民间逐步意识到公园的作用和意义。在租界跑马场、公园等一系列不平等空间的遏抑下，部分国人从对“洋物”的新奇转变成了华人权力的抗争，加之国人日久吸食鸦片体质衰微的现状，国人在引进公园体育空间的同时，赋予其“救亡图存”的理念，并积极地进行不同程度的实践探索。
3.1. “实业育兴”：国人公园体育空间探索
国人公园体育空间的实践以有识之士牵头代表最甚，如金坛第一个赴日留学生于竹坡，其在留学期
Figure 3. Tenement park sports space sports activities
图3. 租界公园体育空间体育活动①
间参加了同盟会，接受了新式思想，回国后打出了“废封建，倡文明，重农工，兴教育，办实业，振兴中华”的旗帜，并付诸实践，在县城东门城脚根开荒植树，开辟了一个学校园，并把县城西北的瓦砾荒场开辟成北伐军军训场地，在简易斥地之后形成较为原始的活动空间，成为了金坛学校园公园和公共体育场的前身[15]；再如南通张謇在为扶海垞家塾拟定的章程中写道：“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16]，并制订课表明确规定每天有半小时的体操(今称体育)时间，可见其对体育的重视。在五公园的建设中，张謇有意识地结合体育游戏进行设施建设，东公园内设置了秋千、木马、转车等游戏运动器具，在《致师范、师附、农、商、医、纺、中、高小各学校》的信中提到“西公园游戏有游泳、竞漕二种”[17]，均与体育有关。足见在近代体育观念传播下，时人对体育空间建造的迫切实践，而公园也成为了最捷宜的体育空间实验地。
与前者较为温和的独立公园体育空间探索不同的是，精武公园打出的旗帜更为尖锐鲜明。1917年有佚名者助三万金于精武体育会，为打破“华人无园”的现状，总会干事部议决以此三万金在精武会右旁购地十余亩，创办一公共花园，并“议取世界主义，凡属人类苟能，守文明通则者咸准入园游玩云”，可见其造园主张。1920年初，精武公园落成时门口亦写道：“凡属人类苟能守文明通则者，咸准入园游玩。”[18]，精武公园切实成为国人抗争空间权力载体，“体育”观念上也赋予了爱国图强、修身正义的精神，且公园作为拳操活动的场所，裁有少量树木，围合场地的同时保证了公园开阔的活动空间，运动体育特色非常鲜明。精武公园在设施上也昭彰体育主张，例如园内设有一高1米的“黄镜”，为公园建成后陈公哲将金银首饰熔铸于铜铸就而成，顶上镜耳如皇冠，目的是“唤醒黄魂，注重武术”[19]，用精武的追求和精神感召着国人。
3.2. 公园体育空间对体育观念的演进促生
公园体育空间的营造在为民间体育提供了场地和设施基础的同时，也是最佳的体育观念宣传和实践的发声器，借助口耳相传、报纸、招贴等传播方式，公园体育观念促使体育观念进一步向现代体育演进。以昆山巴城公园为例，1932年汪正本和张国权在明人周禧墓处辟草平地围植树藩，间植松柏，所设公园“周禧墓巍然独立，墓巅构望湖亭；望巴湖云山缥缈，心眼为开”[20]，并有人在公园中设置体育设施，植篮球架，设乒乓球台，借资公众运动，由此巴城群众篮球与乒乓球体育活动甚为活跃，1946年巴城建有巴溪、激波、学旅、西岛四个篮球队，每遇开赛，老少群众，成集围观。在此基础上，巴城以健身和娱乐为宗旨的民间体育活动花样繁多，游泳、踢毽子、跳绳等为镇乡群众所喜爱，举石担、舞钢叉等民间武术在农村中习练成风[21]。
由于公园场地与体育活动的适宜性较高，运动会、体育集会活动等体育活动也会选择在公园中举行，例如：1923年3月曾在常州第一公园举行历时3天的武进武术表演观摩会，并组队参加同年4月22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武术运动会[22]；1936年在上海文庙公园中举行的上海市第十五届运动活动[23]，这些体育活动使公园体育空间得以充分使用。
4. 重塑：日常生活和教化并存的公园体育空间
严格来说，1912年的中国并不具备建设国家公园的必要条件，如蒋廷黻所论述的，在1912年军阀割据的环境下，军权就是政权。攫握军权的军阀将土地割据为“一人之私产”[24]，而这与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公园性质相背离，给国家公园和体育的事业产生极大的阻障。但可以说，“公园”和“体育”是“国有之公产”和“民族之事业”，是衡量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动荡不安的近代时期，时人在认识到公园与体育重要性后，结合市政需求进行诸多探索，主导修建了日常生活与政治教化功能并存的公园体育空间。
4.1.“育教并存”：国人公园体育空间实践
恽代英、陈独秀等人发表了一批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其中毛泽东以“二十八划生”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文中感体育之要，呼吁近代青年们“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25]。体育观念在大批时世要人的倡议传播下，较前期以“娱乐性”或“健康性”为主的体育观念，更注重“以体育人”，也就是“教育性”的特质。国民政府导引下的体育观念，因其政治需求，面对思想懵初偏狭的多数民众，相较于“教育性”，更显其“教化性”，示以“政以体化；教以效化；民以风化”的作用，这一体育观念显露于国民政府所建的公园体育空间中，并对其设计产生诸多影响。
譬如，1916年昆山县政府划马鞍山南麓、马鞍山公园以西建昆山公共体育场，以满足民众使用，以“社会公益”来“兴起社会之精神”，可勘其行政方略，计划建设费银中约三分之一的金额用于购买巨人步、滑板、平行杠、跳箱、助跃器等体育器材，可看出此时更侧重于强健身体的辅助器械项目。工程费用中亦支取种树费，用以“全场地周围种植冬青杉木等约如前数”[26]，仍延续改建前公园场地的林木情况，表现出公园和体育场建造设计的统一性。该体育场在1918年更名为“昆山民众体育场”，并举行了踢毽子比賽(1933) [27]、国术表演(1934) [28]、乒乓球比赛(1934) [28]等体育活动，频数平均可至一月一次，可见体育空间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实践了其体育教化功能。
较于建造了专门公共体育场的昆山马鞍山公园，更多的国民政府建造的公园体育空间是以公园节点的形式出现。例如南京第一公园中设有篮球、网球等体育设施，虽公园入园游览不必纳费，但体育设施均按小时收费(篮球每小时大洋二角，网球每小时大洋二角) [29]；1927年从商埠改建的秦淮小公园内部则设儿童运动器具，故亦称“小体育场”[30]；这几处公园的功能性趋于综合，公园体育空间洽融入公园整体设计之中。
4.2. 体育场与公园空间选址的天然统一性
有趣的是，最初体育场与公园绿地在空间选址上表现出的天然统一性也延续至此。例如：常州公共体育场位于常州文庙东侧空地，邻靠常州第二公园；南京第一公园位于瑞金路西首南侧，与公共体育场隔河相望；上海市立第一公园附设运动场(图4)等等。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公园和体育场选址常在老城城门或桥头外侧，通常有大片的闲置土地且通行往来人群较多，在此选址能够使公园和体育场供更多数的人使用，且更好地行普及教化之效，这一点是同为公共空间的公园和体育场所共同需求的；其二，公园和体育场所需的土地性质和空间形态上，两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故而在选址设计时有聚同设计的趋向。例如1930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批准的市中心区公园的规划方案时便附设运动场，规划中上海第一公园东部为运动区，其中运动场一切设备均按照标准制度建造[31]。
Figure 4. Unity in the spatial siting of stadiums and parks
图4. 体育场与公园空间选址上的统一性①
4.3. 系统组织下的体育空间设计规划
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前后开始着手构建体育组织机构，并于12月在南京成立了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临时机构)，标志着体育已然成为一项由国家专门设立机构和组织进行领导管理的国家事业，敦促全国体育空间进一步建设施行，日后的国民体育总会也是在该委员会的基础上改组组建起来。总会组织已经表现出了系统架构性，在常务委员办公厅下设会计科、总务科、国术科、竞赛科、训练科和组织科，一同管理组织国家体育建设(图5) [32]，为计划地建设全国体育设施和推广体育运动提供了机构组织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公布了《国民体育法》，为中国近代政府层面公布的第一个体育法，该法案将“个人之体育”提升至了“国民之义务”层面，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需求。法条中与体育空间建造密切相关的是，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各自治之村乡镇市必须设供公共体育场”[32]，这为体育场所的建造提供了确定的公共法益，并且将村乡镇市各级都纳入了公共体育的建设中，开始构建体育场所的系统体系。南京国民政府计划设立了中央、省市、县市、区乡四级体育场，由各级对应的国民体育会所管理，并且设置党政军学体育促进总会协助管理(图6) [32]。并且在城市规划层面上，《首都计划》将南京城分为6个区域，将五台山一带划为文教区，建造五台山公园的同时，在其中计划建造一个规模宏大的体育场，让五台山一带发挥文教作用。
5. 结论
在近代“体育”观念流变影响江南地区城市公园设计的过程中，根据影响权力主体不同，可以划分为三个关键层次，首先是在租界殖民下，公园体育空间呈现出娱乐体验性，主要满足租界外侨的休闲和
Figure 5. Organizational chart of the 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
图5. 国民体育总会组织系统表②
Figure 6. Table of the national system of national sports components
图6. 全国国民体育组成系统表③
娱乐需求；其次，在民间回应中，公园体育空间在建设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理念，不同程度的探索实践反映了民间的积极参与和新体育观念的逐步引入，是中国公园自主设计意识的开端；最后，在时人政府导引下，公园体育空间更强调“教化性”，成为塑造日常生活和政治观念的场所，公园修建基于系统规划更具体系，是中国公园设计话语权回归的体现之一，且体育场与公园的空间选址上常常伴生修建，表现出了天然的统一性，反映了体育观念的演变与社会变革的紧密关系。
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公园成为城市生活与公共意识构建的关键场所，权力的博弈和引导直接影响了公园的功能和形态，公园发展展现出强烈的内生动力。近代社会不同阶段和层次的权力力量在城市公园设计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共同塑造了体育观念和公共空间。这种相互作用揭示了公共观念与空间设计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并深刻地塑造了体育空间这一城市生活与公共意识构建的重要场所。
致 谢
对国家科学基金和本研究的支持者表示感谢。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近代江南城市公园设计研究”(编号：22BG124)资助。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近代江南城市公园设计风格与理念研究》项目编号：KYCX24_2498。
注 释
①图1~4来源：作者自绘
②图5来源：改绘自参考文献[32]
③图6来源：改绘自参考文献[32]
NOTES
1江南地区：本文所指的江南地区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包括今上海、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杭州、嘉兴和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