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生活的重要问题。中国老龄人口日益增多，其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人口问题源于社会的飞速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国人口过快的增长，减轻了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但同时也导致了老龄化问题进入21世纪后更加严重。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共计2.9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1.1%。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医疗保健以及康复护理等方面的需要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的诸多需求都日益凸显，养老问题日益严峻，不得不引起重视。人口数量和质量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内容，也是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我国的人口红利曾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十分深远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助推优势被老龄化迟滞经济社会发展所取代。对于我国当下由人口结构所带来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从现实的出发，根据物质生产的逻辑为基础，可以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十分有益的指导。
2. 我国老龄化问题现状分析
当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认识到老龄化的严峻事实，剖析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用科学的理论解释并找到应对之法，是正确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2.1.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老龄人口基数大且增速较快。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口约为2.64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8.7%；65岁以上人口超过1.91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3.5% [2]。而根据部分专家预测，我国2035年老龄人口将在2035年突破4亿，占总人口比例接近30% [3]；第二，地域之间发展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东部地区老龄化程度普遍高于西部地区；第三，未富先老，导致社会经济压力大幅上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并且老龄人口的个人储蓄不足，导致养老支出随着老龄化率的提升压力逐步增大。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贫富差距依然很大，广大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养老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2.2. 人口老龄化原因的多样性
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现代年轻人对生育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育儿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被淡化。年轻人对于生育的意愿相对减弱，这直接导致了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其次，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影响我国老龄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政策的实施加速了我国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进一步影响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最后，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人均寿命的显著延长。新中国成立之前，高生育率与高死亡率并存，人口增长并不显著。然而，自1949年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快速进步以及科教文卫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总体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人口死亡率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均寿命逐年攀升，老龄化问题也随之日益凸显。
2.3. 人口老龄化影响深刻且广泛
在当代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愈发深远，其首要体现便是在消费结构层面。随着老龄人口在收入水平、消费需求和消费观念等方面的转变，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诸多与老龄人口息息相关的行业，如医疗保健、食品消费、服装休闲、文娱教育等，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其次，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了显著影响。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适龄劳动人口不断减少，这不仅限制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供给，也对整体劳动生产率构成了挑战。此外，老龄化还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了重大考验。老龄人口数量的增长无疑增加了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对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构建更加完善、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并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在家庭层面，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老龄化背景下承受着越来越重的负担。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家庭养老面临诸多挑战，空巢老人和失独老人的问题日益凸显，这需要我们探索更加多元化、人性化的养老模式，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家庭养老困境。
3.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理论简析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也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以及人口结构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作用。而随着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人口的绝对增长率和过剩增长率都会随之变化。
3.1. 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规律
马克思主义所指的人是社会的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口则是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地区的具体的人口。社会生产方式不同，人口规律也会不同，这一观点在《资本论》中得到了论述“实际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着其起到特定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受过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4]。”
3.2. 两种生产理论
马克思指出：“在正常的生产基础上所产生的过剩人口和正常人口都已经是被决定了的。人口限度的本身决定了人口究竟能超出它的限度的数量大小[5]。”这一观点在恩格斯于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也就是“两种生产”的理论。恩格斯指出，直接生产的生活和再生产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本身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包括衣、食、住等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而另一种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自身的生产在较大程度上支配者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之后，人自身的生产就越来越受到所有制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了。
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两种生产”理论中得到揭示。由“两种生产”理论得知，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人口的发展状况，而人口发展状况则对经济发展起着能动的作用。人是生产的主体，而人口的过度膨胀则会对物质资料的生产产生影响，进一步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
3.3.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老龄化问题解决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最终原因以及最伟大的动力都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当下重大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其产生的最终原因和动力自然也是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机器以及其他生产工具的操作逐步替代了人工劳动。加上通信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劳动人口的替代物逐渐增多。19世纪社会化大生产与大工业迅速崛起的情况下，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大工业发展状况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历史的总结以及对现实情况的考察，得出了在过去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资产阶级在其统治中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较之过去的一个世纪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的这样一个结论[6]。
随着人口质量的不断提升，对于劳动工具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生产工具便处于不断更新换代的状态，人口质量和数量的变化会对社会制度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分析研究，将两种生产和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现象的人口老龄化相结合进行分析，可以有助于我们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
4.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理论启示
以“两种生产”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明确阐释了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内在动因，对我们发现人口运动规律和人口发展规律，找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学方法有着重大意义。
4.1. 应对人口老龄化应坚持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着眼于现实的人，从现实的人出发分析和解释世界。虽然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老龄人口出现的必然性，但是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老龄人口与其他人口毫无差别，理应得到相同的重视。进入新时代，更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积极硬度仪人口老龄化的国建战略，构建养老体系以及整体社会环境，切实维护老龄人口的切身利益，把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作为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的根本前提。
4.2. 应对人口老龄化应坚持人口的均衡
“两种生产”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正确地处理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的生产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对于人口的数量及更替，要与特定的社会状况相平衡，而物质资料生产的速度、规模和水平应该与人口生产相平衡。这就引出了两个前提：第一，作为无数消费者的集合体，人类必然要有充足资料。这种状况一旦发生不平衡，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危机。
实现这样的平衡必须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保持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均衡。当下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失衡主要是因为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第二，要实现各年龄段人群的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所以，只有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群与具有消费能力的人群之间达到一个平衡，才是一个社会的最优平衡；第三，要实现人口质量与老龄化水平的平衡。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是指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而人口生产率较低的人口消费能力较低。为此，我们要从劳动人口的身体、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素质入手，为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迎接人口老龄化，创造出良好的人力环境。
4.3.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仍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应该人口问题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把握。把人口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考察。人口发展必然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夯实应对人口发展的经济基石，掌握人口老龄化背后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对我国正确应对人口老龄化至关重要。
首先，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是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目前的生育率低下，其背后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日益增大的社会育儿经济压力。要缓解我国居民的养老负担，提高其经济实力，减少生活支出，尤其是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是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途径。其次，面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我们要直面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健全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有扎实的经济基础支撑；增加养老服务设施，健全养老社会服务系统，需要更多的经济基础；要想有效地减轻社会及工作人员的养老负担，还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持。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必须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4.4. 应对老龄化应坚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方向
本质上，人口问题是发展的问题，而这一发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因此，人的全面、自由、有保障的发展便十分重要。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必须尽己所能，以智慧和力量为老年人建立起完善的关怀、服务与保障体系。我们应致力于推动老年群体的发展，塑造他们积极、健康的形象，提升他们的生活境界，充分挖掘老年群体的红利价值。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特别提出了五个“老有”和六个“老有”等指导方针，旨在确保每一位老年人都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得到妥善的照料与供养；“老有所为”，发挥自身潜能，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老有所依”，在亲情、友情和社会的关爱中找到依靠；“老有所学”，保持学习的热情，不断丰富自己；“老有所教”，传承智慧，教育后代；“老有所乐”，享受幸福晚年，拥有快乐的生活。
5.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实践启示
人口老龄化势必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对我国未来的影响不容小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来解读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问题和特性，根据上述分析，“两种生产”理论可以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实践提供指导。
5.1. 完善生育配套政策，促进人口的均衡协调
人口生产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基石，而物质生产则是支撑社会消费力的核心要素。二者必须密切配合，才能维持人口生产率和人口消耗的动态平衡。要保证社会物质生产的稳定性，适应日益增加的消费需要，就需要加强人口生产，为社会储备充足的生产力。这就需要我们实行更开放的生育政策，并健全相应的配套措施，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发挥生育潜力，抑制总体生育率的下滑，进而建立一个更和谐的家庭代际关系，从根本上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具体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家庭的生育压力。这就包括加大对生育的经济刺激，比如减少家庭经济负担，认真落实“双减”，坚持公共利益、公平，破解教育困境；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切实落实“房住不炒”的方针，减轻青年人的经济负担。其次，必须创造良好的生育条件。其中包括完善有关婚假和产假等相关规定，推动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协调发展；同时，要加强对妇女的劳动保护，加强对妇女劳动权利的保护，为妇女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倡正确的生育观。在国家层面上，应通过强化政策导向，加速制订和执行生育政策，在全国形成“优生优育”的大环境。在此基础上，还应加强对大学生的生育观和生育观的培养。
5.2. 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
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质量、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转换为生产力的效率。一般来说，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应就会越来越多，从而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工作人口所占比重的下降，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但可以提高我国的有效劳动力供应，维持经济平稳发展，而且可以对促进经济的转变起到重要作用。
应当立足优生优育，加大投入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保障体系；提高人口思想素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到每个公民新中华；同时，提高人口文化素质，不断完善基础教育，教育资源对外开放，营造全民学习的良好风尚。
5.3. 释放老龄人口的潜在红利
从人的自然属性来说，老年人由于其生理机能的逐步退化，其参与社会直接生产的功能必然会受到制约。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的“青年”红利正在逐步消失。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老年群体的社会属性，并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与释放。我国老龄人口资源丰富，人均寿命延长，并具有相当的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这些优势应当被充分放大，以充实国家的劳动人口，并减轻社会养老压力负担。通过合理引导和利用老龄人口的潜能，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推动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在推进延迟退休的政策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服务体系，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的优势，突破老年教育所面临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