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正在面临或终将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定义，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它指的是在某一国家或地区中，相对于年轻群体，老年人群体数量的增长，从而导致了社会总体结构中老年人所占比重的逐渐上升，这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变化过程，而不仅仅是指人口年龄的上升。而通常的国际标准定义，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达到7%，那么该国家或地区被视为步入了老龄社会。进入新时代以来，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逐渐成为党和国家高度关切并予以重点关注的社会现象问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1]。”为我国在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战略支持。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考察和分析了人口发展过程，论述了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关系以及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的制约作用，把人口现象、人口过程和人口规律放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考察，从而把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之上。同时，揭示了人口问题的本质，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方案，为我国制度人口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进行深刻探究，并将其作为指导，以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对策和治理方法，显得尤为关键。
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占比的不断上升，老龄化问题逐渐突显，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这一现象不仅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而且对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布局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准确评估现状，探究其根源，并清晰认识其所带来的影响，是正确应对和解决老龄人口增长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一)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日益显著，其趋势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1) 从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来看，呈现出基数庞大，增长较快的特征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到2020年底，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经增至约14.43亿人，这一庞大的人口规模为我国所要面临的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了基础。在我国总人口中，2020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2.64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8.7%，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91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3.5% [2]，全球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不仅如此，我国人口老龄化一直持增长趋势，自200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超过7%，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二十多年来即2021年步入深度老龄化，其增常速度远超于英法等欧美国家。另有专家预测，我国65岁以上人口在2057年将达到4.25亿人的峰值，占总人口比重为32.9%-37.6%。
2) 从老龄化的地理分布看，呈现出分布不均，差异明显的特征
由于东西部和南北方地区在社会经济水平方面上的差异，其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老龄化形势比西部地区更为严重。其中东三省老龄化问题尤其突出。辽宁省是全省人口老领化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其老年人口比例高达25.72%。紧随其后的是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两省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分别达到了23.06%和23.22%，而天津、山东、江苏、上海、重庆等地区老龄化程度都在20%以上[2]。相比于东部地区，西藏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低的省份，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仅为8.52%。一方面因为该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相对较低，在2020年，西藏的人均预期寿命仅为71.1岁，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大约低了6岁。另一方面，在同一年中，该地区的出生率达到14.6%，位居全国之首。这两个方面共同导致了西藏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比例较低的局面。
3) 从老龄化的社会影响来看，呈现出未富先老，经济承压的特征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社会将面临一个现实，即老年人口在相对较大的程度上被视为缺乏生产性劳动力，而主要构成消费性的群体。这种趋势无疑将对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家庭经济状况施加压力。但由于我国人口平均年龄的增加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呈现出“未变富先变老”的局面。“未富先老”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整体经济水平还不十分发达，社会应对老龄化的准备不足；二是老年人口在个人经济储备上存在不足，面临着较大的养老经费负担。虽然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以日本为例，在1995年，当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4%的时候，人均GDP已经高达40,000多美元，这反映出与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
(二) 我国人口老龄化原因多重
人口老龄化的形成与快速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 计划生育的国策，出生人数逐年较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人口数量持续增加，控制出生率的问题逐渐被党和中央政府所重视，并在中共十二大上将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在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之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有了显著下降，从5.8降至1.7至1.8的范围，之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致维持在1.8左右的水平波动[3]。此外，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促使了新生儿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显著下降，从而推动了国家由高生育水准向低生育水平转变的重要进程，这一过程对国内人口构成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2)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预期寿命延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医疗条件的持续改善，加上老年人对健康保养意识的提升，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呈现出延长的趋势。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面临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问题，导致国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然而，随着国家对生产力的大力推动，尤其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系列的变化也反映在了人均寿命的提高上：从1981年的67.77岁增至2019年的77.30岁。这一跨越式的进步得益于国家在医疗保障、教育质量、社会经济条件与生态环境方面的持续进步和改善。
3) 社会环境的影响，生育意愿持续降低。尽管国家在2015年完全开放二胎，鼓励生育，但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依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一方面，当今社会环境下，由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成本越来越高，导致经济和精神压力不断加大，妇女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出生人数呈逐年减少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持续上升，他们的思想也越发倾向于开放和自由，从而导致晚婚和晚育趋势的普遍盛行。此外，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年轻人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而是更倾向于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而选择少生优生。
3.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视角下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遵循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发展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等内在关系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中叶在批判资本主义阶级人口论的基础上创立的，其形成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不仅是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研究的始终，也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核心，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理论内涵
1) “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探索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种生产”的思想得到最早的明确阐述，马克思指出正是因为人的生育功能，使得人能够不断重复出现，自此“人类自身生产”的概念开始出现。在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式提出“两种生产”概念，并经过不断地论证与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了高度归纳性的阐述。他曾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在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4]。因此，作为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物质资料生产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不仅满足人类生存所需，还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人类自身生产在生产新的生命，实现人类的增殖过程中，也生产出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两者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2) 人口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理论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每个时代和社会都有其特殊的人口规律，没有抽象的适合一切社会的普适的人口规律。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生产方式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和精神层面的各个维度，而人口作为社会关系的体现者，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同样也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与制约。一方面，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在人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不同的人口规律。第二，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第三，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生产方式也起到一定的影响。物质资料的作为社会经济进步的推动力，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一个社会的成长也不可脱离其人口的基础。比如，在人力资源不足的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短缺可能限制了对当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充分利用，进而制约了生产力的增长。相反，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区域，充足的劳动力有助于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只有当人口发展同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时候，才能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
3) 人口质量理论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包涵着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基本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人口问题上，不仅关注了人口的数量，还分析研究了人口的质量。马克思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角度揭示了人类的根本属性即社会性，认为人口数量的一定规模为社会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在其本质上，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人口质量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人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人口身体素质我的影响因素分为两大类：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先天方面主要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而后期环境则涉及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环境以及居住条件和工作压力等。其次，人口思想素质主要指思想道德层面。在不同的物质生活和生产关系条件下，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他们的思想文化素养也会有所差异。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机器在各个领域中取代人工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劳动者必须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增强熟练程度，提升个人的文化素质，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4)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理论
在深入研究人口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人类是生产者，参与物质资料的生成和创造；另一方面，人类也充当消费者，通过使用这些物资来维持生活。作为生产者，人需要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等条件，只有当人达到一定特定的年龄时，并掌握如何使用工作工具、具备必要的技能与经验后，才能在确定的生产体系中与自然环境互动并与之相抗衡，而在此进程中，个体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会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一员。同样，作为消费者，掌握必须的消费技巧和具备消费能力是必要的。消费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面对商品种类的日益增加，不断得到提升的。因此，人作为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体，当无数的劳动力汇聚时，便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引擎——生产力。同时，众多的消费者聚合起来形成了社会的购买力——消费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相互依赖的，它们之间缺一不可，共同维系着社会经济的运转，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5]。
(二)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理论启示
1) 以人为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定义来看，“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观点中，个人并非被视作孤立的存在，而是被视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而人口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现实中，人以人口的形式体现，而人口的数量、质量以及构成等外部特征则反映了人的存在。因此，马克思认为“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7]。“以人为本”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人口理论内容的始终，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过程中，不仅继承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精髓，而且在解决我国人口实际问题时，表现出从过去重点关注人口数量的“口”，转向更加重视个体的“人”的转变，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反映了党的发展思想的核心，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人民的利益始终处于首要位置。
2) 人口均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要素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实现“人口均衡”是解决人口问题至关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讨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时，特别强调了二者之间达到平衡的重要性。正如马克思曾指出“共同体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8]，即人口的数量和更迭的快慢需要与特定的社会状况保持一定的平衡，与此同时，物质资料生产的速度、规模和水平必须与人口增长的速度相协调。而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时，为了实现一个均衡的人口结构，我们不仅需要维护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均衡关系，而且还需重视以下三个重要方面的均衡状态：一是保持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均衡状态；二是保持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均衡状态；三是保持人口整体素质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均衡状态。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我国明确提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要求，彰显出“人口均衡”概念在我国人口政策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现人口发展的均衡性不仅是我们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更是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策略。
3) 发展经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在探讨关于人口问题时，将其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考察[9]，深刻研究了人口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发现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所起的决定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人口发展也必然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因此，在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时，我们一方面要大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收入水平，降低生活成本，从而提高人口出生率。另一方面要夯实经济基础，健全完备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所阐述的真理，而且也体现了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选择。
4.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启示
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下，我们应当从多个维度来审视和应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基于“两种生产”理论，我们应确保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源生产的协调发展；基于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的理论，我们应巩固养老保障的经济支柱；基于人口质量理，我们应提升老年人的劳动贡献度；基于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相统一的理论，我们应最大化利用老年人口的潜在优势。
(一) 优化生育配套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与发展受到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相互之间作用的制约。这一理念强调，只有实现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和谐发展，才能确保社会进步。因此，必须保持两者之间的均衡，这样才能促使人口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达成一种平衡状态。一是降低家庭生育成本。减轻个税负担，推行针对生育的税务优惠措施如专项扣税，从而减少家庭的经济压力；落实“双减”政策，确保教育的公共利益性质，推动教育机会均等，并致力于解决就学难和学费昂贵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城市住房安全网，优化房贷政策，以减轻年轻一代购买住宅的经济压力。二是创造良好生育环境。完善生育休假和生育保险制度，适当延长婚嫁产假期限；保证女性就业合法权益，不断优化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升儿童照看的服务供给。三是倡导积极生育观念。加强政策引领，形成全国鼓励生育的政策导向；强化教育引导，抓好生育观念教育工作，营造“多生优生”的积极氛围。
(二) 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劳动有效供给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中强调，人口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效率和供给能力。鉴于我国劳动力人数比例正在下降，持续提升人口的整体素养变得尤为重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不仅能够有效增加我国的劳动供给，而且对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增强人口身体素质的前提和基础上，立足于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植于每位公民的内心，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同时，不断完善基础教育，推进素质教育，从而不断提高人口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
(三) 夯实养老财富储备，筑牢养老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深入阐述了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基础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作为社会现象中一部分，必然也会受到其影响和制约。一是通过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优化经济发展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进行相适应；二是通过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企业财富积累与合理分配，稳步增加全社会的养老财富储备；三是注重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健全老有所医保障制度，加快建立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
(四) 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挖掘银发消费潜力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深刻指出，个体既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也是消费者。当拥有消费能力的个体集中起来，他们共同构建了社会的消费能力。通常来说，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在消费欲望和需求方面显得更为有限。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现代老年人的消费观念正在转变。这一转变为老年相关产业的增长提供了契机，催生出了所谓的“银发经济”。对此，我们需要协调市场需求和供给，准确把握针对老年人群体(通常称为“银发”人群)市场的潜在机遇，不断完善和调整针对这一人群的市场结构，建立一体化的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平台，促进产品的市场供应需求。此外，政府应当增强针对老年人相关产业的政策支持，通过制定和完善综合的政策措施来促进该产业的多样化发展。同时，应激励社会各界资本参与，确保老龄产业发展得到必要的保护，并引导该市场向着和谐与秩序化方向进步。